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美丽的珠江,蜿蜒流过广州这座城市的中心.沿着江边长堤，九十度角弯过来海珠南路，不远处，有条街，叫三府前.
我们就住在这叫"三府前"的街里 ,三府前有十来栋楼,都是很整齐的四层洋楼房.在我们住的那一栋楼里, 一搂住了两户, 一户是两夫妻, 那老先生总是穿着褂子,很文雅很温和, 他解放前是小资本家, 解放后变穷市民了,我们叫他为郭先生,称她太太郭师奶,他们两夫妻无儿无女. 另一户只有一个老大妈, 是退休搬运工人, 我们都叫她 "阿嫂" , 她有个女儿住在乡下,时不时来陪她一段日子. 我们一家住二楼. 三楼住了两位立志一生不嫁人的知识女性, 她们当时已经退休了.一位原是佛山医院的营养师,我们叫她李老师.另 一位原是广州一间中学老师, 我们叫她陈老师. 她们请了位叫四姐的船家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 楼顶住了一户说肇庆话的人家.
我们家住的房子和摆设的家具,无论是当时或是以现在眼光来看,都该说得是上好的.家里三房间, 饭厅,客厅,书房.抽水马桶,洗澡房,厨房, 还有阳台. 爸爸书房里有一排贴墙的书架,墙上还挂着一个很漂亮的镜子,那是爸爸妈妈结婚时学院领导送的.家里的家具都是配套的,比如睡房里的大床有弹弓的垫,绝不比今天的席梦思垫差.放衣服的大衣柜还付有企身大镜子. 客厅里有两张单人沙发,以及坐得下四个人的大沙发, 优雅的茶几,花台. 饭厅里的桌子椅子都是红木造的,还有大大的碗柜雕花的很讲究, 地板是砌花图案瓷砖.阳台上种着各样的花草,最叫我哥哥和我喜欢和新奇的是那一大盘含羞草,我们用手指点弄它,它的叶子全就合了起来,我们站着想看它怎么开,它就是不开,总要我们躲在门后偷偷看的时候,它才悠然地开放它的叶子.每当清晨送牛奶的车来,我们不需要下楼去取的,而是从阳台吊下一个篓子,里面放好两张牛奶票，送牛奶的人就会往篓子里放回两瓶新鲜牛奶了.
在三府前, 能象我们住的这样舒服的人家并不多. 拿我们斜对面那栋楼的一楼来说吧, 里面的大小跟我们家差不多,但里面却住了三户人家共二十来口人. 其中有户夫妻是在海珠市场做卖菜的,夫妻两人连七个小孩,还有个跟他们住的叔叔.另一户则夫妻二人还收养了一个男孩,那男孩是我哥哥的同学,叫黄海详. 还有一户是两兄弟还娶了媳妇又生了孩子,数数他们家就起码不少于十人. 我每天从我家的阳台往他们那屋门口看呀,就象看戏一样了,因为他们的门口永远是人来人往,他们门口那空地就如同是他们家的客厅,他们的饭桌永远都摆放在街上,我甚至可以知道他们每顿饭吃的是甚么菜. 夏天里,他们就全都在街上搭起床来睡觉.我还知道黄海详的妈妈,总喜欢一大清早就在门口点香拜神.这样热闹的街景,只有在下雨刮风的日子才暂时收场.
我们楼的对面是电影院的宿舍, 楼下住的那户有两个女娃,很漂亮名字也很美,她们叫田辛和田玲,二楼的那户老红军家里有三个儿女,最老大的女儿,才十八二十吧,梳了长及到腰的辫子,我真喜欢看她每天扭着两条长及到腰的大辫子,真的漂亮，简直就是我的偶象，那时她在电信局做打电报的.三楼住了一户人家,两个女娃分别叫萍和芳,她们的妈妈在人民戏院当带位员.那时候人们都喜欢满大街小巷的呼喊名字,因为呼喊的又快又急吧,话音不是太清楚,叫到平或萍就根本没法分辩是叫哪个，我们都会同时把头伸出窗口瞧看，叫到阿芳,我哥哥又会赶紧去看看是不是有人喊他阿邦.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重复,非常的搞笑.
