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恩道尔
2010-01-26
第一部分 政治开端 第一章 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 华盛顿发动“转基因革命”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美国政府发动了推广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基因革命”。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但从里根总统开始，至少四位美国总统在任内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转基因农业。为何如此？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以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通过大量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职位、把自己的高管安插到政府做高官等手段，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系。这使得政府与孟山都、杜邦等农业综合企业互相唱和，以私人企业利益替代公众利益，把鼓励发展不受管制的转基因农作物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
早期的转基因研究生物技术和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改造这一主题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研究实验室中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在关键领域实施了激进的经济政策，这与总统的亲密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遥相呼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特别，都是激进自由市场政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吹鼓手。这两项政策相结合，就是放任私营部门自由发展。
然而里根政权决意在一个领域——几年前发展起来的、脱胎于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研究的基因工程领域——采取无为的放任政策来确保美国处于领先位置。
在美国，对转基因粮食和基因工程产品的监管历史中有着不寻常的方面：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极端偏袒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负责保护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机构逐渐有了危险的偏见。
早在美国第一个商业性转基因产品上市几年之前，里根政府就悄然为孟山都和其他发展转基因产品的私营企业打开了大门。里根政府中决定发展转基因产品这一新领域生杀大权的人物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副总统老布什——后来他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是现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
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的农业综合企业都疯狂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然而，当时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监管体系，来控制转基因产品的开发、风险和销售。当然，那些农业综合企业希望一直维持这种状况。
存在这种状况，部分原因在于里根-老布什政府受到了全盘放松管制的意识的驱动，以此减少政府对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监管。粮食安全也不例外，即使这意味着人民大众可能像小白鼠一样被当作试验品，用来试验完全未被检测出来的新的健康安全隐患。
“实质上相同”的骗局1986年，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主持了一个白宫特别战略会议，与会者都是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家化学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据曾任美国农业部官员的克莱尔·霍普·卡明斯透露，这次非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撤销管制的问题。孟山都与美国政府（甚至与老布什的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该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中为了毁掉丛林地区的树叶（越战中，美军在丛林中屡遭伏击，美军急需一种使树叶脱落的化学药剂，以便使丛林中的游击队员无处藏身。——译注）发明了一种致命的除草剂——橘剂。此外，该公司也有很多欺诈、掩盖事实和行贿的不良记录。
当老布什在1988年最终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和副总统丹·奎尔迅速采取行动落实早已制定好的计划，给孟山都和其他主要的转基因公司松绑，让他们“大显身手”。老布什决定在这时候将他在几年前“谋划于密室之中”的管制框架公之于众。
老布什政府的竞争力评议委员会主席、副总统奎尔宣布，“对生物技术产品的监管将与其他产品相同，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管制。”1992年5月26日，副总统丹·奎尔宣布了老布什政府对生物工程食品的新政策。
丹·奎尔告诉高级管理人和记者：“我们今天宣布的改革措施会加速和简化通过生物技术向消费者、粮食加工者和农民提供更好的农产品的程序。我们会确保生物技术产品像其他产品一样受到同样的监督，而不会受到不必要的管制限制。”至此，老布什-奎尔政府将魔鬼放出了笼子。
的确，无论在当时和后来的几年中，政府没有颁布一个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新法律法规，尽管忧心忡忡的议员们多方努力，认为很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来规范转基因产品，以避免未知风险和可能的健康危害。
老布什推行的管理框架很简单。与生物技术行业明确表达的愿望相符，很显然美国政府把转基因动植物和粮食简单地视为传统动植物繁殖和培育的延伸。
为了进一步替孟山都等公司扫清道路，老布什政府决定让美国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署（EP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传统机构评价转基因产品的风险，而不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管这一全新的领域。此外，他们还故意使这四家机构的职责模糊不清。
这种模糊不清肯定会产生权力的交叉和管理上的混乱，这样就可以让孟山都和其他转基因产品经营者钻空子，以便他们最大限度地引入转基因农作物。然而，对于局外人来说，新型转基因产品似乎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公众自然而然地以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很关心他们的健康的。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DNA重组研究和病毒的生物科技研究做出了严正警告，美国政府还是选择让生物技术行业和私人科学实验室在转基因动植物这一新领域中实行“自愿”监管。
一些美国政府的资深科学家反复警告老布什-奎尔政府的这种“无为而治”的行为存在着潜在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17位政府科学家之一的路易斯·J.普瑞伯尔博士当时负责制定转基因粮食政策。普瑞伯尔从研究中得知当新基因被植入植物细胞中时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毒素。因此，他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首席科学家写了一份引起很大争议的警告备忘录。其中他提到：“转基因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是该行业的一相情愿……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数据支持他们的观点。”
其他的政府科学家得出结论：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之前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测试和检验。他们声明：“转基因植物中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偶然的变化,证明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定范围的传统的毒性研究。”但是老布什政府对他们的意见充耳不闻。为此，这些科学家与孟山都和正在兴起的生物技术类农业综合企业断绝了往来。
除了由少数几家基金会资助的极少数科学家之外，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人对如此大规模地发展基因工程的深层含义引起警觉。而在资助这一领域的基金会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到1992年，老布什总统准备把转基因这个魔鬼从笼子中释放出来。在一项总统行政命令中，总统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如传统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实质上相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实质上相同”这个说法是整个转基因革命的关键。它意味着转基因农作物可以看作与传统农作物没有两样。这一理论的依据仅仅是转基因玉米（以及大豆、水稻）与传统玉米（以及大豆、水稻）的外观和味道都很相似，至于它们的化学结构和营养价值，也因此与天然植物“实质上相同”。
将转基因植物与传统植物视为“实质上相同”这一决定忽略了转基因植物中内部的性质变化。正如一些严肃的科学家指出，“实质上相同”的概念本身就是伪科学。最初发明“实质上相同”这个说法就是为了给逃避生化和毒性检测找个借口。
由于老布什政府的“实质上相同”的裁定，转基因品种就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管制措施了。
“实质上相同”让农业综合企业欢欣鼓舞。这不足为奇，因为是孟山都等公司创造了这个短语。老布什的科学顾问们也很清楚，这一裁定的前提具有误导性。
对植物或者有机体进行基因改造,涉及把外来的基因植入像棉花或者大豆这样的植物中，从而改变基因的一些先天特征，而这些是通过传统的繁殖方式所无法做到的。通常外来基因的植入是通过基因“加农炮”——运用外来细菌或者DNA片断来“轰击”植物,使其基因特征发生改变。在农业中，杂交和选择性育种已经可以使农作物适应某些特定的生产环境和地域需求。
基因工程与动植物的传统繁殖手段在很多重要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一种有机体中的基因可以被提取出来并与另一种有机体的基因相结合（通过重组DNA或者叫做rDNA技术），而这两种有机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其次，除去物种重组的适应性要求外，新基因组合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产生。致命的笼子被着实打开了。科幻小说《天外来菌》所描述的恐怖的生物灾难已经不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之中。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但是似乎没有人在意。
基因工程通过不严密也不可预测的过程把外来基因引入植物体中。经过改造的植物与原始的植物已经不再是“实质上相同”的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山都等公司为“实质上相同”原则辩解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为他们的转基因植物申请专利，理由就是他们创造的新植物品种必须受到独占性专利的保护（如果“实质上相同”,按照各国专利法,是无法申请专利的。——译注）。在他们眼中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对于老布什政府1992年的裁定，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表示支持，以这个裁定作为基础，美国政府一直把转基因食品或者叫做生物工程食品看作“天然食品的补充”，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特殊检查。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没必要对传统的玉米进行食用卫生检验，那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对孟山都等农业综合企业生产的“实质上相同”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和牛奶激素进行食用卫生检验呢？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只是简单地以转基因产品生产公司提供的数据来判断新产品是否合适。美国政府从未与基因巨头们唱过反调。
“大自然中最好的食品……”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这种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这项转基因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发现这种转基因牛奶会影响人的健康的关键证据之前坚决支持“实质上相同”的原则，对外宣称这种牛奶对人类来说是安全的。
rBGH激素对在困境中挣扎的奶牛场的农民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孟山都称，如果给奶牛定期注入rBGH激素（市场品牌为Posilac），奶牛的牛奶产量会增加30%。对于苦苦挣扎的农民来说，30%的增产是惊人的，也是无法抵御的。孟山都打出广告建议农民应该“对所有的奶牛进行处理”。一位州农业局局长由于rBGH对奶牛产奶有惊人的刺激效果，将其称之为“奶牛的良药”。
孟山都的新型Posilac牌 rBGH激素不仅刺激了奶牛的产奶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另一种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的产生。IGF-1因子调节奶牛的新陈代谢，刺激奶牛的细胞分裂，抑制奶牛的细胞死亡。因此，问题也就产生了。
许多独立科学家开始公开警告孟山都的rBGH激素增加了IGF-1因子的水平，有可能会导致人患上癌症。其中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之一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萨缪尔·爱泼斯坦博士。爱泼斯坦博士是公认的致癌物质的权威，他警告说越来越多的科学依据表明,IGF-1因子与人类癌症的产生有很大关联，而且这种癌细胞可以在体内潜伏很多年。
不出所料，使奶牛增产30%的激素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农民们开始报告他们的奶牛产奶寿命缩短了2年，并且很多奶牛由于注入rBGH激素染上了严重的蹄和乳房传染病，这意味着有一些牛不能行走。为此，他们不得不为牛注入更多的抗生素。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利用孟山都提供的数据反驳日趋高涨的批评声，不出所料，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独立科学家。孟山都的首席rBGH科学家罗伯特·克里尔厚颜无耻地反驳道：“事实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评论……他们已经公开重申了对人类健康安全的信心……知情者并不会杞人忧天。” 任何明白孟山都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层关系的人都很难被这些话所说服。
1991年，佛蒙特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向媒体悄悄透露：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注射过rBGH激素的奶牛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乳房炎、乳腺增生和胎儿畸形。孟山都花费了50多万美元用来资助佛蒙特大学进行rBGH的试验,而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与他警觉的同事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他四处公开演讲,宣传与普通奶牛相比并没有发现注射过rBGH的奶牛存在异常的健康问题。那个出人意料的揭发者至少使孟山都和接受孟山都研究经费的大学感到很尴尬。
美国国会的调查机构美国审计总署受命参与这项调查。由于佛蒙特大学和孟山都公司都不予以配合，审计总署最后被迫放弃调查，无果而终。很多年以后,佛蒙特大学公布了一组数据，确实显示出rBGH对健康有危害，然而，为时已晚。
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置了负责政策的副局长职位，专门负责监督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实施。首任副局长是迈克尔·R.泰勒。泰勒在就任该职务前是华盛顿的一位不同凡响的律师。作为华盛顿很有影响的公司——金和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专攻食品与药品法律的律师，泰勒曾在一些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孟山都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的代理律师打赢官司。
20世纪90年代初，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也曾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米勒博士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允许农民注入牛奶的抗生素的标准提高了100倍。她凭一己之力就为孟山都激增的rBGH激素业务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共同建立了一个“温馨的俱乐部”，这个“温馨的俱乐部”充满了潜在利益的博弈。
作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高级官员，泰勒帮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方针政策，决定转基因食品是否应该贴上标签加以提醒。最后他的决定是不在转基因食品上贴特别标签。
同时，也是在泰勒的指导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风险评估数据（例如牛的畸形胎儿数据，甚至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出现的征兆数据）将作为“商业秘密信息”而不向公众公布。
如果动物食用孟山都、陶氏化学或者其他生物科技公司的产品后导致胎儿畸形的消息被泄露出来，这会导致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从而对私营企业的繁荣造成伤害。
这似乎是“股东价值至上”这一歪理邪说背后的逻辑。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物技术协调员詹姆斯·马里杨斯基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在转基因食品上加标签是因为他们害怕消费者了解内情。”
孟山都的律师迈克尔·R.泰勒曾经在政府主要的食品安全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转基因食品的政策。作为一种合理的回报，孟山都在泰勒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离任后,任命这位勤勤恳恳的公务员为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这正应了一句话：“我们照顾老朋友。”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孟山都合谋榨取公共利益到1994年，经历了一段合适的时间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rBGH牛奶在市场上公开销售。当然，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这种牛奶没有打上转基因的标签，因此消费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或者孩子喝了含有致癌物质或者其他危害身体的物质的牛奶而产生“不必要”的担忧。消费者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当孟山都的Posilac牌rBGH激素在实验室中导致小白鼠患上白血病和肿瘤的时候，美国政府修改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准许在实验室的动物身上致癌的产品不贴任何警告标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让人们食用。事实就那么简单。
尽管孟山都声称其生产的rBGH是美国历史上经过最为充分检验的药品之一，但是他们从未针对rBGH对人类健康状况长期的影响做过长效检验。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作为长效检验的最短检验时间为两年。而rBGH只用了90天时间检验了30只小白鼠。对小白鼠的短期检验研究报告递交给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是从未公开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任何外界人士查看这份研究报告的原始数据，理由是报告的公开发表会对孟山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由于孟山都同样拒绝公开这份90天的研究报告，所以科学界从未仔细研究过这份至关重要的有关癌症和rBGH研究的报告。
美国政府不满足于只把转基因牛奶卖给毫不知情的美国人民，还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迫使他们认同rBGH，帮助孟山都打开国际市场。
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孟山都的联合行动在1999年1月受到了重创。加拿大卫生部向美国发出了“不符合要求通知”，没有批准今后在加拿大销售rBGH，或者叫做rBST，即重组牛生长激素。
加拿大卫生部之所以做出这一举动，主要是受到了来自加拿大兽医协会和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压力，他们掌握了rBGH牛奶负面影响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跛脚和繁殖问题。孟山都一直希望将rBGH打入加拿大市场。据加拿大CBC电视台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位孟山都官员甚至试图用一百万到二百万美元贿赂一位在政府评估委员会工作的加拿大卫生官员，以保证不经过进一步研究就让rBGH在加拿大获得批准。这位官员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质问道：“你们这是在行贿吗？”这次会面因此无果而终。
此外，一个由著名专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特别独立委员会得出结论：正如加拿大得出的结论一样，rBGH不仅存在上述危险，而且有导致人类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
1999年8月，联合国粮食安全署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一致同意支持欧盟1993年对引进孟山都rBGH牛奶的临时管制令。因此孟山都的rBGH在欧盟被禁止销售。
但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并没有吓倒固执己见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僚们和他们的孟山都好友。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在转基因食品上贴标签，美国人民还都兴高采烈地饮用着政府推荐的健康牛奶，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大自然中最好的食品”是奶业用于转基因牛奶的广告语。而美国媒体则对联合国的决定和加拿大得出的负面结论保持着“令人尊敬”的沉默。美国人民得到的解释是,欧盟试图通过拒绝进口含激素的美国牛肉对美国的养牛户造成伤害。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兽医理查德·巴罗斯于1979～1989年间负责rBGH等兽药的检验工作,他对此十分担忧,不愿坐视不管。自1985年起到他被解雇时为止，巴罗斯负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孟山都rBGH的检查，并且有将近5年的时间直接参与评估。巴罗斯负责撰写动物安全研究的原始实验报告，并审查rBGH发明者提交的数据。
巴罗斯在1991年于《吃好喝好》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生的变化。巴罗斯成天与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放松严格的安全实验报告要求的公司代表打交道。他报告说，亲眼见到一些公司故意减少rBGH实验中生病的奶牛数字，并随意填写数据以“保证”不出现健康和安全问题。
巴罗斯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包容之心”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保障公众健康到保证公司利益的角色转变提出了质疑。他批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处理rBGH时向国会调查者陈述的“事实”、向国家立法部门出示的证据和对媒体做出的声明。他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时，拒绝使用由公司资助的安全研究报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报告是不充分的。最后，他终于在1989年11月因为“不称职”被炒了鱿鱼。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不出示rBGH不安全的证据。实际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批准前就已经开始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做宣传推广工作了。美国消费者联盟的迈克尔·汉森博士指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rBGH的吹鼓手，它通过发表新闻通稿来宣传rBGH，发布赞扬该药品的公开声明，并且在该机构的公开出版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中为rBGH做广告。
1998年4月，鲁伯特·默多克旗下有影响力的广播网福克斯电视台的两位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简·阿克尔和她的丈夫史蒂夫·威尔逊仗义执言，联合制作了一段揭露rBGH丑闻和它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的节目。在孟山都的压力下，福克斯电视台把这段节目给枪毙了，并解雇了简·阿克尔和史蒂夫·威尔逊。2000年8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庭审讯中，他们夫妇获得了42.5万美元的赔偿，法庭宣布福克斯电视台“蓄意造假，歪曲原告关于rBGH的新闻报道。”
福克斯电视台和孟山都利用他们充裕的财力向上一级法庭提起上诉，最终通过法律技术手段把法院的判决给改了过来。对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着沉默。孟山都则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市场上出售rBGH牛奶。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称，对于转基因食品所持的管制态度是“我不说，你也别问”，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不向政府报告关于转基因产品的消息，政府也不会主动过问。”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的话，人们的健康和粮食安全就毫无保证。然而，由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其他相关机构表面上在转基因食品这一新领域保护着人们的健康安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2004年1月，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察官员终于打破沉默宣布他们发现rBGH中含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后，孟山都最终不得不宣布他们将把Posilac产品的供应减少50%。很多人都以为孟山都可能会悄悄停止生产这种有危害的激素。然而孟山都却一意孤行，丝毫不考虑rBGH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所有证据，一年后又宣布增加Posilac产品的供应，达到其顶峰的70%。这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消费者对健康的担心，还来自于从事畜牧业的农民。农民们意识到牛奶产量虽然增加了30%，但是这导致牛奶供过于求，大量过剩，引发牛奶价格暴跌。
但是此时此刻，孟山都早已把视线转移到世界种子市场，力图控制人类和动物食物中最重要的主食。
孟山都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孟山都、杜邦、陶氏益农公司等转基因种子生产巨头与美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里根执政初期，在远未确定这种对自然的基因改变是否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把鼓励发展这种不受管制的转基因农作物放在了优先的战略位置。一方面，政府通过科学基金支持长期的实验研究；另一方面，向未经检测、风险很大,可能危及国家甚至全球基本粮食供应的新举措大开市场绿灯。
华盛顿变得声名狼藉，被称为“旋转门政府”(revolving-door government)。这是指一些大公司直接雇佣政府官员担任高级管理者，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的普遍现象。类似地，反方向的旋转也行得通，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被安插到政府中任要职，来推行公司的秘密计划。
孟山都公司在这个“转门”游戏中表现得尤为高明。它在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脚踩两只船，同时担当他们的主要赞助者。在围绕是否要给孟山都公司的rBGH牛奶贴标签的争议中，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乳制品分会的12个成员都曾得到孟山都公司的慷慨竞选资助。在孟山都竞选资助中他们获得了71.1万美元。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它影响到了委员会的决策，但是很明显这笔资助在这场争论中不会伤害到孟山都。委员会封杀了为转基因产品贴标签的立法提案。
孟山都在把公司的关键人物安插进政府的相应部门方面有特别的技巧。小布什的农业部长安·维妮曼在2001年进入政府部门，在此之前她是卡尔京公司的董事长;卡尔京公司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子公司。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的CEO，该公司生产天冬苯丙二肽酯——一种基于转基因的人工增甜剂,这种物质可能致癌。拉姆斯菲尔德还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生物技术公司吉里德科技公司做过董事长，该公司拥有达菲（一种据称能治疗禽流感的药物。——译注）的专利。
前任美国贸易代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律师米奇?坎特离开政府后在孟山都的董事会谋到了一个职位。孟山都的董事会中还包括威廉?鲁克尔斯豪斯 ——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医学博士迈克尔?弗里德曼是孟山都的制药事业部西尔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他曾经担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代局长。孟山都负责英国政府事务的董事玛莎?霍尔曾任克林顿总统的政府间事务助理。孟山都的公共事务副总裁琳达?J.菲舍曾任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孟山都的法律顾问杰克?华森在卡特政府中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这种负责粮食政策的政府部门高官与企业赞助人（如孟山都、陶氏化学、杜邦等农业综合企业和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旋转门模式，至少在里根执政时期就存在了。
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这一点毋庸置疑。政府与孟山都、陶氏化学、杜邦等农业化学巨头一唱一和，就好像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融为了一体。
我们怎么解释至少四位总统都成为转基因农业化学行业的坚强后盾的现象呢？我们怎么解释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甘冒丢掉乌纱帽之险要求英国首相平息对转基因生物的批评呢？
我们怎么解释在转基因产品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的如山铁证面前，孟山都等大公司仍然在政府官员中如鱼得水呢？是什么原因驱使四位总统把无数的科学家，甚至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政府官员发出的警告当作耳旁风，置本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于不可预知的危险中呢？
如果你想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个答案太具有爆炸性以至于没有人敢把它表达出来。1999年下半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人们暗示了公众人物背后存在的强大利益集团。1999年10月4日，孟山都宣布同意暂停有争议的“终结者”种子遗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基金会的主席戈登?康威对此拍手叫好。
这个基金会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它位于纽约,由私人所有,而且不用交税。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孟山都公司正在讨论植物基因工程的全球战略，这并非巧合。从一开始，基因革命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康威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转基因革命的发展已投入了超过一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项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几十年中推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在1999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康威声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孟山都公司不将像‘终结者’这样的不育种子进行商业化的决定。我们欢迎这种行为，将其视为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获得植物生物技术成果的第一步。”
康威在几个月前去过一次孟山都，他警告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冒险行为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革命，现在后退一小步，是为了将来让整个项目大踏步地前进。
“终结者”种子的设计目的是阻止种子发芽，以防将收获的谷物当作种子，这激起了多方的强烈反对。这项技术会阻止农民把种子保留下来以备来年播种之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孟山都公司的决策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战略的一部分，它起源于越战时期。转基因项目要求科学家为资助他们的农业综合企业服务。苏格兰的一个研究项目的进展向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如果转基因生物研究的结果与孟山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商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情况就将变成下面这样。
第二章 奴颜婢膝
奴颜婢膝 科学沦为政治的仆人1998年，一位英国的顶尖基因科学家向媒体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实验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这一基于客观实验的结论原本对科学研究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就在研究成果发布后48小时内，这位科学家和夫人同时接到所在研究所的解聘通知，并被要求不许透露任何研究信息，否则连养老金也保不住。之后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和人员也群起而攻之，对这位科学家进行抨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直接打电话给研究所进行干涉，因为布莱尔接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打来的警告电话。而所有这些打压首先来自于孟山都公司的一个电话。
科学向政治下跪当转基因种子在阿根廷和北美的农场如火如荼地进行商业化时，在遥远的苏格兰发生了一起影响转基因工程未来的重大事件。在英国阿伯丁的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罗威特(Rowett)
研究所里，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正在以十分严谨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的任务是对转基因食品在动物身上可能产生的作用开展长效研究。
这位科学家就是阿帕德?普兹泰博士，基因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已经在生物技术领域做了逾35年的研究，发表了很多颇受好评的论文，被认为是植物凝集素和转基因方面的顶级专家。
1995年，就在孟山都向美国和阿根廷的农民大肆推广其商业性的转基因大豆种子之前，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与罗威特研究所签订协议。研究所承诺在普兹泰博士的带领下着手进行一项为期3年的综合性研究，合同预算为150万美元。如此大的预算，对于研究所来说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要求罗威特研究所制定科学检验方法的准则，以便政府管理部门今后在进行转基因农作物的风险评估时使用。当时转基因农作物刚刚开始普及，基本处于实验室或田间实验的阶段，着手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是理所应当的步骤。
普兹泰博士是建立科学的诚信制度和制定健全的方法的最佳人选。他的各项研究成果汇集成了270多篇论文，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他与他的夫人苏珊?巴多克兹博士（同为罗威特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出版了两本关于植物凝集素的书。他被同行视为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
更重要的是，从下面的叙述就看得出来，普兹泰的研究项目是世界上第一个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独立科学的研究项目。考虑到将转基因生物引入人类和动物的基本食物之中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这一事实太令人震惊了。
当时除了这项研究之外，对于转基因食品效用的唯一一项研究是由孟山都资助的。自然而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完全健康，适宜消费。普兹泰深知一个完全独立的视角对任何科学评估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于建立人们对这种重要新成果的信心来说也十分必要。他本人当时完全确信这个研究将确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普兹泰对转基因食品的光明前景深信不疑。
普兹泰的任务是对分成不同组的小白鼠进行实验。一组小白鼠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这些马铃薯注入了凝集素，据说可以起到天然杀虫剂的作用，用来预防蚜虫虫害。当然，这只不过是转基因马铃薯制造者一方的说辞。
转基因计划挨了一记闷棍苏格兰政府、罗威特研究所和普兹泰博士一致相信他们将共同证实植物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即通过避免马铃薯种植过程中使用杀虫剂，从而给粮食生产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1997年下半年，普兹泰博士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他的实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食用转基因马铃薯超过110天的小白鼠在生长方面呈现出重要变化。它们的体型和体重明显比实验中食用正常马铃薯的小白鼠要小很多。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老鼠的肝脏和心脏都要小很多，免疫系统更脆弱，甚至脑部也比食用正常马铃薯的老鼠小得多，这一点太令人震惊了。这后一项发现如此可怕，以至于他应邀在1998年英国独立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公开他的发现时，故意省去了这一点。后来他解释说他是害怕在公众中造成恐慌。
1998年8月，普兹泰博士应邀在收视率很高的ITV节目《行动中的世界》中简述他的研究成果时所说的那番话足以让世人震惊。他告诉观众：“有人向我们保证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我们可以随时食用转基因食品，也必须随时食用转基因食品。目前来看，转基因食品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危害。”然后，他向数百万观众提出了警告，“但是作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把人类当作小白鼠一样来做实验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到实验室去找小白鼠。”
