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小邪 |
09-08-2005 13:51 |
（旧作）躲在青春的蚕茧里
在北京的时候，某天黄昏路过安定门，看见地坛，黯然躲在灯火阑珊处，一如往常，想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地坛的古树丛中，不止母亲的焦急呼唤，树干的年轮，刻着他成长的痛苦痕迹。年轻时我们渴望长大成人，后来却总是抓住青春的尾巴依依不舍。
理想状态的青春，是柯罗的画《茂特芳丹的回忆》里的朦胧恬淡，是罗大佑“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和高晓松吉他弦上有些矫情的忧伤迷惘，是岩井俊二在《情书》和《焰火》里制造的纯情如雪，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谁也无法阻挡的偏执和狂迷，是《青青校树》里两个小男孩在“新大陆交响曲”里坐着火车不知去向何方。
可是，电影里，和我们前后左右更多人的青春，似乎苦涩而残酷。贾樟柯的《小武》里，众叛亲离的小武被锁在电线杆上，供路人围观；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里，男孩在地震的闪电中拾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己长大成人的过程，却围绕着甚至有些血腥的艰难。管虎的《夜行人》里，杀了人的知青后代，在深夜的上海街头游荡，不知道如何面对天明。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汽车司机》里，越战归来的罗伯特·德尼罗，剃了个惊世骇俗的头，整天揣着枪打算刺杀总统候选人，做件惊世骇俗的事。还有《发条桔子》里的不良少年，人们能感觉他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被逼跳楼的绝望。
他们拒绝成长，拒绝任何妥协的姿态，拒绝遵守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8年前，活蹦乱跳的何勇在香港红勘体育场大叫“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很多人为他发疯。张元的电影《东宫西宫》里，那个同性恋者阿兰，他就应该是那个永远孤零零站着吃奶的闷葫芦小男孩，他无法承担“幻灭”这些颇具杀伤力的词。这些缩在青春蚕茧里的人们，没有人手一本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不象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那样大冬天穿风衣，倒戴红色鸭舌帽，他们的命运却是如此相近。美国曾经有铺天盖地的“跨掉的一代”，如今我还看见街上晃晃悠悠行走着那么多“愤怒青年”。
拍了一个拒绝成长故事《处女的自杀》的索菲亚·科波拉（老导演科波拉的女儿）也说，“电影中有一种强烈的忧伤情绪，那是与害怕成长和害怕离开童年的想法相关联的。自杀不是理想的出路，却是一种隐喻性的出路。它反映了我青春期的全部欲望。”
也许阿甘还是幸运的——他没有足够的智商愤怒，他永远是不谙世事的顽童，可以对着总统和全国人民说“我要撒尿”。可这就是永不长大的好处。不过又能怎样呢，他失去了妻子，只剩了儿子飞升的羽毛。
按照拉康“镜像阶段”的理论，把人的心灵成长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德勒兹（Deleuze）和古奥塔里(Guattari)发展了他的说法，认为儿童和原始人群、疯狂者掌握着不受象征世界法则约束的力量，他们的直觉的亲情的原始的无拘无束的欲望值得发掘和讴歌。只有对想象界回归才能宣告社会政治压制死亡。他们就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挣扎，“社会责任感”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在他们眼里纯粹是无稽之谈。
他们渴望激情，也有心中纯洁的化身和懵懂意识的启蒙者，这一点王朔笔下的方枪枪和《铁皮鼓》里的奥斯卡没有不同。《理发师的情人》里，男人幼时的性意识则完全因为那个丰硕的中年女理发师。我喜欢的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写道，“你是多么温柔。你约诺我以幸福，在这无凭的尘世上……”，这是他眼中绝美动人的少女，然后叹息，“我那惨淡的、说来也满痛苦的青春大部分就在这些诗中、在这些模糊的激动中消逝了”。他们寻找自己喜爱的女人，对自己以后影响深远，想重新寻回“想象界”阶段母亲的温暖。
可是他们无一不受到爱情的冷遇和遗弃，然后是悲剧的诞生。《本命年》里的姜文，向小歌手的表白彻底失败，在人们欢欣鼓舞喧闹着散场的空旷里，血流成河，颓然倒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四则在极度绝望之后，刺死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小武期待呼机上出现女孩的电话号码，显示的却总是天气预报。罗伯特·德尼罗稀里糊涂把色情片场所选作作约会地点后，遭到了女孩决绝的排斥，也是他以后所为的唯一理由。回归“想象界”的幻想破灭，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来抗议“象征界”和“现实界”的来临。
龟缩在青春温暖的茧里一如母亲的子宫，因为出来以后便是不归路，人终究无法抵抗这些命运。杨德昌的《麻将》里，浮躁都市里的病态少年必须面对自己造成的后果。如红鱼所说，“再不能装出清纯无辜的样子”。《阿郎的故事》里，少年时率性而为的周润发被驯服为成人，重获了妻子却失去了生命，是喜剧也是悲剧的童话。《铁皮鼓》里的奥斯卡最后还是要长高，带着玛利娅和自己的儿子远走他乡。
每个时代，都有无穷无尽的叛逆者和不止一千个叛逆的理由，以前有那么多社会和精神危机，美国有越战，有种族权力斗争，艾伦·帕克在《迷墙》（The Wall）中作了详细阐释。还有左派革命，女权运动……这些风起云涌的迷乱就是拒绝成长的社会原因？谁又能确信，这些角色是否象麦田里的孩子，发足狂奔，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跑，只是象欣赏行为艺术那样欣赏着自己的奔跑？红鱼说：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等待别人告诉他。
《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被当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反面教材教育孩子们的话是，“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也许同意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师姐说很多电影里的边缘人物：我没觉得社会亏待过他们，他们只是给自己找个放纵的理由，只是为标榜而标榜罢了。面对那些勇敢异常挥霍青春的鲜活面孔，我常常不知如何表达。也许他们清醒，也许我没有勇气；也许他们极端，也许我更真实。
（刊于某期《大视野》杂志，该杂志现已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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