我爸爸在医学院教研室工作，夜里爸爸总是在书房里看书备课.我妈妈是儿童医院的护士.我的妈妈非常漂亮,大大的双眼和圆圆的脸蛋,皮肤白里透红,搂里的人都称呼我妈妈为"黄姑娘". 我爸爸曾是我妈妈在护士学校的老师呢.我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可是个地道的四眼仔,因为他从两岁多就离不开戴眼镜了.基本上来说,我哥哥酷似我妈妈,我则酷似我爸爸. 家里还有我那聋得厉害的祖母,亲戚以至我们全都称她为"聋婆".
小时候我跟我哥哥吃饭时,总喜欢说话说不停.饭桌上爸爸就会敲桌子,吓唬我们说:"白胡子公公晚上会来抓你们的哦". 那时我总是很怕白胡子公公.其实,白胡子公公并不是个真人,而是江边长堤大厦墙上的雕刻, 上街时候经过那大厦,我是不敢往上看的,我时刻害怕他会从大厦飞下来,更何况爸爸说他会来我家抓我, 所以,爸爸这么说的时候,我准是不敢再说话,低头乖乖的吃饭了.
虽然是这样, 我是不太怕我的爸爸,反而是比较怕妈妈,我害怕妈妈严厉的眼神,即使她没说话,只用眼尾扫我一眼,我就很怕了.记忆里爸爸打过我一次,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呀.那时街上很多叫卖小吃的小贩,我哥哥从爸爸放零钱的小盒子里取了几分钱,去买了些零食.爸爸知道后非常的生气,拿了鸡毛梢打了我哥哥, 后来也把我打了几下,因为我也有份吃.
我哥哥比我大整三岁,他毕业于大新路幼儿园.我五岁的时候,他已经上我们家附近那所叫卖麻街小学读书了, 时日旷久,现在我犹记得我哥哥读那有趣的课文:"西红柿人人爱,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 而我,从没有读过甚么幼儿园.整天在家就跟着我那聋的祖母.我和祖母有着自成一套我们俩才明白的手语,以至于我几岁了,还是口齿不清的象个哑巴一样的咿哑咿哑,乱叫我的哥哥为"呵呵". 爸爸于是叫上学院里的一位专科医生来我家给我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我一切正常,我的问题是没有人跟我说话.刚好那时街道里组织中国少年儿童团,我也就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有了一些儿时的玩伴.
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小街小巷,都有些很有趣的名儿. 比如: 白米巷, 玉米巷, 卖麻街, 元素巷,三家巷, 梯云街. 可是,白米巷的巷口有一个化粪收集站,时时都臭气冲天,真是名字与事实相庭径异. 玉米巷呢,没有看见有玉米,卖麻街也没见有麻卖. 元素巷,好象很有学问似的,是不是从前都是钻研化学的学者住的呢,这纯是想象了.三家巷就在我们街后面不远处, 文革时被批为全国大毒草的<三家村>,它的作者就是我们对面楼上那户人家的妹夫, 不知道他写这小说时从这小巷取了灵感否. 这几条街里我觉得最美的街名就非数梯云街不可了, 想想吧,顺着梯子就攀上云端去了,多美呀.
那时候还时兴穿木屐,我记得我那木屐板面上是红颜色花底,面上的胶皮也是粉红的. 我的聋祖母戴着金耳环,玉手镯，穿着一身的麻纱衣服,一双木屐,穿巷过市买菜逛街。我的祖母拉着我的小手, 走过梯云街,指点着那一处漂亮的门口,说,那就是她以前的娘家了,她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顺着梯云街走出去就是一德路, 有家副食店, 里面可真大, 食物都是应有尽有,饼干呀,糖果呀,以至咸鱼都有.祖母又说,这里以前是她的爸爸开的. 哟, 我那时真的吃惊了, 看着我的祖母, 不明白怎么以前是她家的,现在不是了. 不过,一个才几岁的孩子,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只会一闪而过,并不会去追究更多, 重点是瞧着祖母买的那斤叉烧,贼想着怎么让祖母早点给我来一大块尝尝.
我们家的亲戚不多,时常来家看我祖母的就数 二大姨婆,三大姨婆和大姨婆.她们都是我祖母夫家的族娌.祖母生在广州,却嫁到鹤山去,那时祖父在香港以办学馆为生,是真正旧时代的教书先生.想是我祖母跟随我祖父,在香港过了一段很丰裕的生活吧,因为每当祖母忆起往事,说起那香港的繁华,说起那吃过的燕窝海参,说起她的旗袍花衣,说起她坐过的升降机,她总是兴奋莫名.祖母一生生养了三男一女,我父亲是她最小的孩子。.
