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北京)
作者：记者◎王鸿谅
经过七年漫长的诉讼，美国田纳西中国夫妇贺绍强和罗秦赢回女儿小贺梅的案件受到全球华人关注。这场诉讼不仅让一个孩子面对了骨肉分离，也曾让一个家庭伤筋动骨。
《三联生活周刊》刊文，一场由“性骚扰”升级至“性侵犯”的诉讼，让留学美国的贺绍强陷入经济与法律的双重困境。作为权宜之计，他与妻子罗秦在第三方见证下签订了一份法律文件，将出生仅4个多月的女儿贺梅的临时监护权，移交给当地一对白人夫妇。麻烦的是，这份见证方认定只是用于过渡的临时监护权文件，没有注明任何时限。10个月后，为女孩的抚养权，中美两个家庭进入拉锯战。官司从田纳西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亲生父母一方最终获胜后的第3天，贺梅已经整整8岁。7年诉讼，事件进程可用表格来罗列，法律条文可以用辩论来解读，而那些纠结的情感和伤痛，无法简单用言语传递。
一个婚姻的憧憬 罗秦嫁给贺绍强的时候正好30岁。他们的婚姻，用罗秦的话说，因为缘分、爱情，也因为“距离”。他们经由彼此共同的朋友牵线，在1997年底结识，罗秦在重庆，而贺绍强远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Memphis)。
那时的罗秦在外文书店工作过一段时间，继而和弟弟共同经营音像制品生意，生活无忧，喜欢旅游，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那是令她愉悦的回忆，比如去西藏，因为同去的朋友家庭有军区背景，“坐的是军用飞机”，“机舱里都没有座位”。而去云南，计划同行的人临时变卦，她“一个人买了张机票就飞去了”。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她热爱阅读，尤其那些外国古典名著，那个时代的人开启自我浪漫梦想的最常见方式。这些都成为她的吸引力，身边从不缺追求者。罗秦说起这些来会笑，“30岁以前，都是我让别人流泪”。
贺绍强比罗秦大3岁，经历远比罗秦曲折。他是湖南邵阳人，一路求学。1979年考上邵阳师专时年仅14岁，毕业后在当地中学任教，1986年考入湖南大学英语系读硕士。两年后毕业，到南京理工大学英语系任教。典型的“时代骄子”，意气风发。他在南京结识了第一任妻子，一个正在读本科的重庆女孩。 1990年，女孩毕业回重庆，贺绍强义无反顾地跟了过去，到当时的重庆建筑大学任教，两人结婚，继而准备出国。
虽然90年代初出国留学还很艰难，但妻子的表姐在1991年成功申请到密歇根州立大学，让这对夫妻备受鼓舞，也着手准备。外语当然是贺绍强的强项，他甚至还小范围招收学生，做起了GRE和托福考试的外语培训。这个班据说当时在重庆颇有名气，后来连校方都加以重视，以学校名义继续开办。贺绍强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托福成绩，“650分，写作满分，6分”。妻子的英语没有他好，联系学校的事情都是他来做的，但1994年两人一同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他被拒签了。妻子只能独自前往北伊 利诺伊州立大学，1995年3月他如愿获得签证，不过是F2表格，陪读。
贺绍强到达美国之后面临两件事，适应新环境和挽救婚姻。这也是留学生中常见的窘境。最后妻子还是选择了离婚，开始新生活。这对贺绍强是一次重创，30岁的他由此认识到两点:“第一是女人需要更多的呵护和关心;第二是自己不够成熟和成功，要努力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到美国4个月后，贺绍强申请到亚利桑那大学攻读英语教育硕士，他获得了2/3的奖学金，剩下的靠在校内打工解决。远在邵阳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任何经济资助，相反，他还需要定期寄钱回去补贴家用。
亚利桑那比北伊利诺伊要繁华些，学校里有200多华人留学生，但贺绍强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性格的变化，“内向了，不太爱和大家交往”，只是埋头读书，过得忙碌而平静。 1997年临近毕业，为申请一个全额奖学金的经济学博士，他来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孟菲斯是美国中南部密西西比河地区的一个中等城市，地处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三州交界地。最初贺绍强所知的孟菲斯，只有“猫王的故乡”，后来逐渐丰富，“3K党的发源地，马丁·路德·金遇刺地”。他成功申请到孟菲斯大学的机会，经济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却因此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赶回亚利桑那大学答辩，只能向学校申请将答辩延期。他最终也取得了这个硕士学位，不过是在一连串的变故和波折之后了。
