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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从欧洲建筑看欧洲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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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6-01-01   

从欧洲建筑看欧洲国运

---采访李建军大师

作者:钱跃君
来源:木子网>艺术时尚

5月23日凌晨,巴黎戴高乐机场新候机大厅轰然倒塌,惊动巴黎城,更惊动了北京建筑界,因为刚刚建筑封顶的北京大剧院刚好是出於同一个建筑设计师安德鲁之手,且用相近的拱形圆顶建筑。风水大师李建军兄受有关部门委托,从美国赶往巴黎考察倒塌原因。回程路过法兰克福将飞往北京,一到法兰克福机场就打电话约我面叙。接着由何侃兄做东,与建军兄讨论候机大厅的倒塌问题。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与建军兄海阔天空地畅谈欧洲建筑与欧洲国运。

埃菲尔铁塔

钱:巴黎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但当年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决定临时建造这座铁塔时,埃菲尔钢铁公司本想以此表示现代工业的无所不能,却引起巴黎社会的一片反对声,因为在四周都是巴罗克式建筑群的当中放上这麽一个乌黑铁家伙,确实破坏整个城市的巴罗克风格。所以当时决定铁塔建造十年後就将全部拆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不仅没有被拆除,甚至周围的环境都围绕铁塔布局,成为巴黎最重要的景点之一。人类的审美心理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经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铁塔与整个城市风格似乎走向了和谐。我已经不能想象没有铁塔的巴黎将会是个什么感觉。

李:尽管当时引起许多争议,但随着欧洲工业的再度起飞,铁塔就成了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对工业精神的提升。所以这座铁塔也就被保留下来,整个周围的道路、园林都按照铁塔来设计。

埃菲尔铁塔建造的地方,刚好是塞纳河的旁边,河上又建了几座桥,所以产生一种独特的风格。从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和形象来说,它与天直接连通,产生“尖端放电”效应。我们经常讨论天外的生物,尽管谁都没有看到,但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我每次离开巴黎前,总要去埃菲尔铁塔下漫步一会,这就类似於一种练功。在铁塔下你不用练功,就把身体放松即可。中国人说打坐镇时要通,这里你不用通,只要在下面一坐,一种能量自然而然顺着铁塔从天空中下来,你的头顶、脚心就有感觉了。一般人是没有气功的,但你站在那里就有气功了,这就是一种效应。但现在一般游客去埃菲尔铁塔,盲目地忙着在下面照像,忙着爬铁塔。其实真正好的,是围着铁塔漫步。我曾经问一位在铁塔下漫步的老太,她对我说,她在铁塔下已经转了五十年了。现在八十岁,外表根本看不出。我问她健身的秘诀是什麽?她说,她从来不健身。甚至说她自己是好吃懒做、抽烟喝酒。我就告诉她,就是因为她一直在铁塔下漫步。她听了後恍然大悟,说她只要来这里散步一下,就一个星期精神很好。可惜现在的巴黎人放弃埃菲尔铁塔,一到周末就到郊外去吸收新鲜空气。一个人确实需要新鲜空气,加强肺部活动量,维持血液中的排氧量。但人的能量还必须从天上下来,人毕竟受到天的支配。

人类这麽几十年来,对天体有了不断了解,已经可以登月,可以在空中停留。但对大地却了解很少。埃菲尔铁塔的塔顶是与天连接,但最重要的,是它的下面与地相连接。我想,铁塔的设计者不一定懂这些道理,但很可能是受到上帝的启示,将铁塔建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气就上来了,使法国立於不败之地。可以说,自从巴黎建起凯旋门後,法国再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国运经久衰微。幸好埃菲尔铁塔能接应上天的灵气以养,否则法国早就“国将不国”了。

柏林议会大厦

钱:与埃菲尔铁塔相似,柏林的议会大厦在原来非常健美而古雅的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中,由英国建筑师诺曼·弗斯特设计而加建了一个完全现代式的玻璃大圆顶(战前本来就有一个大圆顶),建筑风格相距这麽远,看上去多少有点不伦不类。而以这样浩瀚工程所加建的玻璃大圆顶,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是供游客爬到圆顶上鸟瞰柏林全景。尤其在圆顶的中心是一个倒栽的圆锥——与埃菲尔铁塔造型相反——像一把天剑穿过圆顶,直刺议会大厅。不少风水师说,这个倒挂的天剑不太吉利。记者去问议员,倒锥挂在头顶是否有感觉?有些议员居然会恍然大悟地说:坐在议会厅里确实感觉有点头痛。

