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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戚本禹: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  第一部分 (附:回忆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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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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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  第一部分 (附:回忆江青同志)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戚本禹(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红旗》副总编)
2016-04-20

【2016年4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去世。戚本禹(1931年-2016年4月20日),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和《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他在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时,与江青有过很多接触,本文为其回忆中的江青。】

全文如下:



1990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 资料图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毛主席与江青 资料图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合影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1966年10月5日,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宣传毛泽东思想,表演文艺节目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旁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罗瑞卿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彭真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杨尚昆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毛泽东与邓小平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朱德与康克清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宋庆龄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陶铸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王稼祥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庄则栋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周扬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与周恩来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江青与毛泽东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一月革命”史料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文革中的江青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军队文革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彻底批判“二月逆流”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汪东兴守卫在车上,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 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 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 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1976年第8期的红旗杂志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也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 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 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

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 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 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戚本禹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 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 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 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 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 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 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北京革委会成立大会上左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戚本禹、关峰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但是,我想她在那个 “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 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 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 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http://www.guancha.cn/QiBenYu/2016_04_21_357776.shtml
http://www.guancha.cn/QiBenYu/2016_04_25_358078.shtml
http://www.guancha.cn/QiBenYu/2016_04_27_358354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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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水做的鱼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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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6-05-24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回忆录呢?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卡拉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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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6-05-26   
《戚本禹回忆录》本港面世
来源:苹果日报
2016年04月29日


临近文革发动50周年纪念日,内地文化大革命重要人物、中共前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戚本禹于本月20日病死;一周后,《戚本禹回忆录》昨在本港出版面世。儘管戚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毛泽东踢出局、送入监狱,磨难终生,但戚在书中对毛及毛发动的那场文革,忠诚至死不渝。

力撑毛泽东文革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週年!」戚本禹在其回忆录扉页如此题词道。该书出版人敖本立指,戚花了五年数易其稿,因其在文革特殊地位,使这部60万言的书有独特的价值。文革前期,戚曾任毛泽东秘书,中办代主任,亲自参与毛发动文革的文件「五一六通知」起草,深受毛器重,35岁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等同政治局)成员,但短短两年就被毛抛弃,在秦城监狱坐牢18年。

中共定性文革为「十年浩劫」,戚本禹认为是「污衊」;毛死后「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推翻,他斥之为华国锋、叶剑英的「非法阴谋」。他认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

《苹果》记者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鐡手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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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6-05-27   
这是戚本宇回忆江青的文字,有点意思,人是多面体,一事一物,自己看和别人看,总会有些区别。文章较长,真是需要耐心慢慢看……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个人还是坚持认为对于独裁统治而言,即便个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如何如何叱诧风云,最终上演的都是一幕又一幕的“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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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16-05-29   
引用
引用第3楼鐡手于05-27-2016 05:10发表的  :
这是戚本宇回忆江青的文字,有点意思,人是多面体,一事一物,自己看和别人看,总会有些区别。文章较长,真是需要耐心慢慢看……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个人还是坚持认为对于独裁统治而言,即便个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如何如何叱诧风云,最终上演的都是一幕又一幕的“玄武门之变”。


我认为戚文很有历史价值。 首先他本人是历史学家,再者,他写的东西他都是亲身经历的,学术上说,属于第一手资料。再说,他说的事都具有细节,所以真实感很强。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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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6-05-29   
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  第一部分:走近毛主席
来源:解放区论坛

目录

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
追求真理:从懵懂的少年学子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地下党员
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第一部分:走近毛主席

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报到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和管理图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2.2 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第三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第四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第五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5.2 关于彭德怀等老帅批判大将粟裕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第六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附文:毛主席1957 年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节选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
(缺)


第七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附文: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第八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序言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第三阶段:在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第四阶段: 工作组进入阶段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尾声

第九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第十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第十一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第十二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机车厂当徒工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第十三章: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第十四章: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14.3 刘少奇成为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包产到户”群众建议专辑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第十五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第十六章:《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第十七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从后楼研究室调《红旗》杂志社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7.3 一封私人通信引出的高层领导纠纷
17.4 关于我批评“烦琐哲学”的政治巧遇


http://jfq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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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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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6-05-29   
楔子


接受启蒙:从不懂“海祭”的威海儿童到沉迷图书的上海少年(上)

  我1931 年5 月8 日出生在山东威海。那一年九月,发生“9•18 事变”, 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

  我父亲叫戚以峰,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经书,因家道没落中断学业之 后,为了生计做过多份小职业,先是到乡下贩买蔬菜进城贩卖,后由祖父 托人进金山顶中学做校工,继后到芜湖市米行打工,再后由四姨父介绍到 英国船上当海员,最后落脚上海,在一家报关行做小职员。我母亲叫丛秀 梅,她是我爷爷一个好友的幺女儿,1930 年嫁给我父亲时不到十七岁,她 一过门就管起家里的一切,包括奉养那时已经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公公,即 我的祖父,直到他1941 年去世。我母亲身上有山东妇女礼让温顺的传统 美德。

  我祖父叫戚心海,他是晚晴最后的秀才,也是我们家族最有学问的 人。他1929 年中风瘫痪,养病在床。祖父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他的二 弟早逝,他的三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后来做了戚家小祠堂的管事。我 每年都要随祖父那辈人到戚家小祠堂向着戚继光的神像祭拜,从他们那 里我知道了戚继光是我的先祖,知道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 祖父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我父亲在上海工 作,不能照顾我,母亲又要操持家务,也没有功夫管我,祖父就自觉担负 起从文化上教育我的责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常到祖父的病炕上翻跟 头,他就把我抓住,给我讲故事,叫我背书,背《四书五经》里的名言, 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就教了我大半部《三字经》,不到五 岁又教起我《周易》、《诗经》,还教我唐诗宋词。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 命思想的实际提供者卢梭,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开始读书的,我则是这样 地在我祖父的病炕上开始接受启蒙的。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讲解我也还 是不懂,当时对我有诱惑力的是摆在那里的点心,因为只有背书背对了才 能吃到点心。祖父原来想要走科举的道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1905 年
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中举这条路对他来说断了,我父亲只能养家糊口,光 宗耀祖是不可能了,祖父实际上是希望我将来会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我关于孩提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是那次在海边玩耍,看到海祭却不知 道那是干啥。那是在我大约5、6 岁的时候,我跟几个小伙伴到黄海边玩 水,看到一些老人在海边点香、烧纸、撒酒,还向海里扔白馒头,一边扔 一边哭。那时候,白馒头珍贵得很,贫苦的人家还吃不起的,为什么要把 它们扔到海里去呢?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里观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回家 后,我问祖父,祖父听了后,叹着气说:“哎,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 祭’!”我问什么是“海祭”,祖父就向我讲了甲午海战的事,说威海的水兵与 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死在大海里。那之后,威海的乡亲百姓,每 到过年和清明,都要到海边去祭奠那些战死在海里的水兵。早几年的“海 祭”一来,刘公岛对面海滩上,香火缭绕,人群密集,慢慢的,年代久了, “海祭”的人就少了。

  祖父讲的事,我不能都明白,但幼小的心灵却是经受一次极大的震 动,可以说那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播种。那时候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山 省,“海祭”再起,说明威海老百姓有了日本人又要来了的不祥的预感,祭 奠亡灵,是在控诉日本当年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是在呼唤抵抗侵 略、保卫海疆的战士。   

      我小名戚英科,大名戚镇东,1936 年秋入小学读书的时候,祖父按家 族宗谱给我起学名戚本玉 (我是本字辈)。我因为有祖父给的学前启蒙教 育,一入学就成绩不错,在全校联考时考得一年级第一名,得了校长亲自 颁发的奖励。不料,第二年,“海祭”预示的事情就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 威海,威海百姓再一次遭受日本人的凌辱,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前,老 师领着我们学生在国旗下宣誓:永远爱我们的祖国。校长也来讲话,说现 在日本人下地了,占领了威海,我们不要忘记祖国,要学岳飞,学戚继 光,要抵抗到底,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我虽然小,却对 校长讲的这几话记忆特别深刻。可是,国民党的军队没抵抗就跑了。所 以,从小开始我就对国军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没有保卫好祖国。不久, 日伪的教育局派了另外的校长来重新开课,校长变了,教书的都还是原来 的老师。

