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二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样一个学生,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
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块地方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
可我的老师马修,数落完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的没有人性,是如何的践踏人权之后还不停口,继续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到美国来就多生孩子”。
我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可问题是他当时那口气和神态…...
我坐不住了,左右就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偏又是生了又生的那个。都被人说到鼻子上了,我再不回应,不是忒没有面子了吗?
我于是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毫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象老师你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不说话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其实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乘一时口舌之快,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我第二次跟马修有冲突(如果那算是冲突的话),是因为一节演讲课。要求是五分钟时间,简述一个历史事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我的孩子小,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偷了点懒,不想翻大堆的资料,去讲述我不熟悉的事件。就讲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留给中国人心头不能愈合的痛。
演讲完毕。下课了。
马修叫住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一个不肯原谅日本人的民族,不管日本人后来做什么,你们就是选择不原谅!日本人偷袭过珍珠港,我们愤恨过,但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原谅。”
我看着马修那张很绅士的脸,用我的烂英文慢慢地说,“我相信老师您是知道的。偷袭珍珠军港,和屠杀南京平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人后来做过什么值得我们原谅的事我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死在南京城的就有我手无寸铁的先辈亲人。三十余万阿,老师,您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大学城,人口不足二十万,等于把这个大学城的人一个不留地杀上两遍。再说了,两颗原子弹丢给日本,于美国算打回一拳,两不拖欠,中国呢?…”
老师马修不再说话,我其实还想像愤青一样问问,您是因为娶了日本太太,屁股坐在了日本那边?还是表现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孤陋寡闻?
我不敢问,因为心里忐忑,怕这门课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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