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海
Santa Monica Beach,那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从岸上伸向太平洋的方向. 电影Forrest Gamp (阿甘正传)里,阿甘傻里傻气地跑遍了美国,他的足迹也曾踏上这条伸向海洋的水上长廊上.
我来这里的原因绝不是因为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更不是因为阿甘的饰演者,Tom Hanks 这个荷里活大明星来过此地.
从岸边走过200步水泥桥面,再步行200步木架走廊,我的孩子们向我要了十元,然后进入他们喜欢的ARCADE玩去. 而我继续我的漫步,再走500步,到达这处在太平洋上木架走廊的尽头.我坐在那专为游人准备的坐椅,这里,低头可见脚下木板缝间翻腾着的海水,抬头似可触摸白云蓝天,遥望可遇海天相连.我呼吸着混着浓浓海水味道的空气,耳里聍听着海浪的声声呼叫,我来此地,为的是探视我的父亲.
面对大海,我寻找我父亲的足迹,寻找我父亲遗留给我的爱.我的父亲没有墓地,没有灵位,他的骨灰撒在了时而汹涌澎湃,时而碧波荡漾的海洋.快六年了,我的父亲每天逐浪随波前进,必定已经游遍了五大洋,我的父亲活在了美丽永恒的海洋里.
自从当上家庭主妇,我已经不再写日记,换而之写的是每天每月每年的家庭与生意收入支出账目.在我的那本记帐本上,一九九八年四月的那页右上角,留有这样的字句:四月一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爸爸在嘉惠尔医疗中心去世,四月六日上午出殡,爸爸,我永远想念您!
这数年间,不知有多少次,我把爸爸从录象带里叫出来,电视机屏幕上的父亲,亲切如一地给我们笑着,讲着话,唱着歌.妈妈每次看到录象,总是眼里含着泪水却又笑着说:谁说你们的父亲走了?这不还明明活着吗?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号,这个我心中永远伤痛的日子. 那天下午快五点的时候,我拖着疲惫哀伤的身体回到家的大门口,取下信箱里儿童医院的来信,看着来信的内容,我一下子无力地跌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我仰望着苍天,突然间地明白了,爸爸为甚么择这天离去,爸爸一直都很担心他的孙儿我的孩子浩浩,爸爸常常追问着,儿童医院的排期怎么样了,爸爸说要是浩浩的手术日期到,就别管他了,爸爸叫我安心地留在儿童医院,别要跑来跑去的忙不过来.
我的爸爸不多不少的只活到一号,就这样撒手离我们而去,为的是不再让我受累,为的是让我全心全意地去照顾浩浩啊!
一九九七年的八月底,父母同时都咳嗽着,以为都是感冒,可是,一周后,母亲的咳嗽好了,父亲却还再咳,爸爸去看了医生取回了消炎药.
几天后,我休息在家正在玩着电脑,电话响了起来. 是原医学院,现在在本地开了自已医务所的姚医生打来的,他给我说,一定要让我父亲吃足十天消炎药,然后马上再去照一次X光片. 我不以为然地以为来自同一医学院的关系, 姚医生特别关心我的父亲的缘故,才这样特意给我们家来的这通电话吧.却不知道,那时候姚医生手上的X光片,已经有了怀疑我父亲肺部存在癌细胞的显影.
我把医生的这番话转告了我的父亲,也就了事.我很大意,并没有把这事细想.我仍然每天上班,爸爸自已踩单车去看医生,我似乎没有甚么不放心的.
爸爸在中国踩了几十年的单车,来美以后也踩了六年的单车,他说,这是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了. 每天,父亲踩单车接送我的大儿子斌斌上下学, 踩单车去附近的菜场买菜,也踩着单车上成人学校练英文交朋友.