  那一年戚氏大族长在戚氏宗族大祠堂里召集会议,要各家嫡长子都 去参加。我爷爷是长子,瘫痪在床去不了,他的长子,也是独子,就是我 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也去不了,我爷爷就让我小爷爷领我去参加了。在大 祠堂里,我按照小爷爷的教导,先随着大人跪拜祖先戚继光的塑像,然后 就听族长讲话。族长说,日本人下地了,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日本人会 找我们戚家麻烦,我们家族跟日本人是世仇,几百年的世仇……,戚家每 个人都是我们祖先的子孙,不要给祖先丢脸,不论日本人怎么打你,你都 不能投降,特别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帮着日本人祸害中国人。姓戚的当 汉奸,就不要姓戚了,就不是我们戚家人了,戚家的人都可以骂他、打 他、杀他。你们不敢杀他,就把他绑到祠堂里来,由我们按家法处置。族 长还说,你们的子女能参军打日本的,就去参军……。    

      那时候,我一听说要杀人就挺害怕,开完会我回来就跟我妈妈学说族 长的话。妈妈说,族长讲得对。我说他要杀人,妈妈就给我解释,族长要 是不凶,允许人去当汉奸,那就要造大孽呢,是要凶点。妈妈的话,我似 懂非懂,稍大一些之后才明白有些坏人是要杀的。

  日本人来,不是为报与戚家的私仇,而是要占领整个中国,但大族长 的讲话对于戚氏一族的人来说是真有用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听了之后 就去参军了,后来在威海也确实没有姓戚的当汉奸。我的表兄谷源臻 (军 人)还告诉我,解放以后在威海找汉奸,也没有找到姓戚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开始逃离上海。那时祖父已去 世,父亲担心英国跟日本宣战,又惦记妻子、儿女,就通过清华银楼汇来 一笔钱,叫我们赶紧到烟台乘英国船去上海,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英 国商船到上海已受到限制,随时都可能停航。清华银楼当时是威海最大的 银楼,我祖父在科举废除之后,弃文从商,就是转入这个银楼经营金银珠 宝。母亲对父亲的决定很高兴,从银楼拿到钱后,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变卖 的变卖了,能送人的送人了,告别亲友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烟台乘英国船 去上海和父亲团聚。

  从威海到烟台要坐长途汽车,我晕车,走到半路就呕吐了。当时,沿 途常有抗日游击队活动,汽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一吐,一个日本兵就用 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是霍乱的传染大家”,要赶我下车。我母亲一个劲地 哀求。车上乘客知道那不是霍乱,也帮我妈妈说话,我才没有被赶下去。 不然,后来的一切,包括加入地下党、到中央工作、十八年牢狱,可能就 都不存在了。

  我们是1942 年春夏到达上海的。到了上海后我就在西城小学读五年 级。我受祖父的影响,关心天下大事,喜欢看书,到了大上海,就想看更 多的书。我有个老姑也在上海,她告诉我,在胶州路附近有一座儿童图书 馆,那里有很多书,学生可以去看、借书。我找去了,发现那是一座光线 明亮的小楼,藏书很多。后来我放学以后就常去,不但在那里读书,还经 常从那里借书,文学、历史、地图和自然科学书籍,只要我有兴趣又觉得 能看懂的,就都看、都借,沉迷其中,不知疲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 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 件,1943 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 号。从南市到西城小学,没有公共汽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 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 《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 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 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 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 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 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 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 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 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 说,就好像天坍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 上,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 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 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 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 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 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建平中学的学 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 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 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 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 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 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 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 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 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 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 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 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 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 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 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 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 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 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 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 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 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 中国” ,“汪 (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 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 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 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 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 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 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 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 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 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有 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 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 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 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 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 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 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 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 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 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 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 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 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 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 (现人民广场) 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 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 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 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 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 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 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 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 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 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 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 (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 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 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 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 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 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 回事。

  终于,1946 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 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 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 摊贩家属 (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 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 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 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 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 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 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 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 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 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

  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 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 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 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 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 而淡化。

  1946 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 了津、京、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 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 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 正是1947 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 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 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 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 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

  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 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 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 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 到隔一段就有一个小孩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 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 “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 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 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 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 没吃没住。1947 年刚来,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 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 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 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 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 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 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 (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 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 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 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 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 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 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 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 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 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 造成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 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

  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 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 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 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 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 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 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 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 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 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 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 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 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 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 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培炎先生,他是孙中山领 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 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 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 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 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 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 西杜美路 (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 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 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 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 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

  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 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 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 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 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 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 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 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 委委员。

  1947-1948 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 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 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 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 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 (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 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 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 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 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 《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秀秀》、 《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 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 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 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 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 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 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 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 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这本书里讲的 真理的价值岂止亿万!

  从 《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 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 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 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 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 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 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好。《共产党 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 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 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 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同意并相信这些说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 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了。《共产党 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 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 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 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这本书我大致能看懂,有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 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 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 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 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 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 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 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 (星期 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 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 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 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 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 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 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 呀、“价值” 呀、“剥削” 呀、“ 帝国主义” 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 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 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 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 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 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 《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 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 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 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 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 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 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 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但谁能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呢?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很打动人,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 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大棉纺厂,发展到2500 多人,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发明并实际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 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

      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 年1 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16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

      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我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

      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实际是按顾志刚的暗中接洽,在上海市学联指导下进行。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班委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委会的文艺委员。

      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现在一般叫墙报,其实就是大字报),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 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

      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17只找到当时抄录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我们织!我们在织布机前,织呀,织!愤怒的眼睛里,早没有了泪水。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德意志帝国!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诅咒你的上帝,我们在饥寒交迫时,曾满怀希望,向他祈求……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织呀,织!我们一面织,一面诅咒!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着,你对我们的苦难,毫不关心,你只知道剥削压迫!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还把我们打死在地,织呀,织!我还会雷鸣!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18它光芒四射,刹那间,就划破了苍穹。所以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亲爱的人们,你们错了!除了闪电,我还会雷鸣!不信吗?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我雷霆万钧,五雷轰顶。那时,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富豪的庄园、别墅,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一切污秽的东西,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我是火,我是剑!我是火,在黑暗里。用我的生命指引着革命的道路。我是剑,在战斗时,用我的身体冲锋陷阵,一往无前!

      1948 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 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 月30 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 月1922 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与同学们的谈心,告诉了大家。5 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

      美国在1948 年2 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 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

      5 月4 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 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三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

      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20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 年5 月19 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我的学籍。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很大的,比我大几倍,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而且,每次在运动中,他在后头出出主意,我是冲在前头,讲得比他还多,表现比他还勇敢,我被学校开除过,他也没有被开除。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听短波收音机,经常给他讲我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看过《共产党宣言》吗?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

      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21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觉得他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

      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我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

    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 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 年10 月算起。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 月入党,并马上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 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区里当民警去了。我1986 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 年8 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22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梧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说大禹是比孔子还伟大的圣人。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 年9 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党员瞿云宝家开接关系会。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23连累,长期被审查。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的刘伯瑞。

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 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个。校长曹凤梧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听说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点。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点,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一口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

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 年曾作为新24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忠诚卫士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1949 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真如镇市立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我们的组长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

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在南洋模范中学,我们的领导仍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区青委的领导是钱其琛,即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那位。那时南模已设立了党支部,男中有六个党小组,女中有一个党小组,都归张效浚领导,党支部书记是高三级的地下党员王纯亨,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张晔(女)、杭天禹。另外还有一个党团小组,是做学校社团、校方领导工作的,由张效浚直接领导。

这时,我受命于张效浚,负责南模两个党小组的联系,并暂时联系中华理科和真如中学的党小组,不再做直接的群众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组织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党接到中央指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隐蔽斗争,保证进步力量的安全,因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后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让我们的人才都给国民党抓了、杀了。1949 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了。下一步是渡江问题。领导讲,跟国民党谈判,肯定成功不了,我们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渡江。果然,国民党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不让签字,李宗仁也不肯签25字。刚广播了不签字,第二天,解放军就渡江了。