普兹泰接受电视采访之前与罗威特研究所的所长菲利普?詹姆斯见过面，所长告诉他不要在节目中谈论实验的详细信息。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引爆了生物技术界、政界、科学界和转基因农业界的一颗重磅炸弹。
普兹泰简短地陈述道：“（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影响是轻微的生长缺陷，它对免疫系统也有影响。试验用鼠在食用转基因马铃薯110天后免疫机能有些减退。”他个人评论道：“如果是我，在得到和我们针对转基因马铃薯所做的实验可比较的科学证据之前，我是绝对不会食用转基因食品的。”
一时间，全世界都在议论普兹泰的轰动性评论。对器官和免疫系统的损害已经够糟糕的了。这个英国顶尖的基因科学家居然还说自己不会食用转基因产品。
普兹泰的老板詹姆斯教授的第一反应是对普兹泰的表现给予高度赞赏。按照詹姆斯的决定，研究所甚至发布了基于普兹泰发现的新闻通稿，强调“一系列严谨认真的研究都印证了普兹泰博士的担忧”。
然而，这个象征意义的支持突然停止了。在48小时内，这位68岁的研究员接到通知说他的合同不会续签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也是为罗威特研究所工作了13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员——一起卷铺盖走人了。而且，普兹泰被告知不得向媒体透露任何关于他的研究的信息，否则会连养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论文都被没收并束之高阁，研究所不许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员交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支研究团队也随之解散了，他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都被更换了。
这只是一场恶意诽谤的开始。普兹泰自幼在匈牙利长大，即将发生的一切可以和他所经历的德国纳粹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
普兹泰的同事们开始诋毁他的科学声誉。罗威特研究所在召开了几场自相矛盾的新闻发布会后，终于把口径统一在普兹泰只是把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小白鼠和食用了有毒马铃薯的普通小白鼠“搞混了”。如此常识性的错误对于一位像普兹泰这样资深并拥有公认才干的科学家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新闻界称,这是一个著名科学研究机构所犯的最低级的错误。
然而，后来对普兹泰工作的审查证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据英国记者安德鲁?罗威尔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罗威特研究所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声称他们发现普兹泰根本就没有进行能够验证他的结论的长期研究，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但是，詹姆斯教授和罗威特研究所为解雇和诽谤普兹泰所做的拙劣努力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其他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也卷入了这场诋毁普兹泰的闹剧。为了回击这些诋毁攻击，1999年2月，来自13个国家的30位顶尖科学家联名写了一份公开信支持普兹泰。这封信后来发表在英国的《卫报》上，引发了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安全和普兹泰发现的新一轮论战。
布莱尔、克林顿和“政治化”的科学在《卫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几天，像英国皇家学会这样权威的研究机构也加入了这场论战。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要重新审查普兹泰的证据。1999年6月，学会发表公开声明，称“普兹泰的研究在设计、执行和分析方面漏洞百出，因此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结论”。
享有300年盛誉的著名研究机构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普兹泰的信誉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皇家学会对普兹泰的评价也被公认为一种政治诽谤，这种评价败坏了皇家学会的声誉。后来的同行评议揭示出皇家学会的结论是从不完整的数据中得出的。更有甚者，皇家学会拒不透露审查者的名字，这使得一些批评者抨击皇家学会的这种做法让人们想起了中世纪的地下裁判团。
安德鲁?罗威尔的调查揭示，皇家学会和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在5月18日那天发表类似的谴责，这都是布莱尔政府对这两个机构施压的结果。
布莱尔政府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生物技术宣传组”发起宣传攻势，反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媒体。“普兹泰辩论”威胁到了能给英国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未来。
皇家学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对普兹泰的科学诚信发起攻击后的第三天，布莱尔的“内阁推手”杰克?卡宁汉姆在下议院声明，“皇家学会本周令人信服地对某项针对马铃薯的研究结果及其错误解释做了澄清，认定其纯属误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项证据能够证明在我们国家销售的任何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为了让他“代表”布莱尔内阁所传达的信息明确无误，他补充说，“生物技术是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领域，为我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后来公开的文件显示布莱尔内阁内部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上分为两派，一些阁员建议对转基因生物的潜在健康风险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很快就缄口不言了，内阁任命卡宁汉姆来负责政府转基因农作物的方针政策的制定，领导生物技术宣传小组，这个名称能使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作家，以政治讽喻小说著称，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人类阴暗的未来，著有《动物农庄》、《1984》等。——译注）退避三舍。
如何才能解释詹姆斯所长和罗威特研究所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变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政治压力。
精神上几近崩溃的普兹泰花了五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心脏病发作，才搞清楚他在电视上露面48小时后发生的一系事件的细节。他的发现揭示了转基因农作物政治的阴暗面。
很久以后普兹泰才终于把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普兹泰在罗威特研究所的几个已经退休（因此不怕丢掉饭碗）的同事私下告诉普兹泰，詹姆斯所长曾经两次接到布莱尔首相亲自打来的电话。布莱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一定要让普兹泰闭嘴。
詹姆斯害怕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及发生其他更糟糕的事情，决定让他以前的同事作为牺牲品。然而，这个关系链条并没有到布莱尔就停止了。普兹泰还听说布莱尔最初是接到了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打来的一个警告电话。
布莱尔的亲密朋友和政治上的引路人克林顿让他确信，转基因商业化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价值可观的产业，布莱尔可以依托这个产业使英国的制药及生物技术巨头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如此，布莱尔积极推广转基因生物，其目的是为他1997年名为“重塑不列颠”的竞选活动获得成功铺路。英国人都知道，克林顿一开始就让布莱尔相信转基因植物将是通向新的农业工业化革命的必由之路。
克林顿政府当时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它作为引领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技术。克林顿的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当时声称，他们的目标是使20世纪 90年代成为“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进行成功商业化的十年”。90年代后期，生物技术转基因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股市上扶摇直上。克林顿绝不会允许苏格兰的某个科学家破坏他的计划。显然，克林顿的好朋友布莱尔也不允许。
普兹泰之所以能得到最后一片拼图，还要感谢他以前的同事罗伯特?奥斯科夫教授提供的信息，他是一位在罗威特研究所工作了33年的著名营养学家，也是在那个时候离开罗威特研究所的。他告诉普兹泰，一位罗威特研究所资深的同事告诉他，要求解雇普兹泰的第一个电话是孟山都打来的。
孟山都把“普兹泰这个麻烦”告诉了克林顿，后者转身就告诉了布莱尔。布莱尔接着又告诉了罗威特研究所的所长菲利普?詹姆斯。24小时后，阿帕德?普兹泰博士就被扫地出门了，还不许他谈论他的研究和与他以前的同事交往。
奥斯科夫的信息犹如一磅重型炸弹。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一家私营企业只需随便打个电话就能让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行动起来，为他们的一己私利服务。孟山都一个电话就可以毁掉世界著名的独立科学家的声誉。这给学术自由和科学独立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对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的扩散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那么清白的英国皇家学会也掺和了进来普兹泰在他的学术清名毁于一旦之后，终于在1999年10月设法在英国备受尊敬的科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他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这家期刊因为它的科学独立性和诚信而为人称颂，论文在刊登之前，需要得到由6人组成的评审小组中至少4人的同意。
《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博士后来说，他接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位高层人物打来的“威胁”电话，告诉他如果他打算发表普兹泰的文章，他的饭碗就可能保不住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前任副主席彼得?拉赫曼教授后来承认,是他就普兹泰的论文给霍顿打的电话，但是他否认曾威胁过霍顿。
《卫报》的调查记者发现,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反驳机构”来推行支持转基因生物的政策，诋毁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和组织。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是瑞贝卡?鲍登博士，她曾在布莱尔政府的环境部任职，公开支持转基因生物。
《卫报》发现，拉赫曼在对普兹泰的攻击中公开呼唤科学的“独立性”，但此人在涉及转基因生物的问题上却很难称得上公允。拉赫曼是一家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吉龙生物医学公司的科学顾问，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和多利羊差不多的动物克隆的研究，他还是一家农业生物技术公司阿德普罗特克的非执行董事。他也是转基因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拉赫曼在很多问题上都称得上不偏不倚，但唯独在转基因生物问题上态度十分偏颇。
塞斯伯里勋爵在1997年的选举中为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捐资甚多。由于他的贡献，塞斯伯里获得了布莱尔内阁的一个职位——科学大臣。他的科学资质微不足道，但他却是两家转基因生物科技公司——戴尔特克和伊诺特克的重要股东，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转基因生物。
为了进一步巩固布莱尔政府和世界主要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关系，良好关系公司的董事戴维?希尔（曾于1997年和2001年两次协助布莱尔成功当选英国首相）同时负责孟山都在英国的公关宣传。
尽管英国皇家学会公开声明普兹泰的研究“存在瑕疵”，但是他们从未对这一重大研究进行过一次“无瑕疵”的研究,这给英国皇家学会自吹自擂的科学中立性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说明英国皇家学会的“醉翁之意”不在于科学公正性而在于其他。
《柳叶刀》在发表了普兹泰的文章后，遭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生物技术行业的猛烈抨击。这种压力迫使普兹泰论文的合作者斯坦利?伊文教授最终放弃了阿伯丁大学的教职。
科学屈从于公司利益普兹泰事件威胁到了整个转基因计划的发展，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只是压制独立研究、直接修改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潜在负面作用的数据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条潜规则。
2000年布莱尔政府命令一家私营企业谷物种子公司开展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其目的是证明转基因种子的安全性，可以将其列入农民可以购买的“国家种子清单”当中。
伦敦的《观察家报》后来得到了英国农业部的一些内部文件，其中披露了正在进行的一些奇怪的科学实验。谷物种子公司至少有一个研究人员篡改了科学数据,“使实验中的种子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好得多。”得到这些信息后，农业部不但没有停止实验，解雇这名研究人员，反而建议一种转基因植物新品种通过认证。
另一个英国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科学诚信的例子是，开放大学的高级学术科学家,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侯美婉被迫提前退休。侯美婉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基金会研究员，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她在基因学方面著述颇丰，被公认是转基因科学的知名专家。
她的“失误”在于她在转基因食品存在隐患方面说话太多了。2003年，她在“转基因植物国际独立科学专家组”工作时，极力反对草率作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主张。
她警告说，转基因是一种与正常动植物繁殖完全不同的繁殖方式。她说：“与你们所听到的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说法正好相反，转基因的过程并不精确细致。这个过程是无法控制和不可靠的，它往往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产生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这番话足以让转基因游说集团强迫她“退休”了。
为了保护由国家资助的转基因食品和农作物安全研究的所谓诚信，布莱尔政府提出了一套新的行为规范。根据政府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制定的准则，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的任何研究人员如果胆敢说出他在转基因植物方面的研究发现，将被免职，被控违约甚至吃官司。
有很多机构也在做转基因食品的类似研究，例如约翰因斯中心的塞斯伯里实验室。塞斯伯里实验室是英国顶级的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其经济资助过去主要来源于捷利康公司等生物技术巨头和塞斯伯里勋爵本人。作为科学大臣，塞斯伯里勋爵要求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资助力度，以实施政府压制科学异己的生物技术监管工作。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理事会由对研究结果有直接资助获益关系的大型跨国公司的代表组成，而乡村土地所有者协会这些代表公共利益的团体则被拒之门外。
2003年3月，在布莱尔政府的游说集团中出现了一个异己分子(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此人名叫布莱恩?约翰博士，他反对将没有检验过的转基因产品不加限制地引入英国人的饮食中。布莱恩?约翰博士向英国杂志《转基因科学评论》投了一篇文章，题为《论转基因科学的腐败》。在文章中他指出：“在转基因研究领域中、在同行评议过程中以及在公开出版的过程中，毫无平衡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企业对科学的独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感谢它的这一部分……科学尊严是一个输家，公共利益则是另一个输家。”
约翰博士还对英国皇家学会在转基因科学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文章中他提到，“一些不合时宜的研究永远不会见到天日。”他还指出：“防止学术欺诈行为是一码事；压制会得出不利结果的实验是另一码事。”约翰还进一步指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关转基因粮食安全研究的文献目录完全是一边倒，收录了大量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论文，这些论文要么出自政府部门，要么直接来源于生物技术行业。“几乎没有一篇论文涉及转基因食品喂养动物的实验，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一篇论文涉及在人体上做过的实验。”
普兹泰在罗威特研究所的研究是英国最早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涉及活体动物的研究。布莱尔政府发誓，决不能“重蹈覆辙”。2003年6月，正当英国下院对支持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的时候，托尼?布莱尔炒了环境大臣麦克?米彻的鱿鱼。米彻后来公开反对参与伊拉克战争，当时他正负责该部对转基因植物及其对环境影响的为期三年的研究。他公开对当时盛行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持批评态度，并呼吁政府在允许全面应用转基因产品之前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由于米彻先生已经成为基因革命的绊脚石，他的下场就和法国大革命时常说的一样——“上了断头台”。
不管布莱尔政府对转基因革命的支持有多么坚定，但与大西洋对岸的最亲密盟友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美国是世界农业转基因革命的摇篮，在控制这场革命的进程和争议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转基因运动的政策渊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越南战争时期以及尼克松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它就已经崭露头角。亨利?基辛格是靠沾洛克菲勒家族的光起家的，在基因革命的早期他注定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他把“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引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此以后，“粮食武器”成为美国影响深远的政策信条。
第二部分 洛克菲勒计划第三章 小巫见大巫小巫见大巫 “狡猾的”尼克松和更狡猾的洛克菲勒兄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粮食与石油一起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与主导全球石油市场和武器市场一样，成为华盛顿政策的核心。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成为美国新粮食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都以300％～400％的速度上涨。在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通过美元贬值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不断巩固自身高效农业市场的优势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供应及价格，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持续的战略性增长。在整个美国粮食政策制定和世界粮食结构重塑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培养的政治精英基辛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在越战时期掉转船头1969年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正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极少数精英分子把这次危机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不敢苟同。
接下来的六年里，在尼克松主政下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军事上的重挫——越南战争的失败。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涌向华盛顿游行示威,抗议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应征入伍前往越南的美国新兵士气空前低落，士兵们吸毒成性，被激怒的反叛士兵在战场上“故意打伤”或杀掉他们的连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被装在尸体袋里“荣归故里”。当时，五角大楼还允许媒体拍摄运回国的战死士兵的照片。
美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美国战后的优势第一次面临被西欧和日本新兴的更有效率的工业所赶超。截至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由于外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国中央银行要求用黄金,而不是美元支付，这导致美元陷入了极端的危机之中。战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在1965年达到顶峰，而现在开始逐年下降。
美国公司发现走出国门收购外国公司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美国公司跨国发展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全球化现象的前导。美国的传统国内工业纷纷削减工作岗位，曾经繁荣昌盛的钢铁制造业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战后美国的优势支柱产业正在迅速消失。
美国工业一片破败凋零景象，二战前和战时建立起来的工厂与西欧和日本战后建立的新兴现代工业相比,已显得过时陈旧。美国企业面临严重的衰退，银行四处奔走也很难找到可获利的领域来开展信贷业务。
从1960年到1974年，债务在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中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截至1974年，公司债务、房屋抵押债务、消费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300%。在同一个15年期间，美国政府的债务更是增长了1000%。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无论从传统上任何角度来衡量都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也难怪世界对美元能否继续稳定与黄金的比价越来越怀疑了。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25年内，由美国权势集团一手创建的、主导世界事务的“美国世纪”的模式正面临着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美国权势集团和最富裕的家族着手进行大胆的新探索，以寻求新的利润领域。
粮食，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的农业产业，与更为昂贵的石油一起将成为60年代美国新的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这是美国权势集团在战略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越南战争及其造成的美国社会四分五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灰溜溜地辞职,尼克松完全是美国权势集团内部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在政治游戏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与纽约州前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相提并论。他曾拼命地想当总统。在尼克松危机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主要目标就是登上总统宝座。洛克菲勒与他的兄弟戴维、劳伦斯、约翰和温思罗普一起经营着他们的家族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数量庞大的其他免税机构，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
在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权势集团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已经清醒地决定,必须有条不紊地对美国的全球政策方向做出重大调整。
20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权势集团的权力中心。60年代时，这个家族和家族的各种基金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着智囊团、学术界、政府和私人企业。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他们一手栽培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基辛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受聘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一个新项目工作。
戴维?洛克菲勒的“民主的危机”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的小圈子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霸权面临的危机做出的回应是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分赃，首次邀请日本加入“富人俱乐部”。
1973年，在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亲自挑选的,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约300名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参加的会议之后，戴维?洛克菲勒扩大了他的权势集团朋友们的影响力，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全球政策圈子——三边委员会。这里的“三边”指欧洲、北美和日本。
1973年三边委员会成立时的成员包括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佐治亚州长和花生种植者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老布什、保罗?沃尔克（后来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埃伦?格林斯潘——他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不是权宜之计。
建立一个包括西欧以及第一次包括日本的政策精英在内的、与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类似的新型高级机构这一想法，源于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缅因州邻居布热津斯基的多次交谈。布热津斯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对象。
布热津斯基当时刚刚写完一本书,书中他提出通过少数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商业精英参与的一系列非公开的定期会议来加强美国公司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他个人的观点与美国传统的民主和自由并不契合。在这本于1970年出版的鲜为人知的书《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中的作用》中，他把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看作“统治精英”。书中他直言不讳地说：“社会应由一些精英人物主导……这些精英人物要毫不犹豫地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影响公众行为和保持对社会的严格监督控制，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戴维?洛克菲勒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主席。
建立三边委员会这样一个私人的、非公开的精英组织,其目的是为建立相互联系的国际精英网络的全球新战略奠定基础。委员会的很多成员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伙伴，他们的政治、经济、金融实力加起来在世界上无可匹敌。委员会的野心正如后来老布什所提出的,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和与其同流合污的富人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三边委员会为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起草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撰写了一篇备受争议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这篇论文为后来小布什执政期间发动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
1975年，亨廷顿的报告题为《民主的危机》。
对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在三边委员会中的权势集团朋友们来说，他所指的“危机”是指成千上万的美国普通民众开始反对政府的政策。因此，美国，或者至少说权势精英们受到了威胁，亨廷顿将这一现象称为“过度民主”。对于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周围的精英们来说，那些不守规矩的“本地人”显然变得太“不安分”了。
亨廷顿在论文中还警示道：“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通常要求一些个人和团体一定程度的冷漠与不参与。”他还说：“保密和欺骗……是……政府的不可避免的属性。”
民主政府由于受到一些不可预知的群众情绪的压力而具有不可靠的性质，这样一来就需要亨廷顿和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身边的小圈子发挥智慧,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行业管制。政府解除管制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吉米?卡特是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栽培起来的总统候选人，也是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美国的境况已经不再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歌中唱的那样了。这份文件就是美国的权势集团和他们那些富有的守护者发出的警告。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措施。
基辛格与粮食政治亨利?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截至197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他完全掌控着。
基辛格当时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二职，他将粮食和石油地缘政治作为他外交政策的核心。
随着二战后“冷战”的来临，粮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虽然不处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具有战略地位。粮食政策通常被华丽的辞藻所掩盖，听起来十分入耳，例如“粮食换和平”计划（《480号公共法案》计划）。华盛顿声称其粮食出口补贴是受到了来自国内农民的压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借口而已，而真实情况是美国农业正处于由家庭式小农场向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导的大农场转型的过程中。
主导全球粮食贸易与主导世界石油市场和主导非共产党国家的武器市场一起，成为战后华盛顿政策的核心。据报道,亨利?基辛格对一位记者宣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华盛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像基辛格这样的人控制华盛顿政策的非常有势力的私人小圈子，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决定通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欺骗手段同时得到鱼和熊掌。
最初，农业更多地被华盛顿当作打压其他国家的大棒。20世纪70年代初，粮食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导致90年代农业-化学卡特尔发动的基因革命的先兆。
美国新粮食政策出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这与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世界油价抬高400% 的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世界油价的上涨和世界主要粮食的短缺犹如雪上加霜,成为华盛顿作出重大政策调整的温床。这一政策转变被贴上了“国家安全”秘密的标签。
1974年，联合国在罗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倡导的。第一个议题是所谓的粮食短缺背景下世界人口的惊人增长（这只是一面之词）；第二个议题是如何应对世界粮食供应的突然变化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和粮价都以每年300%～400%的速度上涨。
粮食危机带来的一大好处（如果不是蓄谋已久的话），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控制世界粮食供应,进而控制全球粮价的地缘政治权力获得了战略性增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联盟成长起来，即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私营粮食贸易公司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为日后的基因革命奠定了基础。
“粮食浩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过玩弄权术控制了传统上由美国农业部主管的美国农业政策。他在罗马粮食会议的前几个月,通过与苏联进行以粮食换石油的谈判攫取了这一权力。
在基辛格的安排下，苏联同意向美国购买3000万吨粮食。这个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寻求嘉吉公司等私营粮食交易商的帮助，而不是动用政府粮食储备，向苏联出售其所需的粮食。这是基辛格计划的一部分。基辛格的一位助手当时解释说：“农业政策太重要了，不能交由农业部掌管。”
向苏联出售的粮食数量太大了，几乎将世界上的粮食储备一扫而空，这使得粮食贸易公司在几个月内将小麦和大米价格提高了70%多。小麦从65美元一吨涨到了110美元一吨。大豆的价格翻了一番。同时，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国因严重的旱灾导致粮食减产。就在这个世界急需进口粮食的当口，华盛顿准备乘虚而入，全面改变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交易状态。
鉴于向莫斯科销售粮食过于“友好”的条件和那年在这次销售中支付给美国农民的低价格，这个交易被称为“粮食浩劫”。基辛格在与苏联谈判的时候，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其他补贴作为诱饵促成了这笔交易。
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是嘉吉、ADM、邦基和大陆谷物等美国粮食贸易商，他们是真正的全球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基辛格的新粮食外交政策第一次形成了全球性的农业市场。美国权势集团,尤其是基辛格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界所有地区的霸权和控制的企图。
1974年，整个世界在油价上涨400%的冲击下蹒跚而行。在这个冲击中，基辛格在幕后做了不止一点点手脚。
这一时期当世界油价几近冲顶的时候，世界很多地方都遭受了粮食歉收的灾害。苏联当年的粮食收成也由于农作物歉收等原因而备受打击。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小麦和其他农业商品盈余的供应国。这标志着华盛顿农业出口政策的重大转折。
1974年初,基辛格是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是农业综合企业的朋友，他大力鼓吹人口控制。他因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而丢了饭碗，后来还因偷税漏税锒铛入狱。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4年11月11日对世界粮食危机做出了总结性专题报告，揭示了美国权势集团偏爱治疗类选法（战时根据伤员的受伤程度安排治疗顺序的方法。——译注）的原因：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谈论治疗类选法……如果美国认为因受援国未能就控制人口和改善粮食分配采取措施,而使美国认为对其援助等于打水漂，那么美国不会给予这个国家任何帮助。这个政策可能是残酷的，但是这可能是施加长期影响的唯一办法。这种治疗类选法也可能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华盛顿可能会觉得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始终强烈反对美国的国家。正如厄尔?巴茨这样对《时代》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
其实提供粮食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拒绝提供粮食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武器。
“在罗马……”
冷战期间，华盛顿一直对建立国际共管的粮食储备持反对态度。世界粮食储备实质上的枯竭促成了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1972年全世界粮食歉收状况异常严重，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09亿吨，相当于66天的存量。1974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然而世界粮食储量却减少到 2500万吨（原文如此。——译注），或者说37天的存量。1975年粮食获特大丰收后预计粮食储备只达到27天存量。
问题就出在丰收的粮食落到了少数几家贸易巨头的手中，它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公司。这就是当基辛格提出粮食就是武器的言论时，他头脑里的基本概念。
乔治?麦戈文当时是参议院人类营养委员会主席。他说道：“私营贸易商在交易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投资转化成利润……实际上，私人手中的储备根本不是储备。正是这种市场机制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麦戈文的这番言论并不受美国的权势集团欢迎。因此，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竞争总统时注定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粮食交易巨头们操纵着粮食供应，蓄意抬高价格。由于美国政府不要求提供精确的粮食报告，只有嘉吉和大陆谷物公司等粮食巨头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粮食储备。
詹姆斯?麦克黑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局长，他曾在1974年的罗马粮食大会上呼吁建立合理的国际粮食政策。他指出：当时世界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六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六家公司是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邦基公司和ADM公司。所有这六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华盛顿和粮食巨头之间的联系是基辛格粮食武器的核心。国际食品工作者联合会的让?皮埃尔?拉维克曾在罗马粮食大会上提到粮食行业的六大巨头，他说： “他们决定生产粮食所需关键投入的数量、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决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投资。商业化农业在过去十年增长迅速……与饥饿和食品短缺的增长成正比。”
