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弄堂
一
好朋友蜘蛛女曾伤感地说:“没有你,上海是柔软的;有了你,北京坚硬如冰。”她在讥笑我的不合时宜么?烟雨弄堂,在沧桑的季节里嬗递。
大上海虽然不曾为我的归来而呈现“柔软”,因为暖冬,我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是湿漉漉的。雨落在人气火热的大都会,如同落在烧红的铁板上。
我擎着油布伞,从大马路折进弄堂,感觉马上不同。噼噼啪啪的雨线,以难得的耐性,揩拭围墙后发呆的老树叶片,洗涤老而颓废的墙壁和路面,使压抑的弄堂欢悦起来。上海弄堂总不脱阴柔两字,一似弄堂女人在时装店和菜市时的心绪,慎密婉转,布局上尽管复杂,但熟悉以后尽可抄捷径。说弄堂具女性的特质,还因为它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方面它自命高贵,傲视简陋不堪的棚户区,但又自惭形秽,不得不在西区的别墅洋楼前小心翼翼地维护脆弱的自尊。这么一来,弄堂的景观出现另类景观:逼仄的天井旁边,几盆吊兰,满天星和自行车和婴孩澡盆争地盘,同一地方,正方形的阳光里,不失时机地晒着咸鱼、咸肉、被褥、床单。
如果要以一色地来形容,我觉得弄堂是墨绿色的,像阴沟旁的苔藓、屋顶的青瓦,也像弄堂里的冬青树。至于淮海路上的法国梧桐,如果春风有情,是会把叶影婆娑到弄堂的入口的,它的色调在弄堂也相当和谐悦目。
每次回上海,都感到弄堂越来越少,越近市区,弄堂越是寥落。好在我童年时居住的虹口区弄堂,都被市府重点保存下来。原因是地处文化圈,那一带住过鲁迅、瞿秋白。不远处,是著名的“文化一条街”:多伦路――当年左联的发源地。
可惜如今在文化圈生活的居民,并不在乎上世纪三十年代,哪位文化巨人的布鞋踏过这里的水泥路。居民们也未必在乎弄堂的黑白照上被哪家档案馆收入,他们绝对关心被拆迁以后建的公寓大厦,每平米开价若干。他们一边为涨个不停的房价亢奋,一边为“铜钿”捞迟了捞少了而忧心忡忡。如同归燕恋旧巢的,是我这般的归人,以及老式上海人。他们拍拍满身尘土,走过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旧宅,迁居遥远的郊外。
在雨里,我走进弄堂深处的一个人家。檐溜滴嗒,好象客厅正中的挂钟摆动,那是我儿时熟悉的音籁。我把伞放在门外的塑料桶,走进客厅。舅舅伛偻着腰,用银勺子清理象牙烟斗,那么全神贯注,全然没想到绿纱窗外大雨如织,他该去看看阳台上的盆花。我站在舅舅的背后,象刚才欣赏弄堂里的雨景一般,端详舅舅的衣着――深啡色羊毛衫罩着干净的衬衫,黑色料子长裤,烫工可了得,看,雪白的衣领笔直地护卫着多皱的脖颈,一条细小皱褶都看不到,裤子更是挺括,看不出是十年前请师傅量身作的。舅舅并不知道我进来,他全力对付烟斗里的黑垢。
我站了一会,便走进窗前看雨,透过窗纱的晶莹雨滴,散发着特有的凉意。舅母边揩手边走来,对我夸张地叹口气,一看我抱紧双臂,怕我着凉,连忙关上窗帘。她拉动帘钩时,我瞥见帘子的柠檬黄底色上,有好些咖啡色的小人儿,显然是白种人。记起来了,这窗帘是外婆留下的,这布料是一名英国教友回国前赠送的纪念品。难得大半个世纪过去,外公外婆早已作古,它还在遮风挡雨。这弄堂里的老房子,原来是外公外婆的,现在住着舅舅舅妈。他们是,我每次回来一定去拜访的、硕果仅存的亲人。
舅母好象动了气,大声质问:“回来了怎么不住在家里?见外呀?还是我们亲手带大的呢!”我徒劳地解释租旅馆住的理由。她不爱听,又唠叨下去:“你出国这些年,电话少,信也少,这也罢了。看,这回一进家门就给三百美金,当我们是叫花子啊?”尽管我从小习惯了舅妈的泼辣和说话没遮拦,但还是猛省起我是不是给少了。我尴尬地吱唔着,不知该说什么。舅舅在酸枝桌上轻轻敲了敲烟斗,抬头看我,然后看舅妈,再把眼光落在我脸上:“五号的羽羽,现住在上海长住了;还有一号的梅,昨天刚刚回来,她妈妈特地来电话报信的,你去找她们吧。”
我慌忙逃出房间。弄堂里,雨停了,滴嗒有声。
2,
黑古咙咚的柚木大门,极其普通,在中国随处可见。而这种老出火候的门,落在如今到处拆迁的上海滩,便是抢手的奇货。