有时我放假在家的日子,父亲叫我做酸鱼汤,却不让我开车去买菜,倒是他问好我需要甚么材料,骑上他那辆单车出门,口里还欢快地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是向太阳……” 我总是搞破坏,接口改了后面的歌词:” 脚踏着美国的烂地,背负着满车的肉菜” ,然后,我们父女俩笑了个乐不可支.
九月中,我在上着班,爸爸给我打来电话,说要给我说件事.我说,好呀,爸爸您说吧.爸爸说,你看我咳嗽了很久了.我打断了爸爸的话,是呀,咳了这么久,医生怎么说的?
爸爸说,已经看过医生了,应该是癌症,是肺癌.
我是震惊的,我开始头皮发麻,脚底发凉,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反应才对,我只对着话筒连叫了几声爸爸.爸爸平静的说,没事了,晚上回来我们再说吧.
小时候我的课余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在爸爸工作的实验楼里渡过的.那里我爸爸的同事,我喜欢的文静又漂亮的蔡阿姨,每当她从楼前的山坡出现,我总是飞快地向她跑去.一次,我穿了一条蓝花齐膝盖的裙子,我看见蔡阿姨来上班了,我象只快乐的小蝴蝶向她飞奔而去,不料我却跌倒了,膝盖上擦掉了一大块的皮,是她非常温柔的给我包扎了伤口.那年暑假,爸爸放假在家,街道里的传呼电话亭来人,交给爸爸一张传呼电话纸,上面写着:蔡医生去世,速回教研室商议.那个夏天过后,我依然游玩在实验楼前的坡地,却再也不见温柔可亲的蔡阿姨的出现了.她死于肝癌,留下了两个还在稚龄的儿子.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癌是多么可怕的细胞,它夺走了我喜欢的蔡阿姨.难道现在又要来夺走我的父亲了吗?
确诊癌症,光是X光片是不足够的,医生很快就安排了医院里的切片手术.我陪着父亲来到了嘉惠尔医疗中心的手术室,爸爸已经很瘦,医院里很冷,护士只让父亲穿上医院的衣服,爸爸趁着护士离开叫我拿衣服给他穿,护士回来看见,叫拿掉.如此几次,护士跟我爸爸象是猫跟老鼠,斗着法,而我呢?甚么都不是,既知道医院的规矩,又不忍父亲冷着.护士来了,我拿开衣服,护士走了,我又给父亲穿上.
切片手术很简单,但却将从这里得出一个正式的判决.我既希望一切都是一场虚惊,却明明白白看到父亲的病状,我不得不作最坏的思想准备.
很快父亲就给推着送回recovery room,爸爸受麻醉药的影响,迷糊得很,一劲地说,怎么不切片呀,怎么就送回来了呀.我跟爸爸解释着,已经做好手术了.爸爸问结果怎么样了,我说还在等医生化验呢. 不一会,我去接听医生的电话,电话里,医生沉稳着声音告诉我,检验的结果出来了,确是癌细胞. 我没有答话,医生那边说, ARE YOU OK ? 酸苦的泪水已经簌簌滚落我的脸颊,我说,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接下来的日子是带着父亲,不断地看完这个医生又看另一个医生,我们甚至联系了CITY OF HOPE(希望之城).
看了一堆医生之后,只有两个意见: 一是尽快做手术切除肺癌部分,但不确定是否可以切,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线了.二是任其自然,而医生已经宣布,我的父亲只有两个月或至多半年的时间了.
父亲,母亲,哥哥,我,四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讨论这件事,要做一个决定.爸爸说:就算是做手术做放疗做化疗,也不过也许只能延长几天或者几个月的生命,对生命的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一旦做了手术,马上就变不能行动自由了,而现在,还能生活自理.爸爸还说: 宇邦,宇平你们已经长大,也有了家庭,我对你们很放心的.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们亲爱的妈妈.爸爸啪着手笑着又说: 我是我家兄姐中最长命的一个了,要吃的我也吃过了,要享受的我也享受了,连美国这样的天堂我也见识了,真的,现在我可以很满足的去了.
