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林佩艳
那是一个六月天,我下了飞机走出那个小小的机场大厅。计程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萨凡那城里,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找个地方住下。举目一望,车站对面便是一家汽车旅馆。几分钟之内 便有了下榻之处。接下来要做的是此次行程的目的——替我姐姐找个住处。我是被妈妈派来接出国留学的姐姐,帮她安顿下来。
开始在电话簿上找救兵。给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打电话,一个叫满密的女教师问清我的身份后,告诉我说她可以试试看能否找个中国学生帮我。几分钟后,满密来电话说,她找到了一个中国女学生同意帮助我介绍情况,她的名字叫林佩艳(见后注)。
我和佩艳的缘分便是这样开始了。
“搬到我这里住吧,住Motel花费太大。”电话里的佩艳显得热情而实际。“我刚来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帮我的。不用客气了,大家都是这样开始的,今天就来吧。”
当我们面对面站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好奇地打量着对方。佩艳的身材苗条颀长,一头极浓密的长发飘在背上,让我想起美人鱼的头发。白皙的面孔虽算不得美丽,却很富女人味儿。她的声音低婉而富有弹性。举止里一派成熟女子的风韵。
佩艳是学美术出身,上海人。在四川的一个美术学校毕业后回上海做了几年创作,便出国留学。现在在萨凡那这所私立艺术学校攻读图像设计。
-与佩艳的倾谈
我觉得佩艳居住的公寓的位置、条件和租金都很合理,就决定给我姐姐也租下同样的一间。找到了住处,对我来说是大事完毕。姐姐还要三天才能到,我就变得游手好闲起来。佩艳在学校电脑房打一点工,没有课,也很清闲。
好像并没有经过什么过程,我们成了朋友。
佩艳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床垫让给我,说这也是这里的规矩。她自己睡在一个当画板用的大胶合板上。中午外面是华氏100多度,没有打开冷气的房间里大概也是一样的温度。午睡后,我们就懒洋洋地躺在地上聊天儿。
话题自然是女孩子间的话题。佩艳给我讲她刚出国时在洛杉矶打工的经历。她刚来时没有学费,就住在洛杉矶一家远房亲戚家,准备挣够学费再来上学。英语不行,只能去踩缝纫机,很苦很累,还受人欺负。后来找到画画的事情好一些。语言进步一些后,又敢去海滨给人画肖像挣钱了。
画肖像时认识了一个美国男朋友。佩艳给我看一张他们两人的合影。
“你们看起来很般配嘛。后来怎么样了呢?”我问。
“没怎么样啊，”佩艳平静地说,“他很穷。是个办公室里的职员,挣的钱都花光。他总是跟我说:‘我没有钱,娶不起你。’可他很喜欢我。我离开加州后他还总给我打电话。上个月还给我寄了300元钱做学费。300元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目呢。”
“那你们将来还有希望吗?”我很天真地问。
“当然没有。”佩艳白皙的面孔露出一丝苦笑。
除了讲自己,我们也讲别人的事。佩艳说和她一起读书的还有一对年轻的中国人。男孩被大家称作“老杜”,是佩艳的同乡。人聪明能干,对女朋友体贴入微。那女孩呢,人长得蛮漂亮,只是身体不好,又太依赖男人。前不久那女孩先去纽约,老杜滞后几周处理在萨凡那的事情。常常一个人来佩艳这里。
佩艳说:“老杜来我这里,和我讲上海话,讲我们那里的笑话。我们很开心。我好像又回到小时候了。这种共鸣只有在一样环境里长大的人才能有。”
我无言地听她讲。
“虽然我知道老杜也很喜欢我,我是不忍心抢那种弱女子的男朋友。听说,他们两人的学费、生活费都是老杜一个人挣的。”
而佩艳的学费、生活费呢,却都是她一个人筹集来的。她读一两个学期的书,钱用完了,就停下来,去纽约、洛杉矶那样的城市打工。钱挣足了,再回学校注册。这种私立学校学费很高。一年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的学费都要3000元左右。书费、文具费用也是不小的开销。房租一天也不能晚交。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应付。
“你看这个女孩漂亮不漂亮?”佩艳打断了我的思路,把一张照片放到我手里。
那女孩果然好漂亮。
“她是我在上海时最要好的朋友。她23岁时嫁给了一个香港富翁。那人最小的女儿都比她大好几岁。”
“那她纯粹是为了金钱嫁人吗?“我遗憾地望着照片里那个纯情地微笑着的美丽女孩。
“当然了。”佩艳回答说。
“那时她作这种选择,你们怎么想?”我问。
“我们都很羡慕她啊。”佩艳坦然地回答说。
我的目光从手里的照片移向佩艳,不知说什么好。
-萨凡那美丽而特别
萨凡那是个极美丽而特别的美国小城。城区里布满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地式建筑。看过《飘》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萨凡那在19世纪是美国南方上流社会集居的名城。如今,走在它规划有致的街区,仰视这一座座坚固气派的商业建筑和富贵高雅的庭院大宅,仍恍如置身于那个贵族时代。
据说因为南方经济萧条,这些美丽的建筑在房地产市场上一跌再跌。一直到80年代初,一对儿有经济头脑的教育家发现了这块宝地。他们廉价购买了大批有历史保护价值的建筑,开办了萨凡那艺术学院。又从世界各地招生,从此把萨凡那变成了一个艺术大学城。佩艳便是他们从中国招来的学生。她没有继续她的美术专业,而是选择了图像设计。她说学这个将来才能找到工作。
因为爱上了那些“古老”建筑,我每天总一个人在街上逛。佩艳几番向我歉意地说:“现在放暑假,人都离开了。一下子没有男孩子‘使唤’了。要不,动动手指头拨个电话,就有车接车送。哪能让你这样拿步当车呢!”
