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新书（一）

　　那时，徐老师还年轻。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做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得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番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做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１９９３年９月里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作主，别人不能代庖，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分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之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脑子里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只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她在电话里问我：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约你出来坐坐。就在你们剧院隔壁的华侨大厦。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在大堂等我。


　晚上８点，我准时抵达华侨大夏。正在大堂徘徊，恰逢张健、刘蓓一伙人穿堂而过。
　　刘蓓笑盈盈地对我说：等徐帆哪吧？
　　我又是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
　　刘蓓一脸坏笑，说：我一猜就是。
　　嘿，这事真神了。我怀疑我的电话上安装了图像传真，连着电视台，一言一行都能被全北京的人了如指掌。我后来疑虑重重地问王朔，让他帮我分析。他说：一点都不奇怪。人艺就在旁边，你一个人大晚上戳在大堂里，脸上保不齐还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刘蓓是何等聪明的人精，察言观色是她的强项。都写在脸上了，还不猜个正着。
　　事后我也问过刘蓓，果不其然和王朔的分析如出一辙。但仍不能令我信服。我可以约无数人在此碰面，怎么就非得是徐帆呢？这件事很长时间都在困扰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辈子只能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不能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国献身了。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徐帆来了。
　　那时她是短发，穿着一条墨绿色灯心绒的背带裤，裤腿肥大且短，吊在脚脖子上面像个打鱼的南海姑娘。
　　徐帆一脸的歉意，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把衣服泡水里，洗完才过来。我这人有一毛病，活不干完了心里膈应（难受）。
　　我说：你就那么自信，不怕我走了？
　　她说：你不是说没有什么正事吗？反正也是闲聊，走了就走了呗，又不是我要找你。
　　都说湖北佬不好对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之后，我带她到饭店地下的歌厅去和刘蓓一伙人会齐。见到刘蓓、江姗、陈小艺，徐帆立刻变了一个人，就是那种原形毕露的感觉。先是互相拥抱彼此抚摸对方的小脸蛋，然后发出一声声不怀好意的尖叫，气氛出现一种旱地拔葱式的热烈。然后她们开始唱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这两种歌徐帆都不行，徐帆拿手的是民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徐帆能唱得很高，并且声情并茂。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她不仅可以唱“一条大河”，还能按李娜的高度唱“青藏高原”，最撕心裂肺处仍显得游刃有余。这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存折里的一笔钱突然利息暴涨。
　　当时，我为了不让徐帆觉得我过于心怀鬼胎，所以一进去就和李强、张健左一杯右一杯地喝酒，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她说话，只在一扫而过的视野中盯过她几眼。时间不长，徐帆起身告辞，我陪她走回剧院。
　　路上她对我说：不喜欢熬夜。
　　因为剧院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又陪她绕到后院的一个小门处，告别后，她身手敏捷翻过墙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怀着那样的心情离去的，觉得她还行，同时也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第二次见到徐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挑气氛的，话也密，人也风趣，生熟不忌。一对一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的话也都是言不由衷，特别容易把自己弄得道貌岸然，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大灰狼。明眼人都知道有几个姑娘喜欢正人君子？多数还是期待着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为了避免一对一的情况发生，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走进了徐帆的宿舍。
　　徐帆见到我们也不感到惊讶，态度不卑不亢。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不行，我得去青艺看话剧去。
　　我问：什么戏？
　　她说：《火神与秋女》。
　　我说：看那玩意儿有什么劲呵？
　　她说：跟你吃饭有什么劲呵？再过半小时我就得走了。
　　这时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趁徐帆出宿舍去水房，我对王朔说：咱俩自己吃吧。
　　王朔说：你要听她，下回她也不见得去。叫她一起上车，路上不停车直接给拉饭馆去就完了。去向阳屯。
　　向阳屯是一个朋友开的，在颐和园那边，那一阵子特火。吃的全是忆苦饭，进屋就脱鞋上炕，弄得跟进了村里似的。那种饭抽不冷子吃一顿还行，连着吃个两三顿就真觉得是回到旧社会了。后来很多人效仿，深受那些想请客又不肯吐血的假大款欢迎，口口声声说，尝个新鲜，冒充山珍海味吃腻了。我是从小吃贴饼子长大的，难吃的感觉至今仍牢记在心，想忘还忘不了呢，决不想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同意去向阳屯吃饭的惟一理由是，那儿离市里远，一旦把徐帆拉到那里，天也黑了，戏也开演了，估计她也就不能回城里看戏了。
　　就这么定了。还得说人家王老师高，哪能她说不去就不去了。
　　徐帆从水房回来，看我们还在屋里坐着，就说：你们还没走哪，我可得走了。
　　我们一起下楼。我对徐帆说：上车吧，我们先顺路把你送到青艺去。
　　徐帆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自己骑车去。
　　我说：这你就有点没劲了，吃饭不去，车也不肯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一起上了路，小白兔钻进了大灰狼设下的圈套。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天津夏利”，汽车拐出“人艺”，经美术馆、五四大街、北海，一路向西过去。
　　徐帆说：“青艺”不是这么走。
　　我说：我们就没打算去“青艺”。
　　徐帆有点急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呵？这不是绑架吗？我命令你停车。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徐帆：那我跳车。
　　我加快车速，说：你跳吧。
　　徐帆见硬的不行，又变成商量的口气，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好哥哥们，让我去看戏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心软了。也怕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不好收场。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王朔表情泰然，又坚定了决不放弃的信念。心想，反正也得罪她了，要么一起吃饭，要么再也不见面了。
　　汽车一路向西，徐帆破口大骂。声称，就是到了地方，她也不会进去吃饭。
　　到后来，车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汽车仍一路向西。
　　我的心都差不多碎了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向阳屯。
