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3年02月25日

著名美籍华裔女企业家、新出版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一书的作者傅苹是否为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编造了她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经历？这些经历是否有助于她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而获得美国身份？

她的批评者们如是说，其中很多同样是美籍华人。这样的指责可能会难以消除。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声称政治迫害的人已经带动了一个移民产业，有律师帮助客户制作虚假的避难申请。

正如我在这周的“中国来信”(Letter from China)专栏中写道，有人指责傅苹在她的回忆录中编造了很多情节。她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她创立了杰魔(Geomagic)软件公司（3D系统公司[3D Systems]正在对它进行收购），并被美国政府授予“2012年杰出美国人”(2012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奖。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网站公布的信息，傅苹在美国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担任顾问，也是全国科技女性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Women in Technology)的成员。

傅苹否认了这些谴责。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她在大学期间写了一篇关于杀害女婴的论文，她在1984年被“悄悄驱逐出境”后来到美国。但之前，她从来没有公开解释她是怎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

她在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采访时说，她保持沉默是为了保护她的第一任丈夫，后者是一名美国人，她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她说，他们两人是她住在加利福尼亚时结的婚。这显然是她第一次谈论这个问题。

“我从第一次婚姻中获得了我的绿卡，”她在电话里说。她在1986年9月1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她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最近，因为网络上掀起了针对她的“抹黑”行动，并发展为现实中的骚扰，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谴责她说谎的中国人发起。她说，“他们抹黑我的名字，试图在网上曝光我女儿的名字，他们派人到上海围堵我的家人，还派人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她说，出于她无法真正理解的愤怒之情，这些指责者联系了美国的移民当局，质疑她获得的奖项和公民身份，他们还联系3D系统公司的股东，称她是一个“骗子”，警告股东不要收购杰魔公司。她的第二任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很多“恶意电邮”，她说，“我只是不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两人自此离婚。

她的未公开的第一次婚姻或许可以平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也还有其他问题。她说，其中一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夸大事实，或是由于她和合著者、洛杉矶的梅梅·福克斯(MeiMei Fox)之间的沟通不善。

在采访中，她主动列举了一个出错的地方：“月经警察”，即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这些掌权者会通过检查女性的经期来确保她没有怀孕，这一描写广受批评。为了阻止女性使用别人的卫生巾来混过检查，他们有时会被要求用自己的手指来展示经血。由于福克斯的误解，这一段被写成使用别人的手指——这是对妇女身体的侵犯。

福克斯“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这一部分三次，但都没有更正。”她说，妇女是用她们自己的手指来示血，但这个错误最终还是付印了。

傅苹说，总之，福克斯可能“只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些搜索，结果或许并不正确”。

傅苹说，错误主要在于使用“全部、绝无、任何”等词对事情定性，让人难以接受。她说，“她不了解中国的地理情况。”

她在回忆录的开篇写道，她在到达美国新墨西哥州后立即被一名越南裔美国人绑架，被锁在他的公寓里照顾他非常年幼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在一起离奇事故中离开了家。绑架发生地点是阿尔伯克基市，当地警察局记录办公室的女发言人称，她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记录。当被问及此事时，傅苹重复说，她没有要求立案，因为她刚从中国来，所有的警察都让她害怕，“如果没有刑事立案或记录，那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保存记录。”

她说她帮助编辑过一本名为《吴钩》的杂志，这份杂志是由她当时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该学院后来更名为苏州大学）的学生在1979年制作的。她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承认，她此处的叙述有误。她在邮件中写到，实际上文中所指被带到北京参加全国学生杂志作者会议的并非《吴钩》，而是另一份叫《这一代》的杂志。“这个例子能很好地证明，每个人的记忆都可能会出错，”她写道。

但网上充斥着大量来自一些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社区对她的尖刻批评，这些问题更为重要，也依然存在。“20多年了，我对中国确实没有多少了解，我实在不曾想到我写的书会引起这么多人愤怒，”她说。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民族主义观点也越来越强烈”，她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分歧进行“文明对话”显然更难了。

Cindy Hao自西雅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陶梦萦、林蒙克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2/25/c25tatlow/

来源：IBTimes中文网
作者：实习研究员 付珊  
2013年03月04日 星期一

2月初，美籍华裔企业家傅苹因自传《弯而不折》内许多内容被质疑不真实，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自传中，傅苹讲述了自己少年失学、儿童劳改、校园轮奸、四马分尸、黑头套抓捕、政治迫害等诸多故事。其中，关于她自己10岁遭一群男青年轮奸的事情着实吸引人注意。

但不仅诸多读者在分析当时情形后认为傅苹的"回忆"漏洞百出，打假卫士方舟子也站出来撰文表示质疑。

"10岁遭轮奸"引争论

《福布斯》杂志曾刊登文章《从劳改犯到高科技企业家：傅苹的人生路》，里面记述了傅苹这段惨痛的经历。文章写道：一群男孩追赶她，把她打昏，强奸了她。她并没有受到开导和安慰，她的同伴反而开始造谣，把她叫做"破鞋"。

傅苹说，"有好多天，我都想到，死了比活着更容易。但是我还有妹妹。我不知道，如果我丢掉了性命，或者粗心大意，别人一时疏忽，我的妹妹会出什么事。正是责任感支持我活了下来。"

一位网友读完此书后根据自己过去文革期间的经历写下长篇评论文章。"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和她有着类似的家庭，教育背景，我们都在童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我认为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在中国的经历是伪造的、想象的，过度夸大和故意误导。"

对于傅苹10岁遭强奸一事，他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红卫兵是"革命者"，不是街头混混或者强奸犯，他们也许会打人迫害别人，但是他们不强奸。在媒体采访里，她说她10岁的时候被一群年轻的红卫兵轮奸（在书里她说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因为她试图去救她的小妹妹，这简直无法想像。如此有违于中国的性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符合红卫兵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过红卫兵的RAE对傅苹的悲惨经历也表示难以置信。"在1966年，我是一名红卫兵，住在北京。我必须说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红卫兵轮奸的事件。那个年代里，'性'被看做肮脏和危险的东西。强奸罪甚至可以处以死刑。"

在她看来，那个时代人们过着严格禁欲的生活。"高中时期，要是女红卫兵和男红卫兵住在同一间教室里，什么也不会发生。"

然而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K. Whyte却认为在那个"禁欲"气氛浓厚的时代，10岁小女孩遭轮奸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他回忆了美国作家Fox Butterfield的Alice in the Bitter Sea书中描写的文革时期见闻："当他抵达中国，年轻男人在公交上暗中摸身边的女人，还有其他性骚扰的方式都令他感到不安。"

在他看来，文革时期人们人们对性的敏感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红卫兵犯下这个事情的可能性不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在接受IBTimes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傅苹10岁遭轮奸一事为真，那么社会上的"流氓阿飞"作案可能性较大。

金大陆认为，这件事情要结合当时的年代和背景来分析，"城市很关键，阶段很关键"。

傅苹1958年出生于南京，1968年南京的红卫兵还处于"前红卫兵时期"。据金大陆介绍，1968年南京的红卫兵处于一个复杂的状况，这个时候主要由青少年群体构成。在这些青少年中，红卫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闹革命的青年。这一类红卫兵里有各种类型，有的造反闹革命，有的干其他事；还有一类称作"逍遥派"，就是离开学校回家。在这些人中，有的老实在家织毛衣、学习，有的则成为小混混。

金大陆说："红卫兵的概念是变化的。在1968年到1878年的'后红卫兵'时期，社会上呈现出两极分化。当时红卫兵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但大部分的红卫兵在这方面还是很安分守己的；另一极端就是社会上的小混混，打群架，男孩子玩女孩子。"

在文革时期，人们对于"性"的态度是一种矛盾的状态。金大陆认为，这个社会在两极上游走；一方面整个社会对性是打压严控的，革命把情爱性爱看做邪恶的东西。但反过来，越是这样的笼罩排斥，越是河底下的暗涌。文革时期，人们越往纯洁方向靠拢，压强越大，反过来，反弹也就越大。

金大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也谈及了这个问题。"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扭曲的反弹，是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

http://cn.ibtimes.com/articles/22679/20130304/fuping.htm

ZT:  Here is a good review to share from Romantic realist /Albert Wang:

http://www.amazon.com/Christian-Science-Monitor-review-Break/forum/Fx1M49LYP8YZYQ4/Tx2R4SZ3C87RSB/1/ref=cm_cd_fp_ef_tft_tp?_encoding=UTF8&asin=1591845521

佩服方舟子执着地追根究底。。。

来源：方舟子和讯博客
2013-2-27

　　傅苹在去年年底出的英文回忆录《弯而不折》其实是她的第二本书。在1996年她已出过一本中文回忆录，不过是在国内出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漂流瓶——旅美散记》。这两本回忆录描述的傅苹生活截然不同。在把它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漂流瓶》的体裁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回忆散文：书的副标题叫“旅美散记”，书前的内容提要称“这部散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旅美经历”，书中附有很多张傅苹及其家人、朋友的照片以证明其所写都是真人真事，后记还交代了文中提到的真人真事的现状，傅苹在今年1月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她在中国出的这本书是介绍她在美国的生活（http://www.wnyc.org/shows/lopate/2013/jan/14/bend-not-break-china-america/ ）。

　　虽然这本回忆散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傅苹的美国生活的，但是也时不时地会提及其在中国的生活。从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其英文回忆录完全不同的傅苹：

　　一、傅苹从小在南京长大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从小就寄养在上海姨妈家里，把姨父、姨妈当爸爸、妈妈，直到8岁时文革爆发被红卫兵赶回南京，才知道南京有其亲身父母，而且与亲身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内心还是把姨父、姨妈当成“上海爸爸”、“上海妈妈”。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没有一个字提到上海姨妈、姨父，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相反地，她说：“我是在大学校园长大的，校外那条有名的南京御道街是古代皇帝经过的道路，所以才叫御道街。”（p.15）“这是午朝门，离我家很近，我小时候常在这儿玩呢。”（p.88）

