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曾进／报道
来源：《外滩画报》
采访顾长卫是一段疲惫、漫长、紧张而略带轻喜剧的过程。从得知他的导演处女作《孔雀》获得柏林银熊奖起，我就奉命疯狂“轰炸”他的手机，约他访谈。幸好顾长卫是个有耐心的人，像他说的，人缘好。游说顾长卫在国外电话访谈不得，只好苦苦等候他回国；不料，经过柏林之春的导演夫妇回家全都病倒。２５日，回京才一天的夫妇俩感冒病情转重，到医院打点滴。当晚，顾长卫在电话那头抱怨这场没有来由的病：“嗓子、全身都疼，雯丽的病更严重。”２６日早１０：３０，采访在进行，电话那边他一路咳嗽过去，进行到３３分时，他再受不了，道：“我真的不能和你聊了，我这次又走岔了，找不到出口了。”唉，上帝保佑顾长卫。 第一也超不过别人，第二也做不成别人
《外滩》：对于分段形式的叙事电影，结构与节奏都非常重要，影片中一直是在以弟弟的叙述作为视角，但是弟弟这部分又特别单薄。目前对于《孔雀》的一些批评中，认为故事讲得不顺也不够，这是不是剪接问题造成的？
顾长卫：其实弟弟的段落是拿掉最多的，拿掉之后呢，就涉及三个段落的平衡问题，所以就拿弟弟的画外音来加强人物。 《外滩》：你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喜欢平常的家庭、平常的生活题材。《孔雀》也是你这种喜好的衍生吗？
顾长卫：对，作品可能都带有自己很多的喜好在里面，同样的剧本就可能有不同的拍法，所以作品可能有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像小津安二郎，我觉得他的电影反映平常人的生活，但是他又能从普通的故事、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之处，挖掘出很深、很震撼人的东西。
《外滩》：《孔雀》是否有你私人的记忆在里面？你是生在一个兄妹三人的家庭，《孔雀》是不是与你的家庭成长环境有一些关系？
顾长卫：关于影片和我自己的关系……并不是片中每件事情都是自己经历的。主要是剧本，与剧作家李樯本身有关系。电影里面所有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感受和经历其实和我们都是相通的。
《外滩》：能具体一点吗？比如做蜂窝煤、炸爆米花呀，是否有你私人的感情在里面？
顾长卫：比如说煤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做煤球、做煤饼，有段时间还烧烟煤，用的是风箱那样的柴炉子。我小时候还去捡柴、劈柴。为什么呢？我家也不是农村的，因为两个月供应一次的煤不够烧，夏天的煤攒到冬天也不够。所以我说相通的地方在这里：它和你的每一顿吃喝、生存、生计有关系，它还与你三个月或四个月怎么过冬有关系。你可以想象那时煤和人的关系。还有，电影那个时候处在文化变革时期，包括人对于贞操观念的变革——但依旧是，如果谁娶个女人，那个女人在新婚之夜被发现不是处女的话，这个家庭一辈子都很不幸，这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在那种情形下，电影中的姐姐为了她的理想，可以放弃这个。
《外滩》：你喜欢电影表现得比较平实、朴素，比较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电影最后你拿孔雀去点题，这种意象主义做派与你喜欢的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风格不一样。
顾长卫：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于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做成他那样，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毫无意义。我过去合作过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我怎么可以和他们一样呢？况且我吧，我这个人比较杂，喜欢和别人有点不同，所以我想自己的作品还是做自己的，因为你想超越别人，第一也超不过别人，第二也做不成别人。 我就是对小人物的生活怀有敬意
《外滩》：《孔雀》结局是否有些突兀？最后的三姐弟都收在动物园看孔雀这里了。
顾长卫：这么安排结尾其实是为了避免让整个故事太悲伤了。因为之前的一场戏是姐姐挑西红柿哭泣的场面。如果电影最后没有这场戏，我觉得太堵了，收尾太小了。 这场戏怎么说呢？整个三段戏需要这样一个结尾。《孔雀》是一部有很浓的生活基础和戏剧性的戏，它的故事有传奇的地方，有后现代的东西。比如说电影里面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是悲观主义的，属于生活中比较典型的三种人群。但像我这样的人，我比他们三个人都不足，都没有他们三个人性格那么鲜明，但是他们三个人的性格我都有。所以这三个人性格，也是一个人生活的三面，它其实也解构了我们自己。
《外滩》：《孔雀》究竟有几个版本？我听说分２、３、４、７小时四个版本？
顾长卫：有很多版本，因为现在电影剪接完一个版本就可以存起来。譬如结尾就有好几种：有孔雀开屏和不开的，也有孔雀的和没孔雀的，还有另外一个结尾是一家四个女人包饺子，四个男人搓麻将，然后背景会出现电视，唱《欢乐今宵》的歌曲，还有赵忠祥和一个女主持在那里说话，场景是８３年春节晚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些人去找弟弟，表现小人物生命无常的。但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最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最开放的、最不写实、虚的一个，会让人的情绪舒服一点。还有段时间，有一个版本没有孔雀开屏，整个结尾感觉太灰了——生活中还是有美丽的色彩。 《外滩》：有人说《孔雀》太冰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离他们所憎恨的“庸俗”的生活，所有挣扎过的梦想都破灭了。 顾长卫：不是梦想破灭，你可以把电影再看一遍，里面虽有理想的破灭，却也有重生。