生命有时限,当死神走到面前,去者依依,留者断肠.而如今,这样的命运也落在我们至亲的人身上,真是情何以堪!
但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陪伴父亲,走过这段与死神拔河的日子,尽量让父亲在已经不多的生命倒数着的时光里,继续燃点生命微弱的火花.趁着父亲精神还可以,我驻守着店里照顾生意,妈妈和哥哥陪着爸爸去了一次远行.
爸爸知道妈妈的嗜好,那就是扫地搞卫生,我的妈妈是个几乎一天不扫几回地就浑身不舒服的人,即使院子里只有一片落叶也会令我妈妈耿耿于怀的,几十年来父亲包容着母亲的这个嗜好.父亲叫我开车带上妈妈,去了TARGET百货商场,爸爸亲自给妈妈买了一个最好的吸尘器,一把扫把,一个铲子.
我听我的父亲讲过他们的爱情故事,故事里不免有点玩笑的成分,爸爸说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时候,他已经是个十足洋化的医学院里的老师,穿着铮亮的皮鞋,刷着波浪发型,而母亲站在一群刚考进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姑娘中间,扎着两条小辫子,脚还是光着的.爸爸说,哇,那个土样子呀,嘿嘿.
当父亲生命快走到尽头,想到的是给我母亲买下这些实用的东西,我明白,这就是爱!
爸爸咳嗽得很厉害,我从药店买来了十来包各种各样的咳嗽糖,爸爸试了一样又一样,品着不同的味道,还开着玩笑说,哇,这么多糖呀,够我吃很久了.可是,癌细胞岂是止咳糖可以阻止得了它的肆意进攻呢?这些止咳糖只被父亲消化了一小部分而已.这时,爸爸的身体状况以着几乎八十九度角的速度急转直下.
父亲本来可以慢慢地走路,但很快地变成走路的时候东歪西倒,斜着身体向后倾去,医生说,那是癌细胞已经上了脑进了骨头了.我带爸爸每看一次医生都变成非常艰巨的任务,爸爸本来是瘦高的身型,经病痛折磨后更显见骨瘦如柴,天气正值秋凉转冬,冷得很.爸爸每次出门都要穿上里里外外十多件衣服,父亲的动作犹如是slow motion,就算是我努力地帮着,也需要弄上至少半小时才能把那些衣服全部穿好.我父亲一生中非常注重仪容,即使在这样生着重病的日子里出门看医生,他也没忘掉要刮干净胡子梳好头发.从出门,上车,下车,我都要从后面小心还非常花力气地扶着我的父亲.即使是这样,没过多少日子之后,我已经扶不住父亲了,爸爸也已经无法走路,不得不用上了轮椅.
十一月的南加州带着阵阵凉意的秋阳下,举目望去,秋风凄厉地横扫着片片落叶,我的心底一片悲凉哀戚,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女儿陪侍而父亲行将不在.我推着轮椅走在诊所停车场的小路上,看到轮椅上日益衰弱的父亲,已经不再独立,完全象个无助的婴儿,由此我想到我小时候患过一年慢性肾炎,爸爸每周两次拖拉着我的小手,带我上医院看病,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幼小天真,那时的父亲又是何等的年轻风发.如今角色转换,是我带着父亲看病,我也已步入中年,而父亲却犹如风中快要熄灭的微弱烛光……
这时候,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陈叔叔,寄来一封航空信,信里提到他的太太,我们的安安阿姨,因脑溢血突然过身了.爸爸让我拨通接往广州的长途电话,父亲免强支撑着身体坐在沙发里,用沙哑着的声音朝电话里喊:阿陈啊,我是阿雄啊,你要节哀顺变,你要保重身体啊!爸爸慢慢地从沙发上滑坐到地毯上,坐姿就象个才几岁的孩子一般,放任地哭泣着,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连我也听不大清楚的话语,想必电话的另一头的陈叔叔一定吃惊了.只有我明白啊,父亲这是在跟陈叔叔,这个他从青年时代就结识的好朋友,一起共事了几十年的工作伙伴的最后话别了.