　　我以为，车一停她就会砰地摔上车门扬长而去。但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
　　车停了，王朔说：都到了就一起吃吧。
　　徐帆想了想，跟我们一起走进饭馆。
　　事后我对徐帆说：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就希望车能飞到向阳屯，然后你下车走人，好像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
　　徐帆对我说：我确实是觉得天也黑了，又那么远。赶回去戏也看不成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要真是流氓我就跟你们拼了。
那天一进饭馆，怎么就那么巧，又撞上了张健、刘蓓一大群人也在那里吃忆苦饭。徐帆见到他们，气消了一半。
　　那天吃饭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仅有一瞬间的工夫，只记得，坐下就端起倒了半碗的白酒，连干三碗向徐帆道歉，然后就晕了，最后说的话还隐约记得，拉着徐帆的手，挨个人地嘱咐：一定要把我妹妹送回宿舍。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１５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家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会喝坏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那是１１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跟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哇？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呀？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做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却，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３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吗。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奖杯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一朵鲜花左躲右躲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９日上午９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决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５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水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决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束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徐老师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支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祀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松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别让她赶上好戏，只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啊，娘子——。为妻的演技如何——？那还用说吗。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
　　好梦公司成立了。
　　主业是影视策划咨询服务，好像还可以干很多别的勾当，营业执照上一一都予以列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六个字：烟花爆竹除外。
　　公司投资总额十万元。有三位股东，分别是：王朔、冯小刚和彭晓林。王任董事长，冯任总经理，彭任财务总监。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王总踌躇满志，常对冯总和彭总说：今后公司只要卖出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是几千万。
　　后来果不其然，遇到过一家杂牌石油公司的老总，一眼认出我们是千里马，跃跃欲试将“好梦”一口吞下。我们激动万分，还把一位知心的姑娘发过去卧底，希望一举将“好梦”卖给这位如意郎君。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姑娘没回来，伯乐也失踪了。
　　与王总相比，冯总和彭总则要小家子气得多，一心想着怎么把开办费弄回来。
　　公司开业那天高朋满座。说学逗唱影视歌三栖的头面人物基本全到，其到场阵容远胜于当下的“金鸡”盛会。
　　不知道是因为好玩，还是骨子里总是有点心虚，我们在装修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将王总办公的套间改造成了一间密室。从外面看，密室的门只是一个书架，其实下面有很小的轮子可以滑动，拉开才是王总的寝室。意思是说，有王总不爱见的人来访，我们可以谎称王总不在。
　　不想，开业那天我们兴致很高，几乎每位来宾与我们寒暄过后，我们都要邀请他们到王总的办公室参观，追着问人家：你们能看出来这屋子里有暗室吗？参观者都十分困惑，环顾四周找不出破绽。这时我们便得意地把书架轻轻一推，露出里面的密室，令众人目瞪口呆。一晚上下来，突然意识到宝葫芦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余下的日子里，熟人来访，见王总不在外屋，就径直走进密室寻找。没几天书架下面的轮子就被拉成瘸子，害得王总想就寝时，必得找来帮手，一起把书架移开。最后索性摘下来摆在办公室里变成了真正的书柜。
　　再说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语叫“激贼”。我们在公司大门的进口处放置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购买办公家具等一应发票，来宾摸到哪张发票即按票面上的数额买单。也就是说，仅仅道两声开业大吉是远远不够的。王总的大班台就是在这次捐资助商的活动中被一个手气不好的朋友不幸摸中，于次日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我印象中这是“好梦”的第一笔收入。那张大班台因为始终也没有什么日常的业务，王总很少用来办公，故在日后的很多个夜晚，反而成为了一位女演员宣泄情感的舞台。
那位女演员非常的感性，既有表演天赋，人也很率直。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我和王总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能把我们有目共睹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高兴的时候则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一阵子，该女演员正在恋爱，因为恋人远在天边不能相见，所以心情十分懊丧。懊丧不准确，应该是躁动。就是那种火烧得特别旺，蒸锅里的水都干了，也不关火也不添水，就那么干烤着的感觉。
　　她成了“好梦公司”的常客，每天下午必到，出勤率比坐班的都高。每次她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察言观色，生怕惹了姑奶奶不高兴砸了我们的场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赶上那时一家广告公司想在我们筹拍的一部电视剧中加入软性广告，送来一箱ＶＳＯＰ人头马白兰地供我们品尝。偏偏姑奶奶好喝几口儿又郁闷，十来瓶酒一个来月就告罄了。姑奶奶今天爱意正浓，我们就一唱一和地把她的心上恋人夸得都不是人了，乐得她一晚上都合不上嘴；姑奶奶今天想冷静地反思，我们就搜肠刮肚帮她找出其恋人的险恶用心，气得她恨不得将那名无辜的男子碎尸万段烧成灰都不解气。如果遇到姑奶奶今天一开始是咬着牙根的恨，几杯酒下肚又上演了大逆转由恨而爱，那我们也只能与时俱进跟上她的步伐，全盘翻供颠倒黑白。
　　谁让我们是她的朋友呢，朋友是不好讲原则的。
　　反正我们的话就是她的下酒菜，鬼才相信她会听我们的。喝美了兴致所致，她就一步跨上老板椅，两步迈上大班台，随着音乐即兴起舞。激情迸发时，头发甩得嗖嗖的，皮鞋把大班台磨得纵横交错，全然不顾我们的心疼，就像我们根本不存在。直至一曲终了，我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她才如梦方醒，含笑发问：你们是谁呀？
　　王总的大班台几经搬迁，后来下落不明。有拾到者一定望着台面浮想，这是哪位老板如此操劳，日理万机，竟把台面磨损成这样。