　　近日傅苹接受《博讯》采访时声称：“自己的亲爷爷在傅苹出生前到了台湾，傅光培是她曾祖父傅慈祥的长子，因此傅光培是她的‘户口’意义上的祖父。”并附了一张她几岁时傅光培抱着她在宿舍楼照相的照片。如果傅苹是被上海姨妈、姨父收养的，由于姨妈、姨父都与傅光培无血缘关系，在当时在任何意义上傅光培都不是其祖父。

　　二、傅苹从小在父母身边生活，并和其他小孩一起受教育

　　傅苹在其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在1966年被赶回南京后，她的父母都被送去改造，她和妹妹单独生活了5年，到1971年时她母亲才回家，而她父亲则等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回家，在文革期间她父亲一直在东北伐木。在十年间傅苹没有在学校受教育，而是在工厂制作收音机和计速仪，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6小时，每天学习2小时毛主席语录。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一直就在父母身边长大。请看她回忆的一段小时候趣事：“记得小时候，老师最喜欢给我们出的作文题就是《我的理想》。当然啦，做作文的时候必须正儿八经地咬文嚼字，写得文采飞扬。所以，文章中的理想总是写得很崇高的。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爸爸妈妈宣称，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开三轮车的司机。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干大事业，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嘛。这种小三轮车是很多个体户跑单帮用的，行动起来不但蹦蹦蹦地吵声不断，屁股后面还冒着黑烟，我们叫它‘放屁虫’。”（p.15）接下来她提到这种三轮车是开在南京御道街上的。

　　《我的理想》这种作文通常是小学生写的，长大想当三轮车司机这种不懂事的理想也是幼儿园或小学生才会有的。所以这里说的“小时候”应指的是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说，傅苹受过和同时代人一样的小学教育，写过相似的作文，而且当时爸爸妈妈都在身边听她讲述理想。

　　三、傅苹从小没有吃过苦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童年描写得悲惨无比，受到红卫兵的虐待，10岁时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轮奸、毒打，在工厂当童工。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写自己为赚钱去给一个美国家庭打扫卫生，擦地板很辛苦，受了雇主的气，按理说这和她上述的悲惨童年比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她却说：“我在我的国家也是教授的女儿，被父母宠爱，何曾吃过这般苦，可是苦又算得了什么，气才真正受不了呢。”（p.11）这说明傅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教授女儿，何曾吃过什么苦？

　　四、傅苹没有被越南华人绑架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自己刚到美国，抵达目的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时，在机场被一个越南华人绑架去给他的子女当“妈妈”，被关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才被警察救出。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在美国遭到的最大苦头就是打工，最大的奇遇就是谈三角恋爱和在高速公路开车爆胎，遇见的最悲惨的事是同屋的中国留学生摔断了腿却住不起医院，但对这段被绑架历险记只字不提，相反地，还说她到阿尔伯克基市第三天，就去和一个在南京时的邻居凯利约会去了，并抱怨说：“我来了三天，他才迟迟地与我联系，似乎有点过于冷淡。”(p.38)即使她记错了时间，把第四天记成了第三天，那么她那三天里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凯利想要联系她也联系不上，她怎么会去怪他过于冷淡呢？可见她到阿尔伯克基市就一直处于别人能联系上她的正常状态，所谓被绑架，是胡编的。

　　五、傅苹刚到美国时英语口语相当不错

　　傅苹在英文回忆录中，声称她刚到美国时只懂三个英语单词，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做任何交流，连飞机上的饭都不敢向美国空姐要。

　　但是在中文回忆录中，傅苹两次提到她在国内时背过英语九百句，而且背熟了，一到美国就全派上了用场（p.2, p.7）。她去语言学校报到时，能用英语介绍自己“你好，我的名字叫傅苹”，能对叫简爱的老师说比较复杂的英语：“简爱，这名字真好，我很喜欢那本文学名著。”能用国内学的英语应付分班考试：“在国内学的一点点英文似乎可以应付一大半的考试题，我暗自得意起来。”（p.2）根据考试的结果，她被分到了中级班。(p.4)

　　那么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在中文回忆录的前言中，傅苹说她父母亲帮助校对誊抄，即该书关于其国内的生活部分的真实性是经过她父母认可的。其对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对她在美国学习、打工的介绍，与其他人的经历相似，没有离奇之处（关于她在美国的经历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不算太离谱）。所以很显然，她的中文回忆录要比英文回忆录可信得多。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要在中国出版，所以不敢直写悲惨故事呢？她在英文回忆录里的那些离奇故事，父母文革期间受迫害，自己和妹妹相依为命，到美国时只会三个英语单词，在美国遭到绑架等，都不是什么敏感、犯忌的内容，没有必要回避。如果真的发生过，并写下来的话，不影响其出版，只会增加该书的可读性。

　　所以傅苹自己也很清楚，她胡编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很难骗过中国人，用中文写作时，就要老实得多。她当时在学校工作，没有经商、没有名气，也就还没有编造自己的人生传奇的动机。但是等到她创建了公司，有了名气，面对美国人时，就可以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想像信口开河编造自己的励志故事了，在这种时候美国人、美国媒体很容易骗。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在英文世界的这些信口开河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她17年前在中文世界出的回忆录还会被挖出来，两个世界的回忆录放在了一起，明明白白地揭示了一个骗子的真面目。

　　2013.2.27.

和讯博客首发

http://fangzhouzi.blog.hexun.com/83408202_d.html 　

来源：方舟子和讯博客
2013-2-25

　　《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记者Didi Kirsten Tatlow写了两篇关于傅苹事件的文章，一篇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www.nytimes.com/2013/02/21/world/asia/21iht-letter21.html ），一篇登在该报的博客上（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com/2013/02/20/true-or-false-the-tussle-over-ping-fus-memoir/ ）。对比这两篇文章，几乎就像是两个人写的。在博客文章中，Tatlow做了一些调查，让我们得以听到傅苹是如何再次改变说辞进行狡辩的，然而在报纸文章中，Tatlow却自己为傅苹狡辩起来，采纳了傅苹团队所谓记忆错误的说法，以中国信息不公开为由声称无法证明傅苹是不是在说假话。难怪傅苹自传的共同作者MeiMei Fox在推特上推荐这篇报纸文章却无视那篇博客文章，在傅苹团队的人看来，即便傅苹回忆录充满了错误，只要不能证明傅苹是有意说谎，就是胜利。

　　在《傅苹的“美国传奇”》一文中，我表示希望有人能去Albuquerque警察局查查有没有傅苹被越南华人绑架的记录，而且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所谓在机场被越南华人绑架去当了三天保姆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Tatlow博客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她去向Albuquerque警察局查了，而且如我所料，Albuquerque警察局并没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傅苹的狡辩是，她当时没有要求起诉那个越南华人，“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似乎她不要求起诉警察局就不会有这个案子的记录。只要有点美国社会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绑架是重罪，即使傅苹作为受害者不与警方合作，警方也不会因此就不立案。其次，即使不立案，也会有报警、出警、审讯的记录，而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三个被遗弃的小孩，警方需要找社会服务机构处理，更会涉及到一大堆文书，必然会有很多记录。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说明这个案子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完全是傅苹捏造出来的。

　　傅苹对自己在采访、回忆录中的错误，除了归咎于记忆错误，还怪罪给美国记者误解了她的意思而乱写。我曾指出傅苹接下来会把共同作者MeiMei Fox当替罪羊。果不其然，傅苹将其回忆录中的一些错误怪罪给Fox与她交流不善、用词夸张、不懂中国地理和只是在互联网上找不正确的资料来用——无意中透露了这本所谓回忆录并非完全根据傅苹的回忆，而是从网上找资料拼凑而成。傅苹甚至埋怨Fox不按她的要求进行改正。我在《习惯性说谎者傅苹》中举了一个傅苹回忆录胡编乱造的例子：傅苹在其书中说，1982年中国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后，苏州大学的全体女生每个月都要被大学官员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现在傅苹改口说，她本来说的是大学官员要求女生自己把手指插入阴道检查有没有经血，Fox写错了，她改正了三次都没有改过来。

　　就算傅苹本来的意思是官员让女生自己查经血让他们看，这个故事就可信吗？并不。第一，苏州大学当时应该有上千名女生，却从来没有哪个出来说曾经发生过这么离奇的事情，反而有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女生出来说从未发生过这种污辱人的事。第二，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是已婚妇女，当时在校女生几乎都是未婚，根本就不会在她们身上执行计划生育。如果要查未婚怀孕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计划生育，未婚怀孕的女生会因为不道德而不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处罚。第三，真的要查女生是否未婚怀孕的话，查月经是费力而不准确的做法。因为有那么多的女生，而她们的月经并不同步，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女生都查一遍。即使某个女生当月没来月经，也不能说明她就是怀孕，因为月经不规则是常有的是。学校查女生怀孕的目的不是为了尽早做孕期保健，而是为了强迫人流，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女生是否怀孕干什么呢？完全可以等到有了大肚子等明显怀孕特征后再采取行动。相信这么个普查月经（不管是自查还是他查）的人智力该有多么低下，而编造这个荒唐故事的人心理该有多么变态？

　　在《卫报》报道当时与傅苹同校同系的程映虹教授从未听说过傅苹主编的学生刊物《红枫》后，傅苹现在改口说，她记错了，她大学时参与编辑的学生刊物叫做《吴钩》（Tatlow错误地把它翻译成"No Hook"——《无钩》）。傅苹在书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她如何在大学期间组织一个叫红枫的学生社团（还附了一张社团成员合影），主编（现在改口是“参与编辑”）一份叫《红枫》的学生刊物，这份刊物当时如何在校内外闻名，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人手一册《红枫》，拿着它去见邓小平，被邓小平拿去看，上面一篇反党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主编傅苹因此遭殃……现在傅苹告诉我们她记错了这份著名刊物的名字。傅苹声称这是一个“任何人记忆都会出错”的例子，但我不相信会有人连自己在大学时代主编的刊物的名称都会记错。何况《吴钩》和《红枫》不论是读音还是意思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怎么会把《吴钩》记成了不存在的《红枫》？