接下来的十多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拉维克1974年的警告。美国准备通过私人企业,以赢利为目的等手段重组全球粮食市场，为20世纪90年代的基因革命铺路。
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重塑世界农业结构的过程中扮演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的角色。
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是美国于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1971年8月，尼克松取消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规定,使美元与黄金脱购。他放任美元随意贬值，或者说——自由浮动。这个新规定是保证美国粮食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战略步骤之一。
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ADM公司成为这一阵营中的新成员。
1972年威廉?皮尔斯成为尼克松的大使级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他曾是总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是以IBM前总裁阿尔伯特?威廉姆斯为主席的一个特殊的贸易团体,当时皮尔斯是嘉吉公司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
毫不奇怪，皮尔斯做到了将威廉姆斯领导的委员会报告的最后一稿提交给总统,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给其他国家施压，以消除妨碍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农业贸易壁垒。这份报告同时还反对那些支持“低效率农民”（皮尔斯的口头禅）的政策。总之，皮尔斯做到了让威廉姆斯的报告重点讨论如何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问题。
几年后，嘉吉的副总裁沃尔特?B.桑德斯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组织的会议上说：“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50年前，人们一直相信保护农业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将其与价格联系起来……事实上收入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效率、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更好的营销和更大的规模，而不是单位价格。” 换句话说，就是家庭式经营的农民必须赶紧撤出农业，让新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主导农业。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美国所标榜的“效率”的信条下进行的，这一转变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认为美国的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它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的老大。按照他的观点,像欧共体这样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华盛顿决心打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是法国战后政治稳定的脊梁。
威廉姆斯和皮尔斯的报告运用了全球安全保护伞的观点，报告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力量所承担的海外责任。”然而，在报告中他忘了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刻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的背景。这一虚伪的观点只不过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来为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打开市场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牺牲”“埋单”。
皮尔斯提出的战略成为1972年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两年后，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进入总统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协助总统制定美国的国内农业政策。在委员会中他的目标就是消除美国农业中“过剩的人力资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式农业经营者破产，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后来他又回到了嘉吉公司，积极践行少数私营企业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制度”。
尼克松执政期间采用的皮尔斯战略是披着面纱的粮食帝国主义。欧洲、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该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应用。别的玩意儿都是“低效率”。
华盛顿可以应用英国“自由贸易”的经典论点。英国自1846年废除了《玉米法案》后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在清除了针对弱小竞争者的贸易保护措施后，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贸易强国都得到了好处。
皮尔斯的战略，更准确地说是嘉吉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制定美国今后30年的贸易政策。这个战略在培养美国的几家大型农业化学公司通过应用转基因植物、获得掌控世界种子和农药市场的能力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皮尔斯认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国，传统的美国家庭式农业必须为农业生产的重大革命让路。家庭式农场将变成“工厂式农场”，农业也将变成“农业企业”。
威廉姆斯委员会相信：为了执行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农业必须转变为高效率的出口型产业，废除国内旨在保护农业收入的政策，转向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综合企业的普遍支持，纽约的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也赞同这一观点,它们将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视为华尔街股票投资的潜在 “热点”。这项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石。
农业综合企业和嘉吉、ADM等国际贸易巨头为美国农业政策设置了优先顺序。美国农业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被一个简单的格言所取代：对嘉吉和粮食出口贸易公司有利的政策就是“对美国农业有利”的政策。家庭式农业经营者和他们的领头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一起在这一轮重新洗牌中迷失了方向。
1971年8月，通过使美元贬值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尼克松迈出了实施新出口政策的第一步。正如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主席所描述的那样，“新经济政策由于美元贬值赋予了美国农业以优势地位，这至关重要。”
皮尔斯进一步提出,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以及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等商品，这些商品自然而然是由嘉吉定价和运输，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这就为今后30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控制——控制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铺平了道路。
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十分清楚，当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放松粮食进口管制，为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产品敞开大门的时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J.W.史密斯这样描述这种状况：
位于广阔田野上的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可以生产出的粮食,其价格比劳动力最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低。当把这些廉价的粮食卖给或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当地的农业经济就遭到了破坏。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失业人口获得了土地、工业化的作业工具并受到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他们就可以生产出高蛋白和高热量的农作物,而且在粮食方面可以自给。开垦土地、充分利用失业人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本几乎等于零,而且能解决人民的温饱,这比购买所谓的“廉价”进口粮食要省钱得多。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的选择是绝对不允许的。尼克松政府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为美国“高效”粮食出口创造崭新的巨大全球市场的战争。着手破坏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生产是他们打响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二战后的贸易机制，来推进这个全新的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
在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中，嘉吉公司的皮尔斯任白宫贸易副代表，皮特?弗拉尼根任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他们俩为即将召开的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和关税谈判制定了谈判策略。他们下一阶段控制世界农业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时，共同农业政策围绕着保护性关税而酝酿出台，目的在于防止美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倾销伤害到二战后脆弱的欧洲市场。
皮尔斯1974年说服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的谈判代表通过美国在工业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外国在农业方面的让步。这一举措加速了美国许多传统工业的衰退，例如钢铁工业，在美国东北部衰落的钢铁工业“铁锈地区”,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群随处可见。钢铁工业在当时被称作“夕阳产业”，而商业化农业则是当时的“朝阳产业”。
“粮食武器”基辛格在嘉吉公司和其他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侵略性粮食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政策称为“粮食武器”。苏联的“粮食浩劫”就是他在外交政策中应用粮食武器的范例,又称为“胡萝卜”政策。另一个例子是他在越南战争时动用了《480号公共法案》。
随着民众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政府发觉很难通过国会向南越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国会对援助加以限制，白宫正在寻找绕开国会干预的办法。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援助，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粮食援助来实现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目标。
《480号公共法案》不受国会年度拨款审查的约束，因此尼克松可以从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借到25亿美元。这个机构也是多年后为萨达姆?侯赛因秘密输送军事援助的渠道。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和政府储备的萎缩，农业部不再需要应用《480号公共法案》来处置盈余的粮食。国务院在选择援助对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辛格的信条无疑是“回报朋友，惩罚敌人。”
《480号公共法案》成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直接军事补助。1974年初，对南越当局的粮食援助总值达到2.07亿美元。当国会把经济援助砍掉 20%的时候，白宫把《480号公共法案》的配额增加到4.99亿美元。基辛格还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允许南越和柬埔寨各自得到100%的金额,用于直接的军事用途。
后来，国会在1974年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将70%的粮食援助用于联合国遭受“最严重影响”的名单上的国家，基辛格试图让联合国把南越也列入这个名单，但是未能得逞。最后，白宫通过将《480号公共法案》的援助金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16亿美元,从而绕开了国会。
接下来基辛格把他的粮食武器对准了智利。
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开始在智利执政并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时，《480号公共法案》就像美国对智利的其他援助一样被中止了。这是基辛格的命令。后来，当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执政时，这项援助才重新启动。
1973年，基辛格对阿连德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政变行动，而粮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右翼的智利富裕地主破坏粮食生产，使粮食进口量成倍增长，耗尽了智利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智利很难得到进口的粮食。接踵而至的粮食短缺使中产阶级十分不满。阿连德向美国请求粮食贷款，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尽管这应该归美国农业部来管。基辛格把这项权力从农业部长厄尔?巴兹手中给偷了过来。
1973年的军事政变过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由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在国内市场上出售。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下降使得出售的粮食没有惠及到广大劳动群众。军方是出售粮食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粮食援助的流入缓解了军队的资金短缺，军方可以匀出一些资金来购买武器。当时智利是美国武器的第九大进口国。
回到1948年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正积极筹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美国国务院高级计划官员、“遏制”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乔治?肯南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绝密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忌妒和仇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国家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番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如此冷酷客观的评价很对亨利?基辛格的胃口，他信奉的是不动任何感情的均势“现实政治”。尼克松还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
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其核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39年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伊赛亚?鲍曼。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将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第四章 居心叵测居心叵测 基辛格的秘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1974年，美国政府的少数要员收到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份报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由基辛格起草完成，其主旨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数量。这一新政策的理论出发点是：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都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的“劣种人”妨碍美国获得充裕的、廉价的原材料，必须除掉这些高速增长的人口才能保护美国利益。为此，美国政府要求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大规模绝育手术，甚至把波多黎各作为人口控制的“活体”实验场。基辛格明确提出：美国要将粮食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亨利?基辛格
人口增长与国家安全1974年4月，世界各地遭遇干旱，大幅调整美国农业政策的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尼克松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向少数内阁成员发送了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他们包括国防部长、农业部长、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份高度机密的备忘录的题目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这份备忘录中涉及粮食政策、人口增长和战略性原材料。备忘录的内容是由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授意，尼克松亲自布置的。这个秘密的计划在华盛顿被简称为NSSM 200，即《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在华盛顿高层看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一旦被公开或者泄露出去，肯定会造成爆炸性影响。因此，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了将近15年，直到与天主教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1975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灰溜溜地辞职后，他的继承者杰拉德?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美国决定起草该政策始于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之后，在大会上联合国未采纳美国的意见。美国的意见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更直接地说是由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提出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亨利? 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战略。
在其拟定的备忘录原始提纲中，基辛格这样写道：
总统指示进行一项关于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产生影响的研究。这项研究需要至少展望到2000年的状况，并对人口增长做出各种合理的预测。
在每一种预测中，该项研究应评估：
(1)相应的发展速度，特别是穷国的发展速度;
(2)对美国出口需求，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以及由于资源的竞争美国可能面临的贸易问题;
(3)人口增长或者不平衡导致破坏性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不稳定的可能性。
……
这项研究应该关注人口增长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关注生态、社会或者其他方面。
这项研究应该为美国处理海外人口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提供可能的行动路线，尤其应注意下列问题：
(1)如果有必要，为了让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哪些新的行动;
(2)技术创新或者发展是否有可能减少人口增长或者改善人口增长的影响。
到1974年12月，基辛格完成了包括针对全球人口增长的详细政策结论在内的政策文件：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最贫困的地区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世界需要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现在，人类已经开始大规模应用化肥，并对土地进行了充分的灌溉。因此，粮食产量的增加将主要来自更高的产量。人口多的国家无法承受持续增长的粮食进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使粮食生产稳步增长二到四个百分点也是极为困难的。集约化农业所需的资本和外汇数量很大，能源价格上涨、化肥稀缺和价格上涨更是雪上加霜。改造传统农业所面临的制度、技术和经济问题也是很难逾越的。
1974年12月，整个世界正处于全球高油价中的前几周，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油价暴涨了400%，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基辛格本人在操纵这次石油危机中在幕后扮演了关键角色。他非常了解高油价对世界粮食供应的影响。因此，他决定利用高油价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称为最不发达国家（LDCs）。他在报告中写道：
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如果迅速增长的人口妨碍了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由此而产生的不稳定可能会对这些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一些人口迅速增长的最贫穷的最不发达国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它们可能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难以支付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化肥对它们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但是在几年后它们将很难获得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的进口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从两方面殃及美国：一是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二是最不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人口的迅速增长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时甚至会阻碍人均收入的增长。除了对人均收入的整体影响外，人口的迅速增长还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政府的计划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应该冲在推进减少世界人口计划的第一线，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或者通过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间接行动。
说白了，美国的新政策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廉价原材料，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这就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正含义，它只不过是用了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来表述而已。
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更为露骨地宣称：
美国的战略应该支持那些在妨碍实现生育控制目标的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般行动。例如，通过生物医学研究开发更简单有效的避孕方法将惠及所有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改进衡量人口变化的方法将帮助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来确定当前人口的增长速度，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和计划生育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当基辛格谈到“通过生物医学研究开发更简单的避孕方法”的时候，他当然明白个中的深意。他与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权势集团的那帮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正大肆宣扬生物医学研究，将其作为人口控制的新手段。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种族杀戮令人发指。二战前，这种杀戮被美其名曰优生学。战后它的鼓吹者赋予了它更委婉的名字“人口控制”。但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为了保持“优等”人种的控制，减少“劣等”人种和人口。
嘉吉公司的粮食《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带有威廉?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商业化农业贸易游说集团的很深烙印。在题为“粮食换和平与人口”这一部分中，基辛格写道，“人口增长对全球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影响之一是人口增长与粮食的关系。当这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出现短缺的时候，人口、国家资源、环境、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稳定问题就会交织在一起。”
他继续写道：“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增加最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粮食生产，并使粮食从生产国转移到消费国的商业流通体系自由化。”
实际上，他在要求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解除贸易壁垒、为美国的粮食打开大门的同时，极力宣传鼓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基辛格赤裸裸地建议，“增强对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生产（即化肥、可获取的水资源、高产种子等）和增强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激励”——这些都是绿色革命的精髓。毫无疑问，是由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提供所需的化肥和特殊的高产种子。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绿色革命的实质。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呼吁，“为农产品制定全新的国际贸易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效农业生产国的产量……”。这正与嘉吉、ADM、大陆谷物公司、邦基和其他一些当时正在兴起的、在美国占据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不谋而合。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为基辛格早期的“粮食武器”政策披上了新衣：
在任何人口战略中粮食是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为应对粮食严重短缺储备充足的粮食，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必须加以改造以满足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美国农业生产的目标应该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正常进口需求以及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地区可能发生的粮食歉收。如果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将会面临可能发生冲突的压力，以及出于（“养儿防老”的）心理而多生孩子，这样就会破坏对人口控制所做出的努力。
……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人口的稳定，重点应该放在最大的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因人口增长与发展潜力之间的不均衡最有可能发生不稳定、动荡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在这些重点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源分配时给予最优先考虑，美国领导层也应做出积极努力，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
不吉利的十三……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这十三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国家成为政治上最动荡的国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这些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美国政府积极在原材料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这一图谋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耍了一系列宣传花招来掩盖《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正企图：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这一支持是源于以下关注：
(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
(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进一步说，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乔治?奥威尔真是望尘莫及。这段话全文照抄自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早些时候呈送给尼克松总统的一份报告。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提到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会“大幅度增加”。报告呼吁世界粮食进出口贸易自由化，以解决这样一个他们所谓的问题，这样一个“自由市场”与英国在1846年废除《玉米法案》之后其制造的产品控制了世界市场时所要求的那个“自由市场”没什么两样。
与“人口炸弹”一样，粮食危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之流一手制造的谎言，这个谎言受到了世界油价飙升的推波助澜。一时间美国的电视上充斥着 “人口膨胀”、暴乱和残杀的画面，以印证他们的谎言。其实，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实质是，没有给美国农业综合企业进入其市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巨头实际上和基辛格是一丘之貉。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报告还补充道，“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条件，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和其他措施，以保证美国获取这类战略性原材料。
这份文件最后总结道，“从长远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必须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大规模增加农业生产。”
当谈到2000年将世界人口增长减少5亿时，奇怪的是，基辛格在他报告中的其他地方提到人口问题已经导致每年死亡1000万人。总之，他鼓吹死亡率将增加一倍，至少达到每年2000万人，并把这样高的死亡率归结为缺乏足够的粮食。这样，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这项新政策，至少是公之于众的新政策，能起到积极作用。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
基辛格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美国政治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胁迫性措施。他赤裸裸地称粮食援助应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接下来，他还毫不掩饰地提出，美国应对粮食援助实行配给限额以“帮助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控制人口增长的人”。要么绝育要么挨饿……当然，这样的文件被定为“绝密”文件就不足为奇了。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它为挂着“计划生育”的羊头来贩卖人口控制的狗肉制定了方针；它将人口增长问题与获得战略性矿产资源联系起来。然而，《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 号》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反映了美国某些最富裕的家族、最有影响力的权势集团正在达成一种共识。
事实上基辛格只不过是政府里的一名打工仔，但是他不仅仅受雇于美国总统，他还受雇于一手栽培他的权势集团，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进行讨价还价。他的平步青云仰仗于战后美国权势集团中最有势力的家族的支持，这个家族就是洛克菲勒家族。
1955年，纳尔逊?洛克菲勒聘请基辛格担任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一名研究主管。一年后，基辛格成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项目”的主管。从这个时候开始,基辛格与洛克菲勒家族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后来，基辛格与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名雇员南希?玛吉尼斯结婚，进一步加深了与洛克菲勒家族的联系。
1975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因神秘兮兮的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有些人怀疑是野心勃勃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与基辛格和亚历山大?黑格合谋搞的诡计。尼克松的接班人杰拉德?福特是一位低能的总统，他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此时纳尔逊离他的总统梦只有“一步之遥”,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则担任国务卿。
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了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将其作为美国的官方外交政策。后来，基辛格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位子让给他的助手、后来的商业伙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尽职尽责地向新总统大力推荐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请他签字批准。基辛格仍然当他的国务卿，而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粮食控制在这个勾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巴西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 “样板”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很快被付诸实施。13个人口控制的重点国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多数国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巴西是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历时14年后，巴西卫生部开始对巴西妇女大规模绝育的报告进行调查。政府的这次调查是在国会的正式过问下开展的,由来自巴西立法机构各个政党的165位议员发起。
1991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秘密备忘录的信息在《巴西杂志》及巴西其他主要报刊上公开发表后，这项调查开始启动。
巴西政府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70年代中期该计划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巴西政府发现绝育手术由形形色色的机构实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
1989年，曾经为了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而被美国说服在绝育方面进行合作的巴西政府抗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绝育计划“做过了头，完全没有必要”。一些报道称，这个绝育计划实施后，多达90%的所有非洲裔巴西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意味着这个黑人人口仅次于尼日利亚的国家的黑人后代将面临灭绝。据悉20世纪80年代巴西1.54亿人口中有大约一半是非洲裔。
基辛格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计划中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巴西在13个重点国家的名单中榜上有名是因为“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计划它的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备忘录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 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洛克菲勒家族对“优生学”的支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一新政策的执行者是诸如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形形色色的华盛顿公仆们，站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小撮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些人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数洛克菲勒兄弟。在人口政策方面，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的孙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亨利?基辛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美国政府的正式外交政策之前的若干年，洛克菲勒兄弟尤其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约三儿），就已经开始把人类当作小白鼠进行实验。约翰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亨利?费尔奇德和阿兰?葛雷格等人。对于约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有选择地杀掉部分体弱的羊群以便品种最好的羊群繁衍一样。