李:勃兰登堡城门原来是柏林墙的分界线。在二战前,城门上的马车铜像是朝向外面的,表示德国要向外发展。但战後被移动而面向里面。柏林墙倒掉後又被移回到战前的方向,因为德国又要向外发展了。为什麽要移动铜像?因为这是一个象征。在城门边议会大厦中加了一个完全玻璃式的圆顶,而这个圆顶最高的一招是,在玻璃上面建了楼梯,人们可以随着楼梯走上去,天地相接,天光直接普照大地。梵蒂冈教堂相比来说,就建得不是这样巧妙。

至於圆顶中心的倒锥,那是与埃菲尔铁塔的“尖端放电”相反,叫反尖,它等於把所有的东西筛选後分放到地面。天体能量进来後入地了,然後再从地面返送上来,议员们在这里讨论才会得到最高的效率。至於那些风水先生的思考,单纯从表面的形状看问题,以为这是一把天剑,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我们所讨论的,是整个宇宙的场,即人的场怎麽配合宇宙的场,宇宙的场怎麽适应人的场。将整个宇宙的能量吸纳下来传入大地,入到人体内。所以可以说,埃菲尔铁塔造就了整个欧洲以法国为中心,而德国议会的这个建筑,意味着未来的欧洲将以德国为主体。

钱:你认为,这些建筑师在设计这个铁塔或议会厅圆顶时,也有这样的风水考虑?

李:不会有,他们更多的是从艺术考虑。但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巨作,都不是某个人的创造,而是天赋予的职责。当年在盖议会圆顶之前,有一项世界上包裹艺术的最大杰作,即把整个议会大厦包裹起来。在包起来的这段时间,整个议会是封闭的、黑暗的。那是一段痛苦的酝酿时期。然後突然揭开包布,重见天日,德国起来了。当然,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和这个建筑形式在风水理论上的意义,所以他们还无法完全利用到。如果他们懂的话,他们就要根据这个情况进一步细化和内部协调,如这里应当安排财政厅,这里是外交厅,这里是国防厅等。

华盛顿白宫

钱:德国与美国有点相近,国家的政治中心(柏林、华盛顿)与经济中心(法兰克福、纽约)是分开的,国体上反映了比较浓重的联邦制特色。而法国、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却集中在一城(巴黎、伦敦),政体上偏重中央集权制,给人感觉“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其实,早年美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集中在纽约,今日的纽约市政厅就是当年的美国议会。那为什麽後来会想到将政治中心迁到华盛顿?

李:华盛顿本人就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风水理论。他没有把首都放在纽约、费城,而放在华盛顿。华盛顿城坐西向东,以阿帕拉契山为背、波多马克河为水,子午主轴是以北边的白宫和南端的华盛顿纪念碑,东西主轴是以东边的国会大厦和西边的林肯雕像。这种格局既对称又壮观,是典型的中国宫廷式格局——在华盛顿你能看见许多在纽约等大都市所看不到的中国文化精髓。尤其是白宫与国会的布局,把权与法的概念划分得清清楚楚。军队放在河的对岸,军队不受总统和国会的影响,而是在法的结构里保卫国家。如果你仔细观察白宫的地理位置,会发现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刚好坐在一条主宰美国的中心线上。华盛顿自己曾为建城而费心费力,但他本人却没有入住白宫。第一位入住白宫的是亚当斯总统。但入住白宫的41位总统,谁都没有想到白宫的办公桌下,居然是如此重要而吉祥的宝地。

钱:纽约东临大西洋,曼哈顿又四面环水,世贸大厦直面纽约海口入港处的自由女神像。“911事件”会发生在美国金融界这样的风水宝地,看来问题一定出在世贸大厦本身建筑的风水中。你说这次事件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否也有风水方面的致命欠缺?

李:其实,世贸大厦本身已经建了许多年,尽管外表还很漂亮,但内部已经老旧。为什麽被炸後会燃烧这麽久?就因为里面电梯所用的润滑油长年累月积下许多。在风水上,其缺陷是两栋大厦的相对位置,不应像现在这样的错位,而应当相反。最致命的风水缺陷,是在两座世贸大厦中间的公园里,放了一个现代雕塑,那是一个六米多高的铜制大地球仪,然後把地球仪劈成两半,产生经过闪电而产生地球龟裂的艺术效果。非常有报应的是,在两座大厦倒塌之後,几根掉下的钢筋不偏不弯地扎到这个地球仪上,穿了几个洞。由此可见,城市雕塑可以造就一个城市,也可以毁灭一个城市。相反说来,马来西亚的双体塔楼,当时他们的城市建筑部长陪我去看,在那两座塔楼之间却是造了一座桥。

钱:那现在新设计的世贸大厦情况怎样?