三十年前,羽羽刚满七岁,干瘦的小手死命抓住门框,菜黄色的脸靠在这扇黑色大门上,大声哭喊:“我不回乡下,我要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外婆……”羽羽的外婆坐在厅堂,没有说话,一味抹泪。羽羽的母亲,一身江北农妇的打扮,脸晒得黑红,正充当“打手”的角色,狠命掰羽羽的手指头,要把女儿拉走。我和几个小朋友措着手,不时背过身去,不忍多看。羽羽是我们的小伙伴,三年前她从乡下来到上海当借读生,现在,她不得不回去,因为没上海的户口,是遭驱逐的“黑人”。
隔壁的好婆听到吵闹声,过来劝慰羽羽母亲:“当心呀,孩子手指头要断了!唉……当知青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一把泪一把涕地回去,何苦啊!” 羽羽母亲没听见似地,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拳头恶狠狠地捶羽羽:“你是乡下人的命!!这里不是你的家!”
……
一个瘦小的女孩出现在门前,黑亮的大眼睛,秀美的鼻梁,我脱口而出:“羽羽!” 小女孩裂嘴一笑,拧了拧身子,说:“羽羽是我妈妈。” 啊,真是,羽羽现在也该三十六七了。我笑着打招呼:“哦,你妈妈在家吗?” 她指指弄堂口外:“她在外面工作。”
一个红色的身影火焰般闪过弄堂入口,我的目光尾随而去,咿,不就是羽羽吗?三十年,把身坯单薄的小女孩加工成如此丰满的中年妇人。那一头时髦的短发,教我怎么想象她“乡下人”的身世?我想开口喊住她,但忍住了,追上去,尾随她。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沓广告,跑进店铺里派发,店铺的人爱理不理,羽羽殷切地要说什么,店铺的人不耐烦地挥手,似乎要赶她走,羽羽急切地说着,店铺的人终于火大起来,将她递上的广告甩到外面,顿时街上纸张飞舞。羽羽追出来,广告象蝴蝶,围着她旋舞,她慌忙抓捡那些广告单。这一刹那,地上,空中,响起人们严厉的训斥声。
………
我回到老地方,小女孩仍旧呆呆地站在门口,对我熟视无睹。我蹲下来,和女孩说话,女孩告诉我:“妈妈天天这样,她说这是她的工作。” 我掏出纸巾,替女孩擦掉鼻涕,问:“妈妈干什么工作?” 女孩终于找到让她骄傲的话题,得意地说:“房地产公司经理。” 我问:“你爸爸呢?” “银行副总。” “爸爸现在在哪里?” “-----保安公司。” 忽然,女孩的声音低下去:“他们说,他们来上海是为了我。”
我们都沉默了,良久,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小女孩说:“我想回省城,妈妈骂我没出息。”说到这里,女孩不再忌讳我这陌生人,哭起来。
我将她轻轻揽入怀里。脑海里,浮现漆黑的柚木大门,七岁的羽羽,那倔强的小手。
我用手揩去小女孩腮上的泪珠,不料女孩来了劲,哭得更凶,哭成弄堂里的雨。
3
雨终于小下去。隆冬的黄昏,弄堂好整以暇地飘出炒芹菜的香味,油炸鱼丸子的吱吱声,锅铲在铁锅上飞舞出的铿锵。我不必看,就可以描画出矮小方桌上的图画:碧绿的生炒踏颗菜,浓油酱赤的栗子红烧鸡,雪白的火腿骨头汤,还有黄橙橙的蟹粉冬瓜。天色暗去,灯光喧闹,色香味的弄堂,温柔起来了。
我和昔日居住在一号的梅,撑着雨伞从弄堂口走过。一盏盏从窗棂,从门缝漏出的灯光,是邻居们的目光。多么熟悉的沪语!弄堂特有的切口,乘凉时散布的俚俗笑话,如唱片一般在耳畔响着,我略微顿了顿足。梅淡淡一笑,扯了扯我的一角,说:“搬得差不多了,出国的出国,买房的买房,如今弄堂里,大多数让外地人租下来住。” 我笑笑:“还好,江浙人多,还保持着我们昔日的饮食风格。嗯,听说要找正宗老上海口味,该去郊县,或者干脆去江浙一带。”
梅的手机响了,梅“喂”了一声,马上对我作了手势。我立刻猜出来,是远在澳大利亚的晴,梅早和她约好的。我的眼睛不禁转向三号――晴的父母家。
晴的父母一定还住在这里,然而我们走近一看,晴家一片昏暗。
梅将手机交到我手里,晴娇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宁,你回来了?梅刚才带你去见我的宝贝?” 说着,晴抽泣起来,“我家宝贝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我?”