　　傅苹也改口说，1979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刊物会议的代表拿的不是《红枫》，而是《这一代》。我不得不要指出，傅苹又“记错”了。《这一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出版的联合刊物，而且是由武汉大学出的，与傅苹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江苏师范学院并无代表去参加会议。《这一代》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停刊的原因是里面的两首诗，而不是傅苹说的那篇“反党”文章，《这一代》上面也没有那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自首》的文章。

　　《星岛日报》在去年报道傅苹被评为“杰出归化美国人”时曾说她是靠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的绿卡，因此人们怀疑她编造如何在中国受迫害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现在傅苹说，她是靠和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的绿卡：在1986年9月1日她在加州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三年后离婚。她说她此前之所以对这次婚姻只字不提是为了保护这个美国人。她在保护这个美国人什么呢？难道她已预见到她的回忆录会受到批评、揭露？她在所有的履历、采访和回忆录中隐瞒这段婚姻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那么光彩。搜索婚姻登记记录可以知道在1986年9月10日有一个叫Ping Fu的人和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但不是在加州，而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那里是结婚和离婚的天堂，手续极其简便，在美国影视、文学作品中，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往往被当成结婚不严肃的表现。傅苹这段她才到美国两年多就结上的婚姻对她来说就像几乎不存在一样，这是她在回忆录里自己表露出来的：

　　“我几乎30岁了，却没有个人生活。自从我抵达美国5年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在疑惑，究竟什么是美国生活？如果我要把这个国家当家的话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和体验的。……最终转变我的个人生活的，不是我上的某门课程或我读过的某本书。而是某种完全没有计划的，与有意让我自己‘融入’无关的东西：一次罗曼史。”

　　傅苹30岁的时候已与美国人Richard Lynn Ewald结婚了两年，她却还在抱怨自己没有个人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美国生活，还在等着来一次罗曼史，与一个奥地利人（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罗曼史才让她融入了美国社会。这说明她与Richard Lynn Ewald的婚姻名存实亡，与爱情无关，而与绿卡有关。为了防止靠与美国人假结婚骗取绿卡，美国移民法规定与美国人结婚后一开始只能获得临时绿卡，结婚两年后才能申请转为正式绿卡，等正式绿卡批下来又要过几个月，拿到正式绿卡就可以离婚了，所以这种绿卡婚姻往往只持续三年。

　　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Tatlow文章说傅苹的某些经历虽然听上去很怪异，但是有可能是真的。它举了傅苹说她由于其研究杀婴的大学毕业论文激怒了政府，被公安绑架囚禁了三天一事。Tatlow给出了两条“证据”：

　　一个“证据”是傅苹出示了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傅苹突然没有毕业就离校，校方说是傅苹由于失恋而精神失常。傅苹声称，那是一个政治掩盖行为，实际上她由于写了一篇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农村普遍杀溺婴的论文，被报纸报道后，国际舆论大哗，给她带来了麻烦。

　　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首先是时间对不上。这封信是1982年5月写的，而傅苹在其自传中声称她由于论文遭到关押是1982年秋天的事，本月初傅苹的公关人员答复《福布斯》记者的采访时也“确认”傅苹“1982年秋在被政府扣押”。所以5月份信里提到的她突然离校不可能指的是她被关押。其次，傅苹自传中也提到了“因精神失常不毕业就离校”一事，但是是她妈和她为了避免毕业被分配到外地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而不是校方的政治掩盖行为。

　　Tatlow给的另一个“证据”是，《纽约时报》在1983年4月11日报道说，1983年3月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当前残杀、溺杀、遗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Tatlow会把这当成证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是1983年3月3日，距离傅苹说她被监禁的时间1982年秋晚了半年。该报道标题是《全国妇联负责同志就安徽十五名妇女来信发表谈话 呼吁社会各方面与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是对2月23日该报刊登的一封反映生女孩的母亲在农村遭到歧视的读者来信《我们要求第二次解放》的回应，来信中并没有涉及溺杀女婴的内容，该报道也只是顺便提了一句“近两年来，全国妇联曾不断收到各地寄来的材料和群众来信，反映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的原文并没有“残杀”一词，那是《纽约时报》擅加的）。所以该报道的时间、内容无论如何与傅苹的所谓论文扯不上关系。

　　傅苹声称，她的毕业论文是中国首次报道中国由于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由于引起了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才怪罪到她头上。

　　实际上，在傅苹声称其完成论文的时间（1982年）之前，中国报刊都已正式报道过实行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现象，而且被美国媒体转载：1981年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s报道说，中国《人口研究》季刊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一胎化政策导致杀女婴这一犯罪行为 (EIR Volume 8, Number 12, March 24, 1981, page 49, Volume 8, Number 13, March 31, 1981, page 54, and EIR Volume 8, Number 21, May 26, 1981, page 50)。中国政府要怪，怎么也怪不到傅苹。既然在傅苹论文完成的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报刊都在报道杀女婴的事，可见这并非敏感话题，怎么可能因此去抓傅苹并把她驱逐出境？

　　Tatlow声称，在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前，没法知道傅苹说的是不是事实。

　　美国档案够开放了吧？公开辩论也是允许的吧？但是Albuquerque警方找不到傅苹被绑架的记录，傅苹一句“我不知道警察局是怎么保存记录的”不也让Tatlow不敢说她说谎？虽然Tatlow应该很清楚Albuquerque警方该不该有记录。

　　事实上，傅苹的中国传奇故事根本不涉及国家机密，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就可以认定傅苹说谎，哪里用得着去等遥遥无期的“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你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不开放、不自由，虽然那样做很政治正确。更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无视眼前的基本事实，虽然某些西方记者习惯这么做。

　　退一步说，就算傅苹所说的陈年往事的真实性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么看看傅苹对刚刚发生的事是如何造谣、说假话的，也可以认定这是个没有信用的习惯性说谎者。她前几天才向《卫报》说她不应该把对她的批评称为抹黑行动，现在又对Tatlow控诉起她是如何遭到了抹黑了，但谎话连篇：“他们试图从网上得到我女儿的名字”——其实她女儿的名字在其自传的第一页上就有；“他们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庭，到南京骚扰我的邻居”——我在网上转了傅苹声称是其上海老家的豪宅照片，请人去找找看那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豪宅，虽然有多名网友去找过，到现在也还没找着，怎么去包围？的确有人问了傅苹在南京的邻居关于傅苹的事，但是邻居并不觉得是被骚扰，反而作证说傅苹在说谎；她说她的第二任离异丈夫Herbert Edelsbrunner收到了许多“憎恨信件”——我看到的是，批评傅苹的人如果提到Edelsbrunner都是同情他的，觉得他的功劳被傅苹霸占了，谁会去给他寄“憎恨信件”？难道是傅苹的支持者寄的？

　　傅苹近日接受其公司所在地一家媒体News & Observer的公关采访(http://www.newsobserver.com/2013/02/23/2699216/geomagic-founder-ping-fu-says.html )，继续造谣，说她遭到了互联网恐怖主义攻击，说对她的抹黑行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黑客部队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的——其实只要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是后来的；说我发动了抹黑行动，说我在第二或第三篇文章里说“我才不在乎她成为（抹黑行动的）受害者，我的目标是西方媒体”——我在哪篇文章里这么说过？

　　Tatlow，你认为要傅苹在这些刚刚发生的事情上撒谎，也需要政治正确地等到中国开放档案和允许公开辩论之后吗？

　　傅苹1996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她本人一个人写的自传《漂流瓶——旅美散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中文自传里，傅苹叙述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生活，与她现在在英文回忆录里所说的，截然相反，更证明了我们对她的质疑是对的：这是个骗子。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就把傅苹的中文自传和英文回忆录做个对比。我也希望Tatlow能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把《漂流瓶——旅美散记》借来读读（Tatlow说她能读、写中文），写一篇追踪报道——这本书是公开可借的，不用留待将来。

20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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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舟子和讯博客
2013-2-21

　　哈洛尔德·伊万斯（Harold Evans）是英国著名的新闻人，著名到什么程度呢？2000年他被国际新闻协会评为50年来50名世界新闻自由英雄之一。2004年他因为在新闻领域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英国著名的调查记者，首先报道过多起著名事件，因为正义敢言而名噪一时。后来移居美国，担任过《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杂志的主编，目前为路透社的非在编编辑（editor-at-large）。其妻子是美国新闻界的重量级人物，《新闻周刊》和《野兽日报》的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

　　就是这么一位西方新闻界大佬，最近在《野兽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傅苹的迫害》（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3/02/11/the-persecution-of-ping-fu.html ），把世界华人对傅苹回忆录的批评称为是对傅苹的迫害。伊万斯的妻子布朗是傅苹的重要支持者，曾在美国公共电台推荐傅苹回忆录，其主办的《野兽日报》也力推过傅苹回忆录，并在傅苹受到批评时最先发表报道，违反新闻道德，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对傅苹的批评称为有组织的抹黑行动。伊万斯本人曾代表路透社采访过傅苹，对傅苹的“传奇故事”毫不怀疑。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出来继续为傅苹站台，并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在其站台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拙劣的文风和低下的新闻素养，与其新闻界大佬的形象完全不符。