李:我去看了现在建筑的图纸,那个铜雕大地球仪当然挪到其它地方去了。两座楼本身造得下面大、上面小,造到一半後再用光束打到天空,表示对亡灵的纪念,所以总体看上去比以前的大厦还要高,又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当然,我对靠光束来提高大楼的高度也不太赞同,因为光毕竟是空虚的东西,而不是实体。

罗马斗兽场

钱:没有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以军事与宗教的双重手段开化了凯尔特民族、日尔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今日的欧洲恐怕还不及非洲,所以我对罗马充满了崇敬心理。面对斗兽场、万神殿、凯旋门的每一块石头——那是经历两千多年风雨的石头——只有参拜和祭奠,而不敢信口雌黄地妄加评论。罗马地处地中海东岸,向西虎视地中海两岸(欧洲、非洲),从气势上,沿岸地区似乎就应当成为罗马帝国的属国,甚至地中海的名字Mare Mediterraneum——(以罗马为中心的)中央国之海——都是罗马人起的。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罗马帝国的属国(如英、法、德)现在都超过罗马或意大利。是风水变了?

李:我曾应邀专程到罗马去勘察总理府的风水,同时将为意大利的其它城市和著名建筑看风水、解时运。可以说,世界万物的兴衰,都在阴阳平衡的规律中。细看罗马城的布局,坐落在城东的斗兽场刚好在“阴中的阳点”,坐落在城西的梵蒂冈刚好在“阳中的阴点”。两者相呼应,形成一个天造地设、浑然一体的太极图;两者的相生相克,就成为罗马、乃至意大利的平衡点。早在八世纪时就有人说:“何时有斗兽场,何时就有罗马;斗兽场倒塌之时,就是罗马衰竭之日;何时罗马消亡,世界也就消亡”(钱注:最後一次使用斗兽场为日尔曼大移民後的528年,罗马帝国消亡)。而梵蒂岗的建筑格局属於:左边青龙旺盛,有建筑物环抱,且教皇居於左侧更助龙遍运气;但右侧白虎位气衰神落。所以梵蒂冈自身处於极不平衡之中。由於这样的风水欠缺,导致梵蒂冈建成後,历代教皇多灾多难,天主教徒日益减少。所以从斗兽场和梵蒂冈的兴衰,你就能够看到罗马和意大利的兴衰。

伦敦千禧馆

钱:欧洲传统的金融中心是英国伦敦,迄今拥有世界第四位、欧洲第一位的证券市场。在人类跨过千禧年之际,在伦敦塔桥的对面建起一座现代式“千禧馆”,欲使英国在新世纪依旧保持欧洲金融首都的象征。这个项目在建造前就在英国本土引起很大争议,建成後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为当今世界“十大最丑陋建筑”的榜首(其次为贝律铭设计的美国“摇滚音乐名人殿堂”),看来现代建筑发展到今天都入了邪门。但这些评论更多从艺术角度,而未从从风水角度来讨论。

李:当时我刚好去英国给财政大臣看风水,谈到千禧馆时我就说:千禧馆采用这样的建筑形式,对英国不是个好现象。他问为什麽?我说:这个建筑像一个倒扣的碗,纵剖面是一个抛物线。碗的上面又设立许多支撑柱,看上去像天线。但这是不是天线?它接纳天上的信息还是不接纳?(财政大臣说:我接纳天上信息)。如果要接纳天上信息,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圆一点,这个点又在哪里?事实上,这个馆里建有这个设施、那个设施,想成为一个派综合用途的馆。所以无论从宗教角度、哲学角度,还是从传统的或现代的角度,建起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是不应该的。当时千禧馆建成後,周围的所有交通设施和服务设施(如地铁、供电、通讯、防火等安全设施)都围绕千禧馆兴建,形成一个以千禧馆为中心的完整体系,表面说来很完美了。但已经换了两个主人,後来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又不要而退了。到今年为止,这个馆已经宣布经济上完全破产,空在那里养蚊子。这次,当年邀请我来看风水的人也在场。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千禧馆设计得这麽完善——从城市规划、配套工程,到外表景观——到最後居然会垮掉。其实,在千禧年零点敲钟的时候,英国女王也去了那里,当时千禧馆就开始漏水。这个千禧馆不改是不行的,但现在没有人管,因为要修改又得化钱。