……
一双冰冷的眼睛镶嵌在美丽的脸庞,如此不协调,女孩才九岁,那成熟的冷漠却令人不寒而栗。晴的丈夫面对我们这两位远客,手足无措,一边忙于递茶水,一边命令女儿出来:“宝贝,阿姨们来看你啊,快来,叫阿姨!” 女孩的脸向着墙角,只以眼角的余光扫了我和梅一下,不吭声。梅连忙打圆场:“不要为难她,生分呢!和我才见过几次,宁阿姨是第一次见嘛。” 晴的丈夫也赶紧附和:“是啊,宁离开上海有十三年了吧?真快,晴去澳大利亚也八年了。” 说到这里,晴的丈夫忽然意识到什么,脸一阵通红,一阵煞白,忽而痛楚,忽而愤怒,使他难以控制脸上的表情。
我和梅对视一眼,没话可说,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孩子身上。女孩不耐烦地瞪了我们一眼,走进自己房间,反手重重关上门。
晴在女儿一岁时到澳大利亚留学,再也没有回来。
不是她不想回来,有一次病重,她思女心切,打长途给父母想回上海,高瞻远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不行!你的身份早已黑了下来,回去就出不来。眼光放远些,你丈夫挣钱不多,你还不多打工挣钱,好养活女儿?将来移民局大赦,你有了居留权,孩子就能去澳大利亚读书!”
晴的丈夫恨妻子狠心,更恨岳父母阻止他们一家团聚,便带孩子离开岳父母家。从此,晴没法和孩子在电话里多说几句。
此刻,晴在手机里哽咽着说:“我总要为了孩子……”
也许是为了弥补女儿对客人的无礼,晴的丈夫陪我们在他们家的弄堂里走。经过一排矮小破旧的厂房时,他指了指塌下的屋檐说:“我当年从日本回来,也算风光,用打工攒下的钱在这里开了服装厂。我以为就此打下根基,从此吃用不尽……可是,后来一批货给海关打回来,债主追上门,生意就这么败了,输个一干二净!上海这地方,你别惹它,太善变,一下子让你昏头六冲,你看,外地人,海龟,都朝这里涌,我们,只好缩回老弄堂……”
我回头,远远看到,他家窗口,他们的女儿扯起窗帘,怀着敌意对着我们。
我问:“如果晴回来,你们的生活该没问题吧?”
