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
已故的卞之琳先生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过一篇论述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的长文（记得是登在《译林》杂志上），以诗人兼翻译家和过来人的三重身份详述了中国新诗主要源于翻译诗的史实。时至今日，没有诗歌翻译就没有中国新诗这一论断似乎已成文学界的共识。
中国新诗的体式除少量借自民间歌谣和传统诗词之外，大部分都是舶来品或仿制品，如最流行的自由体和各种各样的外来格律体，后者包括十四行诗、四行诗、三行诗、俳句等。实际上，与中国新诗几乎同时诞生的英语新诗的情形也是相似的。
所以在语，句法以及词汇上很是受了外来语的影响。每一种语言都有他们特定的环境和美感。所以有不成文的说法：诗不可译。因为翻译类似于再创作，尤其是诗歌的翻译。而译者的欣赏和再生的能力也是良莠不齐。这样一来不勉对原诗有歪解之处。所以中国的所谓新诗也或多或少的受了这些译本的影响。
关于新诗，自认为不必拘泥于某种格式。抓住了诗的精髓，简言之，灵魂的韵律和美感，加上对语言尽可能的驾驭，这就足以称的上是“诗” 了。
“诗” ，是一种并不大众的艺术。对诗的欣赏类似于欣赏绘画和音乐，需要一种偏爱。许多名画，名曲，并不真的会引起所有观众的“共鸣” ，只所以“名” 到家喻户晓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价值” 的讨论而已。
所以，一直认为“新诗” 就该突出一种“个性美” ，突出“新” 的味道。不必迎合所有的品味。
如可以迎合所有的读者，那就和“日用品” 无差了。当然，这种说法不代表用“怪异” 和“偏激” 来炒作。
这篇文章，大可不必拿来做“理论”，我想LTG也是用来做“参考” 的。
这是个“大” 题目，寥寥数笔，难以言表明了。待空闲下来，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