孟菲斯的生活起初同样平静，贺绍强开始有心情考虑个人问题。他的择偶要求成了“不要学历”。远在重庆大学的朋友把手头的照片寄了几张过去，贺绍强一眼就相中了罗秦，“很精神”。朋友也担心过他们的学历差距和年龄太相近。可两个未曾谋面的人，通过书信和电话，迅速陷入热恋。也许爱情不需要理由，罗秦回忆，书信里的文字所能传递的那种细致的感动，以及那种“距离感”，很快就让她认定了贺绍强。他们开始交往后一两个月，贺绍强的老家遭受了一场水灾，罗秦得知后给贺家寄去了上万元，这让贺绍强备受感动。
按理说，贺绍强应该回国与罗秦见面，然后结婚。但贺绍强有自己的担心，“那时候签证还是很困难，说不定就再也签不过来了”，他的同学里，就有好几个例子，中途回国后无法返回美国完成学业。他选择了一种在中国人看来是“变通”，而在美国人看来是“欺骗”的方法——直接到大学里索取一份I-20表格，填写完毕后寄给罗秦，让她以配偶的身份签证。这方法贺绍强说留学生中常见，但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罗秦第一次去北京签证，被拒绝了。贺绍强只能回国，陪同罗秦一起签证。而这次连他都遇到了麻烦，和以前担心过的一样，他自己在北京也被拒签了。后来与罗秦一起辗转去成都签证，才双双通过。签证成功后，两个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贺绍强解释，是不想给签证惹来麻烦，“已经用了I-20表格了，如果再用结婚证去签，时间上就不对了”。
贺绍强1998年6月4日先行返回美国，罗秦走得晚一些，7月1日才到。梦想落进现实里，罗秦迅速经历了情绪起落，“第一次是在洛杉矶转机，很繁华”，等到了孟菲斯，“的确有些失望”。贺绍强也能理解，这个城市乍看起来“安静、破旧，路边也有衣着破烂行乞的人”，不过他会不自觉地笑，那时候他们拥有的是“蜜月的热情”，足以让两人甜蜜相伴，一同憧憬他毕业之后在美国的幸福生活。而对热爱旅游的罗秦来说，任何新环境，总是令人兴奋的。
一场逆境的相守 罗秦带来了热闹和生气。到了孟菲斯，罗秦才发现丈夫如此不善交往，“合租的房子，各忙各的事，都不说话，很安静”，更没有什么朋友聚会。罗秦会做饭，也喜欢下厨，她的饭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访客，她以典型重庆人的性格，很快获得认同。可仅仅3个月后，一场“性骚扰”纠纷，成为一系列磨难的开始。
那是1998年10月11日，后来一大堆的法律文书一再提及的日子。时隔近10年之后由贺绍强再来叙述，已经相当平静，或许因为陈述过太多次 ——对妻子、学校、律师、法庭、朋友以及媒体。这场从“性骚扰”纠纷演变为“性侵犯”的刑事案，进入司法程序3年后，终于在2003年有了定论，陪审团一致裁定，贺绍强罪名不成立。可“性骚扰”的起因，综合了各方叙述后，依旧扑朔迷离。
那一天贺绍强在学校图书馆电脑机房结识了齐晓军，一位比他大4岁的北京女性，已婚。齐晓军1992年到达孟菲斯，出国前做过十余年医护工作，正在孟菲斯大学商学院攻读广告市场学本科学位，她的丈夫王玉鹏也毕业于孟菲斯大学，9月底刚在亚特兰大找到工作。贺绍强与齐晓军在第一次见面当天的13点至 14点间，离开电脑机房到一间教室，有过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一周后的10月18日，齐晓军与丈夫向校方投诉，贺绍强先以500美元引诱她，继而是使用暴力未遂。贺绍强的说法是当天齐晓军以向他请教英语为名，用一本生理学教材制造暧昧情境，继而向他借500美元办理健康保险，被他拒绝。
双方各执一词，为贺绍强后来的监护权官司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的留美博士岳东晓，有机会详细接触到关于此事的案卷，他并不愿意将注意力分散于此事， “那些陈述看起来都很ugly(丑陋)”，而且此事“与贺梅的监护权在法律上没有关联，是两件事”，最重要的是“此案在第一次警方介入后，结论是 Dismiss”，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可是齐晓军的投诉很快被孟菲斯校方采信。第二天，10月19日，贺绍强就被告知，停止电脑机房内的工作，这意味着每月1100美元的收入中止。之后孟菲斯大学就此事进行调查，半个月后，贺绍强的助教工作也被停止，这意味着他的全额奖学金中止。11月中旬，警方不予立案的调查结论，并没能改变贺绍强的处境，学校拒绝改变处理方案。