人类家庭生活的逻辑十分简单：供给与需求。正如詹姆逊?泰勒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要照看好羊群……只需考虑供需之间的平衡。如果食物、水、空间等供不应求，那就必须增加供给，减少需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把二者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供给短缺时……就用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增加农作物产量来解决。需求问题通过生育控制和堕胎有选择地“淘汰”部分人种。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政府决策层蓄意推行的对世界各国人口实施大规模绝育的密谋纯粹是倒行逆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一图谋是在某些最富裕的家族和最有影响的大学授意下炮制的。
大家还都没有认识到，背地里悄悄资助优生学计划的人包括洛克菲勒、哈里曼、银行家小J.P.摩根、出身烟草世家的玛丽?杜克?比德尔、克里夫兰?道奇、早餐麦片巨子约翰?哈维?凯洛格、宝洁公司的科兰伦斯?甘布尔等，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资助对“劣等人种”实施强制性绝育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人口措施的实验。当时在英国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英格兰优生学会，其成员包括当时的英国财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亚瑟勋爵巴尔福和后来成为二战后第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人的朱利安?赫胥黎。
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绝对不会赞同他们所干的勾当，也不敢苟同他们打着民主和发展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对人类大多数民族的真实看法。
波多黎各岛上的人体实验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制衣中心的血汗工厂中洛克菲勒兄弟中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忙于剥削那些来自波多黎各的没有工会组织的廉价劳工。他使用本家族的东方航空公司的低价班机将这些劳动力运到纽约。同时，在一个名为“靴袢行动”的政府计划的支持下，他在波多黎各当地建立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制造厂，从而远离美国卫生与工业安全管理机构的监管。“靴袢行动”于1947年启动，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10至25年的免税期让美国的企业获益良多。
当时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的副部长，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是一个有着很大影响力的神秘人物。
在纳尔逊版的“靴袢行动”中，利润的大头被洛克菲勒家族和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身边的商业伙伴拿走了。在20世纪50年代，大通银行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就是通过波多黎各和“靴袢行动”向为了逃避高工资而逃离美国的血汗工厂提供资助。这个家族控制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BEC）在波多黎各岛上积累了巨大的资产。而所谓的“靴袢”是那些被岛上的血汗工厂的所有者用来迫使其工人加班加点的皮鞭。
就当纳尔逊忙着在波多黎各人中鼓吹自由企业精神的同时，洛克菲勒兄弟中的约翰三世正在波多黎各的穷苦百姓身上进行大规模绝育手术的人体实验。在美国的穿梭外交中，波多黎各失去了主权，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岛屿。它事实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任由遥远的华盛顿摆布，成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基地。通过新成立的人口理事会，约翰三世首先进行了一些减少人口的实验，后来成为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指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
约翰三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波多黎各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 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洛克菲勒的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
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1965年，波多黎各至少在一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妇女绝育率世界第一。与之相比，印度就大大地落后了，绝育率仅为 3%。一旦洛克菲勒家族可以摆脱政府的干涉直接控制这一进程，情况就不同了。
“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约翰三世强制推行的绝育计划对于这个家族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尝试。长久以来，洛克菲勒家族都将波多黎各看作是一个方便的人体实验室。早在193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后来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向在波多黎各从事癌症实验研究的康涅利乌斯?罗兹博士提供了研究经费。
罗兹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科学家。后来传出消息说，他曾故意使他的实验对象感染上癌细胞，以便观察产生何种反应。这些实验对象中有8人死亡。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病理学家罗兹还在1931年11月抱怨道：“毫无疑问，波多黎各人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肮脏、最懒惰、最堕落、最有偷窃癖的人种。这个岛国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工作，而是一场海啸来彻底毁灭这里的人种。为了推动这一灭绝进程，我已经尽我所能干掉了八个……”这原本是写给他的同事的一封秘密信件。波多黎各国民党领导人坎波斯在得到这封信后公布了信件的内容，于是罗兹吹嘘杀掉波多黎各人的话在1932年2月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
然而这个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科学家不但没有受到谋杀罪的审判，反而被派往马里兰州、犹他州和巴拿马建立“美国陆军生物战”的设施，后来又被任命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秘密对囚犯、医院病人和美国士兵进行放射性实验。
在约翰三世的政策被“神圣”地载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之前的十多年，他于1961年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洛克菲勒告诉听众：“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他还提到“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由于其冷酷的必然性和数字上的确定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前途变得惨淡和可怕。”他还警告：“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打乱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阻碍了人类更高需求的实现。”
约翰三世在1969年7月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他们的报告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奠定了基础。1972年，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的几个月前，约翰三世把他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因此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注意。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洛克菲勒提出了抑制所谓的美国人口爆炸的重大措施。
约翰三世的建议包括在所有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向全民灌输人口膨胀可能带来的危机，以及废除所有阻止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使用避孕措施的法律。这份报告倡导自愿绝育，建议废除禁止堕胎的各州法律。尽管教会及其他组织都强烈反对堕胎，但是堕胎数十年来都被洛克菲勒那伙人当作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所带来的后果只有对约翰三世醉心于人口增长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亨利?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74 年）发布的关于人口控制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表达了对几十年来培育人类“优良品种”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些努力成果直到德国纳粹第三帝国终结时才以“优生学”的名称而闻名于世。洛克菲勒家族的某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优生学，其影响之大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当时的“种族净化”计划都望尘莫及，而洛克菲勒家族对于他们的图谋却讳莫如深。这个文件也直接导致了政府对新的伪科学——基因学和对生命形式的基因工程——的研究提供财政支持。
第五章 运筹帷幄运筹帷幄 左右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就开始勾画“美国世纪”的新愿景，其核心是在战后把美国变成全球商业帝国，因为他们发现主宰国外巨大的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和权力，他们更意识到像英国等老牌帝国那样采用军事控制殖民地的代价过于昂贵。洛克菲勒家族敏锐地意识到以“商业化农业”来主导全球农业市场的新模式，通过种子和化肥的输出，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到1979年间每个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政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揭示了在美国“国家利益”名义下实现其家族利益的实质。
为建立战后帝国做准备就在美国即将在二战中大获全胜之际，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和银行就明显地意识到美国的市场太小，容纳不下他们的野心。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无限度扩张美国的势力，做全球性的大买卖。美国在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凡尔赛和约在欧洲坐收渔翁之利，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
美国权势集团中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们在1939年下半年德国入侵波兰数周之前,私下里组建了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是在珍珠港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参战整整两年之前的事情。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基于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美国将在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的这一设想，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这个政策精英圈子叫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这个小组有效地承担起了美国国务院所有战后规划的重要任务。1942年后，大多数小组中的成员都被不露声色地直接列入了国务院的工资名单。
当然，这个小组的工作是由神通广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1939年11月到1942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向草拟战后美国经济霸权的议程这个项目捐助逾35万美元。当然，这项投资也像该基金会的其他投资一样，日后的回报数以千倍。这个议程定义了战后美国的全球商业帝国。
20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大萧条”的重创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一小撮商人和他们在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等私立大学中的学术同伙,以及华尔街主要律师事务所的一些高级合伙人,都在为新的“泛美时代”做准备。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英帝国的“泛大不列颠时代”摇摇欲坠的时候巩固美国的实力，取而代之。
这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精英。与英帝国不同，他们称霸全球的美国愿景是基于经济目标，而不是实际拥有一个殖民帝国。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进步”，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巨头就可以高举民主和支持“备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人权的大旗，以支持“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利益。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这个专门小组所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他们代表的是一小撮美国企业精美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利益，这一小撮人早就在全世界开疆拓土，扩展了他们的利益。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企业家成员个个卓尔不凡，可不是无名小辈。
对外关系理事会是1919年5月凡尔赛和会期间在巴黎马杰斯提酒店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成立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J.P.摩根银行的代表(其中包括托马斯?拉蒙特)、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以及一些精英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会议还邀请了一部分英国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塞西尔?罗得斯（英国政治家、殖民者。——译注）的秘密圆桌小组的成员。会议讨论了建立民间的机构网络,为双方政府的外交事务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战时期，美国有影响力的几个银行和公司很少走出国门,大多数公司的总部设在东海岸的纽约，被称为东海岸权势集团。一战后，这个权势集团实际上的总部就是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首批资助者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金融家奥图?卡恩、伯纳德?巴鲁克、雅各布?希夫和保罗?沃伯格，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
这个精英小组通过游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使他们在反垄断以及其他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限制中得到豁免权，为他们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
1918年国会通过了《韦布-波密伦法》，为“直接有利于出口活动”的企业垄断提供了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标准石油公司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 1919年国会通过了《艾奇国际条例》，这个法律为“从事出口活动和资本输出”的美国银行提供了同样的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纽约的大通银行、国家城市银行和J.P.摩根是这项法案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在1920年的美国钢铁公司兼并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造成对几乎整个市场控制的兼并行为“并不违背公共利益。”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外利益的核心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及摩根家族的大银行和石油利益集团。
这些国际性大公司和大银行的领导人已经活生生看到了在接管欧洲殖民地的烂摊子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与美国国内有限的市场潜力相比，主宰国外巨大的新市场可以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潜力、利润，以及最为重要的——权力。
“美国世纪”——美国的生存空间1941年初，大约距日本空袭珍珠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和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东海岸精英一起,在2月 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文章中，他阐述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为中心的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正在形成的共识。
卢斯写到，“独裁可能需要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比独裁所需要的生存空间要大得多。”他公开呼吁美国人欣然接受世界主导力量的新角色——一个美国还没有参战的世界。指出“唯一的办法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实力和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我们肩负的义务，抓住相应的机会，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向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
卢斯的话反映了以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为首的、国际化的美国商业和银行业权势集团的新观点。因为他们需要在战后毫无限制地获取全球资源，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也看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黄金机会——所有昔日的竞争对手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发展空间，或者叫做“宏大地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中的“经济与金融小组”,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纳入由美国主宰的集团当中，这个集团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之上。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还属于英帝国的地区。他们所谓的“宏大地区”是要把除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领导人之一的伊赛亚?鲍曼在二战期间被公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家”。他对“宏大地区”有另外一种表述——“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是引用了希特勒描述德国经济扩张的合理性时用到的地缘政治术语。这种表述后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停止使用，由更为中性的“美国世纪”取而代之，用来描述战后美帝国主义的新愿景。
在鲍曼和其他对外关系理事会国务院研究小组的成员看来，美国新经济地理学的卫士们把他们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无私倡导者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他们将通过跨国控制来维护世界和平。在一战后期，鲍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机密战略小组“调查组”工作时，就着手研究如何给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披上自由和仁慈的遮羞布。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其他策划者所设想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对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新机构——联合国，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来实现。
鲍曼领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曾为罗斯福总统制定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基本规划。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全球封闭市场的旗帜下，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大力推行它们的计划，在战后强行打开新的未开发的市场,攫取廉价的原材料，为销售美国的工业产品寻找新的出路。
对外关系理事会小组为美国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涉及世界上可以想到的任何角落，从各个大洲到最小的岛屿。所有文件都是基于美国打赢了这场美国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的战争的假设。
对于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有远见的美国权势集团和决策者说，二战后的全球权力已经不能再用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来衡量了。大英帝国等欧洲老牌帝国的庞大体系代价太昂贵，效率太低下。权力应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也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提出的“软实力”。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更能体现美国大公司的全球观，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石油和银行的全球性帝国之上的。这个家族，尤其是纳尔逊、约翰三世、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把二战的胜利看作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按照他们的利益主导全球改革的绝好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在定义这些全球利益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躲在幕后，谨言慎为，很少抛头露面。他十分精明地把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利益重新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毕竟，是这个家族替国务院资助了战争与和平研究。
纳尔逊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为确切地说，伊赛亚?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宏大地区”和自由市场发展的理念迅速变得清晰起来。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立即抓住了二战为美国公司带来的新经济机会。
战后当约翰三世忙着通过人口理事会设计人种净化和减少人口的更有效的新方法时，纳尔逊则关注着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国际商人，他把目光放在了世界粮食生产上，特别关注墨西哥等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问题。纳尔逊后来将这场世界农业革命称为“绿色革命”。这场所谓的绿色革命的确具有革命性，但是与人们想象中的绿色革命完全不同。
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任命纳尔逊为“美洲事务协调员”（CIAA），名义上是代表政府办事，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人员，借此职位他在拉丁美洲扩展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范围。纳尔逊身居高位，凭借反对纳粹染指美洲事务，推广“美国民主”的掩护，得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转移到美洲主要国家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手中，这些国家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那时他就在为战后美国的商业扩张做精心准备。
1944年8月，纳尔逊被任命为美洲事务总协调员，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美国官方的中立性。为了掩盖这块“疮疤”，后来美洲协调机构披上了在拉丁美洲宣传“美国文化”的机构的外衣。
洛克菲勒不可外扬的家丑1941年,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控制着84%的美国石油市场。它的投资银行是大通银行，其主要拥有者是洛克菲勒集团。仅次于洛克菲勒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是德国最大的石油化学托拉斯、德国战时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法本公司。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优生学研究的时候。
当纳尔逊?洛克菲勒表面上以美洲事务协调员的身份打击纳粹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时，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蒂格尔正在安排向纳粹德国空军运输至关重要的四乙铅汽油。当时英国正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因此它对向纳粹德国运输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提出了抗议，标准石油公司因此改变了政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一个把戏而已：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整个船队改为在巴拿马注册从而躲过了英国的搜查或者扣押。他们的船只还在向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不断地运送石油，加那利群岛位于摩洛哥和西北非西属撒哈拉的海岸之外，在那里为开往汉堡的德国油轮加油。
二战期间，美国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在一项调查中指控，鉴于洛克菲勒家族与法本公司的关系，洛克菲勒家族“几乎犯了叛国罪”。CBS的战地记者保罗?曼宁于1944年8月10日报道，洛克菲勒和法本公司通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关联银行转移了他们的“外逃资本”。
纳尔逊?洛克菲勒战时在拉丁美洲的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之前协调美国的情报工作和秘密行动。他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私人美洲地区情报主管威廉?斯蒂芬森爵士之间的直接联络人。威廉?斯蒂芬森领导着一个称为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掩护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森的秘密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3603房间，离纳尔逊的办公室不远。这并不是个偶然的安排。洛克菲勒和斯蒂文森在美洲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情报工作。
洛克菲勒将家族商业关系网中的一些人带到了华盛顿官场，包括大通银行的约瑟夫?罗文斯基、安德森克雷顿农业商务公司的得克萨斯棉花巨头威尔?克雷顿。纳尔逊的助手约翰?麦克林托克战后在中美洲经营着巨大的联合果业公司，1954年中情局在他的掩护下在危地马拉顺利组织了一场政变。
二战时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工作为20世纪50年代其家族利益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他构思了美国-拉丁美洲防御理念，这一理念在冷战中将该地区的军事精英牢牢地跟美国的政策拴在一起，这些军事精英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军事独裁者，他们都因支持洛克菲勒家族而得到实惠，也确保了洛克菲勒商业利益获得优惠待遇。纳尔逊把那些得到他支持的、与美国合作的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称为“新式军人”（the New Military）。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投资方面一直是领袖级人物。当时他任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1938年他曾尝试与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协商解决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存在的麻烦，但是未能成功。卡德纳斯此前将标准石油公司的墨西哥分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决定导致了美国和墨西哥双边关系恶化。
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建立了墨西哥美国开发公司，并亲自向战后的墨西哥工业进行投资。他还鼓励他的兄弟戴维在墨西哥建立大通银行拉丁美洲分行。他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打着帮助墨西哥解决粮食问题的旗号重新在墨西哥获得一席之地。
作为美国政府“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制定了杜鲁门总统的对外援助计划。他的典型做法是利用美国政府作担保启动大通、花旗等纽约的私人银行向拉丁美洲提供大规模贷款。
二战时期，作为罗斯福政府的美洲事务协调员，他组织了一个该地区新闻记者和主要报纸发行人的网络。他以切断从加拿大进口新闻纸的供应威胁这些中立的拉丁美洲报纸发行人，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久洛克菲勒就吹嘘说，已经通过控制由美国船只运输的新闻纸，控制了1200名报纸发行人。
洛克菲勒控制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让对美国，特别是对洛克菲勒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有利的新闻谎言在拉丁美洲狂轰滥炸。在打击纳粹势力的旗号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正为战后他们那巨大的私人商业帝国奠定基础。
二战临近结束时，纳尔逊和他的小圈子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最具深远影响的秘密行动，就是确保在建立联合国过程中美国获得大多数参与国的支持，通过这种手段，美国在1944～1945年间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人们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些新商界精英们是如何摆布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联合国只不过是披着世界民主外衣、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已。
据历史学家约翰?罗福特斯称，洛克菲勒曾在幕后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施压，强迫他们支持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其中也包括支持轴心国的阿根廷胡安?庇隆政权。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强行要求庇隆正式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尽管只有两周战争就结束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阿根廷拥有战胜国的投票权。
洛克菲勒的政治战略就是利用他的拉美洲国家集团在联合国“收买”多数票。欧洲的9票与拉丁美洲国家的19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美国政府和强大的国际银行商业利益集团主宰了战后格局，最终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联合国中也处于主导位置。洛克菲勒家族甚至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在纽约建立总部慷慨捐赠了土地。这也算是一笔好买卖，因为可以带来一大笔额外税收减免。
总之，早在1941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未雨绸缪，为日后在拉丁美洲发展他的商业化农业做好准备，这让美国商界的所有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洛克菲勒-华莱士报告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洛克菲勒与时任美国副总统、前农业部部长亨利?A.华莱士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与当地政府讨论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华莱士是著名的农学家，1940年以前在罗斯福政府内任农业部长。他曾创建了一家种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它几十年后最终成为四大转基因种子巨头之一的杜邦公司的一部分。
华莱士-洛克菲勒代表团撰写的墨西哥报告强调了培育高产农作物的必要性。当时玉米、小麦和大豆是墨西哥的主要农作物。1943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墨西哥农业计划，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领导。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中包括了一位年轻的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博洛格。洛克菲勒家族正在准备为战后世界农业市场的转型迈出第一步。
同年，当纳尔逊和副总统华莱士考察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农业机会的时候，劳伦斯和纳尔逊开始在拉丁美洲大量购买高质量的廉价农田。洛克菲勒家族开始让他们的业务更加多元化——从石油扩展到农业。
然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式农业，现在轮到全球性的“商业化农业”登场亮相了，“商业化农业”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石油是新型商业化农业经济的核心。石油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在石油领域建立的全球垄断集中的经济模式，将会成为将世界农业的性质转变为全球 “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1941年3月，珍珠港事件的9个月前，劳伦斯利用英国在美洲的财务危机，在哥伦比亚的马格达拉纳河附近购买了150万英亩（约60.7万公顷）
的优质农田。他的兄弟纳尔逊也刚刚在委内瑞拉购买了一个西蒙?玻利瓦尔曾经经营的大型牧场。正如当时洛克菲勒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的助手油嘴滑舌地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英国口袋里面的上好财产，现在我们也应该都把它们捡起来。”
截至罗斯福总统任命32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洛克菲勒早已和粮食及商业化农业密不可分了。1943年，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奥尼尔与纳尔逊等其他成功的美国商人一同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间合作会议。
在查普尔特佩克，洛克菲勒与奥尼尔在美国农业需要新的出口市场这方面意见一致。拉丁美洲的广大市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纳尔逊说他当时正在寻找新的“战场”。深谙自由市场真谛的洛克菲勒要求美洲国家只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敞开大门而对其他国家紧锁国门，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政府）为美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产品打开市场大门。
洛克菲勒在查普尔特佩克也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达成一致：对拉丁美洲国家出售美国过剩的军事武器,将是把战后的拉丁美洲拴在美国裤腰带上的好方法。对美国军事安全的依赖将与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公司和银行资本）一起发挥作用。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在这个转型中冲在最前面，他们同时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防产业中拥有主要的股份。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逐渐升温，杜鲁门宣布美国应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共产主义的扩张作斗争。他号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专业技术和资金，并且强调美国的私人机构而非美国政府在向海外转移技术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个理念源于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对全球农业技术的主导地位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对于势力强大的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在冷战中的一件武器。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几乎与武器和工业产品相同。美国农业部的粮食盈余也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件武器。正如前面提到的，到1954年，《480号公共法案》，即“粮食换和平”计划，原则上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一进程。
洛克菲勒家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对全球粮食和人口问题的看法传达给美国国务院,他们和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盟友们占据着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位置。
洛克菲勒集团对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这段冷战的关键岁月里，每个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2年到美国政府任职前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1年前也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4年腊克斯的接班人亨利?基辛格也来自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小圈子。吉米?卡特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也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是这个私人的非盈利机构对战后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悄无声息、隐藏于幕后。
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和基辛格对于洛克菲勒关于私有部门行为的重要性高于政府的角色这一观点心领神会，他们也明白洛克菲勒把农业视为像石油一样同等重要的商品，可以根据极少数控制粮食贸易的公司的外交政策目标进行交易、控制，使之稀缺或充裕。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很少公开提到杜勒斯-腊斯克-万斯-基辛格-洛克菲勒的关系链，尽管它对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粮食政策都非常重要。
