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林沛理
林沛理(Perry Lam），《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投名状》正视了中国歷史的血腥﹐也忽略了后《色﹐戒》时代的情欲挑战。
本以為二零零七年是香港电影的英雄走到末路的一年??汤唯在《色﹐戒》一解罗裳﹐不但使无数英雄竞折腰﹐也令到早已厌倦了?胸顿足﹑义薄云天的英雄主义的香港观眾俯首称臣。然而正当香港电影人终於「重拾性趣」之际﹐一向给人的感觉是阴柔而不阳刚﹑细致多於激昂的导演陈可辛﹐竟以《投名状》為香港的英雄片杀出一条血路。
二十一年前﹐吴宇森将两个法外之徒描绘成悲剧英雄﹐用他们隆重的热情﹑泼辣的生命力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来抚平港人对九七的焦虑。《英雄本色》无疑是香港电影的一座裡程碑﹔但它能够令观眾產生共鸣的心理背景﹐植根於一个子虚乌有的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d)的幻想空间﹐一个九七之后我们都「回不去了」的地方。因而今日重看﹐《英雄本色》那样义本无言﹑义无反顾的英雄主义﹐以及它那种肝胆相照的男性友谊﹐难免发觉它天真得令人难堪和幼稚得令人失笑。
我曾经说过陈可辛是踽踽独行﹑举步维艰的蜗牛﹐善於千?百转地写大时代小人物细水长流的感情﹔但以《投名状》而言﹐今日陈可辛的成就是他继吴宇森之将绝﹐為回归以后的香港电影开创了新局面。诚然﹐《投名状》不是张彻的《刺马》的重拍或者抄袭﹐而是忠於今日香港人的处境和时代精神而拍成的《英雄本色》。它将抽象﹑浪漫﹐置身於歷史以外和与现实没有明显交涉的英雄主义﹐套上脚镣和手銬﹐押解回兵荒马乱的中国歷史场景之中﹐让我们瞥见了神话背后的真相﹐以及隐藏在英雄内心深处的软弱﹑残暴﹑虚荣和愚昧。
影片＿?情A李连杰﹑刘德华与金城武虽然兼备传统的英雄素质(heroic qualities)与悲剧性缺陷(tragic flaws)﹐但与其说他们是反英雄或者悲剧英雄﹐倒不如说他们更像另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港產片《书剑恩仇录》＿?悸渐D角陈家洛﹐都是给歷史去了势(castrated)的「零餘人」(superfluous men)。不管他们在战场上怎样奋勇杀敌﹐也无论他们立下多少汗马功劳﹐三人到底只是三?為朝廷卖命的鹰犬﹐像木偶一样被权力的无形之手尽情操纵和玩弄。在政治和歷史的大舞臺上﹐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只是三个跑龙套的小脚色。他们的慷慨激昂是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他们的拋头颅﹑?热血是盲目﹑无意义的牺牲。到最后﹐他们的自相残杀不过是应验了中国歷史上那条「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手足相残定律。
的确﹐《投名状》散发著一种中国歷史的血腥味﹐除了是因為它的 杀场面呈现出战争的写实多过武侠的浪漫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正视和呼应了中国近代史一个关键的事实??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从邓小平到陈水扁﹐没有一个领导人的双手不是沾上血跡的。如果九七之后香港电影要老老实实地面对中国歷史﹐便没有可能再拍一部像《英雄本色》那样天真得近乎无知的「英雄片」。「我们都回不去了」﹐这种纯真的消逝(loss of innocence)是香港电影回归以后丧失其独特性和主体性的深层心理原因。《投名状》令人动容﹐因為它是一?当天真遇上歷史而產生的「英雄片」﹐是香港电影向歷史的纵身一跃。这一跃是否跃出辉煌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个行动本身有它的歷史和时代意义﹐倒是可以肯定的。
《投名状》是陈可辛对香港电影的英雄主义的一次拷问﹐但令人扼腕的是﹐作為一?将英雄去神话化(de-mystification)的电影﹐或者英雄神话的一次解构(deconstruction)﹐《投名状》继承了香港电影视野的局限﹕像《水滸传》＿?悸涨??Z松一样﹐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陈可辛竟然对性和女性的情欲(female sexuality)有一种武夫式的忌讳和恐惧。在一个「后《色﹐戒》」的年代﹐《投名状》的情欲戏拘谨得简直令人无法接受。徐静蕾的角色作為一个充满欲望的主体(desiring subject)和男性欲求的对象(object of desire)﹐本应散发著性的需要和吸引力﹔可是在陈可辛的镜头下﹐蓬头垢面﹑一脸倦容的徐静蕾只令人看到她的睡眠不足。一?不肯正视性??包括男性的性需要和女性的性欲的电影永远无法真正抽英雄主义的后腿﹕男人的脑袋令他们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裡﹐男人的双手令他们可以摧枯拉朽﹑杀人如麻﹔但男人的阳具却往往令他们成為自己欲望的奴隶(slave to their desires)﹐以及一个拥有了一切还是无法满足的「匱乏奴」(creature of w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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