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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连载: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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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2-26   

连载: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来源:易文网--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作者简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是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他还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公司执行董事,专职负责并购、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另外他还担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运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他还担任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自1989年以来,库恩博士一直担任中国的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和媒体等方面的顾问,系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他著有《投资银行文库》等多部著作,还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他曾获加州大学海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


引言 江泽民的经历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

    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

    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

    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 “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 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 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

    要理解江泽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和文化,即需要注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

    10年过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副其实的 “火”。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 B-2轰炸机携带4万磅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

    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办公 ——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骤。第一步,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民的回旋余地。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 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皑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合。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死去的记者以“革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 “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林顿后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 月中旬,美方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生过革命?因为美国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 ������卡拉��2005-02-26 14:30���±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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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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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5-02-26   
连载: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2]
第一部分 根基 1926-1989年

第1章 1926-1943年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 “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这是一种荣誉。

    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

    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 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

    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

    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

    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 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 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江氏谱系

    江绍岳(石溪)1870—1933
    妻范氏1873—1956
            长子江世俊(冠千)1894—1973
            媳吴月卿1897—1977
            二子江世杰,早夭
            三子江世豪,早夭
            四女江世英1906—约1948
            婿梁慕园
            五子江世雄(慕陶)1909—1966
            媳杨桂芬1911—1944
            六子江世侯(上青)1911—1939
            媳王者兰1911—1985
            七子江世伯(树)1914—1993
            媳胡齐德1916—1983

    江世俊一支
            子江泽君(蛰君)
            女江泽芬
            子江泽民,承祧江上青
            子江泽宽(吴德新)
            女江泽南(泽兰)

    江世雄一支
            女江泽群
            子江乔生,早夭
            子江庆生(均祥)

    江世侯一支
            子江泽民,过
            女江泽玲
            女江泽慧

    江世伯一支
            子江泽中(执中)
            女江磐

    中国的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

    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机构或活动题词。

    每到放学的时候,江都会唱起一首歌谣,几十年后,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课毕放学归。……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盼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学生时代的歌谣对江有着一生的意义。有一次,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因为想不起某几句歌词而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寻求帮助。

    但是在外界残酷的现实面前,校园只能给学生们提供一时的庇护。日本人正来,凶恶而残暴。1931年,就在江刚上小学后的几个星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疯狂蚕食。1932年,为了获得一个入侵中国内陆的基地,日本发动了“上海战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

    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书的纸版。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易君左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 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 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

    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腐败的政府,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 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区建立党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

    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

    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校的副校长。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江上青的葬礼上,盛子瑾颂扬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多才多艺的奇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一支抗日合唱队演唱了专为江上青谱写的挽歌《陨落一颗巨星》。这只是授予他的众多荣誉中的一个。江上青起初葬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他的墓被迁至烈士陵园。

    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

    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作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作亲妹妹。他的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

    “江泽民真是我的三哥。”泽慧重申道。

    从三个方面来讲,她都是对的。中国人喜按照出生顺序来称呼他们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为他祖父的第三个孙儿,江泽民在那个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亲生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当他被过继给江上青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个家庭的三个孩子——如果只管顺序不管年龄的话。

    “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叫他三哥,”江泽慧说道,“他即便是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永远都是三哥。”

    “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帮助养家。

    妇女们很快学会了应她们的新角。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1939年秋冬之交,江泽民的养母王者兰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绝,尽管路途艰难,她觉得自己必须前往安东北部她丈夫牺牲的地方凭吊。她自己从没出过远门,而此时又没有一个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样子,吴月卿提出愿意陪她去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和四游荡的土匪,而年轻貌美的王者兰肯定会招惹男人觊觎。这趟旅途将经过已失去法治的地区,路上要花好多天时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她们必须通过重重关卡,穿过国统区、日占区以及一些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地区。

    尽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已经年过40,而且健康不佳,她还是一心想保护年仅28岁的妯娌。她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让王者兰女扮男装。

    “不管发生什么”吴月卿告诉她,“你都不能开口说话。你不能露出你是一个女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处理。”

    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

    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治者,但实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

    像其他许多人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 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 ������卡拉��2005-02-26 14:30���±༭ ]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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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连载3]
第2章 1943—1947年 “我是一个爱国者”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在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 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1945 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 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 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对学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文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形势有多复杂。这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不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制了群众的情绪。每一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江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江说,“我到这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一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年,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江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年轻的江泽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管美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强奸案,还是有 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美口号。这场运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了响应,人们游行、集会和罢课。北京、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学校开始协调它们的政治行动。在上海,江泽民也参加了示威。

  在整个1947年春季,江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从4月到6月,反内战的集会接连不断。5月,全国部分地区又爆发了多次反饥饿的示威。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名为“反饥饿运动”的系列政治行动揭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的序幕,并把江泽民这代抗议学生和他们著名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首要的原因是腐败。国民党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学生。那时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入党。”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赞扬了学生们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张,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毛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不久之后,在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

  “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 ������卡拉��2005-02-26 14:32���±༭ ]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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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5-03-06   
[连载四] 1947—1955年 “我是工程师”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他虽然听说在中国东北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的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果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找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 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 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万解放军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是在生活上,不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 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采取措施对婚姻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什么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 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 “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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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5-03-06   
[连载5] 1955—1962年 “我爱才”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更严重。

  1956 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 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回忆道,“每个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呼吁是一种计,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 “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 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 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懈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牺牲。

  1960,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分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道质疑这一决定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 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当20世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插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的技术资料的帮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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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5-03-06   
[连载6] 1962—1976年 “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到了1962年,他所有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研究所第一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 “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 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 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 “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 “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这,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 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 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这个灾难性的时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 1979年,两个孩子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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