　　伊万斯主要针对的是亚马逊网站上傅苹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后面的大量的1星（最低）书评。傅苹回忆录原先在那里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撰写的5星（最高）书评，在上个月月底开始出现了几百条由华人撰写的负面书评，把它的平均分拉到了不到2星。这个看上去不寻常的现象本来有一个很寻常的解释：因为我在上个月月底开始批评傅苹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注意。我的读者群这么大，有几百个亚马逊用户因此去发表负面书评，根本就不足为奇。但是伊万斯不这么认为。他在文章中故意对我只字不提（为什么说是故意呢？因为此前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包括《野兽日报》自己的报道以及傅苹的回应全都点名或不点名地提到我的作用，他不可能不知道），把大量负面书评的出现归为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水军发的。伊万斯声称，在亚马逊发书评只要有一个电子信箱即可，一个人可以用多个信箱注册多个帐号，冒充两个人、20个人、100个人发书评。他对亚马逊的这种“公开性”很不满，而且抱怨亚马逊处理投诉不力。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伊万斯甚至懒得去查一下在亚马逊发书评的基本要求。要在亚马逊发书评，并非只要有电子信箱即可，还必须曾经在亚马逊购买过东西（不一定是购买要评论的书），必然在亚马逊留有真实姓名和地址。虽然在亚马逊可以用化名发书评，但是评论者的身份都是真实的，一个用户很难同时在亚马逊上有两个帐号发评论，更不要说一百个帐号。

　　lin是最早在亚马逊对傅苹回忆录发表负面书评的，并不断补充，成为最为详尽的、讨论最多、也最受好评的书评，一直被自动置顶，也就遭到伊万斯特别关照，攻击说这个lin不知道是“男人、女人还是两性人”，虽然lin自己在书评里说了是女人，并可由亚马逊作证。伊万斯还说lin的书评虽然是负面的，却冒充5星书评。虽然有的负面书评故意打5星进行讽刺，但lin的书评在被删除前一直就是打的1星，可见伊万斯调查工作之马虎。在傅苹团队的不断投诉下，lin的书评被亚马逊以“扰乱视觉”为由删除。lin新发的书评才改给了讽刺性的5星，但那是伊万斯文章发表之后的事了。

　　二、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中国政府组织的“憎恨运动”。伊万斯并引用了一大段资料来证明中国存在拿钱发贴的五毛。网上当然有五毛，这并非秘密。但是你不能像国内微博上的“公知”那样把批评者一概当成五毛。想要证明傅苹的批评者是五毛，至少要能够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费心费力组织这么场跨国运动？傅苹并非中国政府的敌人，恰恰相反，近年来她频繁到中国访问、做报告（例如2009年7月10号在南京大学做报告），其创办的杰魔软件公司在上海有分公司，中国媒体此前多次发表过吹捧她的报道（例如：《莫愁·智慧女性》2009年10期《美国新富傅苹：我靠中国智慧成功》，《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24日《美籍华人女企业家傅苹获“杰出美国人”称号》，《中国新闻报》2012年3月14日《华裔女企业家傅苹演绎精彩人生》）。傅苹回忆录虽然讲了自己在国内时的悲惨遭遇，但是那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亚马逊上描写中国黑暗面的书籍比它更出名的、更悲惨的还有的是，为什么就没有哪一本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所以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要对傅苹或对她的回忆录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中国政府莫名其妙地要抹黑傅苹，它又如何组织得起来？在亚马逊网站上写负面书评的基本上都是海外华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因为那是在美国的网站，必须买过东西才能写书评，而且必须用英文写。只要抽查几篇负面书评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是由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写的，才有那样的英文写作水平。中国政府怎么指挥得动这么多的海外华人，其中很多已加入美国国籍？而且华人不分政治派别一面倒地给予傅苹回忆录负面评价，斥责傅苹说谎，几乎找不到有华人支持傅苹的（一两个“方舟子反对的我就支持”、借此攻击我的方黑忽略不计），中国政府何时有了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何况质疑傅苹回忆录真实性的还有非华人学者（见《卫报》的报道），难道中国政府连他们都指挥得动？也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网站号召大家去写负面书评。相反地，倒是见到傅苹及其团队的人在号召支持者去写正面书评和向亚马逊投诉。

　　伊万斯控诉说，宾州（州立）大学亚洲历史学家Erica Brindley因为在亚马逊支持傅苹，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伊万斯没有告诉读者的是“人肉搜索”的结果：Erica Brindley是傅苹回忆录代笔者MeiMei Fox的嫂子。Erica Brindley是以“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汉学专家”的身份站出来力挺傅苹的，因为她的发言内容与她的身份不符，人们才怀疑她是否与书的作者存在利益关系，搜索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种“人肉搜索”完全是正当的，这就好比伊万斯当年为反应停的受害者维权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剧烈地为反应停厂家辩护，他肯定也会想到要去查查此人是否与厂家有着利益关系。伊万斯还控诉说，有一个叫Van Harris的人因为替傅苹说话，就遭到了人身攻击。首先对傅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恰恰是Van Harris自己（我也受到其人身攻击，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而且他还威胁傅苹的批评者。此人是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自由图像设计师，有可能与位于该州的傅苹的公司有合作关系。

　　伊万斯说，回忆录难免有错误，指出记忆错误应该受欢迎。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试图让傅苹丧失信用，乃至破坏她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并不认为傅苹回忆录中大量的关键性错误是回忆错误，而是有意说谎。那么，对于一个靠撒谎来获得名声和利益的人，难道不该让她丧失信用，破坏她的生活吗？

　　伊万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地力挺一个撒谎者，不像一个合格的新闻人，更不要说是一个新闻界的英雄。如此大失水准，是因为对中国的无知、对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对华人的偏见。试想，如果换另一个族群，例如犹太人揭露那些捏造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悲惨故事的人（这种事曾发生过），伊万斯敢毫无根据地说这些批评者是在拿钱搞抹黑行动吗？显然不敢。为什么对华人就敢？还不是种族主义偏见在作怪，似乎华人天生就没有正义感，没有独立性，只会听从政府指挥，拿钱替人办事。不管你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不管你是否已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在伊万斯这些人看来，你仍然是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随时准备效忠中国政府——伊万斯等人这么做，才是抹黑行动。

　　201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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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舟子和讯博客
2013-2-17

　　傅苹回忆录不仅讲了她在中国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生传奇，也讲了她在美国的人生传奇，但是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离奇得经不起推敲，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撒谎的习惯性说谎者的信口开河。

　　我们先来看看她刚到美国的情形。其回忆录一开头就说，1984年1月14日，她从上海飞往旧金山，飞了14个小时（2005年她接受《公司》采访说是12个小时），也就是说，她坐的是上海飞往旧金山的直达航班。飞机上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当空姐，她因为只会说3个英语单词，连吃喝都不敢要，只靠打手势要了一叠餐巾纸来写东西。也就是说，她坐的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公司》采访更明确说是坐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

　　但是在80年代美国航空公司没有中国到美国的直飞航班，需要在东京转机。第一个由美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中美直达航班是1996年5月1日西北航空从北京到底特律的航班，第一个上海到旧金山的美国航空公司直达航班则迟至2000年4月才由联合航空公司开通。（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_route_authority_between_the_United_States_and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 ）

　　所以傅苹应该和当时的留学生一样，坐的是国航的直达航班。国航是中国人当空姐，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她为了捏造其不懂英语的窘迫，给改成了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旧金山后，去柜台购买飞往目的地Albuquerque的机票（她要去那里的新墨西哥大学上学）。她身上带着一张80美元的旅行支票，那是她在上海查到的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的票价。但是柜台工作人员不卖给她票，经过一个懂汉语的工作人员的翻译，她才知道票价涨了5美元，而她身上没有带多余的钱。这时排在她身后的一个陌生美国人替她交了5美元让她买票，也让她首次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温暖。

　　这个讨好美国人的小故事漏洞百出。

　　第一，她既然能够在上海查到去Albuquerque的票价，为什么不直接买联票，而要在转机时再补买？那样票价更贵，而且冒着买不到票的风险，完全不合情理。

　　第二，美国机票票价的确是浮动的，买得越晚越贵，如果是当天现买最贵，而且1984年1月14日是星期六，票价比平时更贵。按我在90年代初的经验，像她这样一张机票（从旧金山到Albuquerque要飞两个半小时），在星期六现买的话要花几百美元，1984年的情况不会差别太大（80年代出国的老留学生确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85美元就搞定了呢？而且美国票价和中国票价不一样，一般不会是整数，她怎么会在上海打听到票价刚好是80美元？即使编个79美元也更合理。

　　第三，她为什么带的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而且旅行支票是为了避免携带大宗现金才会去换的（银行通常也有一个最低金额要求，比如至少换200美元），比现金安全（需要签名，可以挂失），但不方便使用。她只有80美元，完全可以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带现金，为什么特地去换成旅行支票？《公司》的采访说，她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政府官员给了她一张去旧金山的机票和80美元的旅行支票让她去Albuquerque留学——如果旅行支票是政府送给她的，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好意思再胡说是政府把她驱逐出境的，而之前旅行支票的说法却延用下来，显得莫名其妙。

　　第四，一个人出国，怎么可能只带正好的票钱，却不带任何零花钱？难道她或她的家人不会考虑到她途中可能要花钱吃饭、打电话、乘坐公共交通？当时的留学生虽然穷，美元兑换也控制得很严，但是最惨的也会身上带几十美元的零花钱。当时出国留学可以在银行以极低的官方汇率兑换几十美元的零花钱，还有黑市可兑换。像她这样身上除了票钱一分钱不带从而要靠陌生人救济的，闻所未闻，也不合生活常识。她又不是孤儿，全家人都到上海给她送行，临行前吃大餐（有照片为证），凄凄惨惨送到机场，她的姨妈还塞给她一盒鸭肉让她在飞机上吃，家里又有钱，怎么就不给她零花钱呢？如果像《公司》报道说的那样，她是被塞进飞机驱逐出境的，政府官员没给她零花钱，那还说得过去。但是她现在不敢再那么说了，这个谎就圆不了了。

　　傅苹接着说，她抵达Albuquerque后，在机场给盛先生打对方付费电话，但是盛先生没有接电话。盛先生是傅苹父亲的学生，是他安排傅苹到新墨西哥大学留学的。后来傅苹知道当时盛先生已毕业，外出旅游了。

　　当时在美国打对方付费电话要这么打：拿起公共电话拨0，这时会有接线员问你要干什么，你说要打对方付费电话，告诉接线员对方号码、姓名和自己的姓名，再由接线员拨通对方电话。傅苹自称只会三个单词“Hello, Thank you, Help”，而且也听不懂英语，怎么跟接线员交谈？难道她是用汉语拨的电话，而且碰巧碰上了一个会讲汉语的接线员？如果是这样的巧合，岂不更该在书里大书特书？

