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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文摘:从《蜗居》看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意义

从《蜗居》看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意义

来源:经济管理文摘/2009年第24期   作者:张宏 2010年03月13日


2009年春季以来,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与此同时,一部名叫《蜗居》的电视剧也在全国各地陆续热播。该剧根据六六同名小说改编,围绕着“借钱筹款买房”这一核心事件,讲述了几位主人公因此命运改变,甚至走上悲剧之路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小成本制作的电视剧,却在社会中引起了让人惊讶的强烈反响。据报道:“该剧一问世就受到追捧,在各地播出均获得收视冠军。知名影评网站豆瓣网上,超过80%的网友给出了四星以上的高分,网上展开了关于房奴、二奶、贪官的网络大讨论,让人心有戚戚。”[①]可以说,对《蜗居》的评说与讨论正在成为2009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从类型上,《蜗居》被定位为家庭伦理剧或都市情感剧,一些媒体也用诸如“小人物的苦恼”、“婚姻保卫战”来概括该剧的剧情和主题。不过,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够完全解释《蜗居》的风靡。实际上,如果看完全剧,我们不难发现,《蜗居》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家庭伦理剧的范围,其关注的对象也由具体的家庭危机和情感困惑出发,辐射到了对更加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问题的考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蜗居》在剥离情感戏的外衣之后,真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具有严肃态度和深刻内涵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如《蜗居》导演滕华弢在对话北京台记者时,就该剧轻松气质背后的深刻思想说:“我们愿意拍摄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因为这些故事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尤其现在都市的情感,处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故事是我们最想表达的。电视剧以往给大家的感觉更多的是‘快餐文化’,要不就是很粗糙的一些东西,要不就是太家长里短了。我跟六六的这三部合作,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当下留下一些纪念,给21世纪初的中国留下一些东西,不简单的是一个家长里短的东西,也不简单的是一个爱情的东西,而是说它是一个当今现在的人的状态,这是我们希望的。”[②]

细观《蜗居》,我以为它的确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两个基本原则:写真实和写典型。首先《蜗居》具有与时代同步的真实性。一篇关于《蜗居》的报道认为:“‘房奴’、‘小三’、‘官商勾结’……所有你能想到的社会焦点这里都有,而且真实得近乎赤裸,并因真实而备受争议。”[③]当下中国,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被民间戏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中住房问题更是当下社会的第一热点问题。尽管早在唐朝大诗人杜甫就发出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心愿,尽管现时代的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使居者有其屋”的努力,但是,中国的房价这些年来却几乎一直飞速上涨。很多工薪阶层要么要集中全家几代人之财力,要么要背负巨大的银行房贷债务才能够勉强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言而喻,在住房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正在变成现实生活中的“蜗牛” ——这个普通甚至有些卑微的小动物,一生都在吃力却缓慢地四处爬行,而压在它背上的重壳,是它赖以生存的居所也是它无法摆脱的重负。“房奴”的痛苦和无奈对于许多生活在当下的老百姓来说就像一道枷锁一样缠绕着他们的生活。“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是《蜗居》中女主人公海萍的自白,却同时真正道出了现实中太多“房奴”的共同心声。正如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蜗居》里的很多情节、台词都让观众联系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从而触景生情并激发强烈共鸣。此外,作品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当下社会存在的真实、并且同样是现实的热点现象,例如“啃老族”、权色交易与权钱勾结等。

