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佳 |
10-14-2014 14:31 |
《黄金时代》是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张莉 （2014-10-14 09:50:3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e2f270102v20u.html?tj=1
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
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它既不像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像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他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
如果把电影中的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仔细想来，这些印象全部都是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大概是由于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一米六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理直气壮。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像“作女”。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萧红并不按当时流行的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像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世，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做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软弱和不坚定。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她没有家国情怀。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
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电影中关于这些的场景很少。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著写作，全是空白。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失语的，电影中只呈现了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驰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在电影里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他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本文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
《北京青年报》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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