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映照
来源: 新浪文化
我遇到过的较典型的北京骗子是一个卖坦克的，给我看了文件，红头的。说坦克是过了服役期的，主要用来改作民用推土机。我要不起坦克，他又重点向我推荐大炮，说是当年打国民党的，打雨肯定没问题。他连续给我降了三次价，我都没敢买。
早年，北京人就有四大标准：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吃不吃的没什么关系，首先是唱。
皇族子弟德君(王旁)迷京剧义无反顾，朝廷想到他祖上好歹是个封疆大吏，多次要给他官做，可他只想唱戏，绝不做官，这就是唱戏的榜样。
这地方的人都喜欢唱，不准他们唱就跟不准成都人打麻将是一个道理，是一种残酷的调节人口数量的狠办法。唱当然又分唱什么歌，在公园里的圈子就是这样划分的，唱民歌革命歌的不跟京剧来往，唱京剧的也不跟其他杂牌搅合，都是艺术，最纯最伟大的最革命的艺术，每天晚饭刚过，院子里、河边、公园里，到处都是唱歌的人，插不进，挤不出，声震天地，耳根从没个清净的时刻。
北京人骂人“不着调”，是以，会不会唱歌是个绝对普遍标准。
北京人必须要学会叫好，当然是从京剧开始，然后是各种演出，也包括西方歌剧和交响乐，我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是这么叫出来的。生在北京，不会叫好，那不是北京人，什么时候都叫好，那还不是北京人。
所以这其实很难掌握，至少你要与民同乐，要会听，这就是一个槛。当然，也有就不叫好的，那是使畔子，是恶作剧，只是，老成正经的北京人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串通好的不正经机会，那就比的是脑花儿了。
听得久了，又发觉有些叫好纯粹是冲着嗓门去的。有一现成的例子：清朝伶人王虎辰本也有些名，一次登台唱戏，唱了好半天，台下还不鼓掌叫好，王虎辰气极了，当即在歌词中加了一句：再不叫好，操你些祖宗！一时运腔使气，高遏行云。台下果然全体起立，叫好声不绝，长时间鼓掌不止……
江青当年不让在中国放映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我以为只有一个地方江青有她的道理，那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当一个现代京剧的叫板陡起时，一头猪猛地支楞起它的耳朵——那叫板不是有两个高音么？被拍到的那头猪就用两只耳朵的先后陡然晃动对这两个音一一做了回应——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准确的对位表达了，京剧深入人心的现代样板，一头迷恋京剧的猪。我以为江青肯定是看懂这个细节了，所以要下令不准在中国播放。
北京人讲等级，从服装、用具、房屋起就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一讲就多少年，“正确”到骨子里了。
封建等级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装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束缚，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关的满族分为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更是以服御为别。凡带颜色儿的满人都可不事劳作，提笼架鸟，坐等俸禄，成为趴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寄生虫，这是传统。
德行！瞧你这德行！时常听北京人这么教训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无德，而无德显然又是跟无能连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让“女子无才”，重要到公主、太监，名字里全都是德这样、德那样，这个字当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轿子里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装，只能砍手剁脚；对于太监来说，不但看不出那里少了两点，反而还太过臃肿，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颜屈膝。
就在20几年前，你如果跟一个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还会这样说：哎呀，我个人算个啥？不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几年孙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觉悟从来如此。
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转不过脑袋，你看看指挥交通的“协管员”，穿戴整齐，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挥”口令，活脱脱一个不愿长大的红卫兵，而只有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撑他们高人一等的幻觉。
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员的报站中也有部分遗留，当然，你不用给我纠缠说有些报站的纯粹就是老油子式的应付，因为根本听不清他口里呜里哇啦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化石一
样的另一部分售票员，报站时还采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读课文”，而且不仅是朗读，简直就是戏剧的说唱之一种。