法兰克福的现代建筑

钱:法兰克福是美茵河畔的历史和文化名城,同时又是欧洲金融和博览会中心。在战後城市重建中,到底要保留法兰克福的中世纪古城风格,还是要将法兰克福建成现代化大都市。最後议会通过将老城区保留中世纪原貌、周边城市区建成现代化大都市。以致八十年代後,美茵河畔现代高层建筑林立,被誉为欧洲现代建筑首都。

李:我对德国还是相当看好,所以每次来欧洲都要来法兰克福看看。法兰克福以後是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这不用我说的,大家都知道。但法兰克福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是否在按照金融中心布局?你看这周边盖了这麽多博览会建筑,博览会只有在有展的时间才开放,平时都是空关着,而金融中心却非常繁忙。当然,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相辅相成、阴阳调和,前者是低节奏的,後者是高节奏的。(钱:那你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确定这里是欧洲金融中心,就应当把博览会馆移到城外,这样有利金融的发展。

钱:但早在12世纪,已经由皇帝亲自确定法兰克福为欧洲博览中心,後来由博览会才开始了兑换和金融业务,发展成金融中心。在传统的中世纪,博览会相当於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它的经济流转要算最快的。但到了今天,金融中心的经济流转更快。一个按钮下去,几千万甚至上亿欧元的交易就完成了,所以反而嫌博览会节奏太慢。

李:但现在法兰克福要确定自己的定位,如果定在金融中心,就得把博览会的内容迁到郊外。所以你要呼吁,把法兰克福建成一个真正的金融中心。否则这样下去,法兰克福就没有它的主题,或主题不明确。你可以与市政府谈谈,如果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可以尽一下力。例如玻璃窗户可以做得柔性点,古罗马式建筑就非常适用於金融界的建筑,大柱子稳稳当当、扎扎实实。

另外,现代建筑利用的是现代材料,如铝合金、钢筋、玻璃、塑料等。在法兰克福的现代建筑中使用了大量玻璃,而这在城市的热效应里是最大的麻烦。玻璃会反射、折射,由此产生噪热,产生热的旋流。从城市健康的角度来说是不好的,可是人们现在在追求这样的时尚。

科隆大教堂与巴黎圣母院

钱:巴黎与科隆都是古罗马城,中世纪都成为大主教区驻地,巴黎的圣母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的圣彼得与圣母大教堂(科隆大教堂)又都是13世纪在原来罗曼式教堂的基础上建起的大主教教堂。两者总体都是取哥特式建筑风格,且都建在河岸(塞纳河、莱茵河)。但无论从外表形象还是内部结构,两者相差悬殊。你认为它们两者在宗教内涵上是否也有区别?

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教堂风格,可用两句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巴黎圣母院是神的文化,科隆大教堂是神的殿堂。哥特式建筑的特色是窗户很大,采光好。早晨太阳从东面照下来,下午太阳从西面照下来,集中照在教堂的大厅里,把神的旨意传达到了人间。里面再带有雾蒙蒙的感觉,很有点佛教中烧香的效果。他们念经、祈祷、唱圣歌,都是用的音符,用音节振荡人的体内,达到内心的和谐。所以唱完一段圣歌後,心里就感到很平静。科隆大教堂是以高为主,建得很神圣,所以是神的殿堂;而巴黎圣母院建得四平八稳,但强调雕塑、壁画等,所以是神的文化。

待续:巴黎机场的倒塌与北京大剧院的布局
[ 此贴被卡拉在2006-01-01 20:1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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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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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6-01-01   


  李建军教授简介:

  李建军幼承家学,为其外祖父赵润生大儒之嫡系传灯。自启蒙始遍习儒、道、佛、百家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注入了全部的精力,成年后,又将中国神秘文化中的精髓与当代天文、地理、医学、科学及边缘学科进行了多维交叉组合,研发、独创了:人体工程学 。