事情发生后，罗秦接受了丈夫的解释，但仍有些疑虑。某一天晚上，罗秦夫妇在电脑房遇到了齐晓军，罗秦与她有了一次直接谈话，“她表现得真的很无辜，只是说，你回去问你老公吧”。罗秦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乎相信是丈夫做了错事”。夫妻间的重建信任，意外地由几天后齐晓军对罗秦的投诉完成，“她去学校告状，说我在图书馆恐吓了她”，罗秦因此确信，“这个女人太会演戏了”。此后她再也没有怀疑过丈夫，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但周围的人不是这么想的，留学生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多，“各扫门前雪”，加上种种传言，他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很安静，而且屡遭指戳和白眼。
罗秦回忆，丈夫的“不自信”和遇到大事的“没主意”在这个事件里充分显现。比如齐晓军投诉后，贺绍强晚上要去电脑机房都不敢一个人，执意要罗秦陪同。后来与校方关于恢复奖学金的交涉，贺绍强同样要求妻子同行，而那时罗秦还对英语一窍不通。校方的态度很强硬，不可能恢复奖学金。交涉里发脾气的不是贺绍强，而是罗秦。她的冲动也被旁观者记录在案，这个已经怀有5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在丈夫离开后重返办公室，用仅有的几个骂人的字眼叫嚷着表达愤怒，然后被人拖走。
贺绍强现在会自我检讨，当年在和孟菲斯大学交涉的过程中，“方法不对”，因此“让学校也占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现在的分析是，“美国人的上下级观念其实很重，管理者不可能向学生认错，尤其是我这样的留学生”。罗秦的冲动和他的一些“幼稚”行为，“更让他们觉得是面子上严重受伤”。这些行为包括，向校报投稿，向当地的媒体投诉，以及警告校方“要将他们告上法庭”。
不管贺氏夫妇怎么做，校方坚持不恢复奖学金，他们只能面对现实。贺绍强开始寻找中餐馆打零工，而有孕在身的罗秦，也在一户美国人家里找到了看小孩的保姆工作。重庆的家人说起来都会心疼，罗秦也自嘲，“回来以后一些表姐妹说起她们做月子，几个人围着伺候，而我生完孩子28天后就去中餐馆打工了”，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情绪低落，而是笑得明朗。
贺梅在1999年1月28日出生，是早产，必须剖腹产。面临“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选择时，罗秦选择的是小孩，毫不犹豫。所幸母女平安。贺绍强将女儿的早产部分归咎于与齐晓军夫妇两个月前的一场纠纷。1998年11月27日感恩节那天，他们夫妇与合租室友在超市遇到了齐晓军夫妇和他们的室友，结果双方发生纠纷，罗秦被推倒，因大出血住院一晚。贺绍强很快报案，齐晓军的丈夫王玉鹏12月12日曾被警方逮捕，后被保释，但此案在2000年5月被撤销。
和性骚扰的投诉一样，罗秦被打事件也变得扑朔迷离。两件事里有一个共同的见证者——清华大学的刘金波教授。他留学孟菲斯做一项研究工作，经朋友介绍认识齐晓军夫妇，并合租一套房子。在王玉鹏前往亚特兰大之后，并没有因为“瓜田李下”的顾忌搬走，他“不会开车”，“学校附近的房子又不好找”，因此 “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对齐晓军的印象很好，“很保守的一个小姑娘”。他先后为两件事情提供过证词，“但我只说我确实看到的，不说假话”。他一直坚持让记者去查找原件，“只有那几句话，写得很清楚，我知道得很有限”。性骚扰事件里，刘金波看到的是“齐晓军哭泣着回房”。而超市事件里，刘金波“听到争吵声，绕过货架过来，看到的是两个女人在拉架，我过去把两人拉开”。结果是“我的证词，双方谁也不满意”。
时隔多年，刘金波依旧不愿意过多谈论此事，在他看来，“两个中国家庭都受到了伤害”，“辛辛苦苦挣一点钱，全都交给律师了”。而进入到贺梅监护权案后，“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变成了中美家庭之间的事”。他感叹，多年的留学经历，留学生在海外遭遇到的歧视和艰难，对他“影响非常大”，以致“凡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事情，我一定会站到中国人这边”，因此更不愿意回到源头来讨论那起“性骚扰事件”，“事情已经结束，不想中国家庭再受到任何伤害”。只有罗秦，坚信自己的丈夫，在此后的艰难中不离不弃。