那边渡江,这边我地下党就组织人民保安队,准备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队的徽章、袖章发下来了。支部书记和党团小组长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我是学校保安大队中队长之一,负责我们学校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秩序,责任区从天平路到宋庆龄的故居一带。我们要防止特务活动,还要防止抢劫、破坏和流氓活动。上海地下党给黄金荣下了命令,不准他们青帮小兄弟在解放军进城时闹事。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抢劫、破坏这类事情。张效浚还布置我们派人去徐龙区南面调查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碉堡数量、配置,要我们秘密画地图。我们不懂军事测绘,但还是去做了调查,也画了些图,并调查了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单位的名称地址,都送上去了,后来派上用处没有就不知道了。1949 年5 月,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垂死挣扎,几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地下党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预先防备。消息来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党员顾慰庆。顾慰庆的父亲顾毓琇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在国民党里很有点权威,当时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家是住在一个高级公寓里。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的儿子发展为地下党员了。顾慰庆在家里听到国民党要大逮捕的消息,就报告地下党。另一个消息来源是陈立夫的侄子。陈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党员,经常跟地下党报告情况,都很有用。按国民党宣传,陈立夫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但是他的公馆也是相当豪华。他侄子就住在公馆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顾毓琇的儿子,陈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可他们宁愿跟共产党走。现在呢,有些共产党的子女竟希望变成豪门贵族!这真是叫人不胜唏嘘!每次大逮捕时,我们就通知学校的地下党员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党员就躲在顾慰庆家里,顾毓琇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敢来搜查;还有些地下党员躲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公馆里(现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陈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学校来不及躲避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经审讯,就被捆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遇难者中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穆汉祥等人。国民党当时开着坦克冲进学校,叫学生排好队,拿着档案,对着照片,一个一个搜查辨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反动派可以开着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许多市民也都亲自目睹过这一场景。临解放那天晚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南郊了,我们怕国民党临时来抓捕,住在天平路一个弄堂里面。

5 月25 日凌晨,听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有人说,是不是解放军打进来了?我说打进来会枪声更大。但我判断错了。解放军一进来,刚打几枪,国民党的军队掉头就跑,鸟兽散了,哪会有什么很大的枪声!后来有个党员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解放军打进来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帽子,胸上有个牌子写着“中国26人民解放军”。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看清楚了。我就说,那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出去,部队还在那儿前进呢,真都是解放军!我们给他们打招呼,欢呼。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摆摆手,继续前进。我们跑着回了学校,那时天麻麻亮,我们通过电话集合人民保安队的同学。

很快,来了几十人,张效浚也马上到学校了,他布置任务:维持治安,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解放军经过时向解放军欢呼,喊解放军万岁。我和地下党员按原来的组织体系,组织起保安队,出去欢迎解放军。同学可积极了,拿着个小旗,带着袖章就去了。钱其琛是我们区青委的领导,不久就来对各学校保安队的工作进行视察。后来他说:你们南洋模范搞得不错,有个女孩,看见解放军就欢迎,同时向从家里出来围观解放军的市民进行宣传,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答群众的疑问,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钱其琛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女中党员张晔的部下姜保年。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学生党员去做,上面从解放区派来一个叫李昌的同志办学习班,对学生党员进行短期训练。我参加了这次短期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收获很大。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当时是上海团市委书记。他跟我们做报告,讲青年运动,讲城市工作,并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个最复杂的地区,地下党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军代表要我们派个家住南市的党员学生去帮忙解决一些群众纠纷。我家住南市区,组织上就叫我去。军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军处理一些群众打架之类的事。闹事的人听不懂解放军的话,我当翻译并帮助调解,告诉他们要听解放军的话。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

1949 年7 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就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上面来指示,说建国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学校调人去北京学习(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两个月后的1949 年9 月),南洋模范要去三个人。上海各个大学也要去人。徐龙区青委张效浚等负责人决定,南洋模范派我、秦亢宗(原地下党党团小组成员)、姜保年(女中部党员)三个人去(秦亢宗后来是杭州大学教授,姜保年后来是上海民进大学校长)。那时候我们还未脱产,没档案,南洋模范党支部从区里拿来三张表格,一人一张。我们填了表,带上区里开的信,到市里换信,再到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在现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开了到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的介绍信。第二天我们三人在华东局汇合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共十几个人同行。我被指定为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火车站找军管会安排车次去北京。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来,有时候扔几枚炸弹27炸铁路。我们坐的车开到南京,遇到国民党飞机又来炸铁路了,就开到支线一个隐蔽地方停在那儿。列车员来告诉大家火车要等到晚上才能开,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记住车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分别去了夫子庙、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还没黑,怕误了车,就一起回来了。天黑后,车就开了,后来再没有碰到飞机轰炸。清晨火车开到了淮海战场。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我们每天听新华社的短波,盼望着解放军打胜仗。我知道在这次大决战中,死难的烈士不少。火车开过明光时,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坏的房屋、桥梁,还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中有许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人为死难烈士堆的坟墓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敌人横行霸道,我们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过的座座新坟,我心情不能平静,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一首《淮海战场巡礼》的稚拙小诗,来纪念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捐躯的烈士。

你们是一团滚动的火,
在大雪飘飞的寒风中,
从北向南,
为祖国的自由,
拓展着疆土。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
与敌人搏斗。
你们战胜了敌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躯干,
化为鲜花、五谷。
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留下遗嘱,
却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为后人,
指引着前进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点多,火车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在御河桥的团中央。团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诉我们,劳大即中央团校,在河北良乡(现属北京),并安排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赴良乡。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了良乡,与在那里接站的中央团校的干部韩彬会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团校第十七班,这是为上海、杭州的学生专设的班级。北京、天津的学生分在十五班,著名28作家王蒙就出在这个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中央团校的学习期不到一年,课程是三门:哲学、经济学、党史。另外还学习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动史等。教员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学、社会发展史)、孙定国(党史、哲学)、田家英(党史、毛泽东思想)、薛暮桥(经济)、狄超白(经济)、陈家康(国际形势)等。讲课的方式多是讲大课,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员站在台上讲,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彭真、王明、毛岸英、邓颖超等也来过。毛岸英替苏联客人做翻译,还应大家要求讲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来我进了中南海,去瀛台散步时,又见过他几次,听他讲在苏联的见闻和土改的情况。他对人挺谦和,大家都喜欢他。

1949 年9 月30 日,团校学员从良乡坐火车进京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大典当天,全校师生由仪仗队率领,按班次进入广场排到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后面,等待大典开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选为仪仗队员,每两名仪仗队员共执一面大旗,轮流休息。古代名将韩信参加农民起义军时,初职“执戟郎”,我这大概可叫“执旗郎”吧。在大典当天的中午时分,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虽然在远处并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还是既高兴又激动,又喊又叫,又踮脚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毫无疑问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开始后,先是鸣礼炮,升国旗,接着是毛主席讲话。这时全场突然沉静下来了,谁也不喊叫了,生怕听漏了毛主席的话,而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静谧的广场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兴呀,喊叫呀,欢呼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来。在阅兵游行的时候,大家喊万岁,喉咙都喊哑了。毛主席也喊“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万岁”。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这真是旷古奇声!马克思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1949 年10 月1 日是中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1950 年,中央团校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习,因为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新生共和国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学员们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我们纷纷提出要见毛主席。团校校长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的请求,中央竟答应了!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年轻人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们列队赴中南海怀仁堂,在政协委员们开会的地方坐下来等待。突然聚光灯一齐打开,毛主席从主席台旁走出来,红光满面,笑着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场的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为这样近距离见到亿万人民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我们班级的女党员曹炎等人,代表团校师生向毛主席献上用红纸写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其他人是又高兴又羡慕。毕业典礼完毕不久,大家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29的歌曲,告别了中央团校,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和几个学员奉命去中南海报到。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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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一章   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 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 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30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1950 年5 月4 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

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 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

那年我19 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另来的材料也说8 个人】。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31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 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政秘室大约是1949 年8 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 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32

1945 年10 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
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 年5 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 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 年11 月去苏联治病,1950 年1 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

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 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33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 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 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

1949 年底1950 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35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
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 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 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XXXX 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 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 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36

注6:1957 年山东的书记李X 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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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2 章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

2.1 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

1950 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历史上的淮河流37域曾经河湖交错、沃野千里、富饶美丽,宋代诗人秦观在登泗州城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阳间。林梢一抹香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1194 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黄河水侵入淮河。自此开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明、清淮河水患频仍,封建政权治理也不见有实际的效果,到了民国,还多次发生重大水患,上千万人遭难。没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就又发生大水灾了。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 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1950 年10 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 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 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注1】,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38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看也不看就原样退回。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

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

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

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戚本玉(那时我还不叫戚本禹)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

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39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不妥!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 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注2】。