来自我妈妈娘家的亲戚就更少,记忆中来我们家的就只有宏表哥和丽驰表姐了. 他们住在台山乡下,偶而来广州住我们家一小段日子.我的外公20岁的时候,从印度的孟买乘搭轮船去了美国,象当年许多华工一样,挣得一些钱就回乡下结婚,每次回乡返美,不管家中的老婆到底怀了是男是女,却都给美国移民局报备生了男孩.二次世界大战外公当上了美军, 退役后可以申请家人来美.我的外公带上我的外婆,大舅父,还有同乡的一个男孩去了美国.而我可怜的母亲,一个女孩儿,留在了乡下,从此失去了父母的照顾,从此寄人篱下.
我两岁的时候,我随我的母亲去过澳门住了一段时间.关于这段,以我才两岁的年龄是无法有记忆的,但我的头上有那样的印记.那就是我在澳门的时候,一天我还在睡梦里,而我妈妈接到香港那边的电话,我妈妈下楼去听电话,我哭喊着醒来找妈妈,结果摔下了床,以至脑后留下了一个伤疤.
当时很多人冲击边境逃去香港,形成很大的难民潮.刚好那年我的大舅父回香港结婚,邀我母亲在香港见面.而广东公安局因为难民潮,不再批出去港的证件. 于是我的父亲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以及廖承志的办公室,都得到了他们的回信.凭着这些信件,广东公安局马上就批了我跟我母亲到澳门的出境证.本来我母亲以为可以从澳门过去香港的,可是,在澳门临到上船时得别人告知:这是偷渡去香港的,要是小孩哭了,免的给海关发现, 同船的人会不顾一切岔死小孩的.我母亲听这么说,怎么肯带我上船呢? 于是,在澳门停留了几个月,既无法见到她的哥哥,也惦记着广州的家,妈妈带着我又返回了广州.
多少年过去后,每当父母回忆当时,都觉的当时做错了许多决定,如果留在澳门,肯定还有许多机会过香港,肯定我们一家很早就来了美国,不至于我的外公去世时,我的母亲也没法见他最后一面,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生活是实在的生活,根本就不会有许多的如果. 如果真有了那种种的如果,我也不会成为红小兵,红卫兵,甚至共青团员了.
生活总在千变万化,父亲不再是天天闭门夜读了.爸爸 参加了四清运动,又参加了许多场很多名目的运动. 有次我从睡梦里醒来,高兴的看见父亲下乡回来了,我很陌生的看着父亲的脸, 他变得是如此的消瘦,如此的黝黑,还如此的贪吃.父亲在饭桌上连碗也不需要,就着那一锅我母亲煮好的饭,就那样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
某一天,爸爸把书房里的镜子拆了下来,他努力的想刷掉上面的字,看看没法刷掉的时候,爸爸把油彩画上,希望能覆盖住上面的字,却也不大成功. 最后,爸爸干脆敲烂了镜子把它扔了. 又在某个夜晚,我的父亲从书房搬出了许多书, 在客厅的地上架了个脸盘, 爸爸把那些书一一撕下,付于烛火之中.
我还小,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可看着爸爸没有笑容的脸,看着客厅那让烟火熏的越发昏黄的灯光, 我倒是明白,这不是甚么好事. 年幼天真的我当然不会意识到,当时中国的天空已经乌云密布,我们所有的人都无可幸免的行将受到洗礼.......
爸爸不在广州,他又下乡去了,家里只有祖母,妈妈,哥哥和我.
那个闷热的夜晚,我们都已经准备睡觉了. 突然,门声大作, 妈妈去开门,门一开,涌进了几个街坊居委会的大姐们,她们不跟我母亲说甚么,倒是自顾自的推开了我爸爸的书房门, 她们指指点点地满屋子看完后,一位扯着大嗓门的大姐对我母亲说:"我们居委会决定了,你们家实在太资产阶级化了,占了这么大的房子. 只能留你们家两间睡房,今晚你们赶快腾空这书房,饭厅,客厅, 以后厕所厨房公用, 我们明天就要搬进来的."