　　“好梦公司”攒的第一部戏是《好梦献给你》。写一帮闲人不甘寂寞，立志改造社会风气，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虽然创意还在务虚阶段，但王朔在生活中已经身体力行。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欢声笑语，逮谁捧谁见谁夸谁，男不分贵贱女不分老幼，一路过关斩将无一幸免。
　　一开始还磕磕绊绊词不达意，说了一堆的废话也不能击中要害，令吹捧对象心生疑窦。经过反复实践，失败了也不气馁，根据不同对象审时度势，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有的可以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有的则不宜强攻，需要由物及人，声东击西，指桑夸槐。到后来，语言也流畅了，态度也诚恳了，多么难侍候的人都不在话下。
　　实例一：赞朋友
　　我，还有王朔，还有葛优，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在赵宝刚家吃饭。那是一个节日，好像是国庆节的当晚。
　　刚端起酒杯，王朔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节，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呀？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呀？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哪。葛优一脸困惑，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我叫我去呀？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允许出席的。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
葛优人老实，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王朔：您是国宝呀，国家的面子。葛优很开心，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王朔又作喜出望外状，说：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吗？王朔用探询的目光看我们，我们几个一起摇头。我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的是梦话吧。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他说：真舒服。
　　实例二：赞企业家
　　一次，与某企业家不期而遇，本来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但因为彼此敬重停下来说了两句。企业家：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好梦公司”，在哪儿呀？我说：瞎混吧，哪能跟您比呀。您现在的生意越做越大了吧？企业家：累。摊子铺得太大。我说：您累我们也累，可您多出成果呀。别的我不敢说，到您老了干不动的那一天，除了心爱的女人您知道那是自己的，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个大概数，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企业家还真认真了，追问：那奥运村呢？怎么还亮着？我说：那是您厚道，给国家留了点面子。企业家狂笑，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得请一部长吃饭，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回头咱们再聊。我说：您忙您的，我就是和您打个招呼。企业家离去前，说：我现在吃饭都成负担了，一提饭局脑袋就大。分手后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企业家的电话。电话里，他迫不及待地命令我：晚上，什么事也别安排呀，我请你吃饭。
　　实例三：赞师长
　　一次，华艺出版社的老金请王蒙、刘震云和王朔吃饭，我是跟着吃蹭的。赴宴的路上，我开着车，王朔坐在后面。王朔说：王蒙老师不容易呀。今天要好好捧捧他，侍候舒坦了为止。我说：您放心吧。我是带着任务赴宴的，精力高度集中，席间他们说的正事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等着王朔开火。因为王蒙老师与我不熟，地位又悬殊，所以主攻的任务是要王朔完成的。酒过三巡，王朔的嘴越来越甜，话说得越来越好听。大致的意思是，称赞王蒙老师的作品不朽，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仍不落伍，而且常写常新，观察生活依然还是那么敏锐，对年轻人也是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半点的嫉妒和不公正。
　　这对一个享誉文坛的前辈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番话如果扔给其他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出自王朔之口，我想一定是行之有效的。
　　但王蒙老师当即打住王朔的颂词，说道：小王朔，你少跟我来这套。喝酒吧你。王朔没词了，羞答答举起酒杯，这时我看见他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该你了。我马上也端起酒杯凑趣，说：从小就看王蒙老师的书，像《风筝飘带》那些意识流的作品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过去只是崇拜您的作品，今天有幸见到真人，才发现您人格的魅力也很大。
　　王蒙老师冷眼瞅着我不说话。我接着说：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王蒙老师说：王朔这坏小子，我还不了解他？我忙说：来的时候，王朔是想让您好好舒服舒服的，怎么就让您一眼看穿了呢？您的洞察力怎么那么强啊？一句话就把王朔噎得没词了。这么扛得住吹捧的人不是没有，但像您这么有地位的人，不吃捧还反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刘震云老师这时深表赞成地说：唉，小刚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王蒙老师沉着的脸，慢慢地现出灿烂的笑容。我们一起碰杯喝了酒。接下来的气氛非常地融洽，两位王老师的心情都非常地好，原本就要结束了的饭局又延长一个多小时。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实例四：赞同行
　　一次，刘震云、王朔，好像还有梁左，在我位于通县的家里包饺子。梁左来晚了。刘老师和王老师都坚持等梁老师驾到了，饺子再下锅。于是我就陪着两位老师先喝着。王老师对我推心置腹地说：小刚，你不写东西，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也因为你不是作家，我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顺着这条道爬上去不难，结果爬到半山腰才发现这山可不矮，咬咬牙再往上爬，累得你都吐血了，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你觉得追上刘老师了吧，可以喘口气了吧。你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就在你眼前。再重新爬，爬到顶上一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层峦叠嶂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刘老师呢。到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这辈子也别想追上刘老师。枉费心机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写字的人呢。王老师喝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刘老师仁义，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们让出了一个题材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因为有刘老师的高度在那里戳着，我们才对“绝望”这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斗胆夸一次口，写“绝望”，刘老师不见得写得过我。
　　我心里暗自佩服王朔，吹捧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弯拐的，这麻药打的，这暗箭射的。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吹捧行里的人，沾到这种话，也得非死即伤，不晕也都难。