早期的商业化农业：洛克菲勒与嘉吉公司联手1947年二战结束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建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作为营利性实体，其目标是显示私有资本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升级。实际上，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主要是为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美元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大规模地引入商业化农业。
洛克菲勒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与美国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嘉吉公司联手在巴西开展业务。国际基本经济公司有很多计划：杂交玉米生产、生猪生产、利用直升机喷洒农药、承包耕种以及粮食存储。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叫Sementes Agroceres，该公司后来在巴西动植物遗传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和嘉吉公司开始开发杂交玉米的新品种。他们使巴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玉米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巴西，玉米与大豆混合用于喂养牲畜。这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基因大豆在世界牲畜饲料市场中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甘蔗农业经济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大豆生产。一棵甘蔗可以生长5年，到了第6年就必须挖出来，种上新的甘蔗，这个过程通常叫做“轮耕法”。巴西农民首先尝试在挖出老甘蔗和栽种新甘蔗的间隙中种植大豆。这是因为大豆使土壤富含或者说“固定了”氮元素，而甘蔗的生长需要氮，种植大豆就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而化肥恰恰是把大豆引入巴西的重要原因。
嘉吉等美国粮食贸易公司首先将大豆作为牲畜饲料出口，后来大豆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成为美国粮食控制中的一件主要武器。
莱斯特?布朗1974年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他自己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他谈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时说：“如果农民想充分发挥新型种子的潜力，在需要的各种新投入中，化肥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农民获利，他们对各种农用投入的需求就会迅速增加。而且，只有农业综合企业才能有效地为他们提供这些农业投入。”
布朗还进一步宣称，跨国公司是“使农业技术知识转移制度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农业综合企业在当时是提供种子和化肥的最佳途径。当然，他所指的农业综合企业是杜邦、先锋良种国际、嘉吉、ADM之类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鼓舞下，美国商业化农业出口与石油和武器并驾齐驱，迅速成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战略核心。
巴西和委内瑞拉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在墨西哥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纳尔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开展类似的工作。他想继续开展他在二战中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时启动的项目。于是，他和几个从前在美洲事务协调机构工作的同事一起创立了“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公开目标是技术转移和教育。
洛克菲勒想通过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迅速将基础设施现代化。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声称：如果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那么这个地区就面临着因人口爆炸而使生活水平降低的问题。作为委内瑞拉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1946年后，洛克菲勒说服了壳牌、美孚、海湾石油和其他许多私人捐助者和他一起着手进行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协会的项目。纳尔逊和他的兄弟们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为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提供了指南，这些研究准确地指出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哪些国家可能“同情共产主义”。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被挑选了出来——巴西入选的原因是它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财富，而委内瑞拉则是由于洛克菲勒家族在该国经营着石油生意。
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肆宣扬冷战必要性的高手，而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其家族利益的发展。而他的老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主席、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行的“大规模报复”的核政策和冷战的“边缘政策”与他的意愿并行不悖，这些政策使人民意识到所谓来自苏联军事力量的危险和威胁。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下，一切行动和政策都变得合情合理。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美国的大银行家和商人们在拉丁美洲的农业上所做的文章形成了世界粮食生产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着力掌控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日常必需品。和以往大多数革命一样，其实质并不是他们大肆宣传鼓吹的那样。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了急先锋。它甚至给这一进程取了一个新名字——商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的模式由其主要参与者——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大腕们——制定的规则所驱动，这一模式为20世纪90年代引入基因改造的粮食作物——转基因生物——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平台。但是这桩带有战略利益的“婚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长期目标又是什么？这一切仍然掩藏在自由市场的高效率、现代化、为营养不良的世界人民提供粮食等美丽外衣和各种宣传谎言之下。他们就是以如此狡猾的方式来掩盖其阴谋改变整个人类命运这一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计划。
第三部分 创立商业化农业第六章 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为了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又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设立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设立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被迫接受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附加条件。绿色农业和商业化农业让美国国内独立家庭式农业全面崩溃，农业市场走向全面集中，少数农业托拉斯垄断了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
开启“绿色革命”大门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发源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由于洛克菲勒在亚洲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而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二战结束后，德国法本公司被炸弹炸得稀巴烂，美国的化学公司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学公司。最有名的公司如杜邦、陶氏化学、孟山都，赫克力士火药公司等在二战时通过美国纳税人的“慷慨解囊”,建立起了巨大的氮生产能力，用来生产炸药和炮弹，战后他们必须面对氮供过于求的问题。
氮作为制造炸弹和爆炸物的基本化学原料，是TNT等高效爆炸物的主要成分。氮同时也是硝态氮肥的基本成分。因此，化学公司试图面向国内外市场生产化肥、硝酸铵、液态氨，通过这种形式打开氮销售的巨大市场。
战争时期氮化肥工业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游说集团的一部分，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包括杜邦公司、陶氏化学公司、赫克力士火药公司在内的一些公司都是这个游说集团的成员。
战后新型的农业化学品的全球营销也解决了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和粮食卡特尔（包括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邦基公司、ADM公司）寻找新市场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都是美国公司，并且它们的成长壮大取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绿色革命的传播而开发出来的一些特殊的杂交种子。当时农业正在走向全球化，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试图影响商业化农业的全球化进程。
随着农业化学品和杂交种子的垄断，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试图主导世界农业贸易市场。正如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从发展中国家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苏联到中国，各国政府都开始迅速依靠粮食卡特尔集团在粮食减产时提供所需的粮食和食品以保持本国政治的稳定。
当然，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也想通过以私人资助的农业投入形式来提供粮食援助，从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以解除他们的担忧。然而，美国政府的援助加上在绿色革命名义下发展起来的技术，为围绕在洛克菲勒和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周围的具有影响力的决策圈把这些担忧转化为自身优势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约翰三世在成立人口理事会一年后,于1953年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事会。纳尔逊?洛克菲勒与约翰三世携手并肩，共同致力于农业。农业发展理事会主要关注亚洲，而纳尔逊则关注他所熟悉的拉丁美洲。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他们的企业霸权之下长期垄断世界农业和粮食供给。
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他主要研究抗锈（小麦常患锈病,能够抵抗锈病侵害的小麦称为抗锈小麦。——译注）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几十年后的基因工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掩护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减轻饥饿,避免共产主义在贫穷、难以控制的国家上台。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贩卖基因革命。
绿色革命是控制世界粮食生产的开端，几十年后的基因革命给这一进程画上了一个完美句号。参与这两次革命的都是同一批公司,它们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其他有钱有势的基金会,这不足为奇。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有了福特基金会的资源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真是如虎添翼。
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他们在粮食与农业方面所下的工夫在那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了在“粮食换和平”计划下把美国的粮食援助大幅转向发展中国家，但是受援国只有在同意一些前提条件之后才能得到援助，其中包括同意按照洛克菲勒的计划发展农业、加强人口控制，并向美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1970年，为洛克菲勒工作的诺曼?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获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生物学奖，与若干年后亨利?基辛格获得的奖项一样。他们两个都是靠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起家的。
事实上，绿色革命披着传播农业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其目的是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新型杂交小麦需要现代化学肥料、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尤其需要灌溉技术，这也意味着需要由石油或天然气驱动的水泵。
绿色革命的方法只适用于最富裕的农作物产区，瞄准的对象是最富裕的农民，它强化了半封建制度中富有的大庄园主和贫困农民的差距。在墨西哥，新型杂交小麦都种植在东北部富裕的有新型灌溉设施的农田中。所有的投入，从化肥到拖拉机再到灌溉，都需要美国工业提供的石油和其他投入。石油和农业在洛克菲勒的庇护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印度，绿色革命仅限于北部和西北部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有灌溉设施的土地上，它忽视了这些地区封建大地主和大多数没有土地的贫困佃农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而它却让依附于嘉吉公司等出口巨头的现代农业综合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该地区广大的贫困农民依然贫困不堪。绿色革命的引进并没有缩小封建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差距，而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整体小麦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为“生物革命”培训骨干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到197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另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的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一个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意大利的彼勒基奥的会议中心召开的一系列私人会议中形成的。出席彼勒基奥会议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尔、福特基金会的福雷斯特?希尔、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环境组织者莫里斯?斯特朗。莫里斯?斯特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联合国地球峰会。
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吸收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参与。因此，洛克菲勒运用初始的启动资金做了精心的策划，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能力影响全球农业政策。
由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就能够做到将第三世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送到美国去“学习掌握”现代商业化农业生产的理念，并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为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建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以发展科学和高效的自由市场农业为名开展的。
到基辛格受命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与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瑟?莫舍是洛克菲勒农业发展理事会的执行理事，在一本广为阅读的手册中,他喋喋不休地教育农民“多为自己着想”，敦促农民摒弃“群体旧有的习惯”，发展“商业化农业”。莫舍还号召妇女接受教育，建立青年俱乐部，从而为从商店购物提供更多的需求。他指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爱”会促使他们尽力满足这些愿望,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也会去贷款投资于新技术，使自己更加融入新的市场经济中。
在整个绿色革命的进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通力协作，携手并进。
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减少了农村人口,大批农民背井离乡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四处寻找工作。这绝非偶然，这是为计划中的美国未来的跨国制造业积蓄廉价的劳动力。
在绿色革命的自我推销尘埃落定之后，它的实际结果与过去的承诺截然不同。随意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引发了很多问题，通常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单一栽培的新型杂交种子品种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也逐年降低了产量。开始时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墨西哥的一些农作物,如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然而这些农作物逐年大幅减产。
绿色革命也伴随着大型灌溉工程的建设。这些灌溉工程通常是由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坝，建设水坝造成的洪灾淹没了大量的村庄和肥沃的农田。同时，所谓的超级小麦通常是由于向土地施了大量的化肥从而提高了产量。这些肥料的原料是氮和石油，都是洛克菲勒主导的“西方石油七姐妹”生产的产品。
绿色革命时期还使用了大量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为石油和化学巨头们提供了额外的市场。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的，绿色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化学革命。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巨额开销。他们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或者由美国政府担保从大通银行及其他纽约的大银行得到特别贷款。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这些贷款基本都流到了大地主手中。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农民自己负担不起化肥和其他现代投入的支出,只能四处借钱。开始时各种政府的计划都试图提供给农民一些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种子和化肥。
不能从政府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民只能通过私人渠道借贷。由于私人贷款的高昂利息，一些农民并没有从最初的高产出中获利。收获之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的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他们越来越依赖贷款人和交易商，最后往往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即使是使用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农民也通常放弃种植自己的基本口粮来种植经济作物。
绿色革命也为土地耕作引进了新的机器。最值得一提的是动力中耕机或者叫做机动旋耕机（为作物松土以消灭杂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器。——译注）。这种机器拌匀了稻田中的土壤，同时也破坏了土壤本身的结构。但是，使用这种机器会极大地提高效率。
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另一个利益驱动因素是，绿色革命建立在新型杂交种子传播的基础之上。杂交种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繁育能力差。杂交种子天然地具有抑制繁殖的属性。它们与天然授粉的正常种子不一样，后者的产量与上一代种子基本相当，而杂交种子的下一代产量会比上一代少很多。
杂交种子产量这种逐年递减的特征,也就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通过购买新种子来获得高产。而且，二代种子的低产量也消除了种子生产商在未经育种者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出售种子的可能。这样可以防止农作物种子商品被中间商再次进行分销。一旦大型的跨国种子生产公司控制了母本种子的生产，其他竞争者或农民就不可能生产该杂交种子。全球杂交种子母本的专利集中在了以杜邦的先锋良种和孟山都的迪卡等少数大型种子巨头的手中，由此为转基因种子革命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引进美国现代农业技术、化肥和商业化杂交种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更早与美国打交道的大国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国外的投入。这是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一计划将持续几十年。以往美国的农业出口很有限，商业化农业为美国的农业出口打开了市场,在此之前这些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商的开放十分有限。这种趋势后来被冠以“市场导向型农业”。事实上这是由农业综合企业控制的农业。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业化农业控制主要的新兴市场提供了保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对美国农业部针对杂交种子的少数几个研究中出现的增产结果大加褒扬，而对其负面效应则避而不谈，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杂交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公司。这促进了大型商业种子公司的发展，也为日后几个西方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开发基因种子专利奠定了基础。
化学工业也声称只有通过他们提供的产品农作物产量才能得到提高。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政府援助计划积极支持这一观点，并说服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支持。这也就滋生了一个现象，即农民不再考虑使用其他更为传统的增产手段，因为这些方式都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农业顾问们贴上了低效率、原始的标签。
种植杂交小麦、玉米和水稻等高产新品种,大量使用化学药剂迅速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官员不再考虑其他可能的传统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可能对这种高投入的生产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巨头通常会干预这些研究，进行百般压制和阻挠。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1959年，美国农业部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印度粮食危机及应对措施报告》。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良种子、在可灌溉的一小部分地区使用化肥农药等。这就是绿色革命的战略。
福特基金会甚至资助印度的“集约化农业发展计划”，将其作为绿色革命战略的一个试验，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提供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这一战略。
不久后，印度政府采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这场革命给印度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影响。一时间水稻和小麦产量在挑选出来的地区迅速增加，当然这是依靠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用了大量化学药剂。印度政府把土地改革、佃农制度改革、废除高利贷等计划束之高阁，从此以后就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然而，粮食产量初期的大幅度增长后来逐年下降（尽管这一点并未广泛报道）,但给人造成十分成功的印象。其实，印度进行绿色革命后,其整体农业生产比绿色革命前增长更为缓慢。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人均产出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是绿色革命起码有一点是成功的，即它为美国和其他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售他们的化学产品、石油、机械和其他农业用品打开了市场。这正是所谓的商业化农业的开端。
洛克菲勒资助创立商业化农业洛克菲勒兄弟在通过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从石油到农业的扩张的同时，在哈佛大学投资了一个不起眼的项目，这个项目为几大私营公司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奠定了基础。项目的创立者将其命名为“商业化农业”，以便区别于传统的、以农耕为基础、以维持人类生存为目标的农业。
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约翰?H.戴维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华盛顿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策略。1956年，戴维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提到“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转型”。对此他心里早有清晰的盘算，尽管很少人知道他的来路。
戴维斯与哈佛商学院的教授雷?戈德伯格和俄罗斯裔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一起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当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目中对美国整体经济进行谋划。二战时，瓦西里?列昂惕夫曾为美国政府开发过一个对整体经济进行跨部门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曾在美国劳工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四年期的十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国空军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军方的加入略显蹊跷。随着线性编程方法的应用,晶体管和电子计算机得以发展,这样一来就可以处理海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不久，福特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这个哈佛计划和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而美国要达到主导粮食工业这一目标还要花40年的时间。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
垄断与纵向整合死灰复燃雷?戈德伯格几年后自吹自擂地说，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戴维?洛克菲勒支持的吉米?卡特当上总统时，美国的跨国商业权势集团才得以把健康、粮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精心制定的法规一一废除，这也为新一轮的纵向整合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打着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规模”的旗号,向不知内情的广大公众兜售“纵向整合”。
纵向整合的恢复和商业化农业是通过一些主流媒体的公共宣传攻势传达给公众的。这些媒体称，政府过去过多地侵犯了美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现在必须还民众更多的“自由”。宣传活动的最大呼声就是“解除管制”。但是这些宣传故意忽略的是：所谓的解除政府管制就是为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企业集团在某一特定产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打开大门。
在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前，首先公开提出政府应当解除管制和实施私有化的人是约翰三世。他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第二次美国革命》。在书中和无数的公开演说中，他呼吁“通过深思熟虑的、持续的长期政策来使很多政府职能下放和私有化……使权利分散到整个社会。”
在此之前，戴维斯和戈德伯格无视反垄断法，运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来识别整个生产和分销链条，从而通过纵向整合,将美国农业的特殊部门进行产业化，使之成为商业化农业。
戴维斯、戈德伯格和列昂惕夫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对佛罗里达州的橘类植物农业进行产业化。种植橘类产品的农民迅速被新奇士等全国性大型橘汁加工企业控制。这些大公司通过控制分销与加工来控制支付给农民的价格。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制定一个战略，对美国小麦销售链和动物饲料大豆市场进行产业化。随着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农业和垄断的管制政策，粮食产业的纵向整合也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个完全实现纵向整合的产业是石油业，1882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许多州都反复尝试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和运输价格，甚至最高法庭于1911年也做出相应裁决，但是这些都未能打破这个到21世纪一直主导世界石油贸易的卡特尔。标准石油公司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项目创建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20世纪20年代，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书《丛林》中通过描述肉类加工业充满恶臭味、有碍健康、非人性化的状况，揭示了当时美国肉类包装加工业令人震惊的状况，此后美国议会曾通过一系列法律来控制食品垄断，尤其是在肉类部门。
根据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五大公司——阿摩尔、史威福特、玛里士、伟信和卡达依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食品供应的垄断”。这五家公司在此之前已经系统地通过非法手段几乎实现了对肉类加工业的非法垄断。
五大公司那时控制着谁能获得公共养牛场。他们通过垄断控制对家畜的营销渠道进行干涉，掌控了批发分销渠道，限制了零售商的购货品种。随着冷藏火车和肉类加工流水线工厂的诞生，肉类公司也开始纵向整合。他们向前整合肉类产品营销；向后整合，垄断肉牛和生猪的供应。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这五大公司通过控制主要养殖场、铁路终端、家畜信贷、市场新闻媒体和竞争对手可能用来建立加工厂的地皮主导了家畜贸易。更严重的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局，非法地对市场进行垄断。他们通过占有冷藏运输工具和冷库来控制零售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据政府调查显示，除此之外，五大公司的肉类加工厂通过收购和控制方法同时控制了替代食品市场。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粮食供应又一次落入极少数农业综合企业的掌控之中。在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列昂惕夫领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戈德伯格和戴维斯充当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粮食供应进行纵向整合和垄断控制的急先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戈德伯格和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哈佛同仁们跳到前台，开导新一代经理人：他们可能会在这场完全改变美国人的种粮方式以养活自己和全世界的宏伟工程中遭受利润徘徊不前的影响。
当美国政府的管制篱藩在解除管制的战鼓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特别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农业综合企业迫不及待地用它们自己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填补这一管制真空。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企业共同制定的，而是由业内四五家大型垄断企业制定的。
这个过程导致了美国农业的集中和转型。原来独立的家庭式农场纷纷被迫放弃了土地，让位给“更高效”的大型产业化农业企业,或称为“工厂化农场” （factory farms）、“企业化农业”（corporate agriculture）。大多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都被迫成为“合同农民”,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打工。
“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就在政府管制、行业标准和反垄断法一股脑地松绑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商业化农业开始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但对此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大多数人依旧到本地超市买上一块切好的牛肉或猪肉，以为他们买的仍然是家庭式农场的产品。
接下来发生的是批发环节的整合和兼并。美国粮食生产一步一步地从家庭式生产转变为全球企业巨头的集中生产。农民逐渐变成合同工，负责在巨大的饲养场中集中喂养成千上万的家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这些家畜和农场的所有者，更像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负债累累。债主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像嘉吉、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或康尼格拉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对于新型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说，这种转型十分有利可图。到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转直下。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设法筹到钱进行家畜圈养的农民很快发现他们微薄的储蓄不够支付各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纪 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售和60%的大豆种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物的排泄物——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的单独照料。现在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CAFOs）。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华尔街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疯，导致“咬栏杆”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以保证“有效节约成本”，而不愿花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部绵延10英里的乡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被严格监控，它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地下水设备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畜禽的集中畜牧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7万亿磅(约12.25亿吨)的动物废物。这些废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集中畜牧农场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高浓度氮也会增加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从人们开始追求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68万千克)抗生素。到2005 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动物食物中的，以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食用了注射过抗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 ——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质上的不足应该在该局的下一份《联邦管理人员财务操守法》报告中加以体现，因为这些不足反映了管理和执行1921年颁布实施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的基本行为。该法案禁止不公平、歧视和欺诈行为，包括某些违反竞争的行为。我们也发现该局还尚未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加强管理,以回应总检察长办公室1997年2月、政府审计办公室2000年9月做出的调查结果。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对2005年4月一位参议员提出的担忧作出回答。
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调查。
这绝非偶然。强大的华盛顿农业综合企业游说集团起草了规范资金发放的农业法案，它们还对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施加影响，力挺任命支持商业化农业的官员，以此来确保对它们有利的政策的实施。1921年的《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强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团在1996年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农业法》。正如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明确表述的那样，自 1933年来，美国的农业政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授权农业部长通过空闲农田、实施商品储备计划、为某些农作物设定市场配额、鼓励包括食品救济计划在内的商品出口、销售产品换取软通货等手段来平衡需求与供给。然而，在1996年和2002年的农业法中，从1996年开始农业部长的这些权力被中止了。