贺梅在父母的窘境中诞生，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遭遇现实。贺绍强考虑过，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修完硕博连读中的硕士课程，那时正逢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找工作很容易。贺绍强也跟几个地方接触过，得到的答复是拿到文凭之后就可以上班了。因此，他们夫妻深信，即便没有孟菲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要能够熬过毕业前这几个月，生活依旧可以渐入佳境。
他们因此与“中南基督徒服务中心”(MidSouth Christian Service)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看护协议。这种临时帮助抚养小孩是此机构的一种标准服务，填了长长的印刷表单后，贺梅通过此机构被委托给当地白人贝克(Baker)夫妇。双方第一次见面，罗秦对贝克一家印象很好，贝克太太给她的印象就像“《飘》里的黑妈妈”，“家里那么有钱但还是很朴素，穿着旧皮鞋还没有穿袜子”。在贺梅之前，贝克夫妇已经临时照管过10个孩子，双方约定，从1999年2月24日到5月24日，贺梅寄养于贝克家。
双方一开始相处融洽，已经有3个孩子的贝克太太还教罗秦如何照顾小孩。麻烦在1999年4月27日到来。由于孟菲斯大学的积极参与，警方重新受理了针对贺绍强的指控，并且从“性骚扰”升级成为“性侵犯”。当晚，正在大学宿舍里守夜的贺绍强被警方逮捕，他于次日获保释。在罗秦的支持下，贺绍强做出决定，拒绝庭外和解，要求交于陪审团裁决，弄清是非曲直。可真正打一场官司，比他们想象的麻烦得太多。他们没钱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法庭指派的，后来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其间陆续经历过几个律师，也多有摩擦。罗秦说来还有些生气，“让他们去申请调齐晓军的电话清单，证明她当天打电话给老公哭诉是撒谎，但他们根本不尽力”。事实证明罗秦的坚持是对的，清单显示，齐晓军与老公分离后的电话并不多，当日的通话也只有1分钟时间，这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之一。
3个月很快会过去，涉案后，贺绍强夫妇想过托人把女儿带回重庆，女儿的护照是5月下来的，贝克夫妇也在5月请了律师，以办医疗保险为由(贺家为贺梅申请保险被拒)，主动要求贺家签监护权转让的文件。在当时的贺氏夫妇看来，犹如雪中送炭，他们因此更加感激。双方的文件在1999年6月4日正式签署，这是一份没有具体时限的“临时监护权”(Temporary Custody)文件。在签订时，贝克再三保证并不是想收养贺梅。当时在场的还有教堂的Kenny Yao博士，但并没有法官。见证方仔细解释这只是一份临时文件，他们可以随时要回孩子。贺氏夫妇于是放心地都签了字。
可贺氏夫妇的情况看起来每况愈下，当年9月，孟菲斯大学就“性侵犯案”举行听证会，正式取消贺绍强的学籍，这意味着贺氏夫妇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出现问题。次年3月，贺绍强重返亚利桑那答辩，准备取得文凭后回国。其间罗秦有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旅游机会，贺绍强带着她沿途顺便去看大峡谷散心。但她并不觉得快乐，此事后来还成为攻击他们不爱女儿的把柄。
而在贝克夫妇那边，监护权取得后，贝克太太开始写一本记录，她说此记录的目的是“怕发生什么变化”。这份记录后来同样呈交法庭，第一条记载就是 6月4日，“取得监护权”。1999年10月3日的记载:“他们(贺家)想知道能否下星期天带Anna(贺梅)去一天。我告诉他们不行～Casey(罗秦)因此心神很乱，很大声地哭。他们很快就走了。Jack(贺绍强)总是说有朋友还有教堂的一个医生想看看Anna，我们告诉他们她不需要看医生，谁要看她可以到我们家来……我们感到Jack将有新动作。我们要把探望改成两周一次……我们看出来Casey想来得更多……Jack非常坚持和专横…… Jerry不在家时不能让Jack来。”
经历了官司之后，再由贺氏夫妇来叙述，“一切都像是个陷阱”。除了日记外，贺绍强还列举出后来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言，两年前贝克夫妇就在当地领养机构提出申请，希望领养一个亚洲小孩。贺绍强还强调了一个细节，贝克先生的公文包里经常放着《圣经》，他曾对贺绍强说，“认识你是上帝交给的一堂功课，我要交出完美的答卷”。