　　再看刘老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端起酒杯问道：王老师您说完了吗？王老师悲观地摇着头，再次强调：绝望。刘老师对我说：冯老师，学生小刘写得再好，再有智慧，再有高度，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高度，在上帝面前，这种智慧和高度都会显得十分地渺小，而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不仅仅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刘老师真是老奸巨猾。这回轮到王朔笑了，笑得心情舒畅。这时梁左进门了，我忙起身相迎，三两句好话就把梁老师喂饱了。
　　吹捧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又是心有灵犀，很快就上了路，而且刹不住车。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朔。这是王老师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他确实是打心眼里敬佩，服气，所以夸起他来常常忽略了夸人需要隐蔽的技巧。话说出来多是直接，肉麻的程度使在场的人无不认为我心怀叵测。王朔对此十分警惕，郑重提醒我：我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不遗余力巧取豪夺的东西。你总得图点什么吧？我也郑重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为，就为喜欢，一吐为快。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庸俗，造成这种局面，责任主要在他。后来我暗下决心，见了面绝不再夸他，心说：骂人谁不会呀？想找不痛快我成全你！
再见到王朔，我态度坦率不徇私情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脾气……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您是我老师行了吧。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仍在回忆。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日子。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开端。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义，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滕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的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我也深表赞成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她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她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我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危险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到我的姐妹在火中挣扎。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发愣，脑子里一片空白。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坎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坎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作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听了他的话，我如释重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部大片还愉快。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地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院。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龙头里永远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滴答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像《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２５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王朔的评价是：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但那时他的小说我还一篇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碰到我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遇，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京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做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呢。医生笑了，我也笑了。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
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冯思语。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做了手术。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术后，麻醉药力过去，女儿醒来，看见那么多玩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疼痛。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　嗦几句，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十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提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瞥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十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不是剧本的问题，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迫不及待告诉王朔：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的是涮羊肉。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刘老师首先说：《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刘老师还说：每个人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２００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３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３０万，３条就是９０万，９０万乘两百集就是１亿８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１５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９０万的广告费，９０万减１５万，多算点减去２０万，利润就是７０万，一集７０万，１０集７百万，１００集就是７千万，２００集就是１亿４，我们上４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
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１９９４年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拣喜欢拍的挑。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５０００块钱。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演员忙说：别催场啊，我能唱歌呀哥哥。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决不低头。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的办。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啊？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陈道明果