《外滩》：为什么在结尾时给姐姐安排了一个云南丈夫？
顾长卫：姐姐领女儿在动物园看孔雀时，女儿说这里的孔雀老不开屏，都是假的。我觉得这里头表现得挺明显的，这个孩子也是个叛逆者，对现实的叛逆者，她长大了肯定又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此，姐姐的回答是：爸爸老家满山遍野都是孔雀。你说理想主义就这么破灭了吗？我说没有破灭。
所以说，我特别想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些寻常的小人物，他们来去都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生命更坚韧，他们的生活过程也更苍凉，我就是觉得我对他们的生活怀有敬意。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记住那些英雄啊，风云人物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后来都成了神话。然而小人物他们的来、他们的走都不会留下太多记忆。 我选择哥哥、姐姐、弟弟这三个人物，因为他们的性格都很典型，这几个人物都是被提炼出来的。我觉得在拍摄他们几个人物，就是在弥补我生活中的缺憾一样。因为我有理想主义，但我没有姐姐的勇气，我没有她的毅力，为了自己的理想撞得头破血流；我有现实、世俗、功利这一面，但也没有像哥哥那样；我有消极悲观，但我没有像弟弟那样；我也曾经出走过，但没几天又回来了。我就是很想让生命的过程在电影里再活一次，去享受一次。 在电影中，你看哥哥最傻，但他最成功，最会利用人际关系，他最会利用父母对他的疼爱。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小社会，如果按照今天的成功标准，他最成功，他最有钱，他开餐馆，还想盖个动物园。８０年代初，最早掘第一桶金的人，就是这样一批人，当时很多下海的，都成了大款。
你说弟弟的悲观消极、有点厌世出世的态度，这种人也很典型，很道家的。你说这种人看上去像混日子，其实常常就是混日子的人都成为作家、画家和艺术家了，常常有这样的人。 说真的，我觉得这几个人物谁都很重要。小人物生命的繁衍、普通人希望的延续啊，这些人都没有成为英雄。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志愿都没有怎么着，原来怎么样，还跟以前差不多。但是这些人是人头最众多的。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的更少了……我觉得挺伟大的，特别尊敬。
比如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同学，太多这样的熟人。比如我的母亲，前两年离开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小人物，像电影里面的人似的。特别突然，前面几天还接到她的电话，结果有一天妹夫打电话来说，哥哥你回来一趟吧，妈可能不行了。我就回去了，她在医院急救病房，结果什么话都没有说，然后人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让我感动，想去拍、体验那些人物的生命力。我觉得我对生活是挺悲悯的态度。 中国电影的问题，我真看不清楚
《外滩》：你以前参与拍摄的诸多电影中，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各是哪部？
顾长卫：我这个没法回答，我喜欢的有好几个呢，比如《红高粱》、《霸王别姬》、《鬼子来了》。
《外滩》：所谓的第五代与第六代，从你从事电影工作的时间来看是前者，但第一部执导的片子面世的时间上，你却属于后者。这个事请你怎么看？
顾长卫：我随便，无所谓，第七代也行、第八代也行。（笑）我也不清楚，也没有看过辞典上写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外滩》：听说你的下一部片子名叫《立春》，大概什么时候出来？听说是《孔雀》的延伸，能具体谈一下吗？
顾长卫：顺利的话，今年夏末就可以拍了。这个电影和《孔雀》没有什么关系，说“是《孔雀》的延伸”根本就不像我说的话，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只是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还是李樯，它的时代是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而《孔雀》是７０年代初和８０年代初，故事内容跟《孔雀》没什么关系。
《外滩》：你觉得中国电影从商业和艺术两个方面来看，如何协调？张艺谋和陈凯歌都开始讲究甚至执迷于商业电影，你怎么评价这个事？
顾长卫：（沉吟一会）我觉得谁想拍什么，谁就去拍什么吧。我感觉中国电影挺少的，一是电影挺少的，二是好的电影挺少的，商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好作品更少。我的观点是，谁爱拍什么片子就去拍吧。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比如你喜欢吃川菜，为什么改吃广东菜了？问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啊，这个完全是个人的喜好。只是希望电影不要成为太孤芳自赏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