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華裔第二代的楷模
在天堂之門公墓的一個小山坡上，張純如的墓穴已經被挖好，墓穴的周圍擺放著人們捐贈的花圈和花束，臨時搭建的小平台前擺放著新美國人權會特別制作的貼有張純如照片和她的《南京大屠殺》一書封面的海報。
從祭奠大廳到小山坡隻有幾十米，載有張純如遺體的靈車在幾名年輕男子的護衛下，緩緩駛向她即將被永久安葬的地方。她的家人、友人、和參加葬禮的人們跟隨在靈車的後面，送她最後一程。
靈柩在墓穴口做了短暫的停靠，人們走生前來，用手輕輕撫摸一下棺蓋，象是向她做著最後的告別。牧師站到靈柩側面，深吸了一口氣，說：“該說的大家都已經說了，現在讓我們對她說，Goodbye, Iris(純如的英文名字)。”四周圍上來的人群跟隨著：“Goodbye Iris!”
道格拉斯、他的父親、張純愷、張盈盈和張紹進一字排開，矗立在靈柩前，目送著靈柩緩緩沉下地面。純愷將母親的肩膀緊緊摟著，自己卻止不住被淚水打濕了面頰。張盈盈的表情平和鎮定，似乎十天來情感的迭宕起伏已經在最後的時刻轉化成欣慰，正象她前晚所說的：“看到這麼多人來為純如送行，這麼多人的關心，這是我心裡最大的安慰了。”
當靈柩終於停在地下，人群中已經有很多人失聲痛哭起來。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副會長張國灝告訴多維記者，經過張純如家屬的同意，純如是佩戴著史維會的紀念章下葬的，他說，這樣做是為了紀念他們曾經在一起長達10年的合作。
不知是誰帶頭唱起了《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一些人隨之唱了起來，另外的人茫然地站在那裡，不知所屬。
張純如在她為自己第三本書《美國華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所撰寫的前言中，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80年代初她還在讀初中時，一次，同班一位女生用禮貌且直接的口氣問她，“如果美國和中國之間交戰，你會站在哪一邊？你會去幫助中國打仗嗎？或是在美國境內支持中國？”
這些問題從那時起一直縈繞在張純如的腦中，她的念念不忘並非是為了尋找自己的答案，而是被那提問者的單純所震驚。她寫到：“我在這個伊利諾州的大學城生活了整個的12年，還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或是台灣……我當時想到的是類似的情景對於美國華人整體來說是怎樣的災難啊！……我記不起當時的確切回答了，隻記得大意是說，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為兩國的和平相處做些努力。”
她在2003年接受出版人伯恩保姆(Robert Birnbaum)的採訪時說：“我曾經居住的大學社區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印象中似乎每個家庭的組成都是跨越種族、跨越膚色的。我當時一點也不覺得美國會存在種族歧視。”
丁元也曾經介紹說，張純如隨父母在伊利諾居住的那些年，周圍相處的朋友很少有華人，她自己對中國和華人文化的興趣也僅僅止於小時候從父母那裡聽來的故事。
張純如自己也說過，直到90年代中期，她隨丈夫搬到加州舊金山灣區一帶定居之後，她才開始對美國華裔人群的歷史產生了興趣。她的第一本書《蠶絲》，與其說是描寫一位華裔科學家的人生經歷，不如說是對美國政府和主流文化中看待華人時所帶有的天生的有色眼鏡而心懷不平。當然，那本書的出籠也如她其它著作問世時一樣，受到過爭議，有人就曾撰文指出，錢學森回到中國大陸而奠基了中國導彈工業和核工業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証明當年美國政府對他的懷疑並非扑風捉影。
張純如反駁到，這種指責是顛倒了因果關系的無理狡辯，而爭辯卻使得她對美國社會中習慣成俗的種族主義傾向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也使得她對自己的華裔背景和那些相同背景下的人們的生活有了更切身的關注。因此，當李文和事件發生時，張純如毫不猶豫地投入到為其爭取公正的行列中，也自然而然地被華人社區推舉為代表自己團體聲音的領袖。
《美國華人》一書記載了華人移民150年的滄桑史，《洛杉磯時報》的書評中給予了該書高度的評價，稱之為“美國史詩的一部份”。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張純如聲明，自己此書的目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特定的幾次歷史時期，華人會做出艱難的決定，背井離鄉，到美國尋求新的生活﹔另一是通過一些事例講述他們來到美國後是如何生存的。