我笑着说:“看来我不但没有你那样的福气,连一点儿光都沾不上!”
她说:“你不要大意。萨凡那虽然是小城,却并不太平。这两年发生了几次女学生遭袭击的案件,学校不得已做了一个规定:凡天黑以后,女学生回家需通知学校,由校方派警卫护送。”这安全措施听起来竟令人毛骨悚然。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走那天,大家都有些不舍之情。两个在海外漂泊的女孩,相逢在这异乡小镇。虽然我们追求的东西迥然不同,佩艳对女友的慷慨真诚、她面对艰辛人生的勇气,足以赢得我这颗心。而以我风平浪静的经历,又何以评判她的生活选择?
-在纽约又见佩艳
再次见到佩艳是在一个纽约的初冬。我和姐姐路经纽约,在一朋友家小住。我们到的第二天,佩艳便去看我们。她是下班后直接去的。
那天佩艳穿了一件深颜色、带暗花、很性感的紧身短衣裙,眼影和唇膏都画得很浓,举止中明显地带着紧张匆忙,与南方夏日里消遥轻松的佩艳十分不同。
佩艳坐到很晚。走时我们坐着朋友的车送她回家。她住在纽约著名的平民区——皇后区。车停在一个幽暗的小巷口,我们望着她消失在一座陈旧建筑漆黑的门洞里。这情景突然使我想起一部以纽约皇后区为背景的凶杀小说。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第二天晚上佩艳请我们姐妹去她那里吃饭。不料我们发现掌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久闻而未见的“老杜”。此时老杜已是佩艳的正式男友。那一晚我一直在想:那个病弱美丽的前女友不知怎么样了?不是“不忍”抢弱女子的男友吗?难道人到了纽约一切就变成了“无奈”?
老杜给我的印象很平庸。除了体贴入微、絮絮叨叨,看不出配得上佩艳的气度风采。
佩艳的住处和楼房外部一样破败。她的房间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电话、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和其他三个房客共用。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住处、工作，甚至男朋友。
那几日佩艳对朋友的殷勤一如既往。只是我和她再没有像在萨凡那时那样肆无忌惮地讲女孩子间的闲话。也许是没有时间,也许是笼罩在佩艳身上的纽约气氛,至少是纽约冬日的压抑,给了我们一种无形的距离。
我们走后,我只是零零散散地听我姐姐打电话时告诉我说,佩艳又回萨凡那了。这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她和老杜已经分手了,情绪很不好。有时候跑到我姐姐那儿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一场。学期结束后她马上北上去纽约谋生,临行前告诉我姐姐说,她银行账号里只剩下了30块钱。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佩艳的电话。她说:“岩柏,我要结婚啦!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也是个艺术家,在曼哈顿开一个画廊。他年纪和我差不多。我们一认识就觉得合得来。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噢,他还做一手好菜呢!”
我高兴得大叫起来。佩艳却出乎我意料地平静。
放下电话后,我心里想:一个年轻有作为的艺术家丈夫,再加上他在纽约犹太富商家庭的财力后盾,这就是佩艳多年追求的目标。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佩艳寄来的他们订婚时的合影。她的白马王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脸年轻人的微笑。信封上的回址是曼哈顿第132大街。他们在第76大街的画廊叫“东西画廊”。
此后,我很少再听到佩艳的消息。这样也好,因为我便可以借用那句我最钟爱的、所有美丽童话共有的结束语来结束我的故事。
他们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