晴的丈夫低下头,不愿回答我。这时,一群打扮光鲜耀眼的年轻女大学生眉飞色舞地说笑着,迎面而来,一听,是在谈论刚刚参加的招聘会。
在我们家弄堂口,我和大洋以外的晴道声再见,挂断,把手机还给梅。梅叹息道:“说来说去,亲骨肉的整个童年,晴都失去了,这是当母亲的最大缺憾。”
梅和我也在大街上道别,她登上一辆出租车,说:“我要回宾馆,公司等我去签合同。” 我目送车子远去,出于下意识地扬手,向什么告别,不是和梅,而是和一段与我的人生无法剥离的弄堂历史。
梅离开上海也快十年,现在她和父母定居深圳。她初到特区时,赤手空拳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房地产业界的副总裁。至今未婚,我和她谈了儿时的事好久,却不敢碰她的现状。
4
临离开时,上海还是瓢泼大雨。我躲在屋檐下,数丝瓜花和喇叭花的种子。舅妈一边将衣服挂在晾衣绳的衣架上,一边嘀咕:“这雨下个不停,真让人烦死,衣服不能晒,咸鱼不能做。” 我却为这下出烟岚气的雨很有点陶醉,支着腮帮子瞎想,雨停后,天井院子里一定爬满丝瓜藤和喇叭花藤,到初春更有看头,满院子金黄一片,明紫一丛,凤仙花也吐出粉红花瓣……只可惜,我无法看到。看不到的,岂止一个花期?我业已错过故乡多少季咤紫嫣红?可笑的是,每次回到在上海,我总是为尘俗的事劳心费神,也不曾留心花开花落。
舅舅和舅妈为我们饯行,唯一一次的“地主之谊”,是不能让老人家扫兴的。
我为别情所扰,神情落寞。我走进一楼的客厅时,舅舅正在摆桌子,长方形的大餐桌,铺好红白格子相关的桌布,银色蜡烛台擦得亮闪闪,已经点上蜡烛。精致的餐具整整齐齐摆好,水晶酒杯也斟上红色葡萄酒。
舅舅说:“还记得这些吧?当年你外公外婆宴客,好多次呢。”
我终于舒展眉眼,笑了。何夕何年?宾客满座,笑语盈庭,客厅一角的留声机,播着《啤酒桶波尔卡》。男人身穿英国绒做的西装,女士们窈窕的腰身上,彩裙飞扬。一盘盘由舅舅亲手制作的西式小点、虾仁水果沙拉、烤羊排,从客人们头上经过,落在餐桌上。水晶杯折射出的迷幻光芒,银色烛台映出宾客的笑颜。作为主人的外公满头银发,一身考究燕尾服,他轻搂着穿长裙子,戴白金项链的外婆,在临时舞池上翩翩起舞。一对对宾客纷纷跟进,尽显绅士的优雅,淑女的娴丽,那是一去不返的一代风流!
那是八十年代,年小的我恍惚地靠着楼梯,望着他们兀自出神。正在往留声机放74转唱片的舅舅回头看到我,脸上漾开年轻的微笑:“我教你跳波儿卡,让一切旋转起来!”
舅舅在望了望窗外的雨,和墨绿色窗纱,喃喃着苍老的声音:“你要走了,还记得波儿卡怎么跳吧?”
我掠了掠头发,上前,牵起舅舅的的手,说:” 让一切旋转起来。”
桌上,烛光在我们的旋转里颤摇;窗外,冷雨消隐。伴舞的《啤酒桶波尔卡》,此刻才听出,严重走音了。暗灰色墙壁欣欣然转动,墨绿色窗纱无处不在,我在客厅旋转,我在天井旋转,我在弄堂旋转,上海成为旋转的大舞台。
接我们到机场去的出租车,停在弄堂和商业街交接处。
别情使上海如此美丽,雨点串成水晶珠链,连同路灯,将视野变得晶莹剔透。
羽羽来送行。刚才,她穿着雨衣,一如既往在各个商家跑进跑出,塞进去的广告被丢出门外。被甩在我的脚下的一沓,被雨洇湿了,我弯腰拾起,起码有一个人,尊重她的劳动。
羽羽失神地站在我面前,看了看车上的行李:几点钟的飞机?
我说:我马上去机场。
羽羽望着我手里湿漉漉的广告单,沮丧地问:“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上海来,童年的夥伴怎么都走了?你回来了,为什么又要离开?”
汽车里,儿子向我招手。
我将广告单交到她手上:涌进上海的成千上万,谁在乎我这异乡流浪人!多一个少一个都不那么重要。
羽羽流泪:“我只有一个童年,你也是。”
浦东机场候机室,梅望着刚刚露出的蓝天,说:“回去吧,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
我问:“你呢?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回到上海?”
梅略一踌躇:“我过去只知道天下只有一个好地方,那就是上海。凡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人,不会再适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然而,一旦离开上海,就休想再挤进来。”
我略有触动,抬头望她。
引擎发动,夕阳万点金光。
儿子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美国?
我微笑:我们追著太阳走,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