好文，赶快搬啊！等着看后面呢。


ＴO:六六：

不知怎么的，看到文中的一句话，突然想到你。能指出是哪句话吗？别瞎乱猜奥。

恩，看到了。

“一朵鲜花，左躲右躲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到底谁娶了六六这么个宝贝疙瘩，好幸运哦------开心一辈子。

我不太好收拾。

不是每个男人都敢要我的。

我的痛苦是，我看上的人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看不上。

：）

哎，六六，你这样说不是置我于不义之地吗？我就知道你会乱讲，当时还特地加了一句。

你和你老公是青梅竹马，金玉良缘。我是在说你的写作状态啊。最近你没再写小说，你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个坎儿，努把力，“这个坎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大家都还等着看你的新作呢。

我说的那句话是下面这句：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坎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坎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

其实冯小刚是通过抬举别人来抬举自己.

别逗了，卡拉。

我又不靠写作吃饭，不存在什么关卡。

我不想写啊，你别把我往那死胡同里赶了。我不是那块料。

我就当个混混，挺好

严重同意卡拉的评价，真是好文。
不过我比卡拉勤快些，等不及lili啦。
我自己下苦力搬。
哎，苦。。。。啊。。。啊。。啊。啊（京剧叫板 ）

我把青春献给你（十八）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陈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乃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拉里邋遢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脱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我又问：那葛优呢？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量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赢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像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的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的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嘿，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分心吧。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观众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专家”们见到葛爷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葛玲吗？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的台词说：这大ＨＯＵＥＳ　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

　　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炫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家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惟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忽略了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保持在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服中药。我说，好啊，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杠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能在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那是１９９１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了争执。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７遍。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李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李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要求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４９５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之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踩油门把车开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杯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２０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１００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１９７８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１２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暴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ＦＵＣＫ这个，就是ＦＵＣＫ那个。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１９９２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１２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２００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艾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１０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１２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１２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儿，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特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ＣＢＪＢ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杠。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只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像力。我又问：不足呢？作家说：没有。非常好。我说：不可能吧？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我追问：比如呢？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作家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做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演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２００１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２００２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５月１３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３日　晴　早７：１０全体出发，８：３０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高压１６０、心跳１５０，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９：４０。１０：２０，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２：３０，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５：４０，完成拍摄。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４０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这部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城市打工，带着积攒的６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既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第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４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８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１９９４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２０００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跑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１９４２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１９９５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５０００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３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就会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９月底，我的２００２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的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且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刘老师说：创作途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吾吾，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