她们走了,妈妈也掩上了门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惊恐失措的祖母,哥哥和我. 不知道妈妈去哪,也不知道妈妈干甚么去. 很晚很晚,妈妈回家来了,她说:" 我们不会跟她们那些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的,明天我们就搬屋. " 哥哥问妈妈:"我们要搬哪去呀?" 妈妈说:" 我们明天就跟四楼的对调, 他们搬下来, 我们搬上去."
我知道怎样搬凳子,怎样搬桌子. 但, 屋子这么大,这么重, 我想: 明天妈妈一定要叫很多很多的"大只佬"来,顶起三楼,搬开我们的二楼,然后把四楼塞进来,再把我们的二楼放到四楼去.夜深了,我的眼皮张不开了, 我要睡觉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搬屋的想法潜入我的梦乡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 我就被吵闹声吵醒, 家里来了收买佬, 妈妈除了留下不多的几样家具, 其它的都卖给了收买佬.
搬屋真好玩. 四楼那家人兴高采烈的把他们的家具搬下来, 他们也帮着把我们家的东西搬到四楼去. 我这才知道搬屋是如此的搬法.
早上九点多,那帮街坊八婆们兴冲冲来到, 一看我们搬家的光景, 可傻了眼, 恨恨的说: "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 " 她们想推翻这一切, 想不承认这次的搬家,可我妈妈比他们厉害,一早就上派出所迁好户口了. 四楼这户人家有两房人,人口众多,搬到二楼来,绝不会让街坊八婆们说他们占太多地方了,而我们家搬到四楼去,虽是苦落平洋, 却也是独家独院, 总比跟别人公共着房子, 省事省心省气.
为了庆祝这次抵抗居委会的伟大胜利,也为了慰劳所有人搬家的辛苦, 中午时分,我们两家人齐齐拉大队上"大三元"吃饭. 虽然过去我们家境不错,可是上馆子这等事却是少之又少, 今天能上馆子吃饭, 对于小少不识愁滋味的我来说, 简直就比过年还要热闹还要令人兴奋了.
楼上这说肇庆话的人家的大哥, 家有三个孩子, 最大的是云姐姐,老二是阳哥哥,最小的是比我还大一岁的小梅姐姐. 平常听他们跟他们祖母说的肇庆话,叽哩咕噜的, 原来他们家小孩全会跟我说广州话的呢. 我和小梅姐姐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搬屋这等要事,自然轮不上我们. 于是,我和小梅姐姐玩到了一块,从四楼跳到二楼,又从二楼爬上四楼.
四楼只有一个正式小房间. 另一间顶棚,天面铺的是瓦片, 四周的墙壁大多数已经驳落, 只要往墙上一挨,肯定衣服都是砖灰, 这是作为客厅的房子了.还有一间铁皮钉起来权当厨房的小屋, 而这小屋处处可见屋外射入的阳光, 可以预料雨天时候,这铁皮屋子将是: 夜来风雨声,漏水知多少. 四楼的实际住房面积很小, 四楼有很大面积的天台, 因此视野特别的开阔. 小梅姐姐带着我在天台上四处眺望,不远处天主教堂石室的彩色玻璃,反射着斜阳余光,五光十色异常的艳丽. 没有了家具也好,没有了大房子也罢,在我幼小的心思里都并不重要,我觉得这样的搬屋好好玩,我喜欢四楼, 这里将是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生活了.
爸爸下乡回来了, 敲开二楼的门才知道家已经搬. 登上四楼, 爸爸看见家徒四壁我们的家, 气的大叫:" 要是我在家,谁敢欺负我们呀, 谁敢叫我搬呀? " 爸爸还指责妈妈不该搬, 而应该把家门锁好,不许人家进来, 就没有谁能拆了我们原来的家. ,,妈妈也大声的回应:" 你不在家不知道,要是你在家,你也挡不住. 他们照样有法子硬闯进来,要是他们硬闯了进来,我们连想搬的主动权也没有了."
妈妈说的对, 在那样的年代, 一切打着造反有理旗的, 一切挂着无产阶级号的,一切举着革命牌的, 他们全都战无不胜,攻无不坚. 要是我们跟居委会正面抗争是不明智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妈妈这一搬屋的决定非常的正确. 我的爸爸只是个严谨的学者,凡事都一是一,二是二,很不会转弯. 许多事情我的妈妈都有独到之处, 这跟她从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从小就要自已给自已打算有关吧, 生活把我妈妈锻炼的很决断. 当然,父母的为人处世方式的不同, 并不影响我对父母的尊敬和热爱.
