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说好, 温婉的背后却是这样. 洪晃有什么资格请求她父亲别写了?她写的文章不提自己的生父,却强调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不就是他们能给她的身世带来更多的荣耀吗?不由对她以前看不起身份卑微的女子更觉得厌恶

章含之与乔冠华
                      章含之

                    初见冠华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
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
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
“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
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
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
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
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
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
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
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
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
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
报”。写“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
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
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
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到我第二次再见到冠华时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
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我上书毛
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
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
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
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人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
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
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
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
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
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阶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
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
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
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
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
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
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
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
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
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
态怆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
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概！

                    《柳文指要》

  1971年秋，父亲（即章士钊—编者）的巨著《柳文指要》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
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正、
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指要》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
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
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
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有所闻。我想如
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
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
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
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
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就在
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
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
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
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
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
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来拿，你别走开。”

  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
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
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
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
他上楼拿的。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时间

  这年的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
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
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
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
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
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
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
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
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
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
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
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
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
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咄咄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
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
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
我说从那个小文具一开始到这次会上我服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
的时间。

                    性格的冲撞

  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
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年轻的中国
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
团长的表态。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
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
国的老朋友，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
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
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
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
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
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
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
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
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
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
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
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
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是否他觉得头一天对
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UJUI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
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冤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
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那无限的惆帐

  转过年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
国家的方针，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
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国。晚上，我和
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
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注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
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此时的他似乎除
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看见我，轻声说了声：“进来吧！”我被这
氛围深深地感动了，说不出为什么心头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是为我年轻的生活中已
出现的坎坷还是为我那他人所不知的孤独，我难以说清。我看着眼前显得憔悴的冠
华，忘记了过去的冲突，倒是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冠华也
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递给他我整理的记
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
“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
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
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
们说我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
什么好，我被他那脸上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
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
我。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
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
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
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
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八月是很美
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
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
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
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
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
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
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主席的批评和关怀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得
知我婚姻已破裂。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九
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
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
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
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
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
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
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
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
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
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
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
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
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周总理等几个领导
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
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
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
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
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
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
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章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
择。

                  一种磁性的吸引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作为团长的乔冠华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
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这天上午，冠华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
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
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
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
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
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
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
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
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
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
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
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廊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
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
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
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
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
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
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中间，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
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
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
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是搞政治最大的
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
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
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
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
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
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
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菰叶生秋怨，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
是写给我的……

  1973年11月，我们冲破重重阻力结婚了。但我们谁都无法料到，等待我们的是
十年风雨，十年磨难！更没有料到的是，我们的爱情竟成一场生死之恋，在饱经十
年的辛酸与苦涩之后，冠华于1983年9月22日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人世！

章含之提到乔冠华仍会落泪 称不再做名流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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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8月14日 10:01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联系电话:68994602)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无法忽略的名字；她曾经集对女性所有能想象的赞美于一身；她的名字前永远跟着一长串大家熟知的党政名流。

　　现在她说，我不想再做他们的附属了

　　文/罗雪挥

　　章含之，熟悉她的人，大都有了一定的岁数。如果说起她，他们无一例外地会在这个名字前加上一长串的定语：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中国著名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前外交官乔冠华的妻子以及洪晃的母亲等等。

　　而对历史不了解的年轻人可能会问，“章含之是谁？”

　　这是一个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法被忽略的名字，这个拥有过“美丽”、“优雅”、“传奇”、“刻骨的爱情”等等所有被施于想象的名词于一身的女性，就这样在无声的岁月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不久前，她的回忆性文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女儿洪晃的《我的非正常生活》几乎同时出版。半年时间发行量达15万册，重印了10余次，已成为中国最畅销的历史回顾书籍之一。

　　由此，这位68岁老人的自传性回忆再次激活了人们对她及那段备受瞩目岁月的关注。

　　一个夏日的上午，在蝉鸣包围的四合院内，章含之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尽管心有准备，可言谈中老人的坦率和生命中承受之重还是极大地震撼了我们。

　　“我在哪儿呢？我永远是别人的附属品”

