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去厨房拿吃的，路过客厅，一眼瞄到鲁豫有约，其中有个镜头，有个满脸沧桑但精气神俱佳的大妈跟鲁豫显摆她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她跟鲁豫说：“我老公送给我一份大礼。特别大！你猜是什么？”鲁豫答：“大钻石。”大妈神秘一笑说，比钻石还要大！是一张纸！我脱口而出：“房产证！”结果人大妈说，上面谱着曲，歌词是我做的。老公把我写的诗谱成了曲，这是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妈呀！这就是传说中的琴瑟和谐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吧？哦，不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倒是呆头鹅跳水，不通不通。要是通，梁山伯也不会化蝶了。
我内心里骤然羞愧，羞愧得我现实里脸都红了。忍不住发自内心地赞叹：胡哥在这个时候反三俗，真是既正确又及时的运动。我要不是有个对比，都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堕落成三俗的一部分了。我小时候，其实是受过正统共产主义教育的，我的榜样是张海迪赖宁和徐良，我唱的是“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我也爱北京天安门。但我现在不太敢爱了，别说天安门，天安门附近20里地，价格都很贵。它让我深切体会到，光有爱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爱，就是海市蜃楼。而那些我曾经崇拜过的英雄们，除了张海迪现在成为残联主席，其他人，都好像被三反五反了。现在连政府都教育小孩，生命高于一切，财产不用保护，尤其是公共财产。但我内心里其实特别感动，因为这个价值观念，我也认同。我显然不会教育我的儿子再去学习赖宁了。徐良。。。徐良好像后来都不许提了。
我从小的愿望，那时候受我的老师影响，要重精神，轻物质，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建设中去。我曾经想过到乡村去当教师，帮助农村孩子们脱贫脱盲，走向城市，走进大学。我脑海里总有一一幅画面，就是我被北风吹得皴了的红脸蛋，笑得很幸福。那时候精神世界的满足要远胜于物质。但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就不太想去乡村教书了，因为据说乡村那些曾经帮助过孩子们的教师，只要没有国家认定的上岗证，都算无照执教被清退了。
我小时候被教育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公家的粮食颗粒归公，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不拿。可长大以后不时看到，我辛苦交的税经常被贪官动辄贪去几亿几亿的，还有那些我看不见的可能永远不被抓的人物。弄得我潜意识里总有逃税的念头，因为我总觉得不公。还不如我建立个基金，自己拿去帮困扶贫，比北川拿去买豪车，公路修完两年就塌方强。
我小时候，见老奶奶和小孩都让座，看谁跌倒扶一把，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现在不太敢，怕被人扼上。
我所有的正确的是非观，过了三十年，我自己都不太弄得清。
有个笑话很有代表性。说孙子小时候爷爷病得快去世了。爷爷闭眼前问孙子，你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孙子说：“我要当一名医生“爷爷问：“为什么要当医生？”“治病救人。”爷爷欣慰：“好孩子。”几十年后，孙子当了医生，爷爷托梦来问，你现在做什么了？孙子答：“当医生。”爷爷问：“你为什么当了医生？”孙子答：“赚钱。”爷爷说，好孩子。
这能算与时俱进吗？
我旗帜鲜明地反三俗，但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有个疑问：我内心曾经纯净的高雅，是怎样沦落到三俗的境地的呢？
三反之前，先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