搬家的时候, 以前的家具都不可能搬上来,比如吧,要是搬了那个大红木餐桌上来的话, 就几乎要占了所有的空间, 想留几张椅子吧,可人家收买佬要全套的餐桌连椅子的,自然, 都得让收买佬买去了. 现在我们这个家基本上没有甚么家具,真的想找张凳子坐坐也没有, 衣服都得装在妈妈从医院里取回的空纸皮药箱里.爸爸的医学书一捆一捆的绑好,放在小房子的门廊上.
爸爸妈妈开始整理安顿这个新家, 首先是在小铁皮厨房的墙上,钉上一个旧肥皂箱子, 作为碗柜. 买来一张小小的四方木桌子, 可是四楼的地面高低不平, 那桌子的四条腿还花了爸爸一点时候垫了些纸皮,才得以平平整整不至于立场不坚摇摆不定. 爸爸在学院里借了四块床板,借了四条两腿凳子,这是要每月交租金的. 由于地方狭窄, 我们睡觉的床是晚上砌,早上拆. 每天早上把床拆了,床板放门后.那两腿凳子就着那四方桌,就变成我们吃饭看书说话的地方了.坐两脚凳绝对要讲究平衡技巧的, 要一人坐呢,就必定要坐正中间,要两人坐呢,那就要同时坐下或同时离坐,不然的话, 肯定有一人摔倒地下. 我跟我哥哥就老是不协调, 不是我忘了告诉他我要离坐,就是他忘了告诉我他要离坐, 结果我们俩经常一人起坐, 另一人倒地, 连带着把饭碗也抛到半空，那菜叶子米粒儿象仙女散花般洒落我们兄妹俩满头满脸.
有段时间似乎蚊子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狠, 每天早上我跟我哥哥总是发现满手满脚的点点红斑, 渗着丝丝的血. 爸爸妈妈想尽了法子, 又是点蚊香, 又是罩蚊帐, 还搽上防蚊油，但都于事无补. 还是一楼住的阿嫂有见识, 她仔细的看了我哥哥的手脚后说, 这不是蚊子咬的,是木虱作的恶. 噢, 原来是从学院租来的木板床里有木虱呢. 这些木板床不知道让多少人家借用过,这些木虱象搞大串联一样来到我们家. 妈妈把床板放在天台上爆晒数天, 还烧了很多开水淋上去, 终于把木虱都消灭掉了.
街道里很多很多小孩，从我们家天台看下去，看到黄影艳的家，她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她的妈妈打孩子很有风格，叫他们在他们家的门口排好队，打完一个再打一个。我和我哥哥在楼上幸灾乐祸看得哈哈大笑。他们几姐妹呢，一边给他们的妈妈打着，边哭着，边恨恨地瞪着我们兄妹俩。没过一天的功夫，趁着他们的妈妈不在，他们就编好了顺口溜齐声站在街上朝我们的天台表演了：＂阿邦邦，打铛铛，阿平平，打叮叮＂。叫得贼响贼响！
小孩子没有结冤记仇的，黄影艳跟我同岁，她上来我们家一起在天台上玩起了盖房子。家里的木棍，小矮凳子，再加上一块木板，就搭好了一间房，我们三个人一起小心翼翼的爬了进去，很挤，三个人都容不得多动一下。黄影艳欢快地唱着歌，两手抓着这小屋的栋梁，小房子都给她快摇倒了，我哥警告她：别老抓着那梁。黄影艳反应真快，她声音高了几度嚷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给她那么一使劲的抓，这小屋真的倒了，木板压在了我们三人的头上。
我邀请了很多小朋友们来我们家的天台玩，我们跳绳，跳橡皮筋，跳方格子。玩的天翻地覆。直玩到天黑，他们才回家吃饭走了。楼梯里我跟小朋友们说再见，却见李老师陈老师开了三楼的门，招呼我进去吃糖糖。李老师温文的说：＂阿平呀，你知道吗？你们玩的高兴，我们楼下可是遭殃了，你陈老师和我都没得睡午觉了。＂
李老师陈老师很有修养，她们没有在我和我的小朋友玩的高兴的时候来叫我们停，现在也没有指摘我，更没有准备向我的父母告状，她们以这种友好善诱的方式告诉我。我含着口里的糖，有点羞羞的感觉，我答应她们，以后都不再在楼上跳绳了。