其次,《蜗居》还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化原则。在《蜗居》中,创作者精心选取了“房奴”的生活作为切入现实的“横断面”。剧中的主人公郭海萍和苏淳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大学毕业,怀着一份希冀和梦想留在大都市打拼。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美好的梦想很快变成了压抑的梦魇,作为大都市中普通的一对工薪族,他们长期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并且在那里结婚生子。为了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努力工作,拼命攒钱,但是工资收入却赶不上房价暴涨。在这样的无奈、压抑、烦恼与焦虑之下,往日恩爱的模范情侣似乎变成了没完没了地吵架的仇人,而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家庭中的问题、障碍甚至冲突爆发的线索。可以说,以郭海萍夫妇为代表的 “房奴”, 已经成为今天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蜗居》将“房奴”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无疑具有了广泛的现实代表性。难怪有报道认为: “《蜗居》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就是郭海萍夫妇购房过程,它几乎是赤裸裸的再现了每个在大城市打拼的无房一族的艰辛过程。‘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30年的贷款还完,利息都滚出一套房子了’,每个人几乎都曾经发出过类似感慨,在一部电视剧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不免有触景生情的震动。贫贱夫妻百事哀,房子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住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家,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地位,巨大的压力和无处不在的诱惑,在房子问题上格外突出,为此差点把一个幸福家庭拆散,也差点毁掉了一个青春女孩的一生。房奴的故事,有极大代表性,也是社会问题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话题”。[④]而剧中真正吸引观众眼球并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并不是人物的情感危机,而是他们因为房子问题导致生活艰辛,甚至被迫改变整个人生的方向。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除了坚持写真实与写典型的创作原则之外,还应该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与启迪。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后的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辉煌、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过大和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等。而住房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将这些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如何能够解决底层民众的生活重负,让居者有其屋,进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这是《蜗居》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正如有媒体指出的:“最近,一部反映房价飙升时代都市白领生活状况的电视剧《蜗居》赢得了不少好评,在各地播出均获得收视冠军。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深入民心’。”[⑤]这样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在以《潜伏》等引爆的谍战剧与反特剧正在成为国内电视剧市场的“主旋律”的今天,讲述现实生活中小人物故事的《蜗居》却能够横空出世,另辟一片天地,甚至成为2009年度人们街巷热议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在我看来,一部影视剧的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它是什么题材和类型,而是要具体看它的叙事表意和创作方式,其背后则是创作者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立场和创作态度。同样的,一部影视剧被大家关注与否,也并非取决于它的演员阵容、制作资金和商业操作,而是要看它是否反映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是否表达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心声,最终能否得到社会和观众的认同。而如果从这些指标来衡量,《蜗居》显然和同期许多商业剧有所不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影视产业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国产电视剧也在很长的时间里陷入了一个“娱乐至上”的误区。进入21世纪,国内电视剧的播出仍然在长时间里沿袭了“剧集当家,娱乐做主”的陈旧模式,所谓 “美潮过后是韩流,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引进电视剧的挤压之下,国产电视剧开始迅速向消费主义和娱乐化需求靠拢,戏说、言情、侠客与鬼神在荧屏上到处泛滥。这种商业电视剧唯“收视率”马首是瞻,在叙事上与时代现实和社会生活严重脱离,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乏善可陈。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实质,则源于“理想主义的80年代”被消解之后,文艺和影视界在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的混乱。

可以说,这些一味追求娱乐效果的电视剧在奉行资本逻辑和商业表征之外,完全遗弃了其应有的本土文化承载与社会现实关照的精神使命,导致对电视剧的观看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感官满足。同时,这种局面也严重伤害了国产电视剧的品质和声誉。反思之下,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到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对文艺界包括电视剧创作的宝贵价值。特别是2002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各电视台轮番热播后收视率的居高不下,再次表明反映革命历史和当代生活题材的电视剧未必不受欢迎。此后,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开始由闭门造车的一味追求娱乐效果逐渐走向对真实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民工》、《星火》,反映革命和当代军人形象的电视剧《亮剑》、《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讴歌革命者坚定信仰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陆续热播,其中许多部甚至创造了收视率的新高。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关注真正历史和社会现实,在思想上宣扬爱国主义、民族正气和奉献精神等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且注意在艺术性方面不断提高,因此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

福柯在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时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判断下,考察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下掀起的热潮,无疑显得耐人寻味。新时期以来,在“新启蒙”思想大行其道的同时,“个人”替代了“人民”、个人主义替代了集体意识,于是人们纷纷“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进入1990年代,在全球化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内在逻辑,一些既得利益者只关心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却无视底层民众的基本需求。而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难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以《亮剑》、《潜伏》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当下热播,更多折射出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症候。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所带来的对重启红色记忆的热情,也不仅是因为对革命历史的不断叙述是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本土化品质和实现国族认同的有效路径,还因为在这些电视剧里反映出来的主题,例如对革命理想与精神信仰的纯净与坚守、对国家命运与人民苦难的忧患与关注,对个人“小我”和民族“大我”的舍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欠缺和需要的,因此才能被当下民众广泛认可。

不过,正如一些叙述改革和反腐题材电视剧在既定的主旋律规定之下,因为无法突破而形成让人难免审美疲劳的模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沿袭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策略,最终只是对当代社会的一个隐喻。而在全球社会和中国现实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以史为鉴的警示与启迪,更需要同步时代、直面现实、聚焦热点和表达民意的现实主义作品。《蜗居》就是反映了这种诉求的一部作品。而《蜗居》热播的现象同样告诉我们,只有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真实的故事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深思。