  早在九十年代,李建军的名字及他创办的人体工程学已名扬中港台及东南亚。熟识李建军者,无不为他所创办的人体工程学所折服,他预测世事,铁口直断,百验不爽。凭着正直的个性和自身的才能及为人的义气,独走天涯,在人体工程学的三理要素——生理,命理,地理对人的影响方面,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提出了“充分运用大自然与人的互动来提升人类衣食住行品质,在天、地、人三大元素中精确定位三者之间的共同点、发生点,交互对应运用。”李建军在天体星象、气候变化、光源等自然规律研究中发现了自然对人类的思维,生活品质以及创造力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平地、海洋、高山和河川等自然环境中不同的磁场对人体直接的影响,根据每个人不同磁场和不同特质,应用人体工程学,使人的能量、生活品质以及生命提升到最佳状态。

  近年来,李建军及人体工程学学科,引起了西方社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获得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青睐。以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实践验证的事实,广受学术界的重视,荣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顾问和美国南加州大学(USC)人体工程学计划主任。值得一提的美国南加州大学已将人体工程学列为学校二十一世纪重点发展研究学科之一。已聘请李建军开设人体工程学课程,同时讲授东方哲学思想与西方现实科学的融汇和比对。

  * 赵润生(1892年5月1日—1980年3月3日)名祥霖,国学大师。与李鼎明先生亦师亦友,为陕北著名大儒名绅,在中医及玄学上独树一帜。

  详细情况请登录李建军教授的网站:www.jj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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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6-01-01   
从中国文化理念看国家大剧院设计
作者:李建军
来源:多维>大家观点

2004年7月我应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邀请,赴法国巴黎考察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先生在巴黎建造的戴高乐机场为何坍塌的问题。安德鲁是中国国家大剧院的主设计师。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一下他在巴黎机场的设计是不是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

我从洛杉矶出发,飞经纽约、伦敦,到达巴黎。在巴黎查看了戴高乐机场的整个事故现场后,我发现了两个问题: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构思确实很大胆、新颖,甚至可以说前卫,但是,他却忽略了建筑材料的耐疲劳度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建筑内部的分工效应。因此,这两个问题一开始就埋下了潜在的危机。所以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分工效应产生以后,空气的流通和整个部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慢慢发生了变化,在跨度太大而接触点太小的情况下,终因整个建筑材料和机械出现 “疲劳过度”,而导致了机场坍塌这样的严重事故。从其性质来说,这两个问题,一个属于中国传统风水学上的问题,即分工效应;另一个则属于现代材料力学的问题。


看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设计和建筑,特别是在考察了坍塌现场之后,我对安德鲁先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嗣后,又经朋友介绍与安德鲁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他送给我一些有关的材料。我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到,被媒体称为安德鲁设计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的“巨蛋”设计方案──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拱顶建筑,其面积大约为16.5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10.5万平方米,地下附属设施为6万平方米,总投资大约将近45亿人民币。国家大剧院的高度,国家限定为45米,考虑到它的种种功能要求,三分之一的设施必须设计在地下。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来看,这个“巨蛋”建筑的地面部分,看不见可以进入这个球体建筑的出入口。国家大剧院的地理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区划之内,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中南海的南侧。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还会记得,人民大会堂西侧曾经是一个闲置了十多年的大坑。十多年前发生“六四”学潮时,人们一时迷惘,有人就曾从风水的立场断言,这个不吉利的大坑是造成国家动乱的原因。后来,人大常委会决定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办事机构,挖掘一条地下通道,把人大常委会与人民大会堂连通起来。但这个建筑物一旦建成之后,就与北侧的中南海遥遥相对了。于是又有人说,如此以来,人大常委会与中南海将形成“北旺南弱”的局面,难免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冲突。现在,中央已决定在此建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决策好不好,我在这里大胆地略陈一己之见。

首先从交通动线来讲。 国家大剧院“巨蛋”建筑的球体与地面的结合处,看不到任何入口,其接触面在一个水平面上,宛若一湾微澜不兴的水湖。这样一来,在观者的眼里,国家大剧院俨然是一座神秘的“湖上神阁”。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入口处在哪里呢?按图索骥,在设计图上仔细寻找,才发现,入口处就在椭圆体的周边,向下进入。所有的通道都是由地下进入的。大剧院的内在构造,包括了三个建筑:一个是歌剧院,一个是音乐厅,一个是剧场。三者由通道分开,又由这些通道悬空连接。问题也因此而生:所有的观众都得由地下进到室内。 再从建筑环境来看。