1996年以前，通过空闲农田和粮食储备计划缓减了剧烈的价格震荡。平抑物价的代价与1997年后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小很多。1996年的农业法在 1996年短暂的经济兴盛期开始执行，剥夺了农业部长在管理粮食储备方面的所有职权，为全力生产主要农作物提供了机会。闲置资源的权利是产品过剩时每个 CEO都必须拥有的权利，现在农业部长失去了这个权利，即使大量的证据证明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能力，不得不以难以接受的低价格销售农业产品。由于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人们指望市场来调节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给农业综合企业低价收购大片农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家庭式农民来说，代价就太惨重了。
正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所总结的：
由于1996年的《农业法》剥夺了政府通过闲置土地来平衡供求的权利,粮食价格急剧下跌。粮食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当所有土地都不被闲置时，农业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下降，农田的价值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致农田越来越贫瘠,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市场挤干了农田土壤的最后一滴油,造成产粮地区单位成本的增加,导致这些农田要么改种别的农作物,要么变成牧场。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浑然不知。到2005年，肥胖、过敏以及沙门氏菌、中毒、大肠杆菌等罕见疾病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把这种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1998年时，戈德伯格虽然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十分活跃。他身兼很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如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董事，还为世界银行就商业化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咨询。那一年，他在哈佛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研究团队，对基因革命将如何影响世界粮食体系开展研究。
这位商业化农业的创始人正在准备把基因革命整合到商业化农业革命之中。他规划出了三十年后世界粮食体系的转型。
他通过计算得出：“传统的商业化农业系统（不包括制药业、卫生和生命科学部门）到2028年将成为产值8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农业部门的附加值比例将从1950年的32%降低到10%……而食品加工和分销占1950年代附加值的一半，到2028年它的比例将超过80%。”戈德伯格认为，农民在未来世界农业巨大的产业链中作用甚微。
戈德伯格计算了加上由基因工程最新进展所创生的全新部门（他把这些部门统称为“生化农业系统”）所增加的产值，其中包括通过转基因技术创生的转基因植物药品。他宣称：“到2028年，在新的生化农业系统中加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衍生的各个产业，该系统的整个附加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农民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缩减到7%。”他满腔热情地宣布“基因革命正引领食品、健康、药品、纤维和能源产业的融合。”
也许他还应补充说,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做到让全世界断粮。
第七章 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金会控制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事实上，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反证法的应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资金极为稀缺的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 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事，后来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于基因学家来说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 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减化生命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构建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并不在意简化论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计划的理论支撑。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生物中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证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并用这些信息来“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十年来却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的误导”。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解开一个谜：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注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 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
基因改变通常需要进行一种组织培养或者再生，即从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再生出完整的植物。为了把外来基因植入植物细胞，通常会附加一个转基因细菌，即根癌土壤杆菌，这个细菌被称为“计程车”或者“基因加农炮”，这种方法也叫做生物弹道学。基因加农炮是1987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约翰?桑福德发明的。与动植物杂交不同，植物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一跃而过”。
生物学家、伦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侯美婉博士强调，“全新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在实验室中产生，然后被植入到生物的基因组中形成转基因生物。与赞同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讲的不同，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精确的。由于其结果不可预知，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靠的，通常会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
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它所资助的科学家们或与他们合作的转基因农业综合企业，他们对检测这些风险完全不感兴趣。不言自明，他们会让世界相信这种风险是非常小的。
第一次基因拼接发生在1973年，伴随着关于误用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激烈辩论，重组基因技术在研究实验室中迅速普及。科学界强烈关注着由于物种变异导致“人间大浩劫”的境况。“人间大浩劫”这个词源自迈克尔?克莱顿1968年的一部科幻小说《天外来菌》，它描写了一种致命疾病会使血液迅速凝结，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命安全。
1984年，在美国研究实验室中对在自然界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危害并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尽管人们仍然对此疑虑重重，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决定将其主要的资金投入到支持转基因的过程中。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撤销管制政策对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影响就是，原来由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做出的有关安全与风险的决定，现在逐渐转到私营企业的手中，而这些企业看到了通过发掘生物技术日益增长的潜力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洛克菲勒的策划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吸引大型公司加入到他们的基因工程新实验中。
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那时，没有实验证据可以证明这项决定的合理性。
据说按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有几十亿张嘴嗷嗷待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在研究中已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解决今后几十年的世界饥饿问题。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1.05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5.4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金水稻”与用心险恶的谎言开发一种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的决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它在科学和政治权势集团的支持者们的公关大手笔。
基金会最初资助了工业化国家的46个科学实验室，到1987年，他们每年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水稻基因项目，绘制水稻基因图谱。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象。
资助资金也用于培训国际科学家网络，让科学家们掌握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植物基因工程的作用与人类未来的世界观。基金会还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他们在这些精英中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洛克菲勒资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五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洛克菲勒由资助的博士。国际水稻研究所负责科研的副所长说：“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能力。”
洛克菲勒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开始不久，他们就决定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这堪称是绝妙的宣传。它让公众认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然而，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局。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正如一个研究人员指出的，水稻是24多亿人口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多年前，使其能在不同的环境生长，而且品种繁多。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稻农在完全没有生物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已经开发了许多能够抗旱、抗虫灾和适宜各种气候生长的水稻品种。他们开发出了超过1.4万种的水稻品种，这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是难以置信的。
早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水稻，这个亚洲的饭碗。洛克菲勒基金会绿色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亚洲的水稻生产。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进程大大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的全球市场旋涡之中，这一切都是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
早期水稻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一个保存了世界上五分之一水稻品种的基因库，由此看来，它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扩散新的水稻基因革命的主要工具丝毫不足为奇。他们把世界上现存的每一个重要的水稻品种都储存在基因库中。
绿色革命的支持者曾经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来收集和控制亚洲水稻品种的不可替代的种子宝藏，他们正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干这些勾当的。
1960年在亚洲绿色革命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立了“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自此以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一直处于这个组织的保护之下。这个组织同时控制了战前伊拉克的种子库。这个组织按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旨意行事，同时也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世界银行以这种方式按照华盛顿政策设定的政治议程掌控着亚洲的水稻种子库。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水稻基因构成或种质都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这些水稻种子又被美国政府用来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撤销对进口美国大米的“不公平的贸易壁垒”。
国际水稻研究所后来成了先正达、孟山都等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非法从该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提取种子的工具，而这些种子最初是受亚洲当地农民委托管理的。
种子一旦在孟山都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转基因处理，就获得了专利，成为它们独占的知识产权。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3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致同意对盗窃发展中国家种子资源的行为加以控制。然而，华盛顿对公约的原始文本做了一点细微的修改。它要求所有由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系统（包括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内）拥有的基因资源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这涉及50多万种种子，或者说该基因库拥有的40%的世界稀有的粮食作物的种质。也就是说，农业综合企业仍然可以自由使用这些种子，并对其注册专利。
洛克菲勒集团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资源作为其核心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初集中精力对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富含维生素A的水稻品种进行研究。他们的资金资助了该领域的许多研究，其中包括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
基金会对外宣称缺乏维生素A是发展中国家的新生儿失明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世界约有1.4亿儿童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维生素A，其中大约有25万至50万致盲。这种诉诸人类情感的做法促使人们相信，接受有争议的新型转基因植物和农作物将惠及全人类。金水稻（Golden Rice）成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代表了基因工程的光明前景，而这个光明前景是建立在用心险恶的谎言和蓄谋已久的欺骗基础上的。
转基因水稻的引进首次为直接控制水稻种子——24亿人民的主要口粮——打开了大门。在基因革命之前，水稻曾为跨国农业综合种子公司所忽视。部分原因是水稻产区的农民收入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极难进行杂交。由农民保存的水稻种子占到了亚洲水稻种子的80%以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农业综合企业同伙们在利用转基因水稻种子占领巨大的水稻市场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它们不给变化莫测的自由市场留下任何空间。 199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领头人、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主任克里夫?詹姆斯负责。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成立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粮食生产力和收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那些资源匮乏的农民）减轻贫困做出贡献，并在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下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这些话唯一的软肋在于根据他们的框架，这些艰巨的任务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应用生物技术才能完成。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只不过是他们在瞄准的发展中国家中扩散转基因植物的又一个平台。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没有弄清楚金水稻项目的发展是否可行的时候，就已经创立并运作了将近10年。从一开始，他们就图谋在发展中国家扩散基因植物。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唯一支持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机构。孟山都、先正达旗下的诺华、安万特农作物科学公司下属的艾格福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对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农业综合生物科技巨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全球伙伴关系，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设立了关于组织培养、诊断学或基因工程的技术转移项目。
有意思的是，当亨利?基辛格在1974年的战略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中为美国政府的人口削减政策炮制了一份包含13个“重点”发展中国家的名单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也开列了一张重点引进基因工程植物和农作物的国家名单。这个名单包括12个国家，分别为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非洲的肯尼亚、埃及、津巴布韦，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重点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17年前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的确，美国的地缘政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不变。
到200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宣布，他们利用细菌中的一个基因从水仙花中成功提取了两个基因，并把它们植入水稻DNA中，以生产他们所谓的富含维生素A水稻或富含β胡萝卜素水稻。
由于在体内生成维生素A的β胡萝卜素（或者前维生素A）的颜色与水稻相同，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这种水稻被称为“金水稻”。这真是一个营销杰作，它迎合了人们希望得到金子的心理。现在，从表面上看这既可解决温饱，又能为孩子们补充维生素A。
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通过其他途径摄取维生素A。问题不在于缺乏含有维生素A的自然食物，而是在于没有合适的途径从其他自然资源中摄取维生素A。
印度的生物多样性倡导人范达娜?席瓦博士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金水稻宣传推广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她指出：“利用转基因水稻生产维生素A的第一个弊端是它掩盖了维生素A的其他替代来源”。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佩尔?品斯特鲁普-安德森说过，富维生素A水稻对亚洲贫困人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为如此众多的营养不良的人提供所需的药物。”
席瓦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代替药物为人们提供维生素A。动物的肝脏、蛋黄、鸡肉、猪肉、牛奶和黄油都富含维生素A。β胡萝卜素能够产生维生素A，它通过绿叶蔬菜如菠菜及胡萝卜、南瓜、芒果等提供给人类……”
虽然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新闻通稿中没有提到，但是科学家们都明白大量摄入维生素A会导致维生素过多症或者叫做维生素A中毒，它会导致婴儿永久性的大脑损伤及其他有害影响。
此外，如果只通过食用大米来摄取维生素A，那么每个人所需要食用的大米的数量巨大无比，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肚皮。有人曾预测一个亚洲人平均每天需要吃掉9公斤大米才能满足人类正常的维生素A最低摄入量。一个亚洲人一般一日三餐食用300克大米，只能提供8%的需要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高登?康威曾在一篇新闻通稿中怯生生地回应这些批评与质疑：“首先要声明我们并不认为金水稻是维生素A缺乏问题的解决方法。它只是水果、蔬菜和肉类食品以及其他强化食品和维生素营养品的上好补充品。”他补充道：“我同意席瓦博士的观点，金水稻在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
也许公共宣传方面“太过火了”，但是对于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因革命幕后的那些人来说，宣扬转基因金水稻的运动远未过火。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00年宣布，他们正把多年来水稻研究的成果奉献给公众。实际上，他们巧妙地把研究成果奉献给了商业化农业生物技术巨头。英国公司阿斯利康2000年5月宣布获得了金水稻商业化的独家许可。阿斯利康后来成为瑞士先正达公司的一部分。
金水稻项目为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宣传工具。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宣称：“如果我们每天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多一点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水稻，那么每天就能拯救4000个由于营养不良而生命垂危的人。”为金水稻申请了专利的先正达和孟山都声称，他们允许这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免费用于人道主义用途”。
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游说者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造舆论，对把日常主食交由基因学博士和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控制的批判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著名医学专家、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说：“通过所谓的农业技术手段来解决全球饥饿的问题，纯属一种阴谋。这也许是……新世纪商业中最为恶毒的徒劳无益的行为了。”然而这番话被人们当作了耳旁风。
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界的内部人士、在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从事转基因种子研究、金水稻专利的主要持有人史蒂文?史密斯2003年6月在他去世前宣布： “如果有人告诉你转基因可以养活世界，那么你告诉他们，转基因养不活世界……要养活世界，需要政治和金融的意志——而不是生产和销售的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利用转基因生物可以养活世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掌握在强大的神话制造者手中。这场革命仍在继续。
农业综合企业和基因革命的支持者们通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洛克菲勒的直接资助，精心制定了传播基因革命种子的全球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他们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即加强对人类粮食供应的全球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它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第四部分 肆虐的转基因种子第八章 煽风点火 策动世界“粮食生产革命”洛克菲勒家族凭借与拉美国家的紧密关系推销其转基因农作物，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全国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其中90％以上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而种植这种种子一定要用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农药。由于种子和农药都要从美国公司购买，以及孟山都公司在专利费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仅仅十年时间，在技术进步的名义下，阿根廷的粮食自给能力逐渐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
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实验品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由接受过遗传学训练的、虔诚的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全球网络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庞大的转基因项目也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实施地点选中了阿根廷，在那里，戴维?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与新任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阿根廷的农业用地被确定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个大规模实验场，阿根廷的人民也因此成为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批活体实验品。
项目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地声称，将转基因作物引入农业的意义相当于“第二次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种说法，尤其是指通过采用特殊的杂交小麦和化肥。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幌子下，墨西哥、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大规模地推广过这些技术。
到2004年，仅仅用了短短的8年时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约40倍，达到1.67亿英亩，(约6760万公顷)。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大约占到世界农业耕地总面积的25%。这表明，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转基因作物完全有可能在世界农作物，至少是基本农作物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有超过2/3(1.06亿英亩，约4300万公顷)，是在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倡导者美国。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者们声称，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消费者以及农民对转基因作物有信心，相信与传统农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后来证明，这是一场大骗局。
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3400万英亩（约1375.9万公顷），在种植面积上仅次于美国。其他一些国家如巴西，种植面积虽然小得多但增长速度很快。2005年初，巴西废除了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理由是，转基因作物已经广泛蔓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控制其扩散。到这个时候，加拿大、南非和中国也都已经制定了实施转基因作物的庞大计划。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这些苏联的前卫星国不甘落后,正迎头赶上。这些地方的耕地充裕、监管松懈。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西班牙也有报道说种植了大量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皮尤基金会收集的数据，还有其他许多贫穷的国家，也成了转基因作物、特殊除草剂和杀虫剂化学品公司的推广目标，具体的数字还无法获得。
根据皮尤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在2004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中，有85%属于“资源贫乏型”，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在高额外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改革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
没有哪个国家像阿根廷那样这么早就在农业资产的基本结构方面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革。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在南美洲大地上，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令世人羡艳。作为胡安?庇隆时代的一部分，当时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的、富饶多产的，由小型家庭农场所主导。70年代一个普通的阿根廷农民，往往会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一点蔬菜和小麦，养些家禽、奶牛或肉牛，农民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保持几十年不变。70年代，阿根廷牛肉的质量非常高，堪与得克萨斯牛肉比美,都是世界上质量上乘的牛肉。直到80年代，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农耕文化，不仅能够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剩余。重要的是，政府无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农民的债务也微不足道。
债务危机让阿根廷成了大豆生产大国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发生的债务危机改变了一切。随着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以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及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波士顿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为首的纽约及其他国际大银行，以初期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向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兜售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为进口急需的石油提供资金。只要伦敦的利率仍保持在低水平上，这些贷款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收入偿还。因此，这些贷款很快显示出巨大的诱惑力。于是，阿根廷的美元债务急剧攀升。
1979年10月，为防止美元崩溃，美联储突然将其主导利率提高了大约300%，从而对全世界的利率产生了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根廷外债的浮动利率。
到1982年，阿根廷深深地陷入了债务圈套之中，这个圈套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为了从埃及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使用的圈套如出一辙。以戴维?洛克菲勒为首的纽约银行家似乎对英国人的债务帝国主义手法心领神会。
打垮阿根廷人的民族意志在庇隆时代的早期，阿根廷曾经将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工会运动，与深度参与经济的中央国家机器相结合。在国家管制的模式下，二者均与少数私营公司开展合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和平年代，它具有某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相似的特征。而且，不管庇隆主义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毕竟在阿根廷人民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197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阿根廷政权更迭，庇隆时代在喋血中终结。发动政变的借口是为了打击这个国家日益兴起的恐怖主义和共产党暴动，在这样的说辞下，政变显得冠冕堂皇。后来的调查显示，人民革命军和蒙托内罗斯组织（Montoneros，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阿根廷城市地区活动的一个反政府组织。——译注）将发动游击战的谎言是由阿根廷军方编造出来的。此前，军方的领导人大多数曾在臭名昭著的美国陆军美洲学院接受过美国五角大楼的镇压国内暴乱的技术培训。
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是按照其对人权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定义，豪尔赫?魏地拉总统的军事独裁也过于随心所欲了。1976年10月，阿根廷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塞萨尔?古塞蒂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次会面是为了讨论军政府在阿根廷国内大规模镇压反对者的方案。根据几年后披露的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基辛格和洛克菲勒不仅暗示了自己对这一方案的支持，而且洛克菲勒甚至提出了阿根廷国内应干掉的具体关键人物。在那场所谓的“肮脏的战争”中，至少有1.5万名知识分子、工会领袖和反对派人士失踪。
在阿根廷的政权更迭中，洛克菲勒家族绝不只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军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胡斯与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与戴维?洛克菲勒私交甚深。马丁内斯?德?胡斯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地主家族的头面人物。他采纳了激进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对外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十分有利。事实上，改变经济政策本身正是洛克菲勒秘密支持军政府的首要原因。洛克菲勒的银行提供的大笔现款，私下里为军方夺取政权提供了资金。
20世纪40年代，美国美洲情报机构的头目是戴维的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美洲情报事务协调员。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克菲勒兄弟就将拉丁美洲视为其家族事实上的私人势力范围。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从委内瑞拉的石油一直延伸到了巴西的农业。此时此刻，他们认定，70年代阿根廷的债务问题为他们在该国扩张家族的利益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冻结工资的同时，马丁内斯?德?胡斯放开了以前曾由政府控制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和燃料价格)，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下降。进口关税的大幅削减使得进口商品充斥市场。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名义上维系着这一计划。确实，通过削减开支、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价格和增加税收，财政赤字从197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下降到1979年的2.7%，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335%下降到1980年的87.6%。然而，比索的实际升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外逃和收支平衡危机导致了该计划的崩溃。外国投机资本也被引入这个国家，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是第一批进入的外国银行。
事态的恶化不可避免，生活水平的降低激起了强大的庇隆主义工会运动的抗议，这些抗议像所有其他形式的反对活动一样，受到了军政府的残酷镇压。戴维?洛克菲勒显然对阿根廷新政府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他宣称：“阿根廷终于有了一个理解私人企业制度的政权，这令我印象深刻。”
在经历了十多年军事高压统治之后，1989年随着卡洛斯?梅内姆接任总统，对阿根廷国家主权的蚕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梅内姆出身豪门,是个花花公子，后来被指控腐败贪渎和从事非法武器交易。当时是老布什主政白宫，他至少8次在白宫把梅内姆作为私人客人来接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老布什的儿子尼尔? 布什是梅内姆府邸的座上宾。一句话，梅内姆跟北边正打得火热。
由于阿根廷军方丑闻缠身，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纽约的银行家和华盛顿的权力掮客认定是出新牌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掠夺，才能继续控制阿根廷的企业。梅内姆名义上是庇隆领导的政党的成员。事实上，他强行对阿根廷实施经济休克疗法，这次休克疗法甚至比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20 世纪80年代在英国实行的自由市场革命还要猛烈。而他的庇隆派成员的身份，使他可以平息党内和工会内部的反对。
此外，对于实力强大的纽约银行家来说，梅内姆政府中的关键职位是经济部长。新部长是马丁内斯?德?胡斯的信徒多明戈?卡瓦罗，他也是纽约金融界所熟知的人物。卡瓦罗毕业于戴维?洛克菲勒的母校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曾短期担任过阿根廷国家银行行长。洛克菲勒曾公开对卡瓦罗表示过赞赏。
卡瓦罗还是戴维?芒福德的密友和商业合伙人。芒福德是老布什政府财政部的高官，负责按布雷迪计划对拉丁美洲债务进行结构调整，后来他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董事。“扬基银行家们”确实对卡瓦罗信任有加。