　　30年前，就在这栋古老的房里，38岁的章含之和61岁的乔冠华举行了婚礼。为了这一天，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压力不仅来自社会、乔冠华与前妻所生的子女甚至还来自于高层。

　　次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他的才华享誉国际外交舞台，这也是其事业的鼎盛时期。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甜蜜的一段时光，那时乔冠华的所有照片全都是满面的笑容。

　　时过20年后，提到乔冠华，章含之仍然会落泪。

　　新闻周刊：有人评价《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但是在其中写乔冠华和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20年过去了，有些话还是不能够说吗？

　　章含之：是，20年还不够长。

　　我们自己亲身走过了这一段，应该更有权力来讲。但是恰恰是现在自己恐怕还不便于讲。可能是到我们下一代人的时候，才能比较冷静地去回顾这一段，把深层的东西真正地如实反映出来。

　　中国的事情，我看50年以后也许可以全盘地说出来？

　　新闻周刊：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章含之：开始的时候，挺简单一个目的，就是老乔去世以后，他的好朋友冯亦代问我，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我想并不需要谁来给我下一个结论，我会自己来说，而不是要别人来给他一张纸上的评判。

　　我用我的笔来告诉大家乔冠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历史给他下结论。我是一个学外文的人，在这以前我没有写过文章。

　　新闻周刊：您的文章都是从回忆的角度去写的，会有美化往事的成分吗？

　　章含之：我想不会，因为这些东西都太真实了，太深了，很难会把它夸大，实际上我总觉得很多东西都还不够。恐怕还没有完全写出我自己心里的想法。

　　新闻周刊：乔冠华的儿女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评价过这本书，您觉得遗憾吗？

　　章含之：她的女儿现在跟我关系不错，她也要了我一些书，给她的朋友。

　　最近我给乔冠华在上海塑了一个像，她也去了，应该说她还是承认了这些年来我为她父亲所做的这一切。他的另一个孩子在仕途上可能有他的想法吧！

　　新闻周刊：乔冠华的像立在哪里？

　　章含之：在上海福寿园。是我自己花钱做的。我请钱绍武塑的像，塑得非常漂亮。

　　新闻周刊：立这个像对于您的意义？

　　章含之：在老乔弥留的时候，我就承诺他，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没有做的事情我会替你做完。你没有说的话我会替你说完。就为这句承诺，我走了20年。从黑发走到白发，这个像的落成，意味着我这个阶段的结束。今后，这样的文章我就不再写了。

　　新闻周刊：您会从此封笔吗？

　　章含之：不会完全封笔。但是这一类的东西我不写了，或者说我该写写我自己了。因为我这之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写的别人，自己都是在别人的后面写。这里面都是我是什么别的人的什么人，我在哪儿呢？我永远是别人的附属品，现在写的东西基本上是这个格局。

　　关于自己：我会如实写

　　章含之说她平时喜欢躺一把旧躺椅，她说躺在这个躺椅里看雨是乔老爷最喜欢的一件事情。“现在轮到我了。我也到了这个年龄了。我现在也躺在这里头赏雨了。”

　　新闻周刊：您会写本关于自己的书吗？

　　章含之：如果我还有精力再写什么东西的话，就要写写自己。但这个自己，是很难写的。必须有反思，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和对这个时代的反思。要不然就没有太多意义。

　　新闻周刊：但是这个反思必然会牵涉到对一些人的评价。比如说像毛主席？

　　章含之：我必须要如实地写。现在还没有写，但是如果写我自己我必须如实地写。

　　我命运的每个转折点都受毛主席影响。一直到我最后的一落千丈，也是他下的指示。实际上我是有很多很多感触的，因为在政治上其实我和老乔都是非常地不成熟。回顾当年，我们几乎像个孩子一样的幼稚，根本不懂得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也不懂得当时在主席身边出现的那么复杂的情况。而对当时政治上的险恶和主席的心理都不懂。

　　还有难写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在那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真情，也有很多让人非常非常遗憾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不得不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这是一个悲剧，等于大家都需要按照一个原则去撒谎。还有为了一种政治的需要吧，跟你这么了解的人，都可以背叛你。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是很厉害的。