电视剧《蜗居》改编自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今天,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老生常谈的边缘论与死亡论之外,近来还出现了“垃圾说”和“高度说”。[⑥]我以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并非圈子里的少数专家就可以决定的,而是要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我同样相信,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是那些热闹一时的畅销书,而是那些真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民众诉求的作品。路遥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地位的确值得我们思考。但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不仅有市场的操作、影视的冲击和网络的普及等诸多外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学自身和现实的严重脱离。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⑦]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观念下,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 “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潮流,且为诸多不同的文艺领域所广泛接受。[⑧]。在现代中国,现实主义也一直是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并为鲁迅和茅盾等不断发扬光大。此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则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性原则,认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即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并出现了“三红一创”等优秀作品。但是,从198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主义的推动下,现实主义创作逐渐被人们冷却,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成为影响中国文坛的主要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宣言个人至上的“人的文学”和玩弄技巧的“纯文学”游戏。1990年代,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纯文学”因为其自吟自唱的写作方向而陷入困境,“人的文学”也蜕变成为书写身体欲望与感官刺激的商业文学。可以说,这样的文学因为严重脱离社会生活而必然会为读者所弃。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创作重新为一些作家所重视,并出现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和新写实小说。不过,新现实主义因为其在写作规则和创作观念上的顾虑,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描写的真实性和批判性,也因此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而新写实小说因为其追求的零度叙事和价值中立的写作观念,更倾向于对“真实的生活”进行自然主义描写,其“原生态”的背后,一方面是对社会方向和现实本质的无法把握和主动放弃,另一方面是对现实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逻辑的无条件认同。

进入到21世纪之后,在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底层叙事的思潮。和新现实主义作品以及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底层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将普通人物的生活简单化与平面化,而是深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内在逻辑中,并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广阔真实地展示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从而真正实现了让文艺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因此,底层文学不仅为学院研究者所认可,也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显示了文学面向“大众”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在当下,正是底层叙事重新“发现”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宝贵价值,并因此实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真正回归。此后,底层叙事成为文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话题之一,并从文学扩展到影视等领域,而现实主义理论资源也成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中可以凭借的重要部分。

长期以来,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主体,他们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而在《蜗居》中,底层的覆盖面显然有所扩大。蜗居的主人公是一对毕业于中心城市江洲(上海)的名牌大学生。在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似乎远离底层而更接近未来的中产阶级。但是,当我们看到作品里对主人公长期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因为斤斤计较一元钱的得失而彼此争吵,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把女儿送回老家由父母代养等情节的叙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当下城市中的底层。再联想到当下大学生就业艰难等社会问题,我们又无法否认作品叙述的现实真实性。可以说,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配不均与贫富悬殊等问题,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生活的底层。在这个层面上,《蜗居》也是一种底层叙事,并且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让更多的人们重新关注小说原著。这启发我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互相冲击和排斥,也可能是彼此促进、共同繁荣。实际上,考察近年来涌现出的电视剧作品,不难发现许多优秀电视剧都是改编于文学作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民工》、《星火》、《亮剑》等。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直面历史和现实,表达了对时代精神、革命信仰、国家命运和人民苦难等问题的关注,并且注意在艺术性方面不断提高,因此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而《蜗居》现象再一次告诉人们,无论文学还是影视,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贴近并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与思想诉求,就能够受到人民的欢迎和认可。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①]白郁虹:《〈蜗居〉:房奴的辛酸泪》,《精品购物指南》2009年11月6日。

[②]《〈蜗居〉北京热播,滕华弢:电视剧不是快餐文化》http://www.sina.com.cn 新浪娱乐2009年11月13日。

[③]史静远:《〈蜗居〉以房为名引强烈反响》,《东方今报》2009年11月16日。

[④] 《〈蜗居〉直面社会热点 房奴第三者和反腐》 http://www.sina.com.cn 新浪娱乐2009年11月13日。

[⑤]《〈蜗居〉因“共鸣”而精彩》,《时代商报》2009年11月9日。

[⑥]张柠:《垃圾与黄金: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两个极端》,《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8日。

[⑦]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⑧]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http://www.amr.gov.cn/qikanshow.asp?articleid=3718&cataid=14

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12/26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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