梅内姆的经济计划由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朋友们制定。该计划着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以前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突然向外国进口商品大开门户，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军政府统治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私有化的进程是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按照华盛顿的旨意行事）的要求制定的，这是提供紧急贷款来“稳定”比索的一个条件。当时，阿根廷正经历类似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种每月高达200%的超高的通胀率。军政府下台后，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经济和财政，阿根廷外债债台高筑。
梅内姆利用军政府最后几年造成的高通胀率，强行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其采取的措施之激进远胜于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卡瓦罗“恪尽职守”，强制实施了国外要求他采取的休克疗法，他立即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亿美元的贷款和高度称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取代国家产业垄断的是大型外资私人垄断企业，它们从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中获得了大部分资金。同样是这些银行，几年后组织阿根廷富人进行资本外逃，把手中的比索换成美元，存入离岸的大通银行或花旗银行的“私人银行”账户，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对于阿根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国外资本接管企业之后，造成了公共部门工人大量失业。阿根廷的梅内姆政权及其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多明戈?卡瓦罗，因创造了金融媒体所谓的“阿根廷奇迹”而备受赞扬,这不足为奇。
通过将货币控制权彻底交给一个“货币委员会”，通货膨胀在1991年停止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其控制权掌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里。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此时的比索已经严重贬值，比索的汇率被货币委员会死死地固定在了1比索兑换1美元的水平。如果货币委员会账户中的美元储备没有相应的增量，国家不能通过印制钞票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固定汇率的比索为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他们纷纷涌入阿根廷进行投机，从90年代阿根廷国家经济私有化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
2001年4月，阿根廷处于重大的经济危机当中，卡瓦罗被再次召回掌管国家经济。这个时候，他代表纽约的银行及他在阿根廷银行界的朋友们，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卡瓦罗直接冻结了私人储蓄者在阿根廷银行的个人银行账户，以挽救他在纽约及其他地方的外国银行家朋友们的资产。
这个时候，阿根廷拖欠了1320亿美元的国家债务。2001年4月就任经济部长后，卡瓦罗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秘密会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外国银行的人士，包括洛克菲勒的JP摩根大通银行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戴维?芒福德、伦敦的汇丰银行等。他们用新的债券与290亿美元的旧阿根廷国家债券进行掉期交易，这笔秘密掉期交易使得这些银行获得巨大利润，并避免了它们对阿根廷的贷款产生风险。这次债务掉期交易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更重了，阿根廷成了输家。一年后，卡瓦罗和七家外国银行受到了司法调查，检方指控这些掉期交易是非法的，目的是为外国银行谋利。根据美国金融调查人员的说法，这项交易实际上加速了阿根廷国家债务的拖欠。到2003年，外债总额增加到了1980亿美元，相当于梅内姆1989年就任总统时的3倍。
洛克菲勒的阿根廷土地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梅内姆政府开始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把阿根廷的富饶多产的传统农业变成了针对全球出口的单一性农业。这一次，政策的脚本还是由纽约和华盛顿的外国利益集团来替他编写的，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同伙。
梅内姆声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对于这个国家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这是个谎言，但它成功地改造了阿根廷的农业，使之更合乎像戴维?洛克菲勒、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等美国投资者的心意。
堆积如山的巨额外债、强制推进的私有化进程和彻底取消的国家保护性壁垒，阿根廷经济在近20年内承受了这三板斧的猛烈打击之后，原来经济效益很好的阿根廷农业，现在成了美国投资者进行最激进变革的对象。
1991年，早在美国批准和开始进行田间实验好几年之前，阿根廷就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秘密实验室。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变成了这个项目的活体实验品。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 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或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1996年是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专利“大豆”——抗“农达”(Roundup Ready)大豆（简称RR）——的种子生产商。
1995年，孟山都开始生产抗农达大豆。这种大豆从农杆菌中复制了一个基因，用基因枪将其嵌入到大豆基因组中。这使得这种转基因植物能够经受住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的喷洒。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中的活跃成分，能杀死传统的大豆。邻近孟山都抗农达作物的任何传统大豆作物，都会不可避免地由于随风传播的污染而受到影响。一旦引入了孟山都的抗农达作物将自然而然大大促进它的传播。
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中的基因改变，意味着将杆菌形式的酶纳入到大豆作物中，使得转基因大豆免受孟山都的除草剂农达的伤害。农达就是美国政府用来清除哥伦比亚毒品作物的那种除草剂。
正因为抗农达大豆能够免受伤害，因此无论是大豆还是所有的杂草都可以喷洒“农达”，这样既杀死了杂草又能将大豆保留下来。通常，转基因大豆（与传统的大豆相比）单位面积的化学除草剂用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需要更多，这样才能控制杂草的生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豆得到了大型农业综合种子公司的推广，成为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
在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大批量引入阿根廷农业，以及随之配套地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的同时，（用美元计算）极端便宜的阿根廷农田被嘉吉（世界最大的粮食商品贸易公司）这样的大型外国公司、像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那样的国际投资基金、像西伯耳公司一样的外国保险公司和大企业股东收购一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利润极其丰厚的买卖，因为到最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大豆的商业化农业的基础。阿根廷的土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种子的工厂。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个计划的绝妙之处在于，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生产转基因大豆不需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
实际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当时成百万英亩的上等农田被银行挂牌拍卖。通常，用美元投资的买主都是外国公司和个人。小农场主卖掉土地后所得无几。有时候，如果拒绝出售土地，他们会受到恐怖武装分子或警察的威胁，逼迫他们让出地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自由市场改革大潮之中，廉价的进口粮食充斥市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此外，播种转基因抗农达大豆种子和使用特殊的农达除草剂的农田，不需要进行常规的泥土翻耕。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转基因大豆革命的发起者开辟了广阔的堪萨斯式的农田，在那里，大型机械化设备可以日夜不停地工作，而且通常由GPS卫星导航系统遥控，甚至不再需要农民来开拖拉机。
利用免耕农作方式，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被当作对生态有益的东西兜售给阿根廷农民。实际上，它们绝对不是对环境友好的东西。
转基因大豆和农达除草剂采用一种称为“直接播种”（direct drilling，免耕法的一种称呼。——译注)的技术进行耕种。这种技术首先在美国采用，为的是节省时间和金钱。
“直接播种”方法，只有富裕的大型农场主才能花得起钱采用，它需要一种庞大的特殊机器，这种机器将转基因大豆种子自动塞到几厘米深的小洞里，然后填压上泥土。有了这种直接播种机器，数千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由一人播种。以前留下的作物残余秸秆就可留在田地里任其腐烂，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害虫和杂草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一起生长。这反过来又为孟山都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在销售拥有专利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同时，销售其特殊的专利草甘膦，即“农达”除草剂。这种种植方法在使用几年之后，杂草对草甘膦显示出了特殊的耐药性，于是又需要使用更大的剂量或其他除草剂。
相比之下，传统的3公顷桃树或柠檬树需要70个到80个农民来耕种。
1996年，在决定许可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之后，阿根廷随后发生了一场革命，它被倡导者们赞颂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实际上，这是一场反革命，一度富饶多产的以家庭式农场为基础的全国农业体系，被改变成了一种由一小撮势力强大、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宰的新封建主义状态。
梅内姆政府保证说，对转基因大豆种子将敞开国门。经过极度通货膨胀的岁月之后，阿根廷农民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困境。孟山都公司乘虚而入，向渴望得到贷款的农民扩大发放“信贷”的范围，供他们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这是唯一对其抗农达大豆有效的除草剂。通过向农民提供必要的“直接播种”机械和培训，孟山都还使得最初向转基因大豆的过渡过程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
“阿根廷，给我大豆吧……”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革命的结果，至少在一个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被彻底改造了。
20世纪70年代，在债务危机之前，大豆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种植面积只有9500公顷。在那些年月里，一个典型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蔬菜和粮食作物，还养些鸡，有的还养有少量的牛，来生产牛奶、奶酪和牛肉。
在改种孟山都大豆和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四年之后，到2000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到2004年，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以上。大型农业收割机械大量砍伐森林，并扫荡由当地农民占据的土地，以便为大豆种植提供更多的土地。
阿根廷农业的多样性——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就像埃及的农作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被棉花取代并被摧毁一样。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根廷的农田，尤其是名扬四海的潘帕斯草原，曾经到处是绿草如茵的养牛牧场，中间穿插着玉米地和麦田。农民们在农业与牧业之间轮作，以维持土质。采用单一种植大豆的方式后，由于对关键养分的过度吸收与消耗，这些土壤需要更多的化肥，而不是像孟山都承诺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来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游牧的牛群，如今被迫圈进了美国式的大型牛栏，以便为利润更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对转基因大豆影响有深入研究的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家沃尔特?蓬科预言：“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
到2004年，这个国家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
1988～2003年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破天荒第一遭，牛奶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随着机械化的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在风平浪静的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30%。而到了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约占 3700万总人口的11%～17%。
在因国家拖欠债务而引发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危机当中，阿根廷人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小块土地生存。这些土地已经被大片的转基因大豆所占据，甚至堵死了种植能维持生存的一般作物的出路。
在外国投资者和孟山都、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支持下，阿根廷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从无助的农民那里夺取土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根据法律，农民对土地拥有20年或20年以上的使用权,这一点无可争议。这种传统权利遭到了农业综合企业背后的新兴强大利益集团的践踏。在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广大地区，封建式的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大规模毁林开荒，以便为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开路。
农民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的土地已经划到了别人的名下。通常，如果他们拒绝“自愿”离开，武装团伙就会偷走他们的牛，烧毁他们的庄稼，而且威胁他们还要吃更多的苦头。转基因大豆出口的巨额利润的诱惑酿成了全国各地围绕传统农作方式的暴力骚乱。
农民们一贫如洗,背井离乡，他们逃到了大城市边缘的新贫民窟，导致了社会动乱、犯罪和自杀，难以忍受的人口拥挤又导致疾病肆虐。几年之内，超过20万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被逐出自己的家园，为大型商业化农业大豆种植商让路。
孟山都用欺骗手段进行征服孟山都的勇士们仿效16世纪西班牙殖民征服者，发动了一场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战役,从而征服了这片土地。由于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的确，阿根廷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
但是，收取这种专利费或者说“技术许可费”，是孟山都市场营销方案的核心。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农场主必须与孟山都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同意不得再次使用收获后保存的种子，并且每年要向孟山都支付新的专利费。这完全是一种新式农奴制。
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阿根廷国会，拒绝通过新的法律授权孟山都通过由法院施加严厉罚款的手段来强制征收专利费。为了避开这种局面，孟山都玩起了另一个把戏。
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农民们最初以优惠条件购买所需的种子。在最初阶段，孟山都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一起使用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销售抗草甘膦种子的市场营销战略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农民们被迫购买专门与种子相匹配的孟山都除草剂。
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经增加了14倍，而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的走私现象遍布整个潘帕斯平原，并进入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对于其种子非法传播的现象，孟山都公司却坐视不管。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嘉吉公司自己就受到了非法走私转基因大豆种子的指控，说它将转基因种子与非转基因种子混在一起，从阿根廷走私到巴西。有趣的是，在巴西人们将走私进来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种子与后来因吸毒而接受治疗的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联系起来，称其为“马拉多纳种子”。
最终，在1999年转基因大豆引入三年之后，孟山都公司正式要求农民们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尽管事实上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梅内姆政府对孟山都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抗议，而农民们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孟山都正积极为下一次法律行动做准备。孟山都声称，收取专利费是必要的，因为它要收回用于转基因种子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由此孟山都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宣传运动，目的是将自己装扮成农民们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
2004年初，孟山都紧锣密鼓地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孟山都宣布，如果阿根廷拒绝承认“技术许可费”，它将在进口大豆的地点诸如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专利费。在这两个地方，孟山都的专利都是得到承认的。这一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商业化农业的出口市场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孟山都进一步威胁说，将阻止阿根廷销售所有的转基因大豆，并声称在所谓的“黑市”中销售的85%以上的大豆都是由农民们非法再次种植的。之后，阿根廷农业部长米盖尔?坎波斯宣布，政府与孟山都公司达成了协议。
阿根廷农业部拟成立一个由其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农民们不得不向粮食储运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几乎高达转基因大豆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这种使用费在加工场所收取，农民们除了乖乖付钱之外毫无选择，因为他们必须加工自己的收成。然后，这笔使用费再由政府返还给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种子供应商。
尽管农民们提出强烈抗议，但“技术补偿基金”还是于2004年底开始实施。
到2005年初，卢拉总统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也举起了白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首次使种植转基因种子在巴西合法化。政府声称，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已经扩散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经根本无法控制其蔓延。至此阻止转基因作物在拉丁美洲扩散的防线正在解体。到了2006年，阿根廷、巴西，加上由孟山都转基因大豆主导的美国，占据了世界大豆产量的81%以上，因而保证了世界上豆粉喂养的所有动物实际上都在食用转基因大豆。同样，这也意味着，混有豆粉的每个麦当劳汉堡包都是转基因食品，包括绝大多数豆类食品，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让他们吃大豆！由于转基因大豆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阿根廷人可以获取的食物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而且，普遍以大豆为主的单一作物农作方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受到2002年发生的全国性经济萧条的影响时表现得十分脆弱。以前在困难时期，农民甚至普通城市居民可以自己种植作物来求得生存。但是，在阿根廷农业转型为工业化的商业化农业之后，其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结果是，由于经济危机恶化，饥饿遍布这个国度。由于担心粮食危机引发骚乱，在孟山都和嘉吉、雀巢、卡夫食品等国际大豆用户的帮助下，阿根廷政府向饥饿的人群提供免费食品。因此，用大豆制成的食品被到处分发，其中伴有培育更大的国内大豆消费市场的动机。
一场全国性的推广运动开始了，它鼓励阿根廷人用大豆来替代新鲜蔬菜、肉、奶、蛋等健康食物。杜邦农业科学公司建立了一个组织，并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健康的名字“生命蛋白”，目的是宣扬人类应食用大豆，尽管原来种植大豆的意图是作为动物饲料。作为这场推广运动的一部分，杜邦向数千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穷人分发大豆强化食品。在所有国家当中如此众多的人口直接食用大豆,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人在很多方面都成了活体实验品。
政府和私营公司大肆鼓吹大豆食物对健康有巨大的好处，可以代替牛奶或肉类蛋白。但是，这种宣传纯属谎言。它故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大豆为基础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长期食用。而且研究已经证明，与用母乳或牛奶喂养的婴儿相比，用豆奶喂养的婴儿的过敏症发生几率会大大提高。他们并没有告诉阿根廷人，未经加工的大豆和经过加工的大豆均含有一系列有毒物质。如果大豆作为人们食物中的主要成分，这些物质会损害健康并可能导致癌症。他们绝口不提，大豆含有一种抑制剂——胰蛋白酶，瑞典人的研究已经将这种物质与胃癌联系起来。
在农村，大规模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的后果更是可怕。靠近庞大的大豆种植园的传统农业区受到了从飞机喷洒的孟山都农达除草剂的严重影响。在洛马森尼斯，种植各类蔬菜供自己消费的农民们发现，他们的作物因喷洒除草剂而被杀死，因为农达把除了经过基因改造能够“抗草甘膦”的孟山都大豆之外的所有植物都杀死了。
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喷洒不仅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他们养的鸡也死掉了，其他牲畜尤其是马匹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老百姓则因除草剂出现严重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有报告称，转基因大豆种植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有些农户报告说，邻近的大豆田喷药之后，他们孩子的身上出现了奇怪的斑点。
对珍贵的林地的破坏更大。这些林地被推土机推掉，以便大规模种植大豆，这种状况在巴拉圭附近的查科地区和永加斯地区尤为严重。森林的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急剧增加的医疗问题，包括黑热病，这是一种通过沙地苍蝇传播的寄生虫病，治疗费用极其昂贵，而且会留下严重的疤痕和其他畸形。在恩特雷里奥斯省，120多万英亩(约48.6万公顷)森林到2003年被全部夷为平地，而到这个时候，政府才终于颁布毁林禁令。
1996年，为了说服疑虑重重的阿根廷农民使用孟山都的抗农达大豆种子，这家公司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一种能创造奇迹的作物，声称其转基因大豆经过了基因改造，可以抗御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
这家公司向农民们保证，与种植普通大豆相比，他们将因此而大大减少除草剂和化学植保处理的使用量。由于农达实际上杀死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附近生长的其他所有植物，因此只需要一种而不是几种除草剂——至少孟山都的公关宣传是这么说的。信誓旦旦的承诺还包括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让绝望的农农们过上好日子,等等。毫不奇怪，这些宣传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事实证明，这些承诺纯属子虚乌有。抗农达大豆作物的产量要比传统大豆作物平均低5%～15%。而且，需要使用的除草剂要多得多，农民们发现，新长出来的有毒杂草需要使用比以前多两倍的喷洒量才能清除。美国农业部1997年以来的统计数字显示，抗农达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草甘膦的使用量增加了 72%。
根据农药行动网络组织的资料，科学家们估计，为了获得抗除草剂属性而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实际上将导致除草剂的使用量增加两倍。由于农民们知道他们的作物可以经受住或抗御这些除草剂，农民们往往更加放心大胆地使用除草剂。而对于用含有农达除草剂的大豆原豆喂牛所产生的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孟山都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严谨的、可验证的独立试验。对于人食用后的不利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增加导致了比使用非转基因种子更高的成本。
但是，等到阿根廷的农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到2004年，转基因大豆已经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出比这更完美的束缚农民的手法了！
然而，阿根廷并不是转基因农作物计划所针对的唯一国度。阿根廷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全球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个计划其规模之大绝对令人震惊和害怕。
第九章 落井下石落井下石
美国在伊拉克播撒民主的种子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开始在伊拉克全国推广其转基因农作物。通过美国占领当局颁布的新法律，给予植物品种专利所有者在伊拉克农业中使用其种子的绝对权利，而这些专利的所有者都是美国跨国公司。伊拉克农民要选择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就必须与持有专利的美国种子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任何留存种子和再次播种都是违法的。在这种法律体系的保护下，伊拉克逐渐被改造为转基因作物的大实验室，孟山都、杜邦公司等已控制了伊拉克的粮食生产和市场。在整个进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了重要角色。
“我们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为了播撒民主的种子，这样它就会在那里生根开花，并扩展到整个极权主义地区。”
小布什
美国式的经济休克疗法当小布什讲到播撒“民主的种子”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他脑子里想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
随着2003年3月美国占领伊拉克，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伊拉克的土地不仅由大约13万美国部队和一小批与五角大楼联系密切、唯利是图的财富冒险家占领。它的经济也处在美国占领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对伊拉克经济的控制也是由五角大楼来实施的。2003年5月，保罗?布雷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这个占领机构披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布雷默曾任美国国务院的反恐官员，后来成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合伙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从许多方面看，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适合将整个国家的农业体系纳入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统治范围之内，美军的占领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占领当局直接给了伊拉克农民“一份他们无法拒绝的要约”，就像《教父》里面所说的：“要么拿着我们的转基因种子，要么去死。”
对于被占领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动，布雷默事实上拥有生杀大权。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负责重建工作的美国国务院汇报工作，而是直接向五角大楼里的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报告。
作为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的首脑，布雷默迅速行动，草拟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当时，伊拉克既没有宪法，也没有根据宪法合法产生的政府。美国占领当局制定了整整100个法令，于2004年4月生效。整体来看，这100项由美国强制实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称是命令)将确保伊拉克经济按照美国强加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思路进行改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在1990年后强加给俄罗斯和前苏联经济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的计划制定者给布雷默下达的指令是，强加一种“休克疗法”，把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整个伊拉克经济改变为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私营经济。布雷默在一个月内实施的经济变革比在30年里强迫拉丁美洲债务国实行的变革还要猛烈。
布雷默的第一个行动是解雇了5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士兵，还有医生、护士、教师、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来，他打开了这个国家的边界，毫无限制地接纳进口：既不用履行什么边检手段，也不用交什么税费。在布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达之后两周，他就宣布伊拉克“敞开国门做生意”。他没有说是谁的生意，但这一点随后越来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经济领域由大约200家国有公司主导，它们生产从水泥、纸张到洗衣机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布雷默宣布，这些国有企业将立即私有化。他说，“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转交到私人手中，对伊拉克经济复苏来说至关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计划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清仓大甩卖。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第37号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税率，从大约40%降到可怜的15%。没有了税收收入，政府将无法在任何方面发挥大的作用。“第39号命令”允许外国企业100%地拥有除了自然资源之外的伊拉克资产。这确保了外国企业可以在这个国家不受限制地开展商业活动。投资者可以将其在伊拉克赚到的利润100%地从这个国家拿走。既不要求他们追加投资，也不对他们课税。这些法令的受益者，显然不是伊拉克的经济和人民。
根据《第39号命令》，外国公司可以签订有效期长达40年的租约和合同。《第40号命令》则以同样优惠的条件欢迎外国银行进入伊拉克。与允许外国人全盘接管伊拉克经济相对应的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萨达姆时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法规。
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变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市场。由于其经济和银行体系受到战争的毁灭性破坏，加上美国带头实行的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封锁，伊拉克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有化的国有公司。外国跨国公司是在布雷默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当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这些新法律被强加给了一个惨遭征服和摧残的国家，除了搞点军事上的破坏和打击侵略者的游击战之外，它不可能进行其他的反抗。为了使伊拉克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这一整套的100项新法令通过美国政府的占领机构即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实施，它将所有伊拉克经济的各种权利和控制权都交给了跨国公司。
不仅如此，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对这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激进的改造铺平道路。在布雷默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即将成为基因改造或者说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明确定义了这100项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义为“对伊拉克人民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惩罚性后果，或者对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变更具有直接作用”。换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么照办，要么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与布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触的，一律废止。占领者的法律至高无上。
布雷默的新法令涉及从媒体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各个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号命令》，即“专利、工业设计、未披露信息、集成电路和植物新品种法”。《第81号命令》规定：
11.“第12条”经修订如下：“专利应赋予所有者以下权利：
1.如果专利主体是一种产品，有权禁止任何未获得所有者授权的人制造、利用、使用、提供销售、出售或进口该产品。”
12.“第13条第1款”经修订如下：“专利的有效期，从按本法条文申请注册存档之日起计算，至按本法条文注册生效满20年后方可终止。”
《第81号命令》的另一项条款规定：“禁止农民再次使用受保护的品种或任何本章第14条（C）段第1项、第2项提到的品种的种子。”而且，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第81号命令》对伊拉克的专利和工业设计法做了修订，以保护与某种产品或某种制造工艺相关的任何技术领域的新创意。这些修订允许在伊拉克的企业或在伊拉克属于签约方的相关条约成员国的企业在伊拉克注册专利。修订赋予了专利权人以下权利：阻止任何未获得专利所有者授权的人利用受到专利保护的产品或工艺，从专利在伊拉克注册之日起为期20年。修订还允许个人和企业对工业设计进行注册。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第81号命令》给了植物新品种专利权人在20年内在伊拉克农业中使用其种子的绝对权利，而这些专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国大型跨国公司。尽管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对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予以补偿，但实际上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像许多国家一样，伊拉克从未承认过植物之类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得商业专利的原则。这种专利之前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专利机构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实上，《第81号命令》所做的是，修订伊拉克的专利法，以便承认外国专利，不管根据伊拉克的法律这种专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给了伊拉克农民拒绝购买孟山都种子或其他专利种子、种植本地传统种子的选择权。实际上，它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号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都是转基因或者说经过基因改造的植物。选择种植这种种子的伊拉克农民，需要与持有专利的种子公司签订协议，规定他们将支付某种“技术费”，并且每年为种植这种专利种子支付许可使用费。
任何试图将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专利种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个作物种植季节再次播种的伊拉克农民，都将受到种子供应商的重罚。在美国，孟山都公司要求获得相当于被盗用种子成本120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后来法院的裁决驳回了这一请求。于是在这种局面下，伊拉克农民没有成为萨达姆?侯赛因的奴隶，却成了跨国转基因种子巨头的奴仆。
《第81号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PVP）条款。根据该条款，留存种子和再次播种是非法的。农民们使用受专利保护的种子（甚至是“类似的”种子），将受到重罚，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护的植物新品种，并不是那些在伊拉克农田上历经上万年的杂交开发出来的种子。
相反，受到保护的是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巨头将自己的种子和除草剂引入伊拉克市场的权利，而且它们受到了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护。
伊拉克的种子宝库遭到破坏历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摇篮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在那里，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河谷为农作物培育和种植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自从大约公元前8000年以来，伊拉克农民就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并培育出品种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几乎所有麦类品种的种子。他们通过留存部分收获作为种子并再次播种的体系做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新的播种培育出能够抗御疾病的杂交品种。