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呈现出一种“凹性”的文化构成。北部的天安门、新华门,南部的前门箭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建构了一个“凹性”的、与天体相对应的、以接纳和接受能量为主旨的文化格局。人民英雄纪念碑虽然以一柱擎天、挺拔而立的巍巍形象矗立于广场中央,威严肃穆,但它的顶盖却也是凹陷的,它不是埃及的那种指向空宇的方尖碑,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承露盘式的,随时承接来自天宇的阳光雨露。如今又要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再建一座球体形的“巨蛋”建筑,在整体看来凹性文化的大格局中,出现一座凸形建筑,这样的一座建筑,是否能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能否与周边的整体文化环境达到协调与统一呢?

在与安德鲁先生短暂的见面之后,我们通过e-mail进行过联系。我问他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多少,他说他对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因为他的建筑是凭借灵感的飞翔来构思的,他的灵感告诉他,在这块既定的地方应该放一个“球”,那他就在这里放一个“球”,“球”就是最好的选择。我说,一座建筑如果不能与当地的文化相协调,设计者如果没有文化的概念的话,会不会给人一种硬搬到这里来的感觉呢?他开玩笑地说:“你们中国人能在我们卢浮宫盖个金字塔,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天安门广场盖个巨蛋呢?”从他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个性既强硬、又武断。但不管怎样,他的这个设计实在令我疑虑重重。 下面,我们再从他的设计本体来做些分析。

首先,这个球体的设计,就像是一个被按在地上的“巨蛋”。虽然它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部分建在地下,但它却并不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而给人一种把鸡蛋硬压在地面上的感觉。其次,设计中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入口,都是由地面进入地下再到室内,整个建筑三分之一建在地下。这样一来,剧院的动线就显得不够好。像剧院这样的建筑物,如果在设计时忽略了动线的合理,那么它就不会有什么特点可言。再者,大剧院的设计者也没有考虑到北京这个城市的沙尘暴和冰点现象。安德鲁先生也承认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大家知道,巴黎是一座不存在结冰问题的城市,因为西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冬季的冰寒,整个巴黎在大西洋暖流的控制之下,故而在巴黎没有冰点现象,没有冰天雪地,即使下雪,也是很快便融化了。即使是冬天,在巴黎的湖里也可以划船。可是,在北京,情况就不同了,冰点现象是自不待言的,而地理位置使北京每年都可能遇到沙尘暴的袭击,来自黄土高原的风暴可能给北京带来沙尘,在进行一种建筑设计时,这种自然界的因素是不能不顾及到的。

安德鲁提到了卢浮宫,我想,很多人都是去看过的,我也去做过实地考察。卢浮宫外表有一个玻璃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采自然光来照亮底下的整个大厅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卢浮宫建造这样一个金字塔呢?当年建造这个金字塔时,据说95%的法国人表示反对,甚至有的人走到那里便吐口水。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法国人理解了,卢浮宫成了巴黎文化的一个象征,成了巴黎人的一大骄傲。整个卢浮宫的建筑所呈现的,是古埃及文化的风格,这一点,我想贝律铭早已注意到了。如果把地面以上的部分都盖成玻璃的,就不会产生那种古朴的效果,而现在将入口处盖成玻璃的,为了采自然光,把整个卢浮宫下部的阴性的东西,通过金字塔释放出来,利用金字塔来接受天体的效应,就显然是匠心独运了。所以我以为贝律铭高就高在这里。他在这方面运用了中国的阴阳理论,运用了中国阴阳调和的基本理念,造成阴阳的平衡。卢浮宫给巴黎保存了文化,给法国保存了文化,给世界保存了文化。