尽管父亲非常的坚强,可也着有许多对如此命运的不甘与愤怒.爸爸用我们鹤山的乡下话给我说:阿女啊,你看爸爸的头发还没有几根白的,怎么上天就要我走了呢?
再后来,带父亲上诊所看病,也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父亲病的更厉害更严重,却坚持着不肯住进医院.跟医生商量之下,我们跟医疗机构签下在家护理的合约,医疗单位派护士每天一次上门,由护士从电话里向主治医生报告我父亲的病况,医生写处方,然后我去医生处取药方,再到药房取药,这样,省了带父亲出门看医生的种种不便.医疗单位运送来了许多的医疗设备,从氧气筒,吊针架子,吸痰器,可拉上拉下转换位置的病床,一一俱全.父亲的房间俨如成了医院里的病房.
尽管父亲不愿意住医院,可是客观上家庭照顾的医疗程度有限,护士给医生电话里报告着父亲的病状,医生让我听电话,百般的叫我要劝服父亲住到医院去.父亲也许也是忍受病痛到了极限,也有同意住医院的时候.只是从那以后,每次父亲离开我们家住医院都不是由我开车前往,而是拨打九一一紧急救难中心,因为我的车子无法可以带上氧气筒和吊针,我也无法以我个人的力量既开车又照顾到父亲.我们家离市政厅才不过几条街的距离,每次我才放下电话,就已经听见那惊心刺耳的救火车和救护车呼啸着向我们家飞驰而来.
救火车不只是救火的,车上的每个队员都经过医疗急救训练,他们威武高大地来到我们家,有条不紊地给我父亲接好吊针与戴上氧气,然后用担架车推上救护车上.但是,这过程不是容易的,爸爸病重着很虚弱,却还是很固执,我父亲总是不听那些救护人员的话,坚持着要带上他自已的被子,或者消防队员已经抬着他出到家门口,父亲会突然伸手抓牢了门框,微弱着他那沙哑的声音用广东话跟我说要回头拿哪件衣服,吓得那些消防队员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想干吗,一劲地问我到底出了甚么事.唉,待我给消防队员解释一切,他们听后真是又生气又好笑.
甚么叫做屋漏偏逢下雨,甚么叫做人衰行路倒后腾(广东话,意思往后走),我算是领教了.这时候我的孩子浩浩也生病住进了医院,人生最可怕的遭遇莫不过于如此了吧!一个是我的慈父,一个是我的爱儿,难道这是上天派下的考验,要我的家人,要我,来经受这样锥心刺骨的痛苦历炼吗?多少次我躲进医院的洗手间,把门关得紧紧的,我无助地蹲在角落,我把头撞向墙壁,希望就象睡梦中一下猛然醒来,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甚至我用力地猛扯我的头发,但我真确地感到了痛,我知道这不是在梦中.我想尖声大叫,我想放声大哭,我想抗拒这不平的命运!但,我只能以双手掩脸低声呜咽.那时候我的内心,已经被无限的忧伤和巨大的恐惧所吞噬,但我却要擦干眼泪,表面上装作无惧无畏.
我的先生要全力工作努力养家，我和妈妈两人共同照顾着家中的两个病人,妈妈主内,三餐饭菜齐齐全全,我跑外,每天奔命于医院诊所药房之间.幸好我先生的妹妹很帮忙,每天都接送我的大儿子斌斌上下学,省却了我的许多麻烦.