　　傅苹接着说，她拿了一大箱行李坐在机场外面不知所措，这时来了一辆车，一个越南华人用口音很重的汉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她说要去新墨西哥大学，越南华人就提出送她过去。途中越南华人说要在家门口停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让傅苹进去花一分钟跟孩子们打声招呼。傅苹一点都不怀疑地下车跟他进门。一进门，越南华人给她一盒饼干，结结巴巴地说：“我老婆离开我了。我要去上班，你帮我照看小孩几个小时。”然后他冲到屋外，用挂锁反锁住门跑了。屋里有两个三、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女婴，一起对着傅苹叫“妈妈”。这是一座美国政府给难民住的补贴公寓，里面没有电话，窗户很高而且有铁栏杆，从里面爬不出去，让傅苹想起中国的监狱。孩子他爸一直没有再出现。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饼干，只在空空的屋内找到一盒通心粉和奶酪，吃了以后就开始饿肚子了。于是傅苹和孩子们对着窗户大喊“Help!”没人听到。第二天继续喊，还没人听到。第三天再喊，有邻居听到了报警，警察把他们带到市中心的警察局，警察想让傅苹起诉那个越南华人绑架罪，傅苹不愿意，警察就把她送去了新墨西哥大学。傅苹人生的最后一场苦难就此结束，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这个故事的漏洞更是多得像筛子了：

　　第一，越南华人老婆跑了，上班前就去机场绑架一个陌生女人来给小孩当保姆，他可真有创意，真放心啊，就不怕陌生人拿小孩出气？如果这个越南华人不顾自己小孩死活，又何必去绑架一个保姆？

　　第二，越南华人走前留了一盒饼干，可见还考虑到吃饭问题，不想把他们饿死。但是一盒饼干和一盒通心粉也不够四个人吃一顿啊（就算他没料到会一去不回），他真不想饿死自己的小孩，总该多留点食物吧。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啊？实际上，美国穷人什么都缺，就不会缺吃的，因为政府会给穷人食物券，尤其是家有小孩的，食物券多得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可见编这个故事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穷人的生活，是按中国穷人思路来编的。

　　第三，哪有三、四岁的小孩见了陌生女人就叫“妈妈”的？

　　第四，美国住宅的窗户通常不会有防盗栏杆，即使个别有防盗栏杆的，也很容易从里面打开，这是为了火灾时逃生的需要。像那种监狱式的铁栏杆窗口虽然在中国住宅很常见，在美国住宅是不可能有的，在政府的补贴公寓更不可能有，因为那是违反消防条例的。这又是按中国的思路来编。

　　第五，四个人一起对着窗户高喊“救命”，连续喊了三天才有邻居听到，这政府的补贴公寓的隔音效果也太好了吧？实际上美国房子的隔音都是非常差的。

　　第六、越南华人说要送傅苹去学校，她那一大箱行李应该被带上车了。傅苹跟着越南华人进屋时，行李应该还留在车上，因为越南华人只说进去一分钟打声招呼，如果拿行李就会让傅苹起疑。傅苹一进屋，越南华人就反锁门开车跑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傅苹的行李一直在越南华人的车上。这个越南华人后来消失了，故事讲完时都没有再出现，那么傅苹后来是怎么拿回她的行李的？编故事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漏洞吧？

　　第七，这个越南华人绑架和虐待儿童的罪行很明显，警方不需要傅苹的配合也可以通缉、起诉他。如果去当地调查应该可以找到诉讼记录，即使因为抓不到人而没有进入诉讼程序，那么也应该有当时出警、审讯傅苹的记录。不过我敢肯定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因为本来就是胡编的一个故事。

　　如果说傅苹的中国传奇需要有一定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知识才能看穿，美国人受骗上当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傅苹的美国传奇却是根据美国生活常识就可以看穿的，却也把美国读者骗得团团转，好评如潮，这一怪现象，的确够“传奇”的。

　　20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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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15

　　英国《卫报》在2013年2月13日发的第二篇关于傅苹回忆录引起的争议的报道很下功夫，不仅把我们已发现的问题拿去询问专家和让傅苹解释，而且还新发现了两处此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一处是傅苹在书中声称孙中山“将我的爷爷和叔公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在研究孙中山生平的专家质疑这一说法后，傅苹对记者改口说，孙中山是照顾他们，而不是实际收养他们。报道发表后，傅苹在加拿大人John Kennedy的博客下面留言，称她的曾祖父是民国烈士傅慈祥，并奇怪专家为何要否认其存在。http://www.scmp.com/comment/blogs/article/1149921/some-vindication-ping-fu-and-malicious-chinese-cyber-trolls?page=all#comments

　　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过傅慈祥这个人，专家否认的是孙中山与傅家存在收养关系。傅苹有可能是傅慈祥的曾孙女并靠这层关系去美国留学，那么傅家与孙中山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呢？

　　傅慈祥是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的成员，1900年与唐才常成立自立军, 准备在武汉三镇起事，被张之洞发觉而遇害，史称“自立军起义”或“庚子起事”。傅慈祥留有两个儿子：傅光培（也叫傅养荪）、傅光植（也叫傅芸荪）。小儿子傅光植默默无闻，大儿子傅光培则是武汉名流，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在《缅怀先父傅慈祥——纪念庚子汉口起事八十周年》一文中他写道：

　　“1912年四月，孙中山先生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后，莅临首义之区视察，那时我才十二岁（方舟子按：应是十六岁）。先父同学刘道仁引我去见孙先生，我问刘怎称呼？刘叫我称大总统。我向孙先生鞠躬称大总统。刘向孙先生介绍：‘这是傅慈祥的儿子。’孙先生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不要叫我什么总统，叫我伯伯好了。’孙先生问了我的年龄后，嘱我好好读书，继承父志。”

　　在傅慈祥牺牲11年后，孙中山才首次见到傅荣祥的儿子，而且连年龄都不知道，其陌生可知，怎么可能存在收养或近乎收养的关系？孙中山只是客气地要傅光培叫他伯伯，就被傅光培大书特书，传为佳话（一些文献都提及此事），如果对傅家子弟有实质性的照顾，例如接济、提携，那更要大肆宣扬了。但是傅光培却只字不提，说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就仅限于这一面，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更没有被收养。傅光培一直在武汉工作、生活，有一女儿，傅苹的祖父很可能是傅光植，如果那样的话，他甚至连孙中山的面都没见过。

　　另一处是傅苹声称在1979年邓小平读了她发表在学生刊物上的文章，她因此遭到校方的关押、批评。她在书里声称，1979年10所高校文学社的代表计划在北京聚会，会议在最后一分钟被政府禁止，改由邓小平私下接见与会代表。接见时代表们人人手里拿着一册傅苹编的《红枫》杂志，邓小平问大家最近在读什么，一个代表就把《红枫》给了邓小平，然后邓小平就看到了登在上面的大胆文章。

　　1979年7月，由武汉大学张桦发起，10所大学文学社团代表在北京聚会。张桦近年来写过回忆文章，接受过采访，对事情的经过叙述甚详（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538323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会议在张桦家举行，官方并无干预，后来他们还去见了文艺界领导陈荒煤。与会代表并无傅苹所在的江苏师院的人，邓小平也没有接见与会代表。傅苹说邓小平接见是她听人说的，问题是除了她，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没有别人这么说过。邓小平接见并阅读她的文章更可能也是她做的美梦。

　　这次会议后，这十所高校的文学社以及后来加入的南开大学、杭州师大、贵州大学文学社共13所文学社联合出版了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创刊号就被官方叫停。傅苹声称《这一代》登了她的文章。但是查《这一代》的目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403821.html ），里面并无傅苹说的文章。实际上，《这一代》激怒高层的，是里面的两首诗：王家新《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与傅苹或其文学社没有关系。

　　傅苹声称她主编的《红枫》杂志很出名，但是和她同时在同一个系读书并且也有自己的文学社团的程映虹教授却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傅苹辩解说是因为那是一份地下杂志，所以别人不知道。但是她又说其他学校的文学社代表人手一册这份“地下杂志”，难道只是在本校地下，到校外就跑地上了？

　　现在已发现的傅苹回忆录的虚假不实之处已有十几处，其回忆录出版商声称这些只是小错误，以后要改正。实际上这些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错误，如果真的都要改正的话，她那部回忆录得全盘重写，而且将变得没有那么励志。一个习惯性说谎的人，是事无巨细都忍不住要说假话的，其书中的虚假不实之处绝不止这些，也不限于只是其国内的经历造假，其在美国的经历也同样造假，以后我还会一一指出。

20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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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第一次婚姻，这就是我如何得到了绿卡，”她在电话中说。

怎样相信她这句话？一个连轮奸都敢往自己身上胡扯的人，乱编结婚次数又有何难？

两点：

1、傅苹为个人利益而编造苦难经历是对那些真正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侮辱。
2、西方的政治宣传并不比中共的宣传机器逊色。

来源：BBC中文网
作者：蒙克
2013年2月20日


54岁的傅苹是美国信息行业为数不多的女性总裁之一，且在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

美国成功的华裔商人傅苹出自传中诉说幼年在中国的悲惨经历受到众多质疑。如果能抛开争议不说，这本取名为《弯而不折》（Bent not Break）如果能畅销，应该会激励更多读者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

本来《弯而不折》或许能成为一本励志的书籍，也能成为批判集权制度下人民遭受苦难，赞扬美国社会提供追求和实现梦想机会的作品。但是这部《自传》由于其真实性受到读者质疑，被一些人比作“传奇小说”。

某种程度上，《弯而不折》作为文学作品，同70年代中国的“伤痕文学”如出一辙，二者都是政治上“拨乱反正”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忆苦思甜

为傅苹出版自传的出版商的推销宣传中，大多是类似“忆苦思甜”式的评论：“集权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到美国获得了新生，甚至成为财富500家企业的总裁”。

还有评论说“傅苹的自传无与伦比，是2012年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许多述评作者赞叹傅苹“这位女性从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渡过艰辛童年，后来奋斗成为美国高技术行业的顶层高管的经历，说她体现了美国梦想。”