2000年5月贺绍强完成答辩，取得亚利桑那大学的硕士学位，但因为刑事案，他不能离开田纳西州，只能在中餐馆“打黑工”，罗秦也一样。但两个人的经济情况反而因此好转起来，贺绍强做到了中餐馆的经理，每月有2600美元，罗秦当服务员也有1000多美元，两个人马上租了更好的房子，准备接回女儿。也因此与贝克夫妇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在2000年6月成为诉讼。孟菲斯法院就此事举行听证会，拒绝贺绍强的请求，理由是他有刑事案在身，夫妇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不具备抚养贺梅的经济能力。
“性侵犯案”也在当年12月第一次开庭。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罗秦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段时间“每天起来都必须告诉自己，不能死，不能疯，要撑下去”。“性侵犯案”拖了3年，而在美国的正常司法程序里，这种案子1年必须有结果。他们在胜诉之后，向齐晓军提起了索赔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但齐晓军没有应诉，罗秦花500美元请过私人侦探，也没能找到齐晓军夫妇接收诉状，只能不了了之。
贺梅的“监护权案”也是四处碰壁。从孟菲斯地方法院到田纳西州巡回法院、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所有司法程序他们都走了一轮，最终的胜诉在 2007年1月23日到来。这时候的罗秦，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2003年之前，形势完全一边倒，贝克夫妇是当地的中产之家，拥有超过40万美元的 “非常高级”的住宅，而贺绍强，不仅刑事案在身，还没有合法居留身份。贝克夫妇也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态度，不惜重金聘请南部著名大律师，在“性侵犯案”外，又促使移民法庭对贺氏夫妇进行审理。2002年6月，因为中国驻美使馆出面干涉，一封特快专递在庭审时到达，才使得贺绍强夫妇获得了在美国的暂时居留权，等待贺梅案的结果。
而2003年“性侵犯案”定论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到贺梅案中来，从道义、金钱和法律上给予支持。这里面既有2002年就参与进来的岳东晓，也有加拿大湖南同乡会的李海航，还有已经在加州执业的律师李兆阳、孟菲斯当地的侨领蔡金良。与岳东晓的不在乎“性侵犯案”不同，蔡金良“观望”了差不多1年，等到判决出来，才积极参与进来，“做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组织拍卖捐款、在贺绍强东躲西藏打黑工的时候替他照顾罗秦和后来生的两个孩子，这让贺绍强始终心存感激，也因为蔡金良的影响力，“当地华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了”，以前是被人像瘟神一样躲着和背地指戳，现在夫妻俩重新有了朋友。
一家人的团圆 贺梅在这种纷争中长大。她和贝克夫妇的小女儿同吃同睡亲密无间，这些都被外国电视台的镜头所记录。而罗秦，情急之下不惜举着牌子在贝克家附近等待女儿出现，被关押过一天。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之后第3天是贺梅的8岁生日，是在两家人的共同参与下度过的，至少在这个女孩面前，两家人达成了和解，尤其是贝克夫妇，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承诺，不在贺梅面前哭泣。在贺氏夫妇决定回国的时候，贝克一家也来送行，他们用力抱起这个女孩，亲吻着她，再大声告诉她，“你有两个家庭”。
贺绍强一家于2008年1月10日回国。在北京机场出站，一家5口，10多个箱子，全由罗秦来指挥，贺绍强牵着孩子站在一边，说自己负责照顾小孩。罗秦的弟弟去机场接她，心里对这个姐夫很有气，说如果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真想把贺绍强打一顿。他在路上感叹，“你不止有3个孩子，是4个，你丈夫也是一个”。罗秦笑说，在美国，官司逐渐有了转机后，相识的外国朋友也这么跟她说过。而且不止一个人问过她，“为什么不离婚？”罗秦都只是笑。原因她自己也分析不上来，反正这个她看来“不自信”、“没主见”的丈夫，依旧能够吸引她。
