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

刘伯勤所在班级1968年12月拍摄的毕业照。图中最后一排右三为刘伯勤、右六是张念泉；前二排左二为鲍德昌、左四为班主任许俊源；前四排右五为曹广滨，左二为李刚。刘伯勤供图。

这是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

原标题：那个疯狂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

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 -m 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上初中后，刘伯勤比较调皮，有点叛逆，经常和老师作对。一次，教代数的许俊源在课堂上提问，刘伯勤一反常规地举手了。许俊源很惊讶。没想到刘伯勤问，“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告状去？”同学们听了都有点惊愕。期中考试时，许俊源给了刘伯勤代数科目59分。他就认为班主任和他过不去。“他给我59分，对我触动很大。”刘伯勤回忆。

批斗

“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

“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

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了。“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刘伯勤说。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批斗朱琳时，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鞋”。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

1967年春天。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刘伯勤回忆，“我们理屈词穷，就说她不老实。现在想来，这不是批斗的场合，而且批斗朱琳副校长已经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无谓找茬，伤害老师。”

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恶作剧

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巨大惊吓

“文革”时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

反思

“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待8年。

1972年，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

后来他发愤读书，于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结

“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刘伯勤“有拗劲，爱较真，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刘伯勤将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称为“属于小恶”。

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通过这种办法把该做的做了。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块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没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观上不能给别人形成压力”。“现在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

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他还记得这个事，想给人道歉，我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热火，是一种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鲍德昌告诉南都记者。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看到有“读者留言”栏目，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后来几经沟通，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在这家媒体网站“读者留言”栏目，刘伯勤留言称，“本人‘文革’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也获得他们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以赎前愆，不知贵刊能否成全？”

宝子妈	06-19-2013 07:07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恶一念间。

bond

06-23-2013 14:24

也许是时间到了。或者是我们的自由开放到了一定程度。有关文革的信息和书籍好似比以前多起来了。最近就在看一本叫做《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的书。书里讲了那个疯狂的年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涂炭。有些情节今天看起也让人毛骨悚然。难怪那么多的人如傅雷夫妇，就这样选择一条离开的道路。

一直有疑问，究竟是是什么让那个时代的学生会对那些和他们并无世代仇恨的人，能如此羞辱师长，下如此很手。这后面是什么力量蛊惑着，一直是我想知道的。

杉菜伊伊	06-23-2013 18:04
因为人性，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的原罪性的暴露。 15yIPv+5 GZZLX19sq 每个人都有，只是暴露的多少，深浅，形式，时机不一样而已。

卡拉	06-23-2013 19:00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罪恶。实际上，文革红卫兵下手远不及今日拆迁队来得狠毒。而今日的受害者，非知识分子，无法把他们的遭遇用文字呈现出来而已。

鐡手	06-23-2013 20:49
邦德的疑问也是我想探询的，赞同卡总的观点！

卡拉

06-24-2013 19:01

引用
引用第2楼bond于06-23-2013 14:24发表的 : 8ZIv: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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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疑问，究竟是是什么让那个时代的学生会对那些和他们并无世代仇恨的人，能如此羞辱师长，下如此很手。这后面是什么力量蛊惑着，一直是我想知道的。 Rw/G =zV@2

我认为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我要纠正你一下，不是那个时代的学生，而是那个时代的有些学生，而且只是极少数。

我经历过所有这些年代。打倒刘少奇时，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拥护。打倒林彪时，也一样，四人帮打倒邓小平，大家照样上街欢呼，打倒四人帮时，人民群众还是上街欢庆。因为群众总是“不明真相”。那些在运动中下狠手的，我看与他们自身人性有关，和政治运动无关，任何时代，给他们机会，他们都会这么做，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做。文革中毛只是只是给了人们一个机会，让人性中的恶得到释放。文革中有个人叫张红兵，他揭发他母亲，致使他母亲被枪毙。现在他上电视痛悔，流泪。“我愿意把这件事情向社会公众公开，原原本本地公开，让大家品头品足。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文化大革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夫妻成仇、兄弟姊妹反目，母子相残这段文革的事实真相。”张红兵如是说。是文革吗？我看不是。张红兵不从自身找问题，反而归罪那个时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没有揭发他们的家人？为什么就只有几个个例？其实，我看张红兵人格上有缺陷。这是人性恶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具体体现。现在的网络愤青和文革中的那些打手差不多。依现在仇官仇富的的心态，给个机会，我想一定要比文革惨烈得多。

杉菜伊伊	06-25-2013 06:24
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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