　　新闻周刊：但是这样写的话，可能会牵涉一些活着的人。即使是一些已经过世的人，也都是位高权重的人。

　　章含之：对。

　　新闻周刊：这些你都会如实地写出来？

　　章含之：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的原因是我们再也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时代了。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泯灭这个良知。

　　现在更多人称她为洪晃的妈妈

　　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洪晃是章含之惟一的孩子，如今成为她的精神支柱。洪晃特别佩服的是母亲的坚强和洞察力，以“叛逆”著称的她说，“我跟我妈很像的地方在于我们两个人的为人。我们两人都特别热情，我们两个人也都会因为自己的热情给自己找来无数的麻烦。”

　　洪晃说，我和我妈的情感，与中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新闻周刊：现在更多的人称您为洪晃的妈妈。

　　章含之：对，现在就有人管我叫洪晃的妈。

　　新闻周刊：女儿在您心目中的位置？

　　章含之：她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占的比例很少。因为我们俩几乎很少碰见。但是她是我的一种支撑，一种感情上的支撑。如果没有洪晃这种支撑，那我真成了一个人了。所以这就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母女关系。

　　新闻周刊：在洪晃很小的时候她就被送出国深造，但她走了不同的路，并没有继承您的事业，在外交方面有所发展，比如像她的同学章启月那样。您有没有觉得遗憾？

　　章含之：我倒一点不觉得遗憾，而且即使她想走这条路我都不大愿意，因为我经历的官场的东西太多了，这不适合洪晃的性格。因为那种工作不允许过分张扬自己的个性。我觉得现在这样，她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而更好。

　　新闻周刊：乔冠华已经逝世20年了，在这20年里，除了完成您对乔的承诺外，有没有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去过一种普通的生活？

　　章含之：这是不能强求的。经过了那么一段以后，很难了。不可能有乔冠华这种机遇。我的朋友黄宗英曾经说过，她说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我不知道这句话适合不适合(我)。

谢谢blackMM,这文章的转贴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3)

　我與章含之相識、相戀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政治邉语L起雲湧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覺自願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爐中鍛煉、改造自己。我與章也不例外，從此我們的交往從談情說愛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逐漸轉變成革命伴侶似的互相勉勵，共同進步。

　兩地書魚雁傳情

　 那時，我和她積極投身於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邉又小?950年抗美援朝邉娱_始，我們各自參加學校的政治邉樱娒娴臅r間少了。1951年，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四所大學法學院在校學生響應政府號召，參加廣西省土改工作。我隨燕大土改工作隊到廣西土改一年。在土改邉又形伊⒘斯Φ昧霜務拢瑏K加入了共青團。那一年我雖遠離北京，但我倆的感情反而近了，因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書。而來自北京的情書給我極大的精神鼓舞。總之，從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後我倆一直是聚少離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條紐帶把我倆緊緊拴在一起。因此，不論我倆身在何方，相距多遠，感情不僅沒有絲毫冷卻反而更熾熱了。

　 1957年我和章結婚一個月，我倆就分別下放勞動。我作為北大（52年院系調整，燕京合併入北大）下放幹部工作組成員，到京西門頭溝齋堂勞動﹔她隨外國語學院到南苑大紅門勞動。一個西一個東，兩人分隔兩地整整一年。我倆正當新婚燕爾，難免依依不捨兩地相思。那時我倆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魚雁傳遞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荊州市參加「四清邉印拱肽辍Ｄ菚r只要我與妻子分隔兩地，來往信件不斷，除互訴思念之情，也有關於工作、學習互相勉勵的詞句。從相戀到結婚，直至1966年，我倆的兩地書信至少超過百封。章的情書既有對我的綿綿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壯語，讀來令我感動，令我振奮。所以我把她全部的書信珍藏。曾經幻想﹕將來要是出本《兩地書》也挺有意思。當然，隨我遭到家變，早已打消這個念頭。我想﹕如果局外人讀過這些信件，讀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熱情澎湃的詞句，定可感受到她對我的一往情深﹔定會慨嘆人生無常及人心之變幻莫測。