常常都听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废话，我以为这是一种传统，就是热情加无聊造成的，所谓热情，是一种遗传，从关外带进来的，外地人嘛，到了汉人地盘来做主，总得显得大器些，难免就热情，至于无聊，那是因为吃也没什么好吃，玩也没什么好玩，所以，好不容易见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能浪费吗？两方面这么一凑，当然就废话连天了。
北京人一边多废话，一边又偏偏不耐烦，根本不想对外地人或陌生人多说一句，嘟噜着嘴听不清报的站名，瞎喏喏不想给你服务的售货员，总之，他们既像是没有睡醒，又像是心如死灰，还像是积攒着一肚子坏水。总之，好像你前半生就欠着他一个什么宝贝，或者，他高贵得就一直等着你去惹他。
一个地方的废话是跟它的主持人数量相关的，这是我流浪多年发现的一个道理，到了北京就把这道理又上升为真理，因为北京的电视台最多，主持人也最多，都是一个职业，都要取悦观众，哪有那么新鲜的话啊？于是，只有废话不缺，而把废话说得好的就是明星。
把北京人说的北京土话去掉京味儿，就成为了普通话，可这样就没了京味儿，北京人可不愿意丢掉这个。听他们京腔京韵地说话，常常都觉着很有趣儿，当然，他们的废话和屁话除外。随便记下些他们的日常口语吧：说“不重视”一般用“仨瓜俩枣儿”，说“胡同串子”意指“游手好闲之辈”，“肝儿颤”是说“气愤到了极点”，“丫挺儿”是骂人“丫头养的”，而要说 “做事”、“西瓜”等字则把后一字读轻声，然后就是像离不了的甜酱一样地使用儿化音。
老北京人大概室内生活太多，磕头又太久了，所以多礼，贩夫小卒也一样，讲个道理，说个章法，都是满族旗人规矩，按着等级来的，大概刚见着汉族文化，有点先自吸收的喜不自胜。“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有尺寸管着，却又极自然，似乎不假约束——也是传统社会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这境界，礼仪行为即艺术化了。由技术而艺术，极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圆通之至倒令人不觉其圆通。‘礼’于是成了‘其人’的一部分。”(赵园《“北京人”种种》)
礼，慢慢就成为了知识，也就流于了世故，虚假。所以，北京人讲求“自幼就深知主人们的眉眼高低，言语轻重，且熟谙京中各府邸之间的远近亲疏，丝络瓜葛”，在普通人和流风上的表现，当然是要“懂场面儿”、“会维人儿”。
北京骂人不待见，何为“待见”？是说太监领着臣下去见皇帝，是被带着去的，多容光啊！那么不待见呢？就是自己去，没有太监跟班，总之，用的是皇上的规格。
北京人的热情很吓人，一是敢应承，拍着胸脯，天大的事也敢答应下来，还容不得你表达什么疑问呢！他已先给你打消完了，不就这么点破事儿吗？那谁谁谁？知道不？跟我什么关系？你就不知道了吧？结果，这谁谁谁常常跟他八杆子也打不着。
第二是路遇着拉呱，风筝一样地往天上放着，眼睛眯着，听得仔细、专注极了，这专注还表现在一件事说10次，搞不清是他脑子有问题，还是他当你脑子有问题；或是，你不知怎么就被他弄得脑子也有问题。总之，你只要跟他站一起了，就有义务听他把话说完，可那话头通常也像他手上的风筝，放上去一点，又收回来，再放，再收，还放，还收，可谈的那事情就一直在天上那么飘着……
这地儿的人，男男女女都抽中南海烟，我只能这样解释，他们爱北京，中南海是一个政治标识，是一种身份上的心照不宣，还有，他们逆来顺受，本地就给他们造了这东西，所以要吃，最后加一条，这东西是按外国烟的口味来的，所以还假装很时髦。
同样是服务，广州人想的是为你的钱服务，所以，哪怕给你装孙子，他也想得通，照样给你好脸子；上海人早年想不明白，现在也明了，她才不是简单的售货员，她是来帮助你的，把你当人，她也就是人了；只有北京人至今还横竖想不明白：凭啥要给你好脸色？我一个卖货的咋啦？谁还比谁矮半头不成？
我觉着只有一个解释：北京的封建社会要比外地长些。
北京时常也会给人一种保守和消极的印象，比如守着旧，房子与衣着，用具与生活方式，晚9点以后就回家之类；在急促的市场经济潮流中，不思进取，想不到别的法子，步履蹒跚地跟着老体制走着，似乎这个地方只适合指挥别人，连走个路也带着教训，只是不针对自己，自己永远正确，永远可以不动脑子，规则永远针对别人，我时常都要想起几年前到处都在实施商品房政策了，北京的许多市民还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单位的福利分房。
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因为他们还拖在旧时代的草民道德或“封建礼教”的泥淖之中，他们比许多城市的人都更不像一个现代公民，或者在成长为现代公民的路上，他们的包袱要比别处人大得多。我得出这个结论甚至只需“我可告你了啊！”这一句话：他在教训人，他是做稳了奴隶时的威胁，他在宣扬他的道德优越，他在炫耀，他可能会当告密者……
北京人不喜欢“小家碧玉”型的媳妇，这里喜欢的姑娘都是要出得粗的，带点劲的，至少屁股要长得一瓣是一瓣的，本土作家石康写过一段关于北京姑娘的话最得我心——她正在跟人谈到她的男友：瞧他那样子，真叫我有劲也不会往他床上使，成天闲得发慌，就跑健身房练空手道，一练，还真灵，昨天晚上刚试着用我这修长的单腿对着他的小短腿比划一下，谁知道立马儿激起了他的性欲，扑上来就把我给强奸啦，你说这人缺不缺德？
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官迷”，曹禺《北京人》中的陈妈是个典型，一个老妈子，居然看不起府外的任何人，值得欣赏，佩服!
二环路内住着的老北京人，一见有人打架就乐上了：噫！掐上了啊？这就好比戏开场了。二德子或是老八旗又有得看了，所以，小马扎顿时就支上了，茶壶嘴也噙上了。
要成心给老北京人欣赏，你就必须真打。假使一个人服软了，停了阵仗，老人一下就不乐意了：怎不掐啦？接着掐呀？那什么呀？你就这么放他走了？您您，说您啦，真就不找点儿回来？哎哟！你叫我这老脸哪儿搁去？
(本文选自《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石映照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