说起往事，罗秦没有任何抱怨，也不会把磨难归咎到贺绍强身上。她也不恨齐晓军了，甚至觉得“她到后来也是逼于形势”。她开始能够退一步换一个视角来看所有事，“到后来都是逼不得已了”。贺绍强在贺梅案中途都想过放弃，机会看起来太渺茫。反倒是罗秦，执拗地始终如一。
同样执拗的人还有岳东晓，当年的北大学子，后来的留美硕士，在加州拥有自己的IT公司，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喜好在网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地缘政治之类的文章并与人论战。贺梅案原本跟他没有一点关联，2002年他看到新闻和网上的论战后主动和贺绍强联系，贺绍强给他寄去了许多案卷的复印材料，还包括“性侵犯案”的录音。此后，岳东晓就开始关注贺梅案的每一步进展，自己钻研美国法律，最开始是在网上与人论战，后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他自比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在大量阅读法律书籍并运用物理学方法钻研之后，突然间融会贯通了。事实也如此。针对在贺梅案审理中做出不公判决的两名法官，李兆阳和岳东晓迅速反击，提出了若干罪名，以致两名法官自陷困境。
每一步的胜利都让岳东晓备感鼓舞，也更深地参与到贺梅案中。他与贺氏夫妇第一次会面已经是2006年，应对最后的诉讼。这时候的岳东晓，已经让贺绍强视为“半人半神”的战略家了，他还会想起与岳东晓最初的沟通，对方在电话里就提纲挈领，借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判断这场官司既不能持“速胜论”，也不能持“亡国论”，必须坚持“打持久战”。
此次贺氏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岳东晓自愿同行，目的是看着贺绍强落实工作，他说，既然跟了这么久，当然希望看到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原因，贺梅案在美国引发的关注远胜于国内，在贺氏夫妇启程前，2月8日，ABC的著名节目20/20，制作了一期贺梅的故事，回顾整个官司和女孩的成长，也表现出对她未来命运的关注。
岳东晓最激动的那一刻，是2月10日走出北京首都机场，他牵着贺梅和她的妹妹，从ABC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镜头前走过，当初贝克先生曾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宣告，将会动用一切方法，禁止贺氏夫妇将贺梅“运送”回中国，岳东晓要说的是，看，“我们回来了！”而贺梅，并没有太过于激动的情绪表达，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她格外依恋母亲罗秦。
贺绍强正在努力找工作，罗秦又感觉到了丈夫的不自信，“好多事都要岳东晓来拿主意”，当然，还有她的认同。贺绍强在重庆的几次申请被拒绝了，好在长沙的一所职业学校给了他回应。校方在媒体见证下对贺家非常热心，不过谈到最后合作，双方的态度都很谨慎。在事情确定下来之前，校方并不希望公布学校名称。与校方的接触过程，岳东晓几乎是全程陪同，比较起来，更显出贺绍强的老实和不善交际。当有人向他论证这所学校的优点的时候，他会认真谛听，然后叫住自己的妻子——她多半都在忙于照看身边的3个孩子——“罗秦，罗秦”，再把那些话复述一次，要看到妻子认同的笑。
贺梅重新回归贺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贺绍强和罗秦都感觉到，女儿比他们想象的更懂事成熟。他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女儿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弃婴，他们都不敢细问。好在几个月后，贺梅迅速和她的新伙伴——弟弟安迪和妹妹艾薇塔玩到了一起。她当然还想念着贝克家的小女儿，她脖子上的那条银色项链是临别时的礼物，被问到这礼物时，她会突然沉默。她很快成为新家庭里最有号召力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她的带领下，乐此不疲地玩着破译岳东晓宾馆保险箱密码的游戏。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在中美两种文化差异引发的论争中，被持续关注。她的幸福，看起来附加了更复杂的期待。
[ 此贴被卡拉在03-03-2008 18:4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