还有其他美国成功人士说，“百折不挠是如今商界和生活的最重要的素质，傅苹的故事对此作了最佳诠释，她还体现了优雅及其他优秀品质。还有评论把傅苹自传的主题拔高到体现了人性的顽强和乐观。”

一位书评作者赞叹道：“傅苹的经历可以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内容媲美”。

但是恰恰由于这种“传奇性”，傅苹的经历受到来自许多人的质疑，包括她在中国和美国的同学，也包括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

撒谎与诚信

方舟子指美国商人傅苹取名为《弯而不折》的自传“漏洞百出”。方舟子说，傅苹回忆录不仅讲了她在中国文革期间和以后的经历，也讲了她在美国的传奇经历。他通过对书中大量细节的分析，认为这前后两部分经历都离奇得经不起推敲，并且指傅苹是个“事无巨细的习惯性说谎者”。

傅苹在其自传中谈到年幼在中国被送进劳改营并且被轮奸，还说自己在大学就读期间因发表关于妇女杀婴的论文被中国“驱逐出境”。傅苹在2010年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她在文革期间在红卫兵的威逼下亲眼目睹了一名老师被“四马分尸”处死。

在亚马逊售书网站上，有一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磨难的人评论说，傅苹的所谓“经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是来自“编造、想象、过度夸张甚至故意误导”。

还有在美华人读者评论说，“毫无疑问，傅苹绝对聪明、有足够高的情商能够蒙骗美国移民局和吹捧她的福布斯杂志和其他媒体，但她最大的错误是试图去中国欺骗中国人。”

批判者说，揭露傅苹未必是为文革或毛泽东辩护，而是因为傅苹触及做人的底线。他们认为撒谎者不该受到如此嘉奖，诚信也不该如此受到摧残。还有评论说傅苹为个人利益而编造苦难经历是对那些真正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侮辱。

＂伤痕文学＂


假若能抛开内容真伪的争议，或许可以把傅苹的书当作海外“伤痕文学”看。自70年代西方出版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后，许多离开中国去西方的作者在西方也陆续发布过类似的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控诉作品。

中国70年代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所谓“伤痕文学”主要描写人们在文革中受到肉体和精神伤痛，附带对文革时期的反思。在政治上，在所谓“拨乱反正”年代这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还起到了树立新正统，否定“极左”时期旧正统的意义。

有人说伤痕文学使文学人物摆脱了“三突出”（即强调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和“假、大、空”等程式化的说教。伤痕文学的确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过去“三突出”和“高大全”脸谱化文艺的反感，反映了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真实感受。

从发布在亚马逊网站的众多书评和其他评论中可以看出，《弯而不折》受到的评判和抗议主要来自出身中国大陆的读者和华裔读者。这部海外“伤痕文学”起码没有引起文革时期亲历者的共鸣。作者似乎为迎合美国和西方读者，有意无意地走到了当初的“伤痕文学”的反面，即通过“蓝阴暗”（或“矮小缺”）来弱化和仇化敌对方面以突出“伟光正”（或“高大全”）。

在大批声讨和抗议声中，在亚马逊网站上有评论似乎很冷静地提醒大家：“这些批评毫无疑问令傅苹的信誉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但是在这场争执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共政权”。评论说，由于傅苹低劣地描写严肃历史，激怒了中国人，使他们看到西方媒体无视事实，认为西方的政治宣传并不比中共的宣传机器逊色。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_watch/2013/02/130219_china_watch_fuping_controversy.shtml

来源：国际先驱论坛报

傅苹；一个着名的美籍华裔商人以及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弯曲，但不断裂》的作者；是否编造了她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可怕经历，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们（指傅苹的故事）帮助她申请政治庇护成为美国人吗？

　　这是她的批评者，许多和傅苹一样也是美籍华裔所问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一指控可以成立。最近，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声称遭受迫害孵化了一种移民业务。涉及的律师为客户作出虚假的政治庇护移民申请。

　　正如我在这一周“本人发自中国的信”中所说，傅女士被指责在她的回忆录中制造了很多的东西。她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美国政府授予她，软件公司Geomagic的创始人（该公司正在被3D系统收购），“2012年杰出美国选择奖”。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网站，傅女士是白宫国家咨询委员会，创新与创业板的顾问，妇女技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傅女士否认这一指控。虽然她在回忆录中辩解：自己因为大学期间报道杀害女婴，在１９８４年被“悄悄地驱逐”到美国，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解释：她如何成为了美国公民。

　　在“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她说（显然是第一次提及此事）：保持沉默的原因是试图保护她的第一任丈夫，一个美国人。此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她说：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她所住的加州。

　　“我有第一次婚姻，这就是我如何得到了绿卡，”她在电话中说。她1986年9月1日结婚，三年后离婚。到现在为止，她只能保持沉默，因为对她的网上“抹黑”活动，主要是由那些中国老乡所做。他们指责她说谎，并发展到在生活中对她进行骚扰。她说：“他们抹黑我的名字，试图在互联网上得到我的女儿名字，并派人到上海包围我的家人，到南京来骚扰我的邻居。”她说她不明白指控者们原告愤怒的原因。这些人和美国移民当局接触，质问她的获奖以及她的公民身份；他们还联系3D系统的股东，警告他们（傅苹）是“骗子”，不要购买Geomagic。她的第二任丈夫，赫伯特•Edelsbrunner（她已经和他离婚），也收到了众多“充满仇恨的电子邮件”。“我只是不想伤害无辜的人。”，她说。

　　如果说“第一次未公开的婚姻”说法有助于平息争议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说法（解释傅苹故事中的矛盾）。傅苹说：其中有些是她的代笔，洛杉矶的ＭＥＩＭＥＩ福克斯，夸张或者和她本人沟通不清晰的结果。

　　在采访中，她主动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例子：（她的书中？）一个广受诟病的说法是“经期警察”。当局在实行一胎化政策初期，检查妇女的月经周期，在以确保她没有怀孕。为了阻止妇女使用他人的卫生巾，他们有时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指，检查经血。这其实是福克斯女士的误解，傅女士解释，描绘成使用其他人的手指 - 当然是对一个女人的身体的侵犯。

　　福克斯女士“写错了，”她说：“我纠正了三次，但并没有得到纠正。妇女是用自己的手指来显示经血。没办法，错误已经打印出来了。”在一般情况下，福克斯女士“可能只做了一些可能导致错误的互联网搜索”，傅女士说。“错误主要涉及一些用词：‘所有，绝不，任何'，这些词很难让人接受，”傅女士说：“她（指福克思）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在她的回忆录的开头，傅女士写道：她刚到美国就碰上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她在新墨西哥州被一个越南裔美国人绑架，并反锁在他的公寓里，被迫照顾他非常年幼且失去母亲的儿童。阿尔伯克基（被指控绑架事件发生地）警察局的纪录办事处一位女发言人说：在他们的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当被问及此事，傅女士重复说，她没有报案，因为刚从中国来，害怕所有的警察，“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保持记录，如果没有任何犯罪指控和记录的话。”

　　在给我的一个电子邮件中，她承认了一个错误。她在１９７９年大学（当时江苏师范学院，后来它更名为苏州大学）期间帮助编辑的一个杂志不叫《吴钩》，或“无钩”，而是《我们这一代》。该杂志被带到北京参加会议，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每个人的记忆都有错误。”。

　　但来自中国和美国华裔社会的大规模网上愤怒存在更大的问题。 “二十多年了，我真的不了解（现在的）中国。我没想到自己写的东西会产生这么大的愤怒，”她说。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了，民族主义观点变得更强大了，”她说，靠“民间的对话”解决分歧显然更加困难。

　　True or False? The Tussle Over Ping Fu’s Memoir

By DIDI KIRSTEN TATLOW
FEBRUARY 20, 2013, 8:31 AM


　　Did Ping Fu, a prominent Chinese-American businesswoman and author of a recent memoir, “Bend, not Break,” make up her horrible experiences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gain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Did they help her become an American by claiming political asylum?

　　That’s what her critics, many of them fellow Chinese-Americans, say. It’s an accusation that can stick. As a recent New York Times investigation showed, claiming persecution has spawned an immigration industry involving lawyers prepping clients to make false asylum claims.

　　As I write in my Letter from China this week, Ms. Fu is being accused of making up a lot of things in her memoir. She’s also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the U.S. government honored Ms. Fu, the founder of the software company Geomagic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old to 3D Systems), with a “2012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 award.

　　Ms. Fu is on the board of the White House’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Women i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Web site of the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Ms. Fu, who says in her memoir she was “quietly deported” to the U.S. in 1984 for writing about female infanticide whil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denies the accusations. But until now she hadn’t explained in public how she became an American.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he said, apparentl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ason she kept quiet was s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her first husband, an American, whom she does not mention in her memoir. The marriage took place while she was living in California, she said.

　　“I had a first marriage and that’s how I got my green card,” she said by telephone. She married on Sept. 1, 1986 and divorced three years later. Until now she had kept silent because of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her online, mostly by fellow Chinese who accuse her of lying, which extended to real-life harassment, she said: “They smear my name, they try to get my daughter’s name on the Internet, they sent people to Shanghai to surround my family and to Nanjing to harass my neighbors.” She said the accusers, who are “angry” for reasons she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contacted U.S.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to challenge her award and her citizenship,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of 3D Systems to warn them she was a “liar,” and not to buy Geomagic. Her second husband, Herbert Edelsbrunner, whom she has since divorced, received many “hate e-mails,” she said. “I just don’t want to hurt innocent people.”

　　If a first, unpublicized marriage might lay to rest one contentious issue, there are others. Some were the result of exaggeration or unclear communication with her ghostwriter, MeiMei Fox of Los Angeles, she said.

　　In the interview, she volunteered an example of an error: a widely criticized account of the ‘‘period police,’’ the authorities who checked a woman’s menstrual cycle to ensure she wasn’t pregna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To stop women substituting others’ sanitary pads for inspection, they were sometimes required to use their own finger to show blood. Through a misunderstanding with Ms. Fox, Ms. Fu said this was portrayed as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fingers — an invasion of the woman’s body.