　門當戶對定終身

　 我和章含之隨年齡增長和學業進步，兩人的感情又邁進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學畢業，被組織上調至中央財經學院任政治課助教﹔53年被選拔為北京大學由蘇聯專家指導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後來因工作需要，學校領導又把我從研究生班調出來當政治經濟學助教，開始教書生涯。從此以教書為畢生事業，直至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是政治上要求進步的標誌。1952年章在貝滿女中加入了共青團，53年她高中畢業由組織上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那時我倆志同道合，關係愈來愈親密。章帶我見過了她的父母章士釗與奚夫人。章老詳細地詢問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我如實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解放後銀行收歸國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學、中學都在上海受教育……」兩老對我印象很好。他們對我出身自銀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學業均感到滿意，認為是門當戶對。同時我把我與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於她年輕貌美，出身世家，也頗得我父母的歡心。如此我倆就成為男女雙方家人，以及所有親友、同學公認的一對。1953年我倆肯定了愛人關係，也就是彼此確定對方為結婚對象。這可意味一生一世的承諾。我倆肯定關係後章把我當作最親的親人，對我十分依戀。我既有責任也樂意分享她的喜樂，分擔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發炎，發高燒至40℃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說一定要見我。她家人就設法打電話到北大，通過我的同事找到我。我聽到消息後急急忙忙趕到城裏，到東四八條章老家中。她一見我就激動得哭了，含淚對我說﹕她怕自己會死，怕見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動。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亂想，病很快會好起來的。並答應她第二天再去陪她，這樣她才感到寬慰了。那時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沒有車去西郊。我無法回北大，在城裏又沒有地方住。當晚我找到在報社工作的老同學，到他宿舍擠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醫生給她打過一針已退燒了。她的病很快康復，但她在病中對我如此依戀，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對我觸動很大。從此我更加憐惜她了。

　 那時她把我當作唯一的親人也有個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剛得悉章士釗夫婦不是她的親生父母。她正為此苦惱，情緒極不穩定，心情很壞，有我陪伴她，開解她，使她感到特別親近。

　章含之灑淚認生母

　 1953年章含之18歲時，一天她同母異父的哥哥談明拿了一張章襁褓時在生母談雪卿懷抱中的相片，來與她相認。談明當時在北京中央樂團任定音鼓手，打聽到章家的住址找來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驚。當她知道章士釗夫婦並非自己的親生父母，而生母還在世時，她覺得自己長期受欺騙，委屈得不得了。她一邊哭一邊向我訴說身世，說自己從小到大沒有得到母愛。她當時已加入了共青團，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釗「劃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記在章士釗夫婦身上，甚至想與養父母脫離關係。

　 為此，她寫信給當時任職中央政治委員會主任的彭真。彭真見到她在信中要笈c養父母脫離關係，就派秘書見章，勸她要正確對待。告訴她﹕生母雖然和她有血緣關係，但撫養她成人，培養她成長的是章氏夫婦。秘書傳達彭真的話說﹕「他們一直把你當親生女兒對待，從來沒有虐待過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時衝動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當時她組織觀念很強，很聽黨的話。彭真的話使她情緒穩定下來，正確處理了與養父母的關係。

　 章含之自從得知自己的身世後，就產生了想見見親生母親的願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瞞章氏夫婦到上海見她的生母。她見到生母談雪卿後免不了母女相擁哭泣，互相傾訴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沒什麼共同語言。因為章自出生後已與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她生母年輕時是上海灘上有名的交際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鋼筆專賣櫃台上的售貨員，人稱康克令小姐。她與生母相認時，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風韻猶存。已經嫁給姓顧的進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兒女。1953年家裏仍擁有洋房、汽車，生活頗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間，生母與繼父天天帶她出外吃飯、遊玩。但她覺得思想上與生母有很多隔閡，代溝很深，無法交流。再說她想見生母的心願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辭別生母離開上海。然後由我陪她到蘇州玩了幾天再回北京。

　 關於她得悉自己的身世，關於她到上海與生母相認，章氏夫婦至死懵然不知。

怕。

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也有动物的感情。

还有3，4，5，6。。。。。。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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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