后来我父亲,我的孩子浩浩都出院回家了,但也丝毫没减轻我们母女俩的工作量.我们住的屋子楼上楼下两层,为了让父亲随时能叫到我,我给父亲床边放了个按铃.癌痛最叫折磨人,爸爸几乎是每十分钟就按一次铃.那些日子里,我家的铃声此起彼落,我变得晕头转向象只”盅瘟鸡”,铃声一响,我就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也许是孩子浩浩的家庭教师上门,也许是照顾父亲的护士到了,也许是药品公司送药来了,也许是医疗设备机构送氧气到了,也许是电话响了,也许是父亲叫我了,唉~~!我的脑袋简直快要炸开了.
社会安全局来信约见我的父亲,做一年一度的interview,我给他们打去电话,告知他们我父亲病着,不能如期前去.那个女工作人员很慈心的表达了她的关心和问候,并说,等我父亲病好了,然后告知他们再约见吧.但是,这个约见永远也不需要了.
我哥哥几乎每天早上开店前,都过来看望父亲一下才去上班,哥哥总不忘带上些云吞汤或炖水鱼汤给父亲,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看着父亲喝下一口汤或咬下一两个云吞.二月的一天,哥哥象往常一样一早到来,妈妈,哥哥,我,齐齐聚在父亲的病床前,爸爸交给我们一张纸,是父亲写下的遗言.我们一脸YIN重地看了父亲亲手写下的遗言,我们强忍着泪水谁也没有哭泣.爸爸还交待我们在他离去后,不要惊动亲朋好友,不要收人家的奠仪.爸爸更特别交待了一事,要我们一定一定要尊守:如果他陷入休克昏迷状态,千万别让医生做无谓的心肺抢救术,父亲不需要那些机器维持毫无意义的生命,爸爸只想带有尊严安静地走.
一九九八年农历新年,我们家象往常那样围坐着一起吃团年饭,饭桌上有着许多象征着如意吉祥好意头的菜,我们喝着汽水,喝着葡萄酒,我们互道着新年快乐,却不敢象往年那样向父亲贺甚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话了.我们谨慎地吃着这顿团年饭,深知这是我们与父亲的最后的一次了.我开着收音机,企图让音乐和时事冲淡我们每个人心头上那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父亲勉强支撑着吃了些饭菜,就让我搀扶着回房间休息了.
三月十二号,我在阿罕布拉市的仁爱医院三楼,等待着电梯下去大堂帮我父亲办理出院手续,电梯间遇见我父亲的肺科主治医生,他说:你父亲还是坚持要出院呀? 我说,是的.医生又说:哦,要是他喜欢就让他回家去看看吧,不过,你要知道,你父亲的时间不多了,我刚看过他的肺部X光片,已经几乎堵塞了.我定定地看着医生,真是无言也无语,只有眼眶里强忍着的泪水,医生临走出电梯前,关怀地轻轻的拍了我的肩头一下.下午把一切都收拾妥当,我就要带着爸爸出院了.这时,陈佩嘉医生,她来到医院探望我的父亲,也算是来辞行的吧,同是来自医学院的她,马上就要出发外州的一家医院去当住院医生了.她看着我弯下身去给我爸爸的轮椅装上左右各一片脚踏,她对我爸爸说:老师,你看生女儿多好,这么贴心服侍老人家.我默默听着,我的心在滴着血,只怕女儿连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
三月十三号的早上,温暖的冬日阳光透过窗帘,照进了我们家的客厅.妈妈端来一碗田鸡粥,还有两小块妈妈蒸的发糕,爸爸坐在矮凳子上就着茶几欢喜地吃着.吃到一半,爸爸的话也多了,爸爸指点着说:阿女啊,还是家里好,你看这客厅多舒服呀,多宽堂呀. 确实很久没有看到父亲如此神采飞扬了,看见爸爸这样欢喜的样子,我和妈妈都觉得真的好开心.下午一点,妈妈给我说,她已经好久没有出门走走了,爸爸的情形还不错,妈妈认为我可以应付得来,她想走路到离我们家才20分钟路程的小市场去买点菜.下午两点,我帮爸爸收拾好他房间的东西,爸爸叫我去休息一下,我说好的,要是有甚么事就按铃叫我吧.于是,我上了楼陪着浩浩躺到他的小床上,我很想休息一会.