　　Ms. Fox “wrote it wrong,’’ she said. ‘‘I corrected it three times but it didn’t get corrected.’’ Women used their own finger to show blood, she said, but the mistake went into print anyway.

　　In general, Ms. Fox may have ‘‘just made some searches on the Internet that maybe weren’t correct,’’ Ms. Fu said.

　　Chiefly the errors involved use of the words ‘‘all, never, any,’’ that generalized unacceptably, Ms. Fu said. And, ‘‘She doesn’t know China’s geography,’’ she said.

　　At the beginning of her memoir, Ms. Fu writes of being kidnapped by a Vietnamese-American on arrival in the U.S. state of New Mexico and locked in his apartment to care for his very young children, whose mother had left, in a bizarre incident. A spokeswoman at the Albuquerque Police Department’s Records Office, where the alleged kidnapping took place, said she could not locate such an incident in their records. Asked about it, Ms. Fu repeated that she did not press charges as, fresh from China, she was terrified of all police, “So I don’t know how they keep records, if there is no criminal charges or record.”

　　And in an e-mail to me, she admitted she made mistakes about a magazine she said she helped edit, called Wugou, or “No Hook,” produced in 1979 by students at her college, then called the Jiangsu Teacher’s College (later it changed its name to Suzhou University, she said.) It was not that magazine but another one, This Generation, that was taken to a meeting in Beijing of student magazine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she wrote in the e-mail. “A good case that shows everyone’s memory can be wrong,” she wrote.

　　But bigger questions about the scale of the online vitriol from parts of the Chinese and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remain. “I really haven’t known China for 20-something years, and it didn’t occur to me that what I wrote would generate so much anger,” she said. In the last years, “as China got stronger, nationalistic views got stronger,” she said, making a “civil conversation” about disagreements apparently harder.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Cindy Hao in Seattle.

http://rendezvous.blogs.nytimes.com/2013/02/20/true-or-false-the-tussle-over-ping-fus-memoir/

　　Ensnared in the Trap of Memory
By DIDI KIRSTEN TATLOW
Published: February 20, 2013

　　BEIJING — “I remember we heard a nightingale together, on the boulevard near the Sacred Heart convent. But there are no nightingales in North America.” So wrote Mary McCarthy in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challenging the reliability of memory.

　　Reviewing the book in 1957 in The New York Times, Charles Poore said, “We all add to our memories of childhood appropriate bits of what we have read or heard since then.”

　　The fallibility of memory may partly explain the fracas surrounding “Bend, Not Break,” a recently published business-cum-personal memoir by Ping Fu, born in 1958, of growing up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unding a successful software company called Geomagic.

　　Ms. Fu, too, has her “nightingale” moment, in Nanjing. Red Guards, she writes, had sent her there from her childhood home of Shanghai (where she was staying without a residence permit, with relatives) to live at the university where her father taught. (In her narrative, her parents were banished to the countryside soon after she arrived.) There she was forced by Red Guards to watch a teacher “quartered by four horsemen on the soccer field.”

　　Details like that have produced a storm of opposition from som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ccuse Ms. Fu of ly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bad for many, they agree,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accurate. Ms. Fu’s story simply isn’t.

　　“I personally feel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facts and rigid analysis instead of fabricated stories to bridge various knowledge and cultural ga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Kevin Tu, who is Chinese and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rote in an e-mail.

　　“While I can easily enjoy reading books such as ‘Mao’s Great Famine”’ — Frank Dikötter’s account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I just couldn’t accept the fact someone like Fu Ping intentionally misbehaved for personal gain,” Mr. Tu wrote.

　　Accusations are flying in online forums. Calm voices are hard to find.

　　Other things the critics don’t believe: that she was “quietly de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4 for writing a university thesis about female infanticide; that she was gang-raped by Red Guards.

　　On that last point, Ms. Fu said by telephon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in denial.”

　　Rape happe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e said. She stands by her statement that she was told to leave, though she agrees “deported” wasn’t a good choice of word.

　　And Ms. Fu has since said that the quartering by horse was an “emotional memory,” something Ms. McCarthy explored. There may be more admissions to come. “If I have made any factual errors,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correct them in the next printing,” she said.

　　Her critics will be glad to hear that. Perhaps what’s needed to calm the storm is for Penguin, her publisher, to appoint a fact-checker.

　　Yet th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instant something sounds bizarre, closer investigation finds kernels of possible truth.

　　She writes that state agents abducted her after they heard about her infanticide paper and that she was detained for three days in stinking conditions. Such things still happen in China.

　　Ms. Fu sent me a scanned copy of what she said was a letter from a fellow student, dated May 1982. In the hand-written letter, he mentions that Ms. Fu left university abruptly, without graduating, as all the others were finishing their theses — under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that classmates gossiped about but didn’t understand.

　　He writes that college officials were saying that Ms. Fu ha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being jilted. A classmate was named as the former boyfriend.

　　Ms. Fu said in the interview that this was a cover-up and that in reality she was in political trouble, that her thesis had been secretly passed by a sympathetic teacher to a newspaper and traveled up the chain. Eventually, she said, it caused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ndal about the abuse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In the letter, the classmate wonders if the story about the jilting was true. He writes that he spoke to the jilter “for about an hour” about Ms. Fu, but the man was distant and “He says he was also a victim.”

　　By 1983, state news media were reporting on female infanticide. “At present, the phenomena of butchering, drowning and leaving to die female infants and maltreating women who have given birth to female infants have been very serious. It has become a grave social problem,” People’s Daily reported on March 3 of that year, according to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dated April 11.

　　If it’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truth, there’s a reason: 37 year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s still impossible to research, discuss or publish about it freely in China. Censorship is harsh — there are well-known people who have much to hide about what they did, some say. Guilt lingers. The result is confusion, despite a deep well of personal memory (memory again!). The field is open for denial, exaggeration and shame. “Proof” is often merely recollection, Ms. McCarthy’s unreliable friend.

　　Is Ms. Fu telling the truth, but people just don’t know it? Or are “nightingales” singing in a self-dramatizing narrative? Until China opens its archives and permits open debate, we won’t know. Not for sure. Because even “experts” on China are often wrong. The facts just aren’t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13/02/21/world/asia/21iht-letter21.html?_r=0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3235-gb2312.html

我也非常不喜欢她的相貌，这个相貌令我不信任她

真受不了，当这个世界是真空的？别人都是傻瓜？！

这事我这几天才明白过来，是和 DDD 的股票有关，o8国家funds有关。继续关注。

老美太傻。美国不乏傅萍这样的华人骗子，靠骗美国人或者说帮助美国政府骗美国人为生。她那些段子随便说给一个国内的人听，都没人信的，过于夸张脑残。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13-02-12

美籍华裔女企业家傅苹在美国出版回忆录，讲述她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饱受折磨，被迫流亡美国的经历。但中国博客作者质疑她回忆录中一些细节的真实性。有评论认为，有人发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文革十年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想象力。

生于1958年的傅苹目前是美国一家知名企业的高管，还是美国白宫顾问机构“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她的这本回忆录：《弯而不折：一命两世界》（Bend,NotBreak:ALifeinTwoWorlds），出版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书中，傅苹描述了八岁时曾被红卫兵轮奸，同一年被送到南京劳改队劳教等经历。

被称为中国打假专家的方舟子在中文新浪博客中发表多篇文章，质疑傅苹自传的真实性。其中之一是，即使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孩子也不会被送去劳改。本台记者写邮件试图联系傅苹，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无法进一步了解详情。

美国的劳教基金会的创办人吴弘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也对傅苹童年被送去劳改的经历表示质疑。吴弘达说，傅苹8岁的时候应该是1966年，但中国从1965年到1976年文革这十年期间，劳教制度基本停滞，即不再送新的人去劳教了。

“劳教基本上有人在，但是没有新人进来，而且象她这个年龄，8岁，我觉得是不可能。我知道最年轻被送到少教所而不是劳教所，是1960年上海的三千个青年，最年轻的是9岁，而不是8岁。”

旅居加拿大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则有不同意见。他说，文革期间成立的“专政专案组”可以任意抓人、关人，是关进劳教所、管教所 ，还是别的什么名目的场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想把你关起来就关起来，想把你关在哪里就关在哪里。

姜维平说，他在十几岁时，就因为和小伙伴一起模仿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鬼子兵挑着太阳旗的样子，差点被送进劳教所。姜维平说，

“我和邻居小伙伴找个棍子当枪支，用布画了个太阳旗，在街道里行走，其实当时是在逗乐，但我们差点被抓起来。我记得把我们带到一个胡同里，居委会领导开了一个一百多人的批斗会要把我们送去鞍山劳教所。我妈妈在会上哭，说你闯大祸了，如果你再这样，就要给你送去那里。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傅苹讲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习以为常了，太多太多了。”

方舟子在博客中质疑傅苹自传的另一个细节是，傅苹说她在文革整整十年都没有上学。方舟子认为，文革初期中、小学瘫痪。但1967年11月起开始“复课闹革命”，傅苹作为大学教师子女，一直不回校上学，不可思议。

姜维平对方舟子的说法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文革期间所有的学校几乎都瘫痪，学生无书可读的现象很普遍。

“老师被批斗，学生有的参加红卫兵，有的参加红小兵，那当然是休学，没有书可读，流浪在社会上，尤其是父母遭到迫害的，他们的后代处境更糟糕。”

傅苹在自传中还提到，亲眼见到过一位教师被四马分尸。在1980年代，她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一胎化政策导致溺杀女婴的论文，在邓小平的干预下被送进监狱。傅苹在书中还写到她被迫离开中国的经历。这些都受到方舟子等中国网友的质疑。有网民称，傅苹的自传揉进了许多西方人最乐见的因素，如人权、女权、溺婴、一胎化、邓小平等，以博得西方读者的眼球。

姜维平对此表示，很多读者质疑傅苹自传的真实性，是因为中国在文革期间发生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真实事件，大大超出了那些没有亲历过的人的想象力。姜维平说，
“那个时候社会非常混乱，武斗、残杀、强奸、殴打，这种情况，我看得太多了，老师被学生打后推到楼下，摔死摔伤都是有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不人道残忍的举动，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傅苹讲的年纪很小被欺辱被强奸，在那个年代太习以为常了。”

