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门永远向有缘人敞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古语是父亲在世时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二十多年来自学路上的座右铭。我之所以走出那交通、信息闭塞的大别山穷山沟，从17岁就失去父亲的一个农村青年，从一个打工者到在《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报刊上，发表多篇较有影响文章的记者，应归功于我坚持长期不懈自学和那本跟随二十多年，封面也不知用浆糊表了多次，我的无声老师---《新华字典》。
说出来，读者朋友们也许不会相信，我是从来没进过高中、大学门，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但从二十多年艰辛的自学路上，我得出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只要我们不怕艰难困苦，沿着自己认准的路（事业），勇于攀登，成功之门永远向你敞开，胜利永远属于你……
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区固始县一个偏僻穷山沟里，那里是个人多地少、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一年收的粮食就是一天三顿喝稀粥也只能够半年吃，剩余全靠国家救济。只到六、七、八十年代，那里仍是一个吃粮靠上级花钱靠救济的地方。
父亲是全村为数不多读过私塾的文化人，尤其父亲的毛笔字，绝对是全村一千多口人绝无仅有的，每到逢年过节，村里人谁家娶新媳妇写春联，非父亲莫属。父亲不但写得一手钢笔、毛笔字，用算盘算起账来，从来不用眼看算盘珠，也拨得准确无误。父亲从五十年代起除了一直担任大队、生产队会计外，还担任着每年度公社清算组成员。尝到读书甜头的父亲，从我读村小学第一天起，就常常教育我，要我一定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希望我和弟弟、妹妹以后比他更有出息……
说起父亲的身世，直到今天想起来，还直想掉泪，据父亲说：他三岁时太爷、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他和姑姑是靠七十多岁太奶奶拉扯长大的，为了供他读私塾，姑姑十一岁就被太奶奶卖给地主家做童养媳了。所以说父亲希望我们长大比他更强、更有出息。父亲在别的方面对我要求的并不严，特别是在学习上，记得我读村小学五年级时，一次放学在水田里掏黄鳝被父亲发现，以我贪玩不学习，回去被父亲狠揍了一顿。父亲揍我和弟弟有个条件，那就是从来不允许母亲护短。每次挨父亲揍后，背地里心里恨得牙根痛，恨父亲管得太厉害了。可是今天想起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初的严加管教和身教言传，就不会有后拼命读书，就不会有今天。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十七岁那年的1979年，国家已恢复高考制度，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我，拼命发奋读书考高中、上大学，早日飞出大别山那穷山沟沟的梦想时，一场病魔突然夺去了父亲年轻的生命（42岁）。父亲去世后，为了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和一个11岁、8岁的两个妹妹，看着三个年幼无知的弟妹，作为家庭老大的我，摆在我面前唯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书包，和母亲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从此我便成了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地地道道小农民。
学不能上了，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书不能不读。父亲去世后，大队干部们看在父亲担任大队、生产队会计几十年，在清理父亲的账务时，没有侵占集体一分钱面子，把我安排在当时生产队担任、连芝麻粒大都没有的，屁点大的队官---“民兵排长”。不要小看这屁一点大的队官，孬好也称“干部”。比村里其他青年有许多优先条件；比如：经常到大队、公社开会；大队专为应付上级下来检查的“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里的报刊、书，除了我们这些队干部可以随便借出外，不是队干部就是进去也一张纸片也不让拿。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倡导农村青年、民兵要做科技带头人，县里要求每个大队必须办一个“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每个阅览室订的各种书报不低于二十种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个年代农民们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看书、相信科技。记得杂交水稻刚推广时，乡、村干部磨破嘴皮也没人种。只到后来硬性摊派大队、生产队干部带头种，农民看见了甜头，才得以推广开来。这是后话。
被上级逼得没办法，每个大队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都办有“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里面虽然有很多藏书和报刊，平时从来不对外开放，只是遇到上级来检查时，才从各生产队抽出一、二十个青年民兵，在阅览室里装模作样的在读书，上级来人前脚刚走，这边门一锁，是标准的形式主义。但有一条，阅览室里的书和报纸，除了我们这些民兵干部可以借阅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借。
