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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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老舍是在伦敦居住５年，接触英国文学，才成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异国生活的孤独寂寞和贫困，才把这个中国年轻人逼上写作道路。
老舍的父亲是旗军，每月仅３两饷银，全家生活本已十分困窘。庚子之役，父亲死于北京护城之战，连这点收入都消失了，全家靠母亲缝补浆洗得些微收入免于成为饿殍。长子舒庆春好不容易读些书，成为小学教师，在民国初年，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工作，报酬还算不错。１９２２年老舍受洗入基督，并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学英文。此人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由他介绍给北京西城区礼路胡同的伦敦传教会伍德小姐，聘为东方学院教师，任职５年。因此，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７岁的老舍来到伦敦。小说《二马》中记述了他第一天走上异国国土所感到的茫然心情。
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聘期５年，年薪仅２５０镑，每个月仅２０镑，而当时一般学生在英国的生活费每年３００镑。从如此低的工资中老舍还要省出钱来寄回中国，抚养母亲。据宁恩承回忆，当时的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
老舍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直到１９２６年夏，老舍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信中说：“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２５０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措词虽不亢不卑，但窘迫之情可见。
同时，老舍也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后来说：“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它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主要是一些中国学生，当时有“六君子”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老舍最好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只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没敢做作家梦，连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两人相知莫逆、无所不谈，甚至能在街上站着谈三四个小时。可惜许地山不久去了牛津，只能偶尔来往。
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２７岁我到英国去。倘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的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在众多作家中，他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
在伦敦的第２年，他用３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写完后，许地山正在伦敦，许读后大笑，大约没想到这个谈吐颇为机伶的青年写作也那么幽默。老舍问他评价如何，他不置可否，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这几乎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虽然其中的夸张带着过于明显的狄更斯标记。一年后，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
１９２９年６月老舍结束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游，并续写《二马》的下半部，依然是爱情小说，名之为《大概如此》。后来老舍追寻康拉德小说的轨迹，到了南洋新加坡，这部小说搁置一边而永远没有完成。
老舍在伦敦还有一件“趣事”。他为数不多的洋人朋友中，有一个怪人埃杰顿。此人下了１５年功夫，译出了《金瓶梅》，可能是至今英文惟一译本。初版时，尚为英国书刊检查所不容，因此“淫亵”段落全译成拉丁文，似乎专供懂拉丁文的牧师们享受。扉页上写了题献给“好友Ｃ．Ｃ．ＳＨＵ”。前言中又说“如果没有好友舒庆春的慷慨帮助，恐怕不敢担此重任”。但老舍的任何回忆从不提此事。须知《金瓶梅》德文版出版时，中国留德学生示威抗议，差点把译者库恩先生揪出打一顿，罪名是污蔑中国人。这么说，老舍的小心也有道理，至少直到“文革”期间红卫兵不知道此事。 （摘自赵毅衡著《伦敦浪了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