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姑娘都会绣上那么一个荷包，不过，我是绣了。那时我十五岁， 每天都到一家军医院上班，医院成了我的前线。 我有按我的身高缝的白大褂，有自己的头巾，我把它按当时时兴的样式， 模仿着娜佳护士缠在头上。说起护士娜佳， 她有一对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 就像来我们医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样：
火车疾驶而去，铁轨轰隆声息，
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许，再无归期。
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
忍着悲伤默默地送他远去......
那时，演员们常来我们医院演出。 医院里有个不错的舞台，甚至不大的木雕楼座的礼堂， 它从前是所学校的。
我不喜欢演员们演唱这首歌。 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欢，坦率地说，是听到这首歌， 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娜佳，科利亚.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亚的伤病已初愈。他是个飞行员， 也是我们医院里唯一的飞行员。 他是在叶尔尼亚市附近被德国人打下的，他如今身体已基本复原，每天都在等待着出院， 回到自己的飞行部队去。
每当演员们来演出时，他总要为娜佳占个座位， 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为我。
科利亚.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负了伤，疼痛不能鼓掌，到鼓掌时，他总对我说：“来呀，伸出手来。 ”于是我们手掌对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开朗的脸， 就像一个飞行员该有的那样。
他刚满二十岁，却把我当成小姑娘， 而娜佳又把科利亚看做是小男孩，因为她二十三。
1941年的年终就要到了，演员伊利亚.纳巴托夫表演了用流行调自编词创作的政治讽刺歌剧。
我随CC师。
早抵某森林，
......
他是用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故事》中的华尔兹曲调演唱的，歌中说的是一个德国将军冯.施特劳斯男爵的事情。
我反忾有人集结在前沿，
用手指那里，莫斯科已隐约可见，
我们将在那里烤火，烤白面包......
跟着我，向莫斯科进攻！
这正是莫斯科保卫战击溃德国人的日子，礼堂里人们愤怒地跺着脚，我和科利亚仍是相互击掌， 尽管他的那只手这会儿已经好了， 我们仍这样鼓掌只是出于喜欢。我看着科利亚，心里想着，他马上就要走了， 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愉快的嗓音和话语：“伸出手来。 ”他走了也再不会有人叫我黄毛丫头和翘鼻子小姑娘了， 尽管我实际上头发既不黄，鼻子也不翘。我不禁感到忧伤， 或许，正是在那一夜，我决定给他缝个荷包做纪念。
在医院里，我曾经见过数不尽的荷包， 它们什么样的都有：花花绿绿的、鲜艳的、粗布做的、实用型的， 荷包上大都有着奇妙有趣的绣织物和名字缩写， 并题上字，如“打败可恶的法西斯”、“留做朋友纪念”、 “亲爱的赠”等。
我找出些绸布头做里子，缝了个小袋， 用根细绳穿过去，使袋子能够系紧，荷包基本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绣， 我用铅笔浅浅地灰绸上写首：“一抽烟就即想起我。”说真的， 这话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曾在一个荷包上看到过，我喜欢它就记在了心里。 我坐在我家旁边可将整个院子都能看得见的台阶栏杆绣了起来。
“你在绣什么？”我的邻居、 同学热尼卡过来问道。
“你没看见吗？荷包。”
“给谁绣呢？”
“反正不是给你就是了，”我从栏杆看着热尼卡， “我绣给一个人，”停了会，又补充道， “给一个飞行员。”
我喜欢逗热尼卡，看他难受，我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热尼卡善良可信，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些品质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具有的。
“那你给我也绣一个，行吗？”
“给你，为什么？你又不抽烟。”
我和热尼卡是朋友，有时他送我到医院门口。大门里那幢白色的经常灯火通明的楼房是他所不熟悉的神秘的世界。 连我进大门对他来说也变得同样的不熟悉和神秘，完全不像他了解的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 她为什么每天要去那里？在那里做什么？ 一个小姑娘在大人们中间......这都成了他不解的谜。
我每天都上医院里去，抬担架，在防疫站值班， 往各病房分发书籍，用勺给重伤员喂饭、 念书信和代写信。伤员中一些人叫我女儿，另一些人叫我小妹妹， 一个脊椎负伤的乌兹别克叫我“小护士”，而科利亚.阿斯塔什金叫我黄毛丫头和翘鼻子小姑娘......
出院之日，科利亚.阿斯塔什金领取了发还给他的飞行服和带有蓝色领章、 每一领章上都有三个三角形东西的军服，还有黄色的熟皮短皮袄， 佩有红星的皮护耳帽。
四周一片雪白， 雪在西伯利亚蓝色的晴空下眩人眼目。医院的院中已停好汽车， 科利亚和其他几个痊愈的伤员，将乘车去火车站。
他们是我们医院里第一批治愈出院返回部队的伤员。大家都明白，战争还将进行得很久很艰难，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或许还会住进其他医院， 有的人则将长眠于地下......
医院里每个能抽出身来的人都聚集到了院中的车旁，医院指导员简短地讲了几句话， 队长拥抱亲吻了每个要走的伤员，上年纪的管理员哭出了声， 她有两上儿子在前线，其余伤员们从各病房窗口里望着院中的一切。
科利亚听着指导员讲话，安慰着女管理员， 还不时向聚在各个窗口的伤员朋友们致意，不过， 他看上去并不高兴。他在等着娜佳，而娜佳却一直没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使她没来，也许，他们俩昨天刚闹过别扭。
“呶，黄毛丫头，”科利来，“伸出手来！”
我伸过右手，他握得我生疼。
“怎么样，翘鼻子小姑娘，我的手不错吧， 能拉驾驶杆吧？”他笑着，开着玩笑， 而眼睛却始终在寻找着娜佳，我呢， 这会儿则一直在想着藏在大衣口袋里的左手，左手里握着我为科利亚缝的荷包，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绣有 “一抽烟就想起我”字样的荷包。
出院的伤员都上了车，科利亚仍四下张望， 寻找着娜佳。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把我的荷包递给他。
“你这样。”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 “快去宿舍跑一趟......”
我没等他说完， 就沿着被人们踏实积雪的通向厢房的小路跑去。护士们的宿舍在那里。 我没敲门就跑进屋，屋里空空的， 只有刚下夜班的急诊室胖护士卡佳盖着大衣睡觉。
娜佳的床上空空的，床头柜上有一面镜子， 镜框里夹着一张穿运动衣的小伙子的照片， 这是张战着拍摄的娜佳喜爱的照片......
科利亚已站在汽车的脚踏板上。
“怎么样？”他问。
我摇摇头，接着把我绣的荷包递了过去。
他接过去，读罢脸上顿时现出激动的神色。
“这是她的，是吗？”他的眼睛幸福得闪着光亮， “你不吗不说话？唉，你呀，你这个翘鼻子......”
司机按响喇叭，科利亚进了车里仍喊着：
“告诉她，我给她写信！你听见了吗？可别忘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科利亚， 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异样的空寂感觉。科利亚走了， 我的荷包也随他走了。就让科利亚去想他愿想的事吧， 最重要的是我的荷包将永远相伴着他，科利亚每掏出它， 读着上面的字，抽着烟时就会想起......娜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