我只所以能走出大别山那穷山沟，完全得利于那时形式主义的“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每次我利用到大队开民兵干部会时，我都会借回一大摞书和报纸回去。白天劳动没时间看，晚上在昏暗的煤油下看，说来也怪，不管白天劳动有多累，晚上书和报纸一拿到手，劳累就跑得无影无踪。只到今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股拼命读书的劲头是哪来的？究竟是为了啥？连做梦也从来没想过以后当记者。
成功之门永远向敢于攀登的人敞开。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印证，后来书和报纸读得多了，心中有一股冲动，那就是别人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不可？当时，我最喜欢读的就是《中国青年报》，82年7、8月份，一天晚上，吃过晚饭的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过一篇关于报道本县农村青年赵国发自办“乡村邮政代办所”，方便偏远乡村农村青年订报刊难的事迹后。突然心血来潮，连夜写了一篇不到300字，题为“盼望多办乡村邮政代办所”的小感想。写好后，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生产队劳动，天还没蒙蒙亮又摸黑步行4、5公里山路，赶到当时公社邮电所把它寄给了《中国青年报》社。
后来，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篇小稿子不但经过报社编辑老师们精心修改后发表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年，我不但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光荣的参加了全县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表彰大会。从此，我便放下锄头和大锹、扁担，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乡村投递员。至今让我难忘的是，接到公社投递员送来报社寄来的样报，打开报纸发现自己名字变成铅字那一刻，陶醉的成度绝不亚于金榜提名、喝了兴奋剂。把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足足折腾一夜没合眼。
92年，在打工潮的影响下，我在母亲和亲朋好友一片反对声中，我辞去乡通讯组长一职，身背装满行李的蛇皮袋（化肥袋）、怀揣在家乡工作中，获得的厚厚一摞各种“荣誉证书”，只身南下加入了打工者队伍。
打工，我干过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建筑工地小工；在马路边夏天顶骄阳如火，冬天顶着刺骨寒风、冰天雪地修理自行车，卖过甘蔗、报纸；躺过马路、睡过郊区农民臭气冲天的猪圈、鸭棚……
打工给过我汗水十泪水，打工也给过我欢喜。让我永远不能忘的是，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困苦，书，一定要读。经过十几年拼搏，我的部分文章不但获得了省级、全国大奖。也使我彻底走出了大别山那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圆了我的梦想，从农民、打工者，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我虽然走出了大别山那穷山沟，让我永远牢记在心的：是大别山那片黄土地养育了我，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5年，我在北京某报驻华东记者站（苏州），担任记者在江（苏）、浙（江）乡下采访中，得知个别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时。于96年1月30日，在当时纺织（丝织）业最具影响的《中国纺织报》头版，发表了题为“私营丝织厂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严重”一文，呼吁此事应引起上级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重视。可惜的是，该文不但没有起到遏止作用，而且愈演愈烈。为了为民工们讨回公道、讨回血汗钱，我冒着那些耍赖、地痞流氓级，耍赖个体老板在我为讨回血汗钱的打工者面前，公开扬言要用摩托车把我撞死，当地公安部门以我扰乱当地社会治安秩序，多次把我抓进当地公安局的，一次又一次威胁。我仍然坚持带领被拖欠工资打工者们找当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踏上了义务为打工者追薪之路。
97年农历腊月二十日，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早上，当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车站乘车回老家过春节时，和我同村的和安徽省、苏北泰兴（现为：泰州市）十几个，在盛泽一个村办丝织厂织布的女孩，步行十几里雪路，找到我的住处，告诉我：“老板说十八给她们发工资，今天都二十了，连老板人影都找不到了……”。看着她们被雨雪浸透的衣服，一双双渴求、流泪的眼，我一阵心酸，她们于我虽然只是老乡关系，但泪水还是从我眼中夺眶而出。
