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oublemaker and 66：

你们对Admin也太不公平了，Admin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第二部分看完了，我耳边还响着他的京剧叫板“苦。。。。啊。。。啊。。啊。啊”。

我自己看了看这篇随手写下的杂感，关于阅读的，关于创作动机的，觉得很满意。

因为是挖掘灵魂，而不是口水。

以前我写王贵与安娜的时候。我常冷汗淋漓。因为读者的评语。

他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大叫过瘾，其实正是我写得血脉贲张，意尤未尽的时候。

他们意兴阑珊，狂呼不满的时候，也是我自己觉得感情枯燥，玩弄文字的时候。

我有种内心被人窥窃，感情被人把握的被动。

读者可以一眼看出我不讲实话，或者是情绪不到位，或者是没有体验。要我不得不信服。这个不是盖的，这个就是已经钻到了生活里面。

幽默，诙谐，排比，比喻，这些都是装饰品。好比房子里的灯饰，油画，家具，和地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房子服务。房子如果是茅草的，任你是名牌装修，也难掩其陋。

所谓的房子，就是你的感情。一篇文章，哪怕没有优美的修辞，哪怕没有引经据典，甚至有许多错别字，只要你叙述的是内心的感情，它就可以打动别人的心。

当然，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进步了，如果房子里有高级的享受的内装修，就是更好了。

我的感觉： 又回到以前我的观察与总结上了。

一个人，如果不是象预备喷发的火山一样酝酿多年，或是象地下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就最好不要写小说，停留在杂感就可以。然后一篇一篇独立作序。

我喜欢冯小刚的文字，起始于他很单纯的爱情。那是真正的生活体验，是有感情的迸发，写起来娓娓道来，游刃有余。

后头的创业，也因为是亲身经历的分娩，所以痛并快乐着，含泪带喜。

我认为LILI的鉴赏是绝对正确的，他只转载了最精彩的一部分，在高潮处嘎然而止，就是烟花爆炸在头顶的感觉，印象里一直绚烂。如果看着烟花坠落，变成灰烬，就没那么美丽了。

后面ADMIN转的那部分，很流华，也很油滑，吹捧多，内心感受少，言不由衷多，倒象是给以后拍片子，拉导演，拉演员，拉赞助用的广告。

看的越多越惊悸，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掉入作者的创作动机了，包括很严格地批评自己的每一次下笔，究竟是心底的声音，还是应付人的客套？

我可以欺骗读者，我无法欺骗自己。

更糟糕地是，我以为我可以欺骗读者，其实，我欺骗的是我自己。

先说ADMIN不仗义，有剽窃之嫌。

但念在我也实在是不能等的份上，就且替lili原谅你一回。

下一回不成了！要兢兢业业地去发现新大陆，不能当那打劫的。

记住撩！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１９７８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１２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暴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ＦＵＣＫ这个，就是ＦＵＣＫ那个。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１９９２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１２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２００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艾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１０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１２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１２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儿，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特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ＣＢＪＢ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杠。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只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像力。我又问：不足呢？作家说：没有。非常好。我说：不可能吧？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我追问：比如呢？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作家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做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演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２００１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２００２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５月１３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３日　晴　早７：１０全体出发，８：３０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高压１６０、心跳１５０，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９：４０。１０：２０，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２：３０，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５：４０，完成拍摄。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４０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这部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城市打工，带着积攒的６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既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第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４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８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１９９４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２０００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跑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１９４２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１９９５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５０００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３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就会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９月底，我的２００２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的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且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刘老师说：创作途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吾吾，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

　　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秘，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位手机持有者。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吗？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给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片呢？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１０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１１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３个人连续１０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２０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１０天的时间，３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１２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知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至此，我的２００２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只饿了一年的狼。　　　　　　　（全文完）

我把青春献给你（十八）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陈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乃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拉里邋遢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脱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我又问：那葛优呢？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量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赢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像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的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的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嘿，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分心吧。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观众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专家”们见到葛爷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葛玲吗？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的台词说：这大ＨＯＵＥＳ　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

　　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炫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家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惟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忽略了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保持在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服中药。我说，好啊，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杠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能在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那是１９９１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了争执。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７遍。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李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李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要求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４９５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之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踩油门把车开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杯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２０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１００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严重同意卡拉的评价，真是好文。
不过我比卡拉勤快些，等不及lili啦。
我自己下苦力搬。
哎，苦。。。。啊。。。啊。。啊。啊（京剧叫板 ）

别逗了，卡拉。

我又不靠写作吃饭，不存在什么关卡。

我不想写啊，你别把我往那死胡同里赶了。我不是那块料。

我就当个混混，挺好

其实冯小刚是通过抬举别人来抬举自己.

哎，六六，你这样说不是置我于不义之地吗？我就知道你会乱讲，当时还特地加了一句。

你和你老公是青梅竹马，金玉良缘。我是在说你的写作状态啊。最近你没再写小说，你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个坎儿，努把力，“这个坎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大家都还等着看你的新作呢。

我说的那句话是下面这句：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坎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坎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

我不太好收拾。

不是每个男人都敢要我的。

我的痛苦是，我看上的人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看不上。

：）

到底谁娶了六六这么个宝贝疙瘩，好幸运哦------开心一辈子。

恩，看到了。

“一朵鲜花，左躲右躲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好文，赶快搬啊！等着看后面呢。


ＴO:六六：

不知怎么的，看到文中的一句话，突然想到你。能指出是哪句话吗？别瞎乱猜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