那个火红的年代, 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一夜之间我们住的"三府前", 易名叫了个响当当的名儿-----八一大街 . 对面楼那个老红军的女儿,让革命群众在楼下贴了大字报,说她那长辫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象征. 我们楼下三楼的楼道也贴满了大字报, 温雅慈祥的李老师和陈老师给揪去了学习班. 我们家也来了很多红卫兵与居委会的人,他们要对我的祖母审问,可我的聋祖母跟坚贞的共产党员一般, 任凭他们怎么问, 都是一问三不知. 幸好我的祖母是聋的, 人家没好气扯大嗓门问她那么多,才免了这场斗争. 也幸亏我们搬到了四楼, 我的祖母年事已高,无法楼上楼下走动, 虽然外边的世界风雨飘摇, 但她停留在这还尚算世外桃源的楼上, 即使她天天情不自禁地对我们兄妹宣扬封资修, 发表种种的反革命言论, 也不会有别人听见. 这时候我爸妈才知道这次搬家真的搬对了头，错有错着了。
夜晚, 江边的市总工会派别间驳起了火, 枪林弹雨就在我们的屋顶上呼啸穿越. 白天里飞机轰鸣而过,撒下无数白花花的传单. 有好几天爸爸都没有回家来, 我们楼下三楼那个船家女人四姐, 上楼来给我们报告消息,说" 医学院给红卫兵都包围了起来,外面的进不去, 里面的也出不来". 我们都非常的担心,但又丝毫的办法也没有,只好在心慌意乱中等待再等待. 爸爸丝发无伤但带着巨大的疲惫回家来了,给我们讲起学院的某人给抓了,某人因为想逃,躲在了死尸标本房, 某人给红卫兵刺穿了睾丸还不给送医院. 我非常的惊怕,因为爸爸说的这些人,都是我平常见着,要叫叔叔伯伯的文雅做学问的教授学者呢.
为的是防备阶级敌人进来搞破坏，我们这条＂八一大街＂的街口用砖块围了起来，街道也组织起纠察队，我的爸爸也是其中的一员。武器是木棍，任务是定点埋伏，一看到有可疑人物就敲脸盘以告之街坊广大革命群众，共同要把坏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备好脸盘，备好木棍的。我们那个区，几乎每个夜晚都万盘齐鸣，乒乒乓乓声此起彼落。而我和我哥哥每次看着我父母拼命敲那脸盘，耳里听到街外惊心刮耳膜的敲盘声，总是第一反应就是尿急，我们俩都争着要上厕所，可也给吓得尿也尿不出了。
我爸爸那时正当年轻，哪能熬得过夜里巡逻通晓不睡觉？老祖母夜里不大睡觉，于是，有天爸爸妈妈让我跟我的聋祖母打手语，告知她：如果夜里看哪有人影可疑的，就猛敲脸盘以告天下。可我的爸爸半夜起床到天台上朝街道看看有没有甚么动静，我祖母满以为是甚么坏人潜入了我们家的天台，就拼命的敲起了她手中的脸盘，结果也引发了全街的敲脸盘运动。可见那时候每晚的敲脸盘有多少是假情报噢！
爸爸妈妈不常在家，他们都打好了各人一只的军用背包，随时背起就走。走的时候，爸爸妈妈不会忘记给我们留下粮票和钱。祖母已经年老不做饭了，我们祖孙三人会买来白菜或油菜心，煮个菜汤，再买上几只面包，要是茶包呢就五分钱一两粮票一个，要是酥皮面包呢就再加一分钱。
啃着这样的饭食，祖母有太多的埋怨了。她耳聋，没有人可以给她解释甚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只以为我们家境越来越潦倒，才弄至住到天台上来,才弄至她的儿子，我们的爸爸要去耕田了。她更怀念起过去的风光岁月，她边吃着菜叶子，边念叨着那鲍鱼，海参，燕窝是如何的好吃。听得哥哥和我直要咽口水，越发觉得肚子饿极了。
四姐的儿子结婚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李老师和陈老师帮取了个名：纪文，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对面楼那对年轻夫妇大串联上过北京，也生了个小女孩，取名文希，文化大革命的希望！
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渡过了我那盼望着长大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