法新社的报道说，傅苹承认，她的自传中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主要是因为翻译的精准性、编辑的介入，加上记忆有误。但傅苹强调，这部自传绝非杜撰，并指责对她进行批评的网民是在发起一场对她的“抹黑运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kejiaowen/vt-02122013161002.html

来源：BBC中文网
2013年2月13日

英国《卫报》周三继续就美国华裔商人傅苹出版的自传《弯而不折》引发更多争议做出报道。

该报驻北京和驻纽约的两名记者合作报道称，傅苹有关中国文革经历的自传引发更多质疑，而专家们对其故事的关键内容提出疑问，包括孙中山和她家庭的关系。

傅苹在《弯而不折》中谈到了她年幼在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进劳改营被轮奸的经历，和读大学时因为一篇妇女杀婴问题的论文被迫离开中国“驱逐出境”。

批评者们承认文革时期的恐怖状态，但质疑傅苹的描述。

傅苹于2010年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称，她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威逼观看一名老师被“四马分尸”处决的情景。

她说：“我记忆中以为我都见过这些事情，现在我还真不肯定我的记忆是否准确。也许这是我看电影时看见的。我承认这是个问题。”

《卫报》的报道说，仔细检查傅苹的小说和有关采访后，可以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专家们对《卫报》说，她的故事的多个部分不合情理。

涉及孙中山

54岁的傅苹说这些批评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伤害，并说：“不知这后面是什么人，但肯定有人。”

傅苹说法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包括现代中国的国父孙中山“把我的祖父和叔祖父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长大”。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宇和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孙中山做过这样的监护人。

傅苹就此对《卫报》表示：“这是我离开中国前我家里人告诉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妈说，历史书里有记载。”她又补充表示，孙中山很关心他们，而不是领养了他们。
傅苹在其书中说，文革时她被迫在工厂工作，每周6天，每天6小时，她对一位采访记者说，10年没有上学。

但专家们说，文革中1968年或1969年学校都陆续重新开放，而去工厂的学生也并不是被当作劳工。

傅苹提供给媒体的一张照片显示拿着毛主席语录和戴着红袖章。一些专家学者说，这就说明当时她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被打成“黑五类”。

“成功人士”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文学专家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毕业于苏州大学的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等均质疑傅苹所说的她在苏州大学撰写了一份受到邓小平注意的学生校刊文章等内容。

伦敦大学学院中国计划生育问题专家特雷莎·赫斯凯斯教授质疑傅苹公开在广播采访中说：“目睹数百名女婴被杀”等言辞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故事。（在中国）的确有杀婴的事情，但并不常见和普遍……可以肯定说，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能公开做的事情，否则抓到可能意味着犯下杀人罪行。”

1983年，25岁的傅苹从中国来到美国，毫无英语能力的她先修读英语课程，后来考进新墨西哥州大学修读电脑科学硕士，其间依靠充当保姆、清洁工人和服务员供养自己。

傅苹毕业后到伊利诺伊州大学工作，认识了丈夫爱德尔斯布朗纳，并一同创办了美国科技企业杰摩公司。两人在2008年离婚。报道称，傅苹为杰摩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其三维技术软件广为好莱坞制片厂与汽车生产商采用。

傅苹从不懂英语的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商业成功人士，并在2010年晋入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

但在美国畅销的傅苹自传引来了包括中国“打假斗士方舟子”等大批中外人士的质疑和造假指控。

世界著名出版商企鹅麾下的商业作品分公司Portfolio Books负责人扎克赫姆说，他全力支持《弯而不折》一书。

扎克赫姆说：“这是一个女人的回忆录，而不是发表新闻采访。书本里面有没有谬误？我说不准，但有的话也只是记忆有误。”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press_review/2013/02/130213_press_pingfu_doubts.shtml

来源：倍可亲网站/The daily beast
2013/2/14

［倍可亲 王点 编译 转载请注明原文与编译出处］ 近日美国的一家新闻和评论网站“The daily beast”发表了一篇关于称傅苹自传出版后受到网络攻击的文章，特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傅苹所受的迫害

她是数以百万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之一。她一个人身无分文流亡到美国，渴望着成功。现在Harold Evans讲述起她的故事，她如何再一次成为暴民的目标。

“如果你不懂得善良，谦逊和智慧，那么不要去读这本书。” 电视制片人Sally Rosenthal如此评价傅苹的自传“Bend, Not Break”（弯而不折）。这本回忆录记录着傅苹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经历。

傅苹的书广泛受到严肃的评论家们的好评(华尔街日报的Melanie Kirkpatrick评论说：她的故事充满了智慧，气魄和坦率，常常有让人心碎之处。)，然而中国博客主组成的网络军发起了诽谤责难傅苹的运动，拒绝承认那本自传具有Rosenthal所认可的那些价值。


现年54岁的傅苹25岁时独自一人迫不得已的来到美国。原因是她公布了她在中国农村所见到的人们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溺杀女婴的现象，这使得政府很难堪。那时她身无分文，只会少数几个英语单词，被迫与抚养家庭残酷分离的回忆萦绕着她。她做家政，做服务生，学习英语，专攻计算机（并且和一个计算机科学家结婚了），而且还发现了自己编程的天赋。1997年，她作为创办人之一，创立了软件成像公司Geomagic，一个以精确复制复杂模型系统为导向的高科技公司。Geomagic做出了ABC广播公司Bob Woodruff（著名电视记者）在伊拉克被打爆的头骨板，宇宙飞船的热力砖片，所做的假肢达到了迄今旁人无法想象的精度。2010年，她被任命加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创新与创业咨询委员会。

然而那些攻击她的网络斗士们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们痛苦的怨恨着她所描绘的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她在撒谎”，他们断言。关于她在10岁时被轮奸的事情，他们说：“‘红卫兵’是革命者，不是街头恶棍或者强奸犯。”还有说她因为写了“一胎化政策导致农村杀害婴儿”的文章而被拒捕和监禁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过，也不会是她之后被驱逐出境的原因。 我称攻击者们为“军队”，但是有多少人？还有他们在哪里，都是网络匿名战争中扑朔迷离的未知数。两个不同的用户名可能隐藏着同一个身份。于是这种力量被有力的放大了。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亚马逊上。这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但是它的书评网站并不是用来对付恶意攻击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使用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和用户名来反复写评论。比如大约500人给予了“Bend,Not Break”一星级的评级，100人给了五星级。但是这五星级也是骗人的，因为一些五星级的假评论能渗透出更多的恶意信息。第二，敌对的评级可以促生更多的肤浅学舌，比如：“我发现这条[恶心]的评论很有用。”

让我们以勤劳的网名为“Lin”的用户为例。不知是男还是女的“Lin”从1月22日起刷了数以页计的五颗星但是充满敌意的用户评论。据亚马逊统计，“1,379人中有1301人觉得评论有用”。2月9日“Lin”依然领导着评论版块。当其他真正的优良的评论相继出现的时候，“Lin”的传奇是怎么继续保持下来的？亚马逊虽然有按钮可以让读者举报滥用网站，但是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未未（在New Statesman, October 17, 2012上）透露了中国政府如何系统化组织这类事情。一个被中国政府或者说共产党所雇佣的评论员招供了中国政府如何组织人员将反党讨论导向别处的。每条网络评论给5毛钱。

“我不能公开我的名字。我今年26岁。我有太多的用户名。如果我想使用，只要注册就可以了...每天上午9点，我会从我的上司那儿收到电子邮件告诉我要向哪个方向引导网民的想法，来模糊他们的焦点。这需要很多的技能。你不能写得像官方的口吻，你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您要创造一种充满幻觉的氛围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和评论...讲话的语气，言论的身份和立场必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毫不可疑的普通公众，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网友的共鸣。”

亚马逊上的“反苹”博主们并不是各种各样的人随机组成的。如果是那样，仅仅只是想要纠正人们记忆错误的一群人，不但很公平反而还令人期待。人的记忆出现错误是很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评论的内容和目的。而在这起事件中，政治因素要多过文学因素。其目的似乎是要损害作者的信誉，包括关于她在红卫兵手中时受到的薄待和8岁起被从家中拖走，接受毛泽东语录的教育。

但是事情不仅仅是这样。这场运动已经演变成要毁灭她生活的报复行为，要败坏她的名声和荣誉，让Geomagic的产品滞销。网上的“傅苹小组”已经成立，要抹杀她这个人物的任务已经下达，而且亚马逊的评论员们还在线下成立了Google小组。这里有他们之中的一个团体，叫做“Do not like liers.”（不喜欢骗子）

“我想在白宫网站上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审查傅苹的绿卡申请，看是不是有说谎的可能（只需要150个签名，请愿书就能被显示在网站上）。”

用户名为LanLan Wang的回答说：“好主意，谁提供个链接。”一个显而易见是Google小组领导者的用户说：“收集傅苹的书（虽然说这个很痛心，但是我们需要事实）。”“起草一份公开信给生活在北美的中国人，呼吁采取行动。”

一个Facebook小组的参与者说：“请加入这个小组，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起来给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最后一击的时刻。我们会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挖掘出更多的谎言。给UCIS NBC，PBS，写请愿书，揭露她的谎言。”

宾州一位亚洲学教授 Erica Brindley，进入到论坛说，傅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是合理的。很快，她就受到了“人肉搜索”的攻击。同样的事发生在Google小组中的Van Harris身上，原因是他抗议论坛里滥用人身攻击和骚扰的做法。网名为“H Chen”的人说他是一个被傅苹收买的，愚蠢的美国人，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律师。

那么傅苹怎么样了呢？毫无疑问，她记住了她的上海爸爸告诉她的人生哲学。“竹子很灵活，随风而弯但是从不折断，要适应任何环境……你奋斗的能力，最终取决与你对待生活环境的态度。抱着一颗平常心，在必要时付出努力，但总是保持内心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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