《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 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2.2 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我搞的那些报摘主席都看,田家英开始重视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谈话,他说,你理论问题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点,你来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吧!就是给毛主席做书童,主席要看什么书就给他拿去,主席看过的书退回来要整理好、上架,要借书就到图书馆去借……。田家英是领导,他发话了,我也不能不服从。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本来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当时没当回事儿,还觉得受了轻视似的。心想,给毛主席管书,就跟过去管御书房似的,也还行吧。这个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院长陈伯达一般都不去,蔡沫实际管的是院长的事儿【注3】。

从这就能看出,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图书的,而我开始还瞧不上这这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图书都是从延安开始慢慢积攒下来的,最早只有几个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个小书柜,摆起来不足一面墙,一些重要的书一般要锁在箱子里。我对所有书都很有兴趣,每本书都翻,几乎把40主席看过的那些书看了个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党内读书最多、也最会读书的人。党内没有一个其他领袖是像毛主席那样认真读书的。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出的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

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较少。应该说《资本论》第一卷,毛主席精读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读的。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恩格斯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已经发表过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主席不仅看,而且找邓力群、陈伯达、田家英他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以后,主席有很多批示。这些批示现在由邓力群整理出来了,五大本。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现在有人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那是胡说八道。他不读经济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东西吗?批评他的人,读过经济学吗?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吗?中央文献出版社应该把毛主席批示《资本论》的全部影印出来,驳斥那些说主席没看过《资本论》的人。

还有《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彭德怀自述里说,主席都翻烂了,然后送给彭德怀看。这本书后来哪去了?康生也看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大概给彭德怀吃了,找不到了。”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

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这后面提到有本《毛腾记》,说是旧版的小说。这本书我不知道,是霍桑的?还是谁的?或者是中国的?】。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42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写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

这些书我1968 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 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就还在。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的。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43书,咱们都得爱护!” 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 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

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

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44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 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主席读书》的书。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1:李顺达,申纪兰搞合作化事迹扼要(后补)

注2: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45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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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3 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丢掉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具体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 1949 年 12 月底到 1950 年 2 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 “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 1951 年 2 月底、3 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 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 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 1950 年 12 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 46 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 1949 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 7 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 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 47 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发表在 20 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去找到相关文章对照原始文件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 48 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发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当时他们也在秘书室,还是在中宣部?】,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 1/4 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标点”。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 49 们要翻来覆去地用;《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 年 2、3 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 10 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 年 4 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 1953 年 4 月第三卷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第四卷是 1960 年 10 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工作)。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 1937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 1967 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 50 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 51 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 1933 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注 1】。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注 2】,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 1938 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 52 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 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 年 3 月胡宗南领 20 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 3 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 3 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复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 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注 3】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 53 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 至 3 卷三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注 1:周扬简介
注 2:廖沫沙简介
注 3:金敬迈简介及其骂江青的代表言论(后补)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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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4 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 “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 55 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注 1:黄炎培及有关信内容】。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当时,按照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分工,像胡志明这样的兄弟党领袖给主席的来信,凡不是密码电报的,都是由秘书室而不是由机要室转呈主席。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大致时间?】。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 57 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 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 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 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 年 4 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这个是我查来的,这个报告不是年度报告,而是一个综合专题报告,也是以 “中办秘书室”名义打上去的,但不是失业专题报告,批语也不同。不知道与戚老那个报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联系?】: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 59 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 1951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15 年后的 5 月 16 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516 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516 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 8 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孟繁华整理稿中的说法是:这个工厂的书记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难、给主席写信的事儿,口头反映到主席那儿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军管会待过,通过战友把话传过去了。特注,请戚老留意校核】,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住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 60 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 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 2:罗荣桓】(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

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 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注 4:曹操借王垕人头的典故】。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 62 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我 1950 年才 19 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如不妥就改回。此外,“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 【注 5】,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 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 64 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 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 1955 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 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 65 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 20 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行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 66 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 XX 信箱,写上“XX 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 XXXX 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 1954 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

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 1924 年 4 月 21 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在 1955 年 4 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居然在 4 月 22 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 3 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 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 17 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 18 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注 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 2:罗荣桓简介
注 3:黄敬简介
注 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 5:三一八惨案(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个)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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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5 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 1951 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 69 政府主要是以 1948 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 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 1949 年、1950 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 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 1】。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 20 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 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 70 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就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 2:薄一波错误】。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 3:对主席身边人的分类】。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 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 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 5:关于“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 72 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 “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 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 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 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 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 74 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 1953 年 6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 1977 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 1955 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 “党的钟馗”,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 1955 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西楼和居仁堂是一个楼吗?】,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 76 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 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 7:大树将军】,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

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 77 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 78 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 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 1957 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 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 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点王震的名如何?】

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 1:刘邦的苦衷:汉高祖 11 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2:薄一波错误(后补)

注 3: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注 4: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后补)

注 5: “你一个我一个”,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516 通知”,“文革 16 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 6: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0 页,“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 7:“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 1966 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 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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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6 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 1956 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 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 月 24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 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 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 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 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 82 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 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通彻透亮。整 83 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在页 641 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节选(根据个人记录整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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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7 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 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 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 85 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 5 月 15 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 民主运动”,林希翎 5 月 23 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 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 87 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就在第 702 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 88 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 4、5 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 20 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 “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 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 89 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 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 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 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 “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 8 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 1962 年 9 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注释批语引述来源】。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附文: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 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 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 5 月 23 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 1958 年 5 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 1973 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 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 “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 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 “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第 8 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 1957 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 1958 年 5 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秘书室在田家英主要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时候,设有三个科处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众来访:一科管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外加北京;二科负责中南、西南;三科分管华东各省加上海。何载当权后,成立了接见科,增设了内勤与总务科【原材料没有这一点,只提到五个科的设立,而又说是六个科,且列出了六个科。故增加这一句以便衔接】,并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五科。这样总共就有六个科,各科具体负责分别是:

一科:分管东北、西北、华北;科长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长朱固,副科长沈栋年。
三科:分管华东(这个科的信最多);科长马芷荪。
四科:负责总务、内勤、收发信件;科长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沪;科长李公绰。
接见科:专管群众来访;科长吕澄。

所谓“八司马”是指八个科级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以林克为首,林克是牵头人。

林克,江苏常州人,1946 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1949 年北京解放后进入新华社工作,1954 年秋开始担任毛主席英文秘书。

李公绰,辽宁沈阳人,比我早八九个月进秘书室,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英两种外语,建国初为主席翻译过大量的日文信件。这个人很聪明,字写得很清秀。当时毛岸青每星期来两次教我们俄文,要求很严格,我是学不进,但他学得很认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了。那个懂六国语言的韩瑞定调到中联部去之后,他接替韩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长,后调五科科长,监管国外来信。

朱固,江苏沛县人,也是地下党。他原在俄文专修学校帮师哲管干部组织工作,因对俄文没有兴趣,而古文功底很好,处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确、复信得当,就调来出任二科科长(我 1966 年代田家英职务后,曾调 他到我的办公室帮助工作)。

马芷荪,上海人,到秘书室也比我早,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1946 年在上海即参加了地下党,后来转到北京,领导是后来的北京市共青团书记汪家镠【注 1】。

吕澄,山东泰安人,长的高大,北师大学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见科成立时,调他任科长。在“八司马事件”中立场坚定,不与何载、王刚妥协,被王刚称为顽固的反党分子。

王象乾,山东青岛人,解放后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原材料此处不清,写的是:解放后参加华北革命大学习】,1950 年初调入秘书室。工作认真、细致,收发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当选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沈栋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学的地下党,和我一起从中央团校分配进秘书室。这个人党性强,工作积极,字也写得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欢他,把主席的故旧、亲友等的私人来往信件都交给他管。这些信统称旧谊,与各界名人来信一样的重要【注 2】。

在“八司马事件”中,杨尚昆、刘华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总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江青对他很满意,说他在中南海不结交大人物,很懂规矩。毛主席也称赞他“不结交诸侯”。他的组织关系在秘书室里,常来参加支部生活会,对人坦诚。

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毕业生在他当时工作的西北局已经很难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提升很快。他跟刘少奇常有来往,很受刘少奇欣赏,1949 年就曾作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过苏联。他是 1950 年下半年调来秘书室工作的。一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专门去看望过他。他初来时也是一般秘书,归彭达彰领导,协助彭达彰工作。由于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彭达彰就分了一部分领导工作给他。后来,就也当了副主任,还取代彭达彰当了秘书室的支部书记。

