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祭父
作者：朱小棣 （美） 朗诵：国栋 （美）
父亲走的早，他1990年逝世时，中国人还大都没有什么物质财富。父亲当然也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就连父亲在世时，也很少给我物质馈赠。我当年结婚的新房家具和出国留学的飞机票，也都全靠我自己的工资存款得以购置。我也不敢说父亲给过我什么精神遗产，毕竟他也没有创立过什么精神理论，甚至也没有把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学说传授与我，或是根植于我的大脑体系。那么他究竟给了我什么？除了原始的生命细胞以外，多年的养育，究竟在我身上存留了怎样的烙印？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气质。我出生于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乱，所以也并未有继承任何敢于拼命、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任何事业和革命斗争的顽强勇敢精神。但是我自小就在一个超出个人自我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对于生命的价值，一直是把它与社会利益和人类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总是觉得要对社会、国家、人类有所贡献，人生才活得有意义。这种认知，深深来自于父亲的影响。
我没有能够学会像父亲那样关心他人，也没有锤炼出他那种从容不迫、得失不计的豁达心态。喜形于色、失落神伤，都是常有的事。但是毕竟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他的熏陶，这些悲喜也就大都不完全是从一己利益、个人小我出发的。我的成就感和价值观，多少已经和集体社会和人类进步有所联系。
这样的精神气质，对我的成长和今生的命运，究竟是有益有助，还是有碍有阻，我也不完全清楚明白。说不定它还妨碍了我个人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但我并不后悔，亦无怨言。相反，当我把父亲的一生和对我的影响，用英文写成一部回忆录《红屋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在美国由麻州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以后，西方读者们的普遍反应是，我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物。尽管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社会以及其他民主体制的国家格格不入，但人们一致认可他的行为方式和为人准则，视他为一个典范的公民和高尚的个体。
这才使我不禁意识到，其实，好人的标准，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样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精神信仰追求、宗教政治理念。但好人坏人的标准，则完全不是以此来划分的。各种不同阵营里，都是良莠不齐、高低自见的。一个好人，呆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他的光环四射，即使是敌对的营垒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手们也都承认他是一条汉子。而小人也是一样，无论他藏匿在哪里，都是一个卑鄙小人，再光荣伟大的组织，都无法涤荡他的恶臭。无论他取得怎样的世俗成功、聚敛多少物质财富，也无发博得世人普遍的尊敬。而一个社会，无论它被贴上什么意识形态的标签，对好人的认同和尊敬，则是全然一致的，这就是普世价值。不管你承认与否，它都悄然无息而又坚韧地客观存在。
我很欣慰，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好人。
（此文选自北京的知识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域外闲读》一书第66-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