可是,我听见铃声了,我急速地翻身起床,跑到楼下爸爸的房间去,天啊!~~~~~~~,全都是血,到处都是血,床是血,被子是血,爸爸的脸上全是血,我弄不清楚那些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抓来一条大毛巾塞给父亲,让他躺好.我转身跑去客厅拿起电话拨打九一一,救火车救护车再次的呼啸着飞驰而来,父亲被送进了嘉惠尔医疗中心急诊室,稍后又被送进了intensive care unit.算起来,父亲从仁爱医院出院回家,还没超过二十四小时啊.
等候了许久,医院方面才让我进入到ICU里面,看着病床上气弱尤丝的父亲,我瞟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噢,不得我不信,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三号星期五,这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
父亲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转回到了普通病房才一天,但爸爸坚持着又要出院,这次是医院派出救护车,护送我的父亲回的家.
直至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住院出院许许多多次,每次住进医院没多久,我的父亲就吵着出院,每次出了院没几天,父亲病痛得受不了,又再进院.事实的真象却是在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后我才知道的,那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吊针的点滴里有吗啡.可是,为甚么医生们,护士们都不告诉我呢?如果当时我了解到这点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愚孝地顺从我的父亲接了他回家的,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容许我的父亲忍受这样的痛苦啊.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我也发现我的父亲在医院的举止很怪异,常给我投诉医院不给饭吃,护士怎么搬弄他,还讲了许多很没有逻辑的话.却不知道正是吗啡针的效果,让我的父亲迷迷糊糊的乱说话.迷迷糊糊也好啊,只要我的父亲不感觉痛苦!
我打电话问过医生们,为甚么我的父亲的行为如此,他们只说癌细胞上脑了.我带了我父亲在家时常要吃的止痛药去医院,可是,我的父亲说他不疼,他不要吃,就这件事,我也打电话问过医生的,而医生也没有告诉我吗啡的事,只是说,要是你父亲想吃止痛药就给他吃,不想吃也行.我当时很奇怪地电话里反问医生,那止痛药也可以随便吃还是不吃没有分量了吗?可是,医生依然没有说,只说,现在你父亲愿意怎么样都可以了.毕竟是我太愚蠢了,我竟然让我的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忍受着如此不堪的苦楚.
父亲已经给病痛折磨得没有了白天黑夜意识,几乎每五分钟就按铃,我不停地给他吸痰,换尿盆,接氧气.父亲清醒的时候也会问我今天几号了,似乎父亲等待着某一日,每次我告诉了他今天是几月几号,他总是重重地呼进一大口气.
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忍受着巨大的癌痛,各种各式的止痛药都没有了作用,爸爸说他很辛苦,我说:爸爸,我带你上医院去吧.可爸爸说:阿女,上医院就有用吗?就救得了爸爸了吗?我没了言语,我哭着说:总比在家要好呀,我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爸爸您了.可爸爸比任何时候都更固执,说:这次怎么样我也不要上医院了.
三月三十一号上午,我跑了两个医生诊所要了特别处方,又跑了几家药房,却都没有找着处方上开的止痛药帖,药房说这药是联邦药物局特别管理的药,要特别ORDER,等药到了再通知我去取.中午我回到家里看见护士已经给我父亲接上了导尿管,父亲这时全身都已经严重水肿.有了尿管,爸爸不用象往常那样一直叫我去接尿,他似乎很安静.我到爸爸的病床前对爸爸说:新的止痛药帖也许明天就到,接了尿管,现在您感觉舒服点吗?父亲微微的点头,又问我:今天几号了?我说:三十一号了,明天就四月了.父亲斜着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没有再说甚么了.