何载掌权后不久,就调来了很多老干部。为首的叫闫草,是个地委级的干部,到秘书室管党支部。其余是:张殿科、程芝到一科;刘运到二科;袁林、马之江到三科;丛滋荣到四科;武允胜、方世郁、张一平到五科;王明宽、张道静到接见科。何载实际是要用这批人来取代原来的科长、副科长。这些人后来确实都是何载的依靠力量,在整风、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斗争我们“八司马”的骨干分子。

何载从西北局调来秘书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不了解。但他来秘书室,尤其当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之后,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很了解。这个人很骄傲,很自以为是,待人态度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骂群众,会上会下,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我也领教过一次。我把一个报告送给田家英(那类报告以前一直是给田家英的),何载觉得该先给他,就对我骂开了:“你长着脑袋干什么吃的?不会干就别干。你的报告不经过我,就给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实说,我自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还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我也没有遇到过他这样揽权,还蛮横无理的领导。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他的确有意见,这决不仅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整个的工作作风、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根本态度。实际上,秘书室对他有意见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个。所以,1957 年 3 月在毛主席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号召群众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之后,我们就酝酿给他提意见,由此爆发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不是大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 年 4 月 27 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 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第三阶段:在 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有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之前说过,王文 1955 年的时候是戚老手下的,为什么他敢越级直接给何载汇报?是不是 1955 年-1957 年期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变动了?】。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 1957 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 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 (中直机关人事处长) 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孟繁华材料说王刚是组长?】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 1958 年 3 月到 4 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 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 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  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青岛公安局的。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甚至从外地的公安部门调来了人手【前文说过,方世郁是何载来后不久调入的,似乎并非是专门从青岛调来搞监控八司马的人手,而只是现在充当了监视的人手。这里的说法是保留戚老给孙言诚的回忆。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用语调整?】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就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新疆劳改的时候,整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八个科级干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起来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 5 月 3 日回到北京。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八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 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二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 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 —“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以上主席现场调查从开始一直到这个邓力群发言,我对照了孙言诚文章,国治多次来的材料。孟繁华的材料没有相关内容。我这里是反复校对孙言诚和国治的材料,综合取舍后确定的内容和顺序。请戚老把关。】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 “50 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尾声

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我们“八司马”获得平反,最终没有被打成 “右派”和“反党小集团”。“八司马事件”就此告终。在 5 月 3 号晚上的会议之后,中南海又召开了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干部参加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这些会议是在春藕斋开的,虽是由“八司马事件”引出,但从性质上讲是肃清“八司马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属于“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了。当然,我们八个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得到平反后,是处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来整我们的人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批判、斗争,都不是肉体的,而是辩论观点,跟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是一样性质的。他们当时批判我们很文明,我们这时候批判他们也很文明。

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误的人是包括杨尚昆在内的一批人。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何载、王文等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个是支持“八司马”的,叫 XXX,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在那里因为其他事情被定为右派的——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人是谁?),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八人也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八司马事件”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对毛主席都有些不满,都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上来,又把他们调回来整风,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1960 年北京市把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田家英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之后,我就主动报名去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从徒工做起,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业,并带上他们十来个犯了错误的人一起去(闫草请病假没去)(详见第 12 章)。我们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回来后我就向毛主席打报告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还有继续留在秘书室的。

何载是老革命,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确实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对的,因为打成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候也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杨尚昆将何载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后,何载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王文原来是北京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一个支部领导,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来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当我的副手。这个人工作很勤恳,就是在整风运动时有点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响,被她说服了,又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认为斯大林搞法西斯专政,杀了那么多人。在当时来讲,王文这个错误就很大了。

王刚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见,执行的是杨尚昆路线。毛主席说了那是 “拔红旗插黑旗”,那总要找几个责任人,既然王刚是接替何载的,那就要找王刚了,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不错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机车厂的人就包括王刚。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我给主席打报告,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晓岚其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纺织厂出身的党员,对党有深厚感情,后来当了纺织厂厂长,再后来调到中直机关当人事处处长。在“八司马事件”中,她是中直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的副组长,可以说是奉命来整我们的。她坚决站在杨尚昆那边,她的概念很朴素,就是谁反对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谁就是反党。所以,她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5 月 3 号她“顶撞”了毛主席,中直机关党委就准备拿她当替罪羊,说她犯了大错误,准备把她划成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的人。我不同意这样处理她,站出来为她说话。我说:“晓岚处长只是执行了中直党委的意见,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她就跟主席讲了那么一句话,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这种认识,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不是一个拔红旗插黑旗的人”。晓岚和王刚一样是执行杨尚昆路线的,杨尚昆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没事,倒要搞底下的人,这个理不顺啊。还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样,也认为晓岚只是在毛主席调查的时候讲了自己的观点,算不得顶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观点,也没有批评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晓岚处分。但中直党委最后还是把她处分了。1960 年我带他们犯错误的人去二七机车厂,考虑到晓岚对党有感情,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而且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好,又是一个女同志,与我们十几个男的一起劳动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领导邓典桃讲了我的意见,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劳动了。晓岚原来是邓典桃的秘书,邓典桃当时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征干部,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就把她继续留在人事处工作。文革中,晓岚变成造反派了,因为她对在“八司马事件” 中的经历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就告诉其他人,说毛主席对待给领导提意见是有区别的,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对,还是好同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划成右派。这样群众就很拥护她,她在单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了。后来我听说,1968 年我被打成反党进了秦城之后,在江青、总理批判我的时候,晓岚站出来说:“据我了解,戚本禹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可能这里有误会。”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听说因为这个事有人要整她,但没有整倒。晓岚年纪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

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后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那是困难时期,他虽然没有怎么劳动,但也没有饿饭。 1961 年我给主席打报告,请求给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厂的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 “八司马”的人,包括刘国峰、李东冶的处分,也都取消了处分,还给李东冶恢复了部级,让他当了辽宁省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冶金部长。毛主席记忆好,一次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那个搞黑旗事件的人吗?怎么升这么大官了?我说不给处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错误怎么还升官呢?主席这么一说,杨尚昆又把李东冶撸下去了。其实说他升官也谈不上,他原来就是省部级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就埋怨我,说你这个戚本禹报复起来也太厉害了。跟你劳动的人,都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了。我们也下放好几年了,我们也不归你管,你怎么跟主席报告,又把我们的职务撤销了呢?我跟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说,我真冤枉,那哪是我报告给主席的呀!【之前来的材料说法是:王刚他们见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就有意见了。他说是他们派我去秘书室的,我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的,结果犯了错误,下来劳动,可他们倒反而升官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不能这样不平等吧!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我把王刚的意见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他们降了级。所以他们对田家英和我的意见都很大】

刘华峰原是中直党委书记,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调到陕西省当了书记【此一说法也是国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确切?是之后立即调去的,还是跟李东冶一样是 1961 年杨尚昆借机恢复他们的级别后调过去的?】

那个跟踪监视过我的方世郁,是被划了右派的。他当时态度很不好,乱讲话,群众意见很大,划他右派时,全室的群众百分之百的赞成。但现在看,他也只是乱讲话,并不是右派。

我们“八司马”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人生际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样的。1966 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再后来【具体或大致时间?】汪东兴插手秘书室(当时秘书室已改组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了),也把“八司马”中的六个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党”,送进了学习班。林克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秘书一直到 1966 年夏,1970 年后在新华社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研究工作,1996 年去世【汪东兴送进学习班里的人有林克吗?戚老自己该是没有进学习班,应该还有一个没有进,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为什么 66 年就不在担任主席英文秘书了?】

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这个“八司马事件”来教育党内干部,不要压制群众意见,要让群众说话。事件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它作为一个冤案批给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未得到响应。在 1958 年 5 月中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还让林克和我准备个发言稿,就这个 “八司马事件”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个发言。可后来邓小平以会议议程安排太紧为由,取消了这个发言。如果我们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或可能对当时阻止反右派进一步扩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处,或者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摘帽会有很多帮助。可是邓小平耍了手腕,把这事给压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种场合提到了“八司马事件”,在一次给华东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马事件”时,还用了“看了催人泪下”的词句。 1976 年,毛主席逝世。又过了三年,即 1979 年,“八司马事件”就被翻了过来,说“八司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制造了何载、王文、晓岚等人的冤案,中央对于当年“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

