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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7]<\) http://www.zaobao.com/yl/yl110324_002.shtml 65 AXUTg f]"][!e!, 作者：桂晓伟
[ YP8 z~ _v4TyJ ,R0@`t1 p A$ %5l 日本核危机，导致一衣带水的中国出现了“抢盐风波”。对此，网络上形成了两种声音：一方认为抢盐者的无知和盲从比地震海啸更可怕，他们缺的不是碘盐，而是知识、素质和自我判断能力；另一方认为，抢盐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少安全感，缺少对外部信息和政府的信任。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如果我们把“抢盐”也看作由“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并将之与“泄愤事件”对比，或许能透过两者的差异看到一些被忽视的问题。
k6rX/ocu xtf]U :c nS[0g^} “不明真相的群众”是群体性事件中的惯常表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和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是对此类事件的两种代表性解释。在以往的“群体性”事件中，“公信力”问题的突出，往往掩盖了群众的“自治力”问题。而从“泄愤”到“抢盐”，两类群体性事件的差异，恰凸显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背后，既有公信力的缺失，也有自治力的阙无，即个体的盲从和非理性。
iQ*JU2;7 t =]oBBokV ||hy+f[A “泄愤事件”是于建嵘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何谓“泄愤事件”？于教授举过一个在重庆发生的例子：一个挑夫撞了一个妇女；妇女骂挑夫瞎了眼，两人起了争执；妇女的丈夫介入，打了挑夫，并宣称自己是公务员，打了他也是白打；事件升级，谣言流变成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挑夫，而且还宣称打死了也是白死；百姓从围观、聚集到包围派出所要求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当然交不出所谓的“尸体”和“凶手”，结果大家砸了派出所，进而砸了管辖派出所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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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Q1;9A57 这便是泄愤事件，它突发、无利益诉求，但也无规则底限。如果把“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会不公、官员贪腐所导致的政府公信力缺失，甚至是合法性危机，我想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将“抢盐”事件也扣上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帽子，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ba|x?kz Y{Kpopst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不少理由。恰如一位网民所言，轻信源于不信任；不信任的前面写着“经常被骗”，后面写着“无安全感”。的确，今天的社会在太多方面没有给人们提供安全感：住房难、看病难、教育难成了压在中国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货币贬值、食品安全和越“抑制”越攀升的房价，也让大家常常感到无助和被欺骗。这些问题背后，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确实让小民难以信任；但“抢盐”呢？此等偶发事件，如何在短
时间里建立政商勾结的利益链条？此等利薄（相对而言）的产业，如何吸引贪官的兴趣？政府纵有万般不是，难道连盐的持续供给都无法保证吗？可以看到，即便怀有最悲观的揣测，“抢盐”也很难与公信力缺失合理地联系起来。
< 'op 从“泄愤”到“抢盐”，当政府公信力缺失不再成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我们看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产生，或许还反映了中国人心理上的脆弱、盲从和非理性。我将之称为“自治力”的阙无。这个问题，虽然可以归结为“知识、素质和自我判断能力”的缺失，但这仍是表象，需要追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一原因既源于社会没有为个人提供合格的“教育”氛围，也源于个人在现代社会走向自主所面临的重重障碍，比如心灵积习，文化惯性和缺少道德罗盘（公共善）的指引等。
w<j6ln+nM y= YD4m2 W =O1CxsKt6 正义社会与理性公民
kac@yQD &5 /`6-K 在现代社会，当个人走出了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压抑，而获得自由之后；当个人追求自身的欲望变得合理，追求自身的权利变得合法之后；如何让获得自由的个人，从自由走向自主，让解放了欲望的个人懂得节制，让拥有了权利的个人学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直是现代政治和教育思考的核心问题。这里的“教育”需要做广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在整个生活世界中，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从个人到社群到国家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的言传身教。这样的“知识”自然是打了引号的，它可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亦正亦邪的各种信息。在一个基础教育仍然唯“分”是从，一个学术研究仍然缺少思想自由，一个社会日益功利拜金，一个政府仍然难以根除特权腐败的“教育氛围”下，简单地谴责个体的“知识、素质和自我判断能力”缺乏，很难具有说服力。正义社会和理性公民，是中国人必须同时努力的方向。
!.iu_xJ N'Va&"&73> 围绕这个问题，常见的两种声音都失于片面。强调个人道德修为的人会问，如果这种教育有问题，为什么“某某”可以？我承认这样的人值得钦佩，但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大众道德，不是我们大多数人必须达到的。因此，以之为标准，是对大多数人的苛求。这种论调的蔓延，会掩盖“社会”在个人道德养成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教育责任。简言之，忽略了社会的不道德，来指责个体的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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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j 批评社会的人会说，既然都是“社会惹的祸”，那就先让制度好起来吧。指责老百姓干嘛？为什么不去批评监督政府呢？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仔细想想我们在听到批评时，“你自己做得很好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不是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而中国人的心智，是不是在这样的不那么情愿，甚至总是排除了所有可能的理由之后，才愿意反思自我的状态下，日益变得“封闭”了呢？长此以往，即便有了正义的社会，中国人还有能力成为合格的公民吗？而在当下，鉴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批评政府正在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是道德正确，这进一步掩盖了自我反思的必要。
7;Km J}$ 其实，在中国的民族性中，自我反思和超越的理性精神一直都不是强项；曾经较好的自然条件，也让忧患意识缺少生根的土壤。传统的主流文化在个人修为上强调“性本善”和“顺其自然”；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回归本心即可。这里既缺少原罪感带来的自我救赎的压力，也不鼓励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的求“真”；1949年后又红又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度有着很好的思想教育功能，但当整个社会大环境被腐败和功利浸染时，这种可能压抑自由（强调真理般的政治正确），又流于形式的“说教”，日渐失去了吸引力。
1iaNb[:QX 5R4h9D5 当下，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过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却近似真空，在思维上仍然受制于非黑即白的惯性：既没有有吸引力的道德信仰，也不强调理性的自由思辨精神；更进一步说，即便有了“思想自由”，中国人仍然面临着自由主义式的“自由优先于善”所可能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这使得我们时常看到，鲁迅笔下的被一只无形的手提起来的一群群缺少独立思考的“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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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oju/%ieh 如果说正义、自由、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前提条件，从自由走向自主，走向健全、自治的人格，则是启蒙未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善政制，如何挖掘和延续我们在伦理生活中的共同善，进而如何协调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以及在伦理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实现自由的社会和自主的个人的和谐发展，是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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