三月三十一号深夜,不,该是四月一号的凌晨,我抱了张被子伏在楼梯转角的位置瞌睡着,这时铃声大作,我以为是我父亲按的铃,但不是,是电话响了,拿起电话,是我18岁时的初恋男友从广州打来的.一九九一年我父母来美团聚,是他帮着买的飞机票,我父母来美多年,也是他每年一次去陈叔叔家,取齐退休金后从香港或澳门汇过来.电话里,他说将我父母的退休金已经汇过来了,叫我查收,我匆匆地给他说了我父亲的病况,谢过他的帮忙后就收线了.
我下了楼跟我母亲说了汇钱的事,我们母女俩都有点奇怪今夜父亲怎么这么乖,都不老是按铃呢,我和妈妈看见床上父亲,他闭着眼很安静却也重重地呼吸着,我看见床边吊着的尿袋子导出了很多尿液,注意到父亲本来肿涨的双脚好象消肿了不少,我把尿袋子的尿倒了,又检查了氧气筒是否正常运转.妈妈说,难得父亲睡得这么安稳,你去休息吧.于是,我上楼睡觉了.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号早上,妈妈叫我了:阿平呀,我做医务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看你父亲这次是真的不行了,我现在叫他,他也没有反应了.妈妈说,是时候做最后要做的事了.
我赶紧给照顾我父亲的护士打去了电话,告诉她快点赶来并带上不做心肺抢救术的文件.我上楼上抱了浩浩,拉着斌斌,齐齐来到我父亲的床前,我让孩子们最后一次叫一声外公吧.我们母子三人,我叫着爸爸,孩子们叫着公公,我们的叫声让父亲真的睁开了一下眼皮,但那是已经没有了聚焦点的眼神了.我开车把斌斌送去学校,把浩浩带去交给我家婆让她给帮忙看着.
我回到家里,守着病床上安静的父亲,生命正一点一滴地从他那干沽的形体抽离,再也不会慈蔼地唤我的名字了.我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手很软很暖和,却再也不能紧紧地回握我了.记得在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去石门水库郊游,爸爸指点着水库里游泳嘻闹的人们,年幼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出人意外地突然跳进了深不莫测的水库里,爸爸纵身跳下,正是父亲的这双手,把我拉扯救上了岸.我看见父亲的指甲长了,我拿过指甲刀给我爸爸剪指甲,剪了左手的再剪了右手的,噢,这该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父亲剪的指甲了.
早上八点,一切都准备妥当,我拨通了九一一,接线员问我甚么事,我说我的父亲已经陷入休克昏迷.救火车救护车再次呼啸着到来,那几个救火员救护员已经来过我家很多很多次了,似乎只有这次他们的工作最顺利,我的父亲不再给他们任何麻烦了,不再吵着要这样要那样了.很安静,没有谁说话,只有救火员们那重重的靴子敲在我家地板上的沉闷回响.爸爸给抬出去了,我目送着担架上似乎熟睡的父亲,只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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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Monica海滩边,这水上长廊的尽头,“妈妈,妈妈!”我的两个孩子斌斌和浩浩,叫着跳着向我跑来,浩浩递给我五块钱,他说他和哥哥给我省钱了,没花光了我给的十元,浩浩挨着我的右边坐下,他双手环过我的腰,嘿,这小孩,还很会腻妈妈呢.斌斌已经十四岁了,正在成长中的半大小伙子,他在我的左边坐下,拍着我的肩笑着说:妈妈,你都坐在这里干吗呢?
我望向无边无际的大海,对孩子们说:妈妈在这里看海,想你们的外公.你们还记得你们的外公吗?孩子们齐声说:当然记得啦!我招呼孩子们:来,面对大海,我们双手合十,给外公拜拜!
这时,一群海鸥低空飞过,微风吹拂,海浪拍岸.我想,我的父亲去了,但我的孩子们成长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天地万物,循环不息.我们经历过苦难,我们享受过幸福,我们走在苦与乐的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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