注 1: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注 2:有一次,我和沈栋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张伯驹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张伯驹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附文: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 2007 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 1979 年“平反” “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 30 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 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

“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1957 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 ‘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 70 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 4 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 18 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 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多了一些”;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 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 1957 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 1958 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领导人” 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几个小科长)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主席(当时我是会议主席),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 “推搡、打人”,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

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 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 “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 1963 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 年 5 月 8 日—23 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3 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 60 年代的文 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八司马事件”,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田家英、彭达彰),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

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

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7 年 3 月 1 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 1958 年盛行的极 “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 1958 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不是“极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 “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八司马”就成了 “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 1949 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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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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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9 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 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刘少奇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像 1955 年说邓子恢“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的,其实是批评刘少奇的;毛主席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是右倾思想,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的【注 1】。可是,到了 58 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

58 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 59 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怎样反省出现的问题呢?是纠正失误并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全盘否定然后走分散单干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话是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逼出来的。毛主席反对浮夸,但要把那些搞了浮夸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为那就意味着更改党的路线,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可是,现在有人却说,主席是支持搞浮夸,支持 “放卫星”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是从干部有错误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错误的干部都打倒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犯有浮夸风错误的干部,而不是支持浮夸风。他说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有错误也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还有人抓住一个主席批过的文件不放,这个文件在规划共产主义的远景时提到了要亩产万斤的事【是否需要给出具体文件?】。主席看了那个远景规划后,说它像一首诗,叫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主席还问了钱学森,问他粮食亩产能不能达到一万斤。钱学森用光合作用理论推导,太阳光照多少,时间多少,如何如何,还搞了很复杂的微积分公式计算。我也看过钱学森的论证,但啥也看不懂,就记得有个符号 “∑”,就好像是把大写的 M 侧着放的,就因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学问。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对数学没有兴趣,高等数学知识不多。他看到钱学森的论证,又是理论,又是计算,复杂公式一堆,又说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没上去,是没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达到一万斤,一切都讲得有根有据。毛主席也没法驳斥。我估计,主席心理还是有疑问,因为他小时在农村种过地,能打多少他是心里大致有数的。后来钱学森说自弄错了一个小数点。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学了,乱来了,蛮干了,愚昧无知了,违反自然规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这都怎么说呢!上上下下干部说假话,搞浮夸,钱学森他是大科学家,是美国回来的,而且是爱国的。毛主席问他也不是错吧?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

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到处胡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胡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 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 118 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地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

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 16 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 20 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 8、9 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不用中央名义。

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 120 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

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

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队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 “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 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7 年版页 82 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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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10 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 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上面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顾不过来,他不是我这个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点准备工作。

我先联系了县里的曹书记,他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 122 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识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从中央来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谈得来,我们都希望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则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委托。我下来后跟他接触了多次,觉得他是个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过:“我要不这么报告,书记就当不了。就这样报,我还挨批评了。因为我报的在各县的报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要陪我去。我说,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见了你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打好招呼,还让一个崇义的周书记同去,给我领路。

当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来四川办事,顺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也顺便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罗世发调查情况。李学谦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我们五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把她也带上了。

去找罗世发谈,我有信心。我觉得,他只要是党员,是人民代表,而人民还拥护他,就有党员的纯朴之心。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就会说真话的。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知道真实产量,我的实验田只代表我这一个地方,全省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虚报?知道这个就够了。

我们几个人见到罗世发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劳动模范没有脱离农民本色,和现在那些吃吃喝喝的书记们是不一样。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实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没有按照报上说的做密植。他听了说:“老戚啊,你种的试验田,我看了。”听他这样说我惊讶得很,问:“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实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不知道。”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上面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种庄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来瞎胡闹干啥的(他说的是土话,是瞎胡闹的意思,我自己说不上)。我还带了几个公社的人去。我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个种实验田的是个内行啊。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他又说:“我们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报告还是写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个密植,就要死苗了。我们都是 7、8 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却这么一点儿?才 500 123 多斤?”他好像有点为难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的情况不真实,他的指示就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好比一个加工厂,材料不好,出来的产品就不好。这个责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半年多了,种的实验田,密植跟你的一样,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世发知道我了解实际情况,我不是瞎说产量,而且他也该看出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个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说:“老戚啊,你不要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哪来一万斤?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种子,就打了八百斤。他们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了。我去做报告,全国都是几千,几万,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会议抹黑吗?不能给会议抹黑,不能给中央抹黑,我就说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就是八百斤。”

“那别的劳动模范也瞎说的?”我又问。

“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四千斤。我问他,你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不能骗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不问了,你都知道,你还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说。”

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单产的真相,也是全国粮食单产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去的,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然,这里记录的是谈话要点,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远,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说:“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翻这个案,也翻不动的。你用了什么法子?”我说:“也没有什么法子,就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这个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抉择。我是用诚恳打动他了。”我又问曹书记:“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了批评怎么办?”他说:“你调查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承认。你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那时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 124 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全部听了罗世发说的话,而且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兴,也同意报告内容。我说,那你也签个名吧。他是赞成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签了名。由于他的级别比我高,又是陈伯达的秘书,还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这也算是求一种人多势众的效果吧。所以,这个报告是我一个人起草,但有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以前的材料说当时还有一个河南来的同志也在,就让他也签字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现在的两个人的某一个是重叠的,是不是史敬棠当时是从河南过来的?或者另有其人?这里是根据 10 月戚老给的孟繁华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我们起初是五个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开会多,没有时间下地,就没有实验田。逄先知因为是田家英的秘书,老要跟着田家英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也实际没有搞实验田。骆文惠是个小姑娘,觉得自己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也没法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我是实打实想搞一个报告的。一个人成心想搞个事儿,只要基本条件具备(有些条件要去创造),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们五个人到四川,实际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最后唯一的关于粮食单产的报告就是我这一份,叫做《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报告写完请几个人签字后,我就立即派人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报告我们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这次调查,就我这一个报告能让田家英拿到庐山会议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后就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的。”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组了。由于史敬棠毛主席也认识,田家英这样做实际效果还是好的。在“八司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还和我谈过话,对我也信任了,见这个报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对这个报告看得很细致。主席想象的产量就是那么个数,我的报告一来,印证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报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产量也是对的。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

李井泉说:“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

主席说:“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 “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

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 500 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罗世发说:“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这是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我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印发给了大会,是最重 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说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报告态度旗帜鲜明,说他们报的高产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当时李井泉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慰的曾希圣,他们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还厉害。我把陈永康对罗世发说的那些话都写在报告里,等于是把江苏省委也扯进去了。这在庐山会议上就是个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动。看到李井泉挨批评了,好多省的领导都心虚了,因为他们也都虚报过产量的。

主席本来也是准备按照《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写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怀搞了个万言意见书,把反左的事情搅黄了,庐山会议风向也 180 度大变了。那些在会议前半截因为搞浮夸遭到批评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们,纷纷起来积极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对彭德怀,借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田家英之前因为我的报告成为反左的一面旗帜,出了风头;之后就因为搞到彭德怀的“俱乐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秉忱的电话,他说:国庆节到了,你们赶紧回来参加筹备,而且还有别的任务,一天也不要耽误,接完电话马上启程。我说,火车票买不到怎么办?他说,你们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真的票难买。他说,难买就坐软卧回来,软卧费从我的工资里出。赶紧回来是第一,马上启程(我当时是科长,按规定不能坐软卧)。

我当时不知道庐山会议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报告起了那么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回调,所以不想走那么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帮我的老乡,怎么也得通知一下,握个手,话个别吧?但陈秉忱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都说到用自己的工资为我买软卧票这个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况我一向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的。我放下电话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车帮我运行李到火车站。李学谦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只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车资不够,就留了点钱让人转交她。我赶上了当晚那班火车,要再晚半个小时,就错过了。普通车票真是没有了,我买了软卧上车,进包厢后几分种车就开了。真是紧张得不行。那时不是所有车厢都有啤酒供应的,但软席车厢有,我买了两罐喝下去就睡觉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挨了批评,为了保护你们叫你们赶紧回来。这一点田家英是真不错。要是把我们扔在四川不管,那我们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得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回来。如果李井泉他们向中央建议,让我们就在底下继续劳动改造,那就不知道什么结局了。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你也是右倾。李井泉回来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都挨整了。