没等这十几个女孩讲完，我立马放下行李，锁上房门，随她们直奔厂里。到了厂里，眼前的情景让我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王八蛋比过去的大财主“周扒皮”心还要“黑”，厂里已经对这些女孩住处停水、停电，她们只得从厂旁一条脏水河里打水做饭。做饭全用的是煤油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宿舍里，到处一片狼藉。做饭时，满室煤油烟熏得人不敢挣眼，一挣开眼就流泪。见此情景，她们与我虽非亲非故，只是一般老乡关系。我这个七尺大汉，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
经过商量，我决定几个嘴巴子比较会说的和我一块去市里找领导，剩余的女孩由一个读过高中的女孩带着去镇政府。经过6天抗争与努力，在吴江市政府领导支持下，我们胜利了，姓沈的耍赖老板在政府的强压下，乖乖地发了工资。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我和老乡及安徽、苏北女孩们，终于踏上了返乡路程。从此，在这二十多个女孩的义务宣传下，我被卷入了义务为民工“追讨血汗钱”，漫漫路。胜利也好，失败也好，威胁也好，但我从没有放弃的念头……
98年，我从苏州回到郑州工作，转到郑州后，的确清闲了几年，随着我们名字在本地报上不断出现，2001年冬，在一建筑工地干活老乡们找到我，向我反映了他们包工头，信阳市（地级市）潢川县一姓黄的老板，长期拖欠他们工资不给，当时，我当生过一场差点送命的大病，在妻子精心照顾下刚好，按当时我的身体状况，我完全有理由可以不管，后来我不但管了。为了讨回老乡的血汗钱，我骑着自行车在雪雨天来回穿梭于建筑工地、劳动部门，终于在春节即将来临时，为老乡们讨回了被包工头黄某拖欠的2万多元工资。
2003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执政后，在胡锦涛总书记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等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亲民政策感召下。温家宝总理去重庆市云阳县考察三峡库区移民时，农妇熊德明向温总理说了她丈夫在修建新县城广场阶梯时，包工头欠她丈夫二千多元工资一年多了，至今还没讨回来的实话。引起日理万机细心温总理的高度重视，并亲自为她要回了，她丈夫被拖欠的工资。引起了“全国追薪风暴”。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见《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6日“青年话题”头条），这篇文章，是笔者在郑州等地建筑工地,为民工追讨血汗钱中，总结出来教民工怎样防范耍赖老板的经验小文章。让笔者没有想到是，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后，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全国140余家报刊、网站转载。
97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余和休息时间，先后为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外来工，60余次讨回拖欠工资200多万元血汗钱，在2003年12月3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题“我帮民工追讨血汗钱”报道后。
随即，中央电视台新闻“面对面”（“吴贤德，我为民工讨工资”）、上海《新民周刊》50期“清欠，以记者名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关注’、浙江钱江电视台“谈话”栏目，河南电视台、《检察风云》、《国风》、《百姓视点》、《黄种人》杂志社等，国内外一百余家新闻媒体，对本人作过专访、专题报道。
打工，给过我欢乐；打工也给过泪水。打工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只有我们打工者自己知道。我虽然没富有，但我拥有的是在农村里永远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知识。值得我骄傲、欣慰的是：我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从没进过高中、大学校门的农民。通过自己坚持长期不懈的努力、拼搏，走出了大别山沟。从农民到投递员；从市场部经理到记者。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部分文章还获得了全国“征文”大奖。在当代大学生都叹息工作难找的今天，我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民，竟有单位争着、抢着要。我虽然至今仍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让我欣慰的是，我拥有了在农村永远得不到的“财”富，那一摞摞书籍、报刊，那近千变成铅字的文章、荣誉证书，足可证明：我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对知识的渴望与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
天生我才必有用，路就在你的脚下。
吴贤德，大学文化，河南固始县人，82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中华精短文学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报》等报特约记者，并有多篇文章获得全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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