在卢浮宫的周边有个协和广场,此广场始建于1757年,1763年取名 “路易十五广场”,广场中心曾塑有路易十五骑像。大革命时期被称为“革命广场”,1795年改称“协和广场”。后经建筑师希托弗主持整修了4年,于 1840年最后定型。广场呈八角形,中央矗立着一座有3300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那是由埃及总督赠送给查理五世的。方尖碑高23米,重230吨,塔身是由整块的粉红色花岗岩雕出来的,上面刻满了埃及象形文字,主要内容是赞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丰功伟绩。方尖碑的底座基石上记载着将之运到这里和树立起来的艰难过程。这座方尖碑是埃及人祭神拜神用的。这样,后面有金字塔的效应,和卢浮宫形成一个整体的建筑群。如此说,玻璃金字塔的确像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它不仅满足了透视、透光的设计要求,而且造成了整个建筑文化协调和谐的效应。曾经有一位法国总理府的官员同我谈起过,是不是要把方尖碑还给埃及?当时我告诉这位官员,协和广场是法国人民革命历史的象征,四周的8座雕像,分别象征着8座在法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城市: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布勒斯特、里尔和斯特拉斯堡,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愤怒的巴黎人民曾在这里捣毁了路易十五的铜像,并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方尖碑在此已融进了这些整体建筑群,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无缘无故地突然搬走了方尖碑,那么,法国也许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某些古怪的事情。于是,他们没有把方尖碑送还给埃及。我还建议在方尖碑的顶部涂上金粉,贴上金箔。虽然它是阳性的造型,可它也就因此而成为阴性的象征,在涂了金粉之后,金色的东西与天体之间产生对应,达到使法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效应。


对照贝律铭对卢浮宫金字塔的妥善处理,再来看安德鲁先生所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孰优孰劣,孰高孰下,不言自明。不错,孤立地看,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四面有水池环绕,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整体体现了21世纪标志性建筑的特点。但它错就错在没有结合中国文化和当地的环境因素。中西文化的最高之处,都是相通相融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而安德鲁设计的这个建筑物,其冲突性却远远大于互补性。

唯一使人感到宽慰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方”大于国家大剧院的“圆”,也高于国家大剧院的高。这种对应关系,牵涉到了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和“东天西地”的宇宙观和阴阳观念。“天圆地方”观念,在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还在民众的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东天西地”的观念,从字面上看说的是方位观念,而实质上则是阴阳观念。古人说:“河图弓弓之阳运已去,洛书乙乙之阴运已来;洛书太乙之夜运又去,河图太弓之昼运复回之故,月落西地,日出东天矣。”国家大剧院的“圆”对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到底好不好呢?从中国的风水学说和阴阳学说来看,如果国家大剧院建在人民大会堂的东侧的话,那就既符合了“天圆地方”之说,又符合了“东天西地”的观念。而面对现在这样的布局,即人民大会堂在东、国家大剧院在西的反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只有借助于中国古来社祭的原理来调整风水,以求和谐平安之途。北京城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中有社稷坛,形成了一整套祭天地、祭社神(社祭)、祭社稷的仪式,帝王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仪式而达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江山永固、帝延永祚的目的。古时,人们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举行社祭,祭祀土地神,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就叫“社”。社祭所表达的,是古人对乡土、对国土、对五谷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中国的社祭,以五色土为基本符号: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具体地讲,东方多种水稻,呈现为青色;南方多红色和紫红色的土壤,呈现为红色;西北方干旱,盐硷土壤,呈现为白色;中原是高原土壤,呈现为黄色。

中国古代和现代城市布局出现的区别,可以追溯到 20世纪50年代。在50年代,为了追求城市的建设规模和交通的通畅,拆除北京的城墙一时成风。古代城墙被拆掉之后,首都北京就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了。为了发展工业,在北京的西郊又兴建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随着西北风的侵入,使整个北京在几十年里成为一座灰灰暗暗、烟雾弥漫、蓬头垢面的城市。这样,在国际上还怎么凸显它的美丽呢?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的高大建筑物相继拔地而起,老北京的民居,在隆隆的铲车推进声中成片成片地被夷为平地,曾经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的老北京的棋盘文化和胡同文化,几乎破坏殆尽而不复存在了。北京的胡同文化与上海的弄堂文化,原本是体现着两种不同文化概念和都市文明的两种市井文化。由于胡同文化以及在胡同中酿造、滋生、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特点(如京腔等)的被破坏、被放逐、被遗忘,北京的京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海派文化的差异,也就在历史的烟尘中归于悄然消失,只剩下大运河、中南海、故宫、北海、白塔等寥寥可数的历史遗迹,供喜欢怀旧的市民们远远凭吊了!总之一句话,历史证明了,20年前开始的以欧美的建筑模式来改造和建设北京的这一进程,显然是短视的、错误的。中国应该吸收欧美城市建筑有用的东西,并化为自己的血肉,最终展现我们自己的建筑风格和城市风格,才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在北京,南北一条中轴线长达8公里,贯穿全城,东西一折为对称。长达 10公里东西长安街,由东向西形成一条城市大动脉,把整座城市隔成了南北两大块,却也因此加深了、或形成了历史上原来就存在的北旺南弱的城市格局。地处长安街北边的市区,自然而然地旺起来,而南边的市区却依然落后于北部。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于木樨地一带建了一座钓鱼台的引桥,在东长安街上盖了一个巨大的、但动线不畅通的东方广场,这两个建筑破坏了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的整个交通动线。我认为,陈希同所以下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破坏了北京市的棋盘文化格局和胡同文化网络。中国应该培养一支由中国建筑师挂帅、吸收西方建筑基本理念的建筑师队伍,来辅助做中国的建筑,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优良的建筑风格。