当然,这都只是一种推测。1962 年在开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有个会议,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说是自己搞错了。这说明李井泉这个人还是有点气度的。七千人大会我也参加了,李井泉还特地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向我认错,承认我的调查是对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另一个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在党内有名气了。那个报告是我在二七机车厂的时候写的,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让大家讨论。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李井泉也是这样。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有文章说【注释来源】是田家英调查得到 800 斤的产量,是罗世发顶下来的,如何如何。这是把我当做田家英了。我曾经去见过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让他去问问“老宋”,就是宋德成,把情况落实清楚。宋德成跟他说了,他是和我一起干的,田家英当时不在。文章作者说改过来。可是,我已经倒霉了,文章作者只能那么写。其实这无所谓,田家英实际上也是队长,只要讲的是基本事实,让后人知道当时的实际产量,知道主席是怎么样不相信万斤粮,怎么知道的实情,就可以了。主席确实是没有几千斤、万斤这个想法的,搞浮夸并相信万斤粮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样,才有我们到四川去种粮。

田家英在庐山开会前的确带给了主席一个报告,但那是其他报告,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现在去查档案,可能还有相关文件在。有人说,田家英在报告里大骂公共食堂。这也不对,田家英对食堂的态度是维持。我跟他争论过,我说食堂不能维持,维持是浪费,大家吃大锅饭,有就猛吃,还是农民回家自己开小灶好,吃多少农民自己有个打算,不浪费。食堂是好,将来物质丰富了,就跟饭店一样,会受到欢迎,但现在我看农民不欢迎。我不反对食堂,但你也不用说维持食堂,就把实际情况跟主席报告就行了。田家英听了我的意见,却没有改。他说毛主席对食堂很重视,他要不说维持,毛主席看了报告就会反感。我说那这个报告就不送。他说,已经送了。现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他那个关于维持食堂的报告搞混了,或者当成一个报告了。

由于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半截是和彭德怀搞在一起的,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和反对右倾的时候,四川省就斗争了罗书记和周书记,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右倾的。据罗书记说,最后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种实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是没有参与的,都交代不出什么。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没说什么,审不出名堂来。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写了检查。 128 我是很感激罗世发的。他要不实话实说,那我在主席那里的信誉就破产了。我坐牢出来后想去看罗世发,他却已经去世。要我说,后人该给罗世发树铜像。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并且改变了历史啊!还有那个曹书记,历史也不该忘记的,要不是他,我也没有可能和罗世发见面。另外,罗书记和周书记也吃了苦,也不该被人遗忘。在这里我也一并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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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11 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 129 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 “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 130 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 9 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 132 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斯大林晚年”是 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 1959 年 4 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 134 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 135 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 还辩白说“我没有”。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注释时间和具体情况】。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 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以上,秀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

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 136 都撕了。

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慧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慧。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 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 180°大转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谈判。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援,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是,彭德怀和 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 9 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本书第 14 章有一个关于 1962 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 1960 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 1968 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注释布拉格事件】

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陇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严厉。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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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12 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本章是戚老改过的,邱吉发来的)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

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 为党的好干部。”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 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我觉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 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在热情豪放的工人中间,那些犯错误人的郁闷情绪很快就没有了,整天劳动,有说有笑,对自己过去的那点事儿,甚至个人受了点委屈的事儿, 都觉得不值得多提,没意思了。工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常跟工人讲:进工厂,不是光为了赚点工钱,而是为一个大目标,搞社会主义。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工人,不要整天活在自己的个人小天地里。这样一来,思想境界就大不一样了。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 156 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援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60 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 60 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60 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 40 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 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三十五斤,我只报了 28 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三十五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三十五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你就仔细捉摸吧。”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铁道部的,计委的,市委的,工会的……凡是跟工业、工厂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

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像 “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 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 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

5 月 28 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后,“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 149 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 “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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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13 章  天津调查和创办《群众反映》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3.1 和陈伯达、田家英等到天津搞工业调查


我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还是到我原来的一科当科长。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农村逐步好转起来了。主席要解决工业的问题了,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陈伯达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到钢厂、一个小组到机械厂、一个小组到工交单位。我是其中一个小组长,另两个小组长分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马仲扬和柴沫是抗抗战干部,局级,跟田家英差不多一个级别。我算是越级使用。邻近 1962 年初开七千人大会之前,我都是带着一个小组在天津机床厂搞工业调查。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汇报工作。我无意中发现,只要我跟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原来他们两人其实矛盾大。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很难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很好,这次调查却老挑我毛病,只要陈伯达支持的,他就说我不好。如果说我和田家英有点嫌隙,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天津机床厂,刚开始调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有点纳闷。那两个小组也调查不出症结在哪里,与我是半斤对八两。我决定下去和工人一起劳动。我在二七机车厂当过徒工,学过机床,虽然太精密的活做不了,但一般的粗活都是可以的,能独自加工出零件来。磨床也可以,铣床难度大,不行。二七机车厂用的是进口的高级的车床,这里用的是国产的,比较简单,我上手就能干,还操作麻利。工人师傅一看,哎,是行家啊!所以工人们就跟我很亲密。我在二七厂,也当过车间书记,知道怎么和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技能,我这时也用上了。我结交了一个会计,不久我们两人就如同老兄弟。一次一起吃饭,他见我苦恼,问我咋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厂究竟怎样,完不成调查任务。会计悄悄告诉我,你想了解工厂情况,就要找银行。我那时对工厂和银行的关系不太了解,就问:找银行干嘛?他说,工厂里盈利亏损多少,哪个地方有问题,银行要一清二楚。否则不给钱。

听了会计的话,我突然有一种透亮的感觉:银行管着钱,工厂交利润,发工资,都是银行管着的。而且银行还不是管一家,所有这个区的它都管。后来我知道,那时银行主要是管工厂、管企业,老百姓存款是捎带的小任务。老百姓的存款复杂还利润少,给企业贷款,把国家的拨款贷给企业,坐收利息,利润还高。我到市里开了个介绍信,到银行调查,就把问题搞清楚了。工厂怎么亏损,怎么落账的,利润高在哪里,怎么做假的,银行都跟我说了。比如出了质量问题,出了残次品,它就叫银行抹了这笔账,摊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是国家损失了。

从银行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就去问厂长:那批产品怎么处理的,账上为什么没有显示?厂长大吃一惊,眼睛看我半天。他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从工人那里了解到,我也没说去过银行。他早就从工人那里知道我懂机械,但不知道我竟能查出他们的亏损。既然已经瞒不住了,他又知道我是中央来的,干脆就不瞒了,把怎么抹账、怎么做虚假利润等实情,都给我讲了。完了还说,你既然都知道了,我大概也要调工作了,要撤职了。我说,我虽然只是个小干部,你跟我讲了老实话,我保证在我工作期间不会撤你的职。就是将来你因此被撤了职,我也要向市委书记替你说情。

再后来我知道了,市里很多工业单位都是瞎说的。别看它的账面都很好看,可很多是假账。我查了资料,在全世界我们的废品率是较高的,跟苏联、德国比较,我们就没法比。大跃进说了很多成绩,虚假成分很多,很多产品报废了,国家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账面没有反映。其实工厂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工厂的问题。继续调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把我从各个方面调查到的所有情况,汇报到陈伯达。陈伯达听出我们调查出来了问题,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没有保留,把前后过程都讲了。柴沫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也去调查。我说,没有机会,咱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再说我事先也不知道能查出问题来。他说,你该先通报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大干部、老干部,比我有经验、有办法,我只是发愁我自己调查不出问题来,并不是不通报他们。陈伯达认为我这个找银行突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现在不新鲜了,都知道银行重要了,可当时工业和银行的关系不大有人知道的。

这次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1961 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我写了一个工业调查报告,把我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了。这个报告主席也批示了。后来的《工业六十条》, 也参考了我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薄一波说过,我们调查出的内容许多是别人都没有调查出来的,他承认了那时我们工业中的一些成绩是有夸大成分的。

13.2 创办《群众反映》突出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 “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看了这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中央高层都要急着看《群众反映》了, 像林彪这样的人,也是一期都不落的。

龚子荣那时候是支持反对特权腐败的,对我也很好,要我学黑老包(包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铁面无私。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少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些事情都反映上去,你办的这个东西就取到了这么一个作用。《群众反映》创刊不久,就是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当时就是龚子荣叫我以《群众反映》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在会上做记录、写反映。因为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不过,在文革中我才知道,龚子荣与刘少奇的来往颇多,打倒刘少奇很多事情牵涉到他。汪东兴要打倒龚子荣,他就下台了。

