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天的来回，时间就是一段小线头。
母亲早就准备了我要带回去的东西。每次从老家回来，老公这个搬运工边干活边抱怨，说我是个财迷虱子，什么也要。
他恨不能轻装上阵只带鸭蛋回家就好。
母亲养了两只鸭子，鸭子是劳动模范，它们比翼下蛋，一天一个，很少间断。鸭子除了吃粮食，就是在院子外找虫子吃，产的蛋一打开蛋黄流油，香气扑鼻。母亲不舍得吃，攒攒放到坛子里腌着，不是给大闺女就是给二闺女，尤其是二闺女，每次必带鸭蛋，因为，二女婿喜欢吃。
这次回家，母亲把坛子里腌好的鸭蛋都煮熟了给我们带上，可能有一段时间，她女婿就吃不上鸭蛋了，因为，一只鸭子误食老鼠药，光荣牺牲了。失去同伴的另一只鸭子，从此郁郁寡欢，没心思下蛋了。
同性的爱，也可以这样刻骨铭心。动物如此，人不也一样吗？比如唐唐和哥哥。
母亲在河滩上开荒种的红豆黄豆，是我家的奶源。早已拒绝牛奶很多年，四小姐习惯了喝我用豆浆机打出的杂粮糊糊，百喝不厌。所谓河滩，其实是很陡的水渠边一块地，八月回乡和她一切去田间地头，忽然不见了母亲的踪影，心想她老人家腿脚不灵便可别掉水里去了，赶紧去找，母亲正在拔地里的草呢。就像四小姐出生的第一个月，小孩子一睡三四个小时，初当娘胡思乱想，跑过去摸摸她的鼻息尚匀，才安心。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与爱情而言，带着怨妇气息，与亲情而言，是心头最绵软的针，偶尔会温柔的扎一下。
母亲自己磨好的面，自己做的粗面面条，对吃惯了增白剂的主妇，都是宝啊，岂能不要？
可是她无限忧虑过几年我们吃不到她种的粮食了。这些年她的地越来越少，耕种了很多年的一块良田被征了去盖成什么楼房，貌似共产主义要实现了，老百姓要上楼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要扛着锄头赶着鸭上楼吗？
父母硕果仅存的两分地，因为有些年轻人弃种种上速生杨树省事，一块块入侵过来，很快就要不保了。
我的故乡是个省级镇，貌似工业蓬勃，找个月赚两三千的活不是件难事，年轻人，谁还会守着费力不讨好的地去种。
我问父母干嘛不找村书记反映问题。我的问题太天真了。
母亲告诉我，当年选村书记，有三个候选人，分别趁月黑风高之际挨家敲开村民的门，发扬地下党员的风格，送烟送茶送钱送温暖。村民窃喜，接到暗号，收入囊中，第二天，送钱的不负众望，以出色的智商，高票胜出。我的父母亲看在收了人家五十块的面子上，也没拖广大村民的后腿。
这样的官上台，肯定要把本钱捞回来，农民种地的问题，哪是问题。东北某地都贷款买官，官场现形记，与时俱进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依然老愤青，但父母感激这个时代的进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父亲甚至和我讨论了到底是七个烟头还是九个烟头要开会，这问题他和他的牌友们也经常讨论，故乡昏暗的路灯下，他的老牌友额头上贴着白条子，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肯掏一分钱。私底下，他们希望一切不变胡温再干一届。
被母亲骂了大半辈子老实无用的父亲，在社会主义鸡的屁里，重新发光发热，他在众多老头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光荣的清洁工，他负责镇里一条大街的清扫工作，他这个老农民终于一条腿迈进工人阶级的队伍，每月领取工资三百块。为了这份平生第一次拿工资的工作，老两口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把大街扫的用母亲的话说：跟狗舔得一样干净。
吃饭之前，父亲把他那把老掉牙的二胡拿出来，依依呀呀的拉了一首曲子，说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一段。老木头沙发仿佛是他的舞台，老去的父亲安静而祥和，对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感恩，我仿佛看见当年意气风发的他，在故乡的土台子上声音洪亮的唱老生的样子。台下坐着一班革命样板戏盲，他说这是为母亲的大寿现个礼。
姐姐一家来。老金比我强百倍，喜欢热情的扑上来当狗皮膏药，她搂着姥姥的腰说：比比，看谁的腰细？
老金同志生的人高马大，她形容自己像非洲女佣的腰，在姥姥面前找点自信。
母亲显然喜欢这狗皮膏药的黏糊劲，她无限幸福的回忆说：想当年，我那二尺四的小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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