多年来，伊拉克人在位于阿布?格莱布的一个国家种子库里一直保存着这些珍贵的天然种子的样本。这座城市，如今在国际上更多的是因其设有美国军方虐待犯人的监狱而闻名于世。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及多次大规模轰炸之后，阿布?格莱布那个具有历史意义、价值连城的种子库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战争的又一个受害者。
不过，伊拉克的前农业部曾经采取预防措施，在邻国叙利亚建立了一个备份的种子储存库。在那里，最重要的麦类种子仍然储存在一个名为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ICARDA）的机构里，该机构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鉴于已经失去阿布?格莱布的种子库，如果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需要帮助的话，作为国际性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种子库网络的一部分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从其储备中为伊拉克人提供种子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没有这样做。布雷默的顾问对伊拉克的粮食前景有着不同的规划,他们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农业即将被导向“现代化”和工业化，从传统的家庭式种植多种作物的农作方式，转变为面向“世界市场”而生产的美国式的商业化农业。满足饥饿的伊拉克人的粮食安全需求，对这个方案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按照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如果国际大公司开发出一种能抗御某种伊拉克害虫的种子新品种，而同时一个伊拉克农民正在种植另一种具有同样抵抗力的种子，那么这位农民留存自己的种子将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须为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支付某种专利使用费。
按照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一个由美国政府和孟山都等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主导的机构）的规则，美国的法院和国际法院有权实施这样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太阳基因被授予了一种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专利。不过，不仅仅其基因结构被授予了专利，高油酸含量这种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专利，公司声称拥有这种权利。太阳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种的培育者说，如果他们开发“高油酸含量”的品种，就将被认为是对这一专利权的侵犯。
“专利的授予，涵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种……可能将我们在农场和花园里种植的所有东西交由一个发明者控制。”国际植物基因资源研究院总干事杰弗里?霍丁博士说。“只要大笔一挥，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仅仅因为一次经济劫持式的法律行为而宣告无效。”经济劫持，正是布雷默和孟山都试图按照《第81号命令》在伊拉克干的勾当。
对农民的种子品种实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颁布的专利法之下将成为可能。在复杂的法律术语掩盖之下，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的《第81号命令》实际上将伊拉克未来的粮食命运转交到了全球性跨国私人公司手中，这绝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号命令》颁布的植物专利法，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同，它们不是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或与世贸组织的谈判达成的。它是由华盛顿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强加给伊拉克的。根据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告，《第81号命令》中有关植物的具体细节是由世界领先的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作物供应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国政府起草的。
无种可种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农民选择从国际种子公司购买的那些种子，才归属美国新强加给伊拉克的专利法管辖。实际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学等转基因种子和化学品巨头的控制之下进行粮食产品的开发。
经过伊拉克战争的磨难，劫后余生的大多数伊拉克农民如果还想继续种地的话，就不得不转向他们国家的农业部，寻求得到新种子。这就为布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粮食供应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农民承受着美英为首的、对急需的农业设备的禁运。另外，战前伊拉克还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旱灾，这些天灾使伊拉克麦类作物的种植急剧减少。多年的战争和经济制裁已经摧毁了伊拉克的农业。到2003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为不到第一次美伊战争之前的1990年产量的一半。到了 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赖联合国石油换食品的粮食配给生存。
在使伊拉克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名义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对伊拉克农业重建和开发规划机构参与到对传统的伊拉克农业的改造当中。当时起关键作用的、由华盛顿任命的伊拉克农业“太上皇”是丹尼尔?阿姆斯图茨，他曾是美国农业部的官员和大型粮食联合企业嘉吉公司的副总裁。阿姆斯图茨是关贸总协定谈判乌拉圭回合期间拟定美国在农业方面的主张的关键人物之一，乌拉圭回合谈判导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第81号命令》名义上的目的是“确保伊拉克得到优质的种子，并为伊拉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方便”。当然，“优质”是由占领当局定义的。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伊拉克必须开放市场，使其法律符合主导世贸组织政策的强大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制定的规则。
《第81号命令》一发布，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开始通过美国农业部提供数千吨“高质量、合格的小麦种子”，这些种子来自美国，并得到了补贴，被分发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这在一开始几乎是免费的。根据对转基因种子和植物专利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GRAIN的一份报告，美国国际开发署拒绝允许独立的科学家确定这种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种子。自然，一旦证明是转基因小麦种子，在一两个种植季之内，伊拉克农民将会发现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国种子公司支付专利费。GRAIN的报告揭穿了《第81号命令》的意图：
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已经使伊拉克农民在收获后将按法律注册的新品种的种子留存并再次使用成为非法。伊拉克人也许可以继续使用和留存他们的传统种子和经过多年战争和旱灾后留下的种子，但这不在统治者规定的重建日程当中。这项法令的意图是为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种子市场提供条件，在那里，跨国公司可以销售它们的种子——无论是否经过基因改造，农民将不得不在每个作物种植季节重新购买这些种子。
虽然从历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拥有生物资源，但美国强加的新专利法引入了一种对种子的垄断权利制度，这种权利，没有任何伊拉克农民有资源通过开发而得到。
实际上，布雷默将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新章节纳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专利法当中。据说，这是为了提供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事实上是植物品种的专利，它给予了那些声称发现或开发了新品种的植物培育者对植物的排他性权利。
“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保护，与保护自然资源毫无关系，而是“保护私人培育者的商业利益”。乔治?奥威尔也说不出什么更好的话了。在美国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种保护”实际上意味着植物品种的毁灭。
“难道让他们吃……通心粉？”按照规划，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农业部一起努力（该部已经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56块“小麦作物推广实验田”），目的是“介绍和展示经过改良的小麦种子的价值”。这个项目由得克萨斯A&M大学国际农业办公室替美国政府打理，该办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亩(约323.7公顷)实验田，向农民们传授如何种植大麦、鹰嘴豆、豌豆以及小麦等作物的“高产品种”。
这个投资1.07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重建项目，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万个伊拉克农场产量翻番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说服心存疑虑的伊拉克农民相信，只有使用这种新的“神奇种子”，才能获得大丰收。与十年前美国农民的情况一样，身处绝境而又心怀收获大量粮食的希望，让伊拉克农民钻进了外国种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得克萨斯A&M大学的农业项目也将自己描绘为“利用生物技术（或者说转基因技术）方面公认的世界领先者”。用了他们的新种子，新的化学制剂——杀虫剂、除草剂、杀真菌剂等——便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学等大公司卖给伊拉克人的。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商业期刊》报道说，“一家亚利桑那州的农业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麦种子，供伊拉克农民使用，他们期望大幅增加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应。”这家公司名为“全球小麦公司”(WWWC)，通过与包括得克萨斯A&M大学在内的三所大学合作，它将“提供1000磅（约453.6千克）小麦种子，供巴格达以北的伊拉克农民使用”。
据全球种子行业信息的中心网站Seedquest介绍，在开发谷类作物种子中“拥有专有权的品种”(被授予专利并为某个特定公司所拥有的品种)方面，全球小麦公司是领先者。以上提到的这些种子属于《第81号命令》中那种受到保护的转基因种子。根据全球小麦公司的说法，任何希望种植他们的某种种子的 “客户”（或者说农民，人们曾经这样称呼他们），都要“为每个品种支付许可费”。这家公司自称为“W3”，与亚利桑那大学Bio5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而Bio5研究所自称为“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车库（在美国代指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发祥地。——译注）”,这听起来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凤凰城商业期刊》上的文章说，“为了支持伊拉克，共开发了六种小麦种子。三种将用于让农民种植用于制作通心粉的小麦；另外三个品种将用于种植制作面包的小麦。”这意味着，2004年后美国在伊拉克发展的谷类作物中有一半是为了出口。确实，通心粉对于伊拉克人的饮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外来食品，这表明，布雷默颁布《第81号命令》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给饱受战争创伤、饥肠辘辘的2500万伊拉克人生产粮食，不如说是建立将转基因种子用于粮食生产并向全球市场出口的工业化农业产业。
此外，投资1.07亿美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重建项目，其目的是让伊拉克政府失去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权。“我们的想法是，让这里成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美国国际开发署伊拉克重建办公室农业专家道格?普尔如是说。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这一目的是帮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农业部长在这方面干得相当漂亮。”普尔说。他宣称，国有企业如美索不达米亚种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并没有提到，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谁会有钱买得起这样一家国有种子公司,只有像孟山都这样有钱的外国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才有可能成为买主。
为了便于从外国种子巨头那里引进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伊拉克农业部以“补贴价”分销这些转基因种子。一旦农民们开始使用转基因种子，按照《第 81号命令》的“植物专利保护”新规定，他们将被迫每年从这家公司购买新种子。在将“自由市场”引入这个国家的旗号下，伊拉克农民逐渐成了外国跨国种子公司的奴隶。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农业部长阿里声称，“我们希望伊拉克农民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决定对农药、化肥、良种等投入给予补贴。我们减少了其他补贴，我们必须要有竞争力。”
换言之，原本用于伊拉克贫困农民购买新种子的钱，被专用于从孟山都等外国跨国公司购买转基因“良种”。
与此同时，美国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场机会。“伊拉克曾是美国农产品重要的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销售额接近10亿美元。”2003年,小布什政府的前农业部长安?维妮曼在农业媒体研讨会上如是说。在到华盛顿任职之前，她曾与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联系。照她的说法,“它有可能再次成为重要的商业市场。”
维妮曼忘了说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伊战争期间，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以美国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的出口项目的名义，偷偷卖给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各种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一丑闻涉及美国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牵涉到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意大利拉沃罗国民银行的亚特兰大分行。
根据美国稻米协会副主席约翰?金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是美国最大的大米市场。“美国大米行业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发挥主要作用。”约翰?金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如是说。“由于目前美国大米行业面临挑战……再次进入伊拉克市场，在具有附加价值的产品销售方面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翰?金补充说，“联军2003年对伊拉克的解放，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自由。贸易的恢复也给美国大米行业带来了希望。”他没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国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转基因大米。
2004年春，当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颁布《第81号命令》时，激进的年轻教士萨德尔的支持者抗议美国宪兵查封了他们的报纸al Hawza。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指控al Hawza发表可能“构成真正暴力威胁”的“虚假文章”。例如，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称布雷默在“奉行让伊拉克人民挨饿的政策，让他们成天忙于采购面包，这样他们就没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考虑到《第81号命令》出笼的背景，出现这样的文章不足为奇。同样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整个转基因计划的大赌注，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自然要竭力平息这种对其粮食政策的批判。
伊拉克、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颐使气指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处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约390亿美元外债(主要是欠工业化国家的)这个问题上，由债权国政府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主要代表发布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债是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约1200亿美元外债的一部分。尽管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华盛顿起初并不打算宣布把这些旧债一笔勾销。
在美国的伊拉克债务特别谈判代表詹姆斯?贝克的强大压力下，参与巴黎俱乐部的各国政府才就390亿美元的伊拉克国家债务达成了新的协议。贝克绝对是个谈判高手。通过向最高法院上诉，他策划了2001年小布什的成功当选。他还是布什家族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在随后与经合组织盟国极为高明的讨价还价当中，美国政府成功施压，高高兴兴地将伊拉克所欠巴黎俱乐部债权国的旧债大笔勾销。原因很简单:这些债务大部分是欠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在总债务中只占很少的22亿美元。
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发表了一份官方新闻公报：
各债权国的代表意识到伊拉克共和国的特殊形势及其在未来岁月里有限的偿还能力，同意作出债务处理，以确保其债务的长期可持续偿还能力。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建议本国政府作出如下特殊处理：
——立即取消部分后来发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时累计债务的30%。剩余债务将延期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批准之日。这次减免将勾销所欠巴黎俱乐部389亿美元总债务当中的116亿美元；
——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获得批准，将实施30%的债务削减。剩余债务将按23年期重新安排偿还计划，其中包含一个六年的宽限期。这一步骤，将再削减累计债务116亿美元，使减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同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实施的三年评估完成之后，再给予最初债务总额20%的减免。
伊拉克债务的减免，是与伊拉克严格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计划”这一条件密不可分的。在债务减免过程中，作为主要占领者的美国慷慨地勾销了萨达姆欠俄罗斯、法国、中国等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是华盛顿的对手，曾反对向伊拉克开战。这个标准计划与应用于印度尼西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根廷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计划是一样的。它命令伊拉克将其经济主权移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官僚，而这些官僚实际上是受美国财政部和华盛顿当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所欠的旧债是各国政府所说的“恶意债务”，即在未经人民同意下发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债务，就像已经不存在的苏联的债务一样。但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并不在乎这个。这种债务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场”转型的有用武器。转基因种子和农业的工业化将处于这种强迫性变革的核心。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符合“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急需经济改革，以摆脱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渐进式的改革，一种是所谓“休克疗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赞成“休克疗法”的，这两个组织的观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译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头等大事。自由市场企业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 “100项命令”的核心。这绝非巧合。
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全球化的警察”。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强制实施了债权国要求的残忍的紧缩和偿债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条款被用来强迫各国将它们最为珍贵的经济资产拱手转让给外国利益集团，以便偿还越来越多的债务。
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庞大的银行业和私人利益集团的鼎力支持。他们系统地强制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消粮食、卫生和能源的公共补贴，削减公共教育开支。因此，使跨国公司得以主宰战后伊拉克的每一项政策，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默颁布的法律来具体落实：精简国家机构、弹性的劳动队伍、开放边界、税收降至最低程度、对资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没有关税、对外国人的所有权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外国产品将把伊拉克本国的产品逐出市场，其中粮食就是一个主要目标。在强制实施的法规和外国竞争的重压之下，本地企业和家庭式农场毫无竞争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受害国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国经济向出口转型，以便赚取美元来偿还债务。这样做换来的“胡萝卜”通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拯救”贷款或者说“救援”贷款的承诺。而胡萝卜背后的“大棒”就是发出这样一种威胁：如果债务国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它将被永久列入黑名单,得不到任何国外贷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国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选，其目的就是确立一个合法的舞台，以便将伊拉克政府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格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中立”的位置，负责监督伊拉克严格遵守布雷默的“100项命令”。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迫使伊拉克加入华盛顿的“自由市场”全球愿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与伊拉克新政府达成一项特殊安排。由于减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债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点头，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伊拉克领导人的谈判中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
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赋予了布雷默管理被占领的伊拉克的权力，但这本应归属国际法的管辖范围。可见，布雷默的“100项命令”和经济“休克疗法”，是在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实行的。
随着对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议和针对美国在伊企业暴力活动的蔓延，掩盖这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变得迫切起来了。因此，布雷默急匆匆地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接管伊拉克经济的新方案。其结果是组成了阿亚德?阿拉维为首的临时政府，并宣布伊拉克将在2005年1月举行大选。阿拉维，这个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曾经多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门徒，将“合法地”执行非法的布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布雷默法律”而闻名的《第39号命令》，伊拉克的各个行业和所有市场将在几乎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向外资开放。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随后的任何一届伊拉克政府都很难撤销或废除这些政策。
确实，布雷默用伊拉克临时宪法第26条巩固了“100项命令”，临时宪法中的第26条，确保了在主权被移交给临时政府之后，临时政府将无权改变布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国亲手挑选出来的亲美派被布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之中，并有权凌驾于随后的任何一届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决策之上。
遍布于伊拉克各地的13.2万美国部队，坚守在2003年后建起的14个新军事基地上，这就是上述这一点的保证。对于华盛顿在伊拉克使用“播撒民主的种子”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经很清楚了。这种种子与普通伊拉克公民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毫无关系。
在2004年6月权力从布雷默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正式移交给以中央情报局的宝贝儿阿拉维为首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之后，后者同意接受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开放”来换取债务减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银行行长沙拉比和财政部长马赫迪发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所附的备忘录中，这些人表达了这个美国扶植的政府“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门立法将为建立现代金融部门铺平道路。”这封意向书这样吹嘘道。意向书接着写道：“三家外国银行已经获准开展业务”，而且“若干外国银行对获得伊拉克私营银行的少数股权已经表现出兴趣。”其中一家银行是伦敦的汇丰银行，这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
强迫对伊拉克的粮食生产进行改造，使之种植拥有专利的转基因作物，这是孟山都和其他转基因巨头所作所为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过这些方式，它们将转基因作物强加给了不情愿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附文：
美国打响“粮食战争”作者［美］威廉·恩道尔
译者 赵刚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粮食供给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最新推出的《粮食危机》一书(英文版于2007年11月推出)，通过丰富的史料与严谨的分析，揭露了少数西方国家试图借助粮食武器支配世界的图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产粮大国，粮食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阅读本书，有助于我们洞察西方国家及其粮食战略的真实面目，更加深入地了解粮食生产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1.控制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1969年1月，当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正陷入深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自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由美国权势集团一手创建、主导世界事务的模式正面临着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促使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决定，必须有条不紊地对美国的全球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粮食——或者说美国的农业，开始同石油一起成为美国新经济霸权的支柱。
在政治游戏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与洛克菲勒家族相提并论。上世纪60年代末，这个家族及其所有的各种基金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控制着智囊团、学术界、政府和私人企业。身兼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二职的亨利·基辛格，就是他们一手栽培起来的。他将粮食和石油地缘政治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
表面上，美国的粮食政策通常被华丽的辞藻所掩盖，听起来十分入耳，例如“粮食换和平”计划(又称《480号公共法案》计划)。华盛顿声称其粮食出口补贴是受到了来自国内农民的压力，但事实远非如此。据报道，基辛格本人曾对一位记者宣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六巨头掌控世界粮食储备 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对建立国际共管的粮食储备持反对态度。世界粮食危机的爆发，则成为华盛顿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温床。历史资料显示，1972年全世界粮食总储备只有2.09亿吨，相当于66天的存量；1974 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粮食储量却减少到2500万吨(译注：原文如此)。
问题的关键是，丰收的粮食落到了少数几家贸易巨头手中，它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公司。这些企业操纵着粮食供应，蓄意抬高价格。由于美国政府不要求提供精确的报告，只有粮食巨头自己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存粮。
宾夕法尼亚州农业局长詹姆斯·麦克黑尔，曾在1974年的罗马粮食大会上指出：“世界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 6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它们是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邦基公司和ADM公司。”无独有偶，国际食品工作者联合会的让·皮埃尔·拉维克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这些企业)决定生产粮食所需关键投入的数量、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决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投资。商业化农业在过去10年增长迅速……与饥饿和食品短缺的增长成正比。”
粮食危机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控制粮食供应、进而控制全球粮价的权力获得了战略性增长。美国政府和私营粮食贸易公司的战略联盟，也正是在此时飞速成长起来。这种华盛顿和粮食巨头之间的“联姻”，正是基辛格等人“粮食武器”概念的核心。
3.美国想充当“世界粮仓”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是尼克松时期长期战略的一部分。1972年，嘉吉公司前任副总裁威廉·皮尔斯成为尼克松的贸易谈判特别代表。此人曾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该委员会是以IBM前总裁阿尔伯特·威廉姆斯为主席的一个特殊贸易团体。
毫不意外的是，皮尔斯上任不久，就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来自该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建议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以消除妨碍农产品进口的贸易壁垒。这份报告明确反对那些支持“低效率农民”(皮尔斯的口头禅)的政策。按照他的观点，像欧共体这样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组织都是在保护“低效率”——换言之，欧洲国家、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该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
皮尔斯等人公开声称：“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美国作为世界的主要力量所承担的责任。”然而，他却忘了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刻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背景。说到底，这种虚伪的观点不过是向其他国家施压，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打开市场寻找的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在冷战中付出的代价埋单。
该报告的主旨，在于为美国此后30年的贸易政策定调。为了执行这样的政策，美国农业必须转变为高效率的出口型产业，废除国内旨在保护农业收入的规定，转向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巨头的普遍支持，纽约的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也表示赞同，并且将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视为华尔街股票投资的潜在热点。
4.“粮食战争”直指第三世界 通过使美元贬值，尼克松迈出了实施新农业政策的第一步。按照华盛顿的设想，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放弃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进口更多的美国粮食等商品，这些商品自然而然是由农业巨头们定价和运输的，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这就为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控制——控制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铺平了道路。
当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放松粮食进口管制，为大规模的美国产品敞开大门的时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经济学家J·W·史密斯曾这样描述：
“高度机械化的农场生产出的粮食，其价格比劳动力最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低。当把这些廉价的粮食卖给或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当地的农业经济就遭到了破坏。反之，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人口获得了土地、工具并受到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他们至少可以在粮食方面实现自给。这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本几乎等于零，而且能解决人民的温饱，比购买所谓的廉价进口粮食要省钱得多。”
但这种合理的选择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尼克松政府秘而不宣，发动了一场为美国“高效”粮食出口创造崭新全球市场的战争。着手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粮食生产，便是他们打响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利用关贸总协定这个二战后的贸易机制，来推进全新的商业化农产品出口计划。
5.粮食援助变成“外交武器” 基辛格在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从越南开始了侵略性的粮食外交政策。当时，随着民众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发觉很难通过国会向南越政权提供援助，便着手寻找绕开前者干预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粮食援助来实现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目标。
由于《480号公共法案》不受国会年度拨款审查的约束，因此白宫可以从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直接借出数十亿美元，这笔钱随即成为印度支那战争的军事补助。1974年初，对南越当局的粮食援助总值达2.07亿美元；基辛格还特别增加了一个条款，允许南越和柬埔寨将各自得到的100％的金额，用于直接的军事用途。
粮食武器在智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美国对阿连德政府策划了一系列颠覆行动，不仅中断了对该国的粮食援助，还唆使听命于中情局的富裕地主破坏生产，接踵而来的食品短缺为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提供了借口。直到华盛顿支持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台，粮食援助才重新启动。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使得进口的粮食没有惠及广大群众。相反，因为粮食的流入缓解了军队的资金短缺，军政府可以匀出一些资金来购买军火——当时智利是美国武器的第9大进口国。
回溯到1948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遏制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曾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下一时期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毫无疑问，这番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冷酷客观的评价，很对基辛格的胃口。与此同时，尼克松还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个高度机密的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意味着，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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