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是很符合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很器重他,专门调他来主管中宣部。习仲勋也是支持我大胆办《群众反映》的,不但支持,还派了人来我这里学习经验。在我的工作日记上还记载着这样两件事:

1962 年 5 月 9 日,许(许明,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电告:习仲勋同志认为《群众反映》办得很好,他每期都看。传阅范围正副秘书长。上次给总理的报告,总理已阅,并在中央同志间传阅了。……下午国务院电话:他们要派三个主任来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5 月 11 日国务院秘书厅来副主任陈等三人,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的情况,谈了五点。

毛主席把习仲勋专门调去管中宣部也是眼光独到,当时《刘志丹》小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习仲勋把中宣部管得很好,连胡乔木都佩服他,在底下跟田家英说,习仲勋的水平比别人要高一个档次了。在文化战线上,他是个帅才,我们只是将才。

《群众反映》办得好,中央领导都知道。那些中央核心领导人,都要看这个《群众反映》,我相信,他们一般都是从正面去看,从正面去了解群众的声音,但恐怕到后来,尤其是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登出来、主席批评了谭震林之后,有人就从反面去看了,担心是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属有什么情况也被“群众反映”了,或者是不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被“群众反映”了。诸如此类。因为我明显感到很多人是很怕这个《群众反映》的。他们表面都对我很客气,心底里却对我是又怕又恨的。有些中央领导人过去就对我不那么亲近,现在怕我什么事就向上反映更回避我了。

13.3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历代中国农民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就是因为革命成功之后农民领袖蜕变为新的地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很典型的。这支农民革命军进了北京城,就把自己变成新的地主、新的封建统治阶级了。李自成自己没有腐败,但是他没有约束好大将牛金星、刘宗敏这些人。这些人都腐败了,到处抢美女、抢金银财宝。据说 陈圆圆就是刘宗敏抢的,而牛金星搞了很多小老婆,占了大房子,坐的是八抬大轿,这就是当起地主了,而牛金星本来还就是个地主阶级。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好像都是资产阶级,好像有文化、有教养、知书达理,但也走了李自成的老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进了上海、南京,所到之处都是大搞“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结果民心丧尽,被廉洁、自律的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所以,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第四章说过,毛主席责令罗荣桓处理过一批已经变成了“牛金星”、“刘宗敏”的军队将领。不久,毛主席又在 1951 年底、1952 年初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党内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反行 156 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直接反明着的资产阶级的。在三反中,毛主席顶住各种压力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干部、两个功臣。在五反中,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各种不法行为受到一次严厉打击,一些罪行重大的还遭到处决。这两次运动的确纯洁了党的组织,但党内腐败并没有就此绝迹。1954 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在困难的时候,社会和人的阴暗面更容易暴露出来。现在一般人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自己都不吃肉。这本来是一种示范行为,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且 1960 年底毛主席就大兴调查之风,一个目的也是要党的干部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即使主席示范了,调查之风也起来了,很多人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拼命想办法来享受。像《群众反映》登载出来的工交口干部大吃大喝、省委书记赌博输钱后要秘书向公家开销账目、谭震林和他夫人用飞机运活鸡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主席一直是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并且进城后就在不断对腐败问题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当时党内的腐败、特殊化,总体看的确还不是很严重。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的事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老百姓的眼里,就和现在贪污几千万是差不多严重了,是很大的事儿。所以毛主席对这类事情是不姑息的。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 157 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

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细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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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发表于: 2016-05-29   
第 14 章  围绕“三自一包”展开的党内斗争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 1959 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 “反革命”,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让 1961 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 “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60 条”。“60 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 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 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1961 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 20 到 30 户人家。

1961 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 1962-1966 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 260 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 600 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思想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打击分散主义。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1959 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刘少奇是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在会上这样说的,还是听情况汇报时这样说的?】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 年 9 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 1958 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14.3 刘少奇成为 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 1962 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 165 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小平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 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 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 “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了“包产到户”建议专辑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962 年夏秋之间我们收到大量群众路线,建议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在中央开会,我打电话告诉田家英,他说中央正在开会讨论这个事儿,要我搞一个包产到户的专刊,反映群众的要求。我告诉他,信很多,全登出来可以出一本书。田家英说,别搞成一本书,可以搞个像《红旗》杂志那样厚薄的小册子,摘精粹的,最多几万字。我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就编好了,题目是“关于群众包产到户的意见”。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 年到四川种粮,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记得 1962 初四川我种粮的大风公社有个很小的干部,给我来信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这也增强了我对于公社道路的信心。我当时把这封来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常委看。这样一来,我就非常清楚,虽然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在 1961 年以来在党内就已经非常强烈,但毛主席还是坚决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在劳动中表现比较消极之后,就提出我们这些没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床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群众反映》的专辑里了。这样就是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

材料送上去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讨论了。开始是两种意见,但包产到户的占上风。不久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意见,会上就出现一边倒。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看到《群众反映》的材料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把小册子的空白处,都写上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谭震林实际上是想搞报复,追查田家英,因为我们一起搞过谭震林的吃饭问题,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

杨尚昆叫龚子荣问我这期刊物的背景,内容是怎么编的。我说,我收到很多来信,打电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期。那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打电话叫他编辑的。田家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追问我怎么告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说是我打电话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的,里面还有反对包产到户的。

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说,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嘛,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没有罪。你有意见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让底下反映,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彭真。当时彭真也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到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也很有道理。

那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为我到中央告他状,他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心机?是谭震林要报复他、整他,但没有成功,他躲过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谭震林的意见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错误了,就可能要下放劳动了。他是领导,就是我搞的,他也责任在身,说他向党进攻是很容易的。两边材料都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后来田家英也对我说过:“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彭真当时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护田家英,但是他确实解了田家英的围。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八司马之一,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阅览室本来就有一份《群众反映》,现在有多了一份谭震林对包产到户的群众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目标大概就是对准我的。

【关于这个事情,之前的材料说邓小平救了田家英,请戚老核一下,我把之前整理的文稿摘录放在这里供参考:谭震林要追查是谁把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搞在一起的……办公厅的党委就先找我谈话。我不能说是田家英让我弄的,我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他们问谁批准的。我说;“按照规定,只要不涉及具体的人,只是反映情况,我这里就可以送的”。他们责问:“包产到户是受批判的,你为什么要送呢?”我告诉他们:“我不光送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也送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替田家英说话,大意是:“这个材料两边的意见都有,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印出来为什么要追究责任?”据说,这话是邓小平说的。】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1962 年的单干风越刮越大,刘少奇明显是风源,又是保护伞。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1962 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常委周围还有不少田家英这样的人,如果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路这个大政方针的话,他自己就会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把党的路线改变过去。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开常委会来作表决,而是开中央全会来表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也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是列宁都讲过了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中央全会一开,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因为如果那么搞的话,他们大多要下岗,像安徽的曾希圣就把好多反对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党。所以,这个会一开,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路线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关于十中全会的笔记,现抄录在这里: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十中全会情况的讲话要点

十中全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弹、和平大会等)问题是我们有的人对赫鲁晓夫欣赏,在和平大会上支持他,犯了一个错误。

国内刮起了两股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案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第一条:说他过去承认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来的,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第二条:他否认了里通外国,说他不懂外文,怎么里通外国?

事实是: 1.他与赫鲁晓夫讲: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线,现在了解了; 2.他与布尔加宁讲: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体(在华沙和莫斯科的宴会上都讲了); 3.他与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俄籍华裔吴(?)某单独在莫斯科联系。

再从苏修那边看: 1.赫鲁晓夫说彭德怀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我的朋友,毛泽东是破套鞋; 2.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公开说,我至今赞成彭德怀。另外,彭德怀的申诉书说他早在 1926 年就在起义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好像军史应该从他那里写起。

现中央已组织了一个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彭德怀的申诉。

彭德怀善于在关键时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上次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把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现在不上他的当了,他的申诉由专门人去管,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工作。

单干风:大肆宣扬包产到户、单干,主要是邓子恢。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他(略)。

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其核心内容后来公布在会议公报里,逄先知他们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摘录了这么一段: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的编者说:“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党内的一个主要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个说法基本事实是对的,但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就不对了。毛主席起初的确是想通过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在群众中也来个彻底制止 “包产到户”倒退风。结果刘少奇故意扭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单干风、复辟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结果出现局部的混乱,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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