　　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秘，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位手机持有者。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吗？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给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片呢？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１０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１１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３个人连续１０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２０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１０天的时间，３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１２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知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至此，我的２００２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只饿了一年的狼。　　　　　　　（全文完）

先说ADMIN不仗义，有剽窃之嫌。

但念在我也实在是不能等的份上，就且替lili原谅你一回。

下一回不成了！要兢兢业业地去发现新大陆，不能当那打劫的。

记住撩！

我的感觉： 又回到以前我的观察与总结上了。

一个人，如果不是象预备喷发的火山一样酝酿多年，或是象地下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就最好不要写小说，停留在杂感就可以。然后一篇一篇独立作序。

我喜欢冯小刚的文字，起始于他很单纯的爱情。那是真正的生活体验，是有感情的迸发，写起来娓娓道来，游刃有余。

后头的创业，也因为是亲身经历的分娩，所以痛并快乐着，含泪带喜。

我认为LILI的鉴赏是绝对正确的，他只转载了最精彩的一部分，在高潮处嘎然而止，就是烟花爆炸在头顶的感觉，印象里一直绚烂。如果看着烟花坠落，变成灰烬，就没那么美丽了。

后面ADMIN转的那部分，很流华，也很油滑，吹捧多，内心感受少，言不由衷多，倒象是给以后拍片子，拉导演，拉演员，拉赞助用的广告。

看的越多越惊悸，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掉入作者的创作动机了，包括很严格地批评自己的每一次下笔，究竟是心底的声音，还是应付人的客套？

我可以欺骗读者，我无法欺骗自己。

更糟糕地是，我以为我可以欺骗读者，其实，我欺骗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看了看这篇随手写下的杂感，关于阅读的，关于创作动机的，觉得很满意。

因为是挖掘灵魂，而不是口水。

以前我写王贵与安娜的时候。我常冷汗淋漓。因为读者的评语。

他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大叫过瘾，其实正是我写得血脉贲张，意尤未尽的时候。

他们意兴阑珊，狂呼不满的时候，也是我自己觉得感情枯燥，玩弄文字的时候。

我有种内心被人窥窃，感情被人把握的被动。

读者可以一眼看出我不讲实话，或者是情绪不到位，或者是没有体验。要我不得不信服。这个不是盖的，这个就是已经钻到了生活里面。

幽默，诙谐，排比，比喻，这些都是装饰品。好比房子里的灯饰，油画，家具，和地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房子服务。房子如果是茅草的，任你是名牌装修，也难掩其陋。

所谓的房子，就是你的感情。一篇文章，哪怕没有优美的修辞，哪怕没有引经据典，甚至有许多错别字，只要你叙述的是内心的感情，它就可以打动别人的心。

当然，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进步了，如果房子里有高级的享受的内装修，就是更好了。

Troublemaker and 66：

你们对Admin也太不公平了，Admin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第二部分看完了，我耳边还响着他的京剧叫板“苦。。。。啊。。。啊。。啊。啊”。

这没办法，谁让他没赶上时候，人家干饭盛走了，就剩稀米粥了。

1。 感谢LILI转了这篇好文章。 如troublemaker所说，荣誉归于Lili
2。 感谢卡拉的同情 ，理解万岁！
3。跟大多数人一样，我看网上的文章，最怕的就是半截子文章。就好象是被吊在半空里，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叫一个难受。所以，即便是从绚烂归于灰烬，我也要目睹这整个的过程。
4。也许是男女有别，我没觉得后半部分象六六说得那么差啊。比如关于艾未未，葛优，蛮生动的啊。大家觉得呢？

谢谢 爱得民 给文章补全, 昨天我明明是全文转载, 怎么今天回头一看就半截了呢?
实在没有掉大家胃口的意思. 是不是 每贴长度有限制. 新手上路, 还望前辈包含

是的，每个帖子的长度有限制。
所以转长篇的文章时，最好分章转载。

LILI虽是新手，但出手便不俗啊，
一下子就抛了这么块美玉出来。。。
有潜力！

是男女有别，我并不觉得后半部有那么逊色。还真有不少出彩的地方，比如有关老实人的那一段议论就很精采。可能前半部讲家庭多些，后半部讲事业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