中国国家大剧院是由法国的保罗·安德鲁先生设计的,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的“Z”字门是由荷兰人设计的,奥运“鸟巢”是由瑞士人设计的。在某些建筑的设计中,国外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是比较前卫、比较新颖的,而中国的建筑师永远也跟不上西方现代的建筑理念。那么,中国的建筑要走向世界,要有新的建筑物,就不得不用外国的建筑设计师。比如奥运“鸟巢”最近有了一个很好的改变,就是利用一些中国的基本概念来变化的。我们不应该让西方的建筑设计师利用我们的奖金来验证他们的某种新的建筑结构和外形设计,而应该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包容之下,吸纳他们的大胆创新和超前的整体构思的观念,以协调和保持我们的建筑生态的平稳。一个伟大的建筑应该不露痕迹地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它既能让人眼前一亮,又不会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比如,英国的千一馆,也是一个倒扣的碗状,与天体不能形成对应。所以,建筑师们又在这个倒扣碗上加了几个伸出的支架,这种支架就把这个倒扣的碗支撑住,形成尖端放电系统。但这么多支架,这么多中心,也就造成了建筑物的不协调。再看千一馆周边的道路、酒店、饭店、公共汽车站、船舶码头、地铁、公交车辆、私家车停放、相应的配套设施等等,都不能与它相协调,相配合,因为它没有与天体相融合,没有形成对应关系。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中西文化的最高点是相通的,两者的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建筑如何才能做到“洋为中用”是一门高超的学问。韩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就做得比较好。在南韩,有一个38岁的建筑设计大师,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顶室内体育馆,而美国和英国的建筑设计师在这项设计中只是个配角。这个设计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使南韩的建筑水准在国际上也大为提升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培养一些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设计师呢?中国的风水观念、阴阳理论和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概念,远远超过他们。总之,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不合理的地方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与周边环境不适合;第二点,与“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不符合;第三点,交通动线不顺畅;第四点,所有的东西都在地下形成;第五点,没有考虑到北京的沙尘暴和冰点现象。对于安德鲁设计中的这些问题如何化解,我认为,国家大剧院既然已经开始兴建,如果现在把它拆了,是不现实的。可以利用中国的文化观念和设计理念,对它进行一些改变,如在大剧院的顶部封顶的时候,以五色土为主体进行一种布局,底下的玻璃体与钛合金的旋转体形成的方向,也用五色土进行一种纹饰。这样的话,使原有的设计回到中国人的“天圆地方”理念上来。虽然在外形上国家大剧院的建筑主体仍是圆的,但性质已变了。

另外,还要用中国的大一统理论对国家大剧院设计不好的地方进行修补,将可能出现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大一统的理论,具体地说就是:东方甲乙戊为青色;南方丙中央以为土属黄;西方庚辛丁属白;北方巳壬癸属黑。把这些都融在一起也就形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东南西北中与五色相对应,中央是黄土高原,南方是红色,北方是白沙,东部是青色的森林或者是大海。以四季而论,由四季风开始,春在东方,刮东风;夏在南方,刮南风;秋在西方,刮西风;冬在北方,刮北方。这样把五行与四方的关系形成一个大十字,就构成了大一统的概念。北京城建筑的形象特点,就是按照楼宇合图,后添八卦,东为本,南为木,西为金,北为水,土聚中央的基本概念。昆为土地,为母,为方,为了使中央的土与昆形成一致,那么该建造一个圆的还是方的,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在古都北京,以往皇家的所有建筑都有自己统一的特色。如今,我们后人在这块土地上设计建筑时,也一定要在遵循和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既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又不能有悖于、更不能损害当地的整体建筑格调。一个大作家、大画家有自己的风格,一个城市的建筑亦然,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格调,没有自己的风格或格调的城市,就无异于失去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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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0050922103018.jpg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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