張純如在書中詳細描述了歷史上三次華人移民潮的原因和過程，從19世紀中頁的勞工移民，到20世紀中期對大陸和台灣等政治經濟時局都沒有信心而另辟蹊徑的政治避難和知識移民，到最近20年由於中美關系的改善和大陸經濟轉型而帶來的具有多重背景的移民潮。
《美國華人》。(多維資料)
這種對華人移民歷史的分析分類並非張純如獨到的發明，在她之前，至少有兩本類似著作問世過，對此，她在同伯恩保姆的採訪時指出：“歷史應該不斷地地被修訂和更新，我這本書也絕對不是對美國華人的最後描述。”
張純如的貢獻並不在於簡單羅列歷史時間表，她肯定了華裔移民為新大陸帶來自己傳統的注重教育、勤奮工作、節儉、自立、忠誠於家庭等價值觀，也探討了華人移民對於給別人留下的工作努力、少索取、少抱怨的“模范少數族裔”形象有著雙重的感覺，華人在得到其它族裔接納的同時，也往往是社會福利和個人權益中的犧牲品。
她在前言中寫到：美國華人所面臨的最大的尷尬是，成功與失敗一樣，都可能是危險的。她的意思是說，成功所帶來的妒忌，在經濟境況處於低潮時，常常被人看作是一種威脅而遭到報復。
另外，她也寫到，在爭取公正權益時，華人常常被認為是緘默而被動的犧牲品，其實，她觀察到，從一開始，華人就曾為極端的歧視而奮起抗爭過，隻不過，因他們的努力而建立的堅固的民權基礎，往往受惠的是其他少數族裔。她在書中列舉了一個在后代移民中已鮮為人知的案例：在美國出生的華人王金阿(音譯Wong Kim Ark)於1890年回中國后，美國拒絕其再入境，由此發生了王金阿訴美國（Wong Kim Ark v.United States）一案。1898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於王金阿的判決，並從此將“在美國本土出生的任何人(包括非法移民的后代)都是美國人”加入修正案中。
張純如認為，美國華人移民與來自於其他地區的移民沒什麼兩樣，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謀生的掙扎，為后代提供衣食住行和良好教育的責任，力求在新環境中保持傳統價值觀的努力，遠離家園的失落，和不願放棄舊文化習俗無奈。
她意識到美國大眾文化中缺少華裔年輕人的樣板，她寫到，談到華人在美國的地位，許多人都會想到華盛頓州的州長駱家輝，可是誰知道，他父母開設的餐館，距離州府奧林匹亞隻有一英裡，而華人走到首府當上州長卻走了整整100年。
她敏感於多年來主流媒體中將華人臉譜化甚至丑化所帶來的危害性，指出那會使華裔年輕一代出現信心危機，更警醒人們，歷史上進行過種族滅絕行為的罪犯都是首先將他們的殺戮對象非人化，妖魔化。她講述了近年來美國出現的排華苗頭，認為中美關系緊張時，華人總會受到傷害。她舉例2001年發生撞機事件時，伊利諾州的兩家電台就曾公開號召人們抵制中餐館，甚至提出要把華人都“趕回中國去”。
張純如認為自己有責任有義務撰寫一部美國華人的歷史，以更正長期以來在美國新聞和娛樂媒體中反復出現的華人臉譜化形像，她將華人稱為“自己人”(My People)，以示對自己族裔的認同。
實際上，張純如的一言一行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第二代華裔年輕人，她被華裔精英的領袖組織“百人會”吸納成為會員，在她的葬禮上，人們紛紛在悼詞中稱她為“華裔第二代的楷模”。
生長於紐約布魯克林、目前在加州讀大學的蔡樹杰在張純如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對多維記者說：“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對我來說，她對過去歷史的揭示不僅向人們提醒了戰爭的悲劇性，也激勵勇於發出自己聲音的人。華人社區中一向缺少象她這樣的人，她的去世在我許多華裔同學中都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
加州伯克利大學亞美研究系教授王齡池(音譯Ling Chi Wang)在亞裔周報上表示：“我們華裔社區失去了一位有力量的聲音，純如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將社區的感覺抓住，傳播到更廣泛的聽眾中去，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個聲音了。”
四﹑生命中的不可承受
今年8月，張純如在肯塔基州為她的第四本數收集材料時出現了精神崩潰，被送進了醫院，並被診斷患有憂郁症。她的母親張盈盈得到消息後，馬上就和張紹進飛到肯塔基，將張純如接回加州的家裡養病。
張盈盈對多維記者說，純如生性好強，堅持認為自己沒有生病，也不大情願隨後的治療。面對各個媒體記者的反復提問，是否在此之前能夠發現純如的一些征兆，張盈盈透露，張純如在啟程去肯塔基之前，就已經因為長期高強度工作而顯得身心疲憊，精神已經不能長時間集中。
張盈盈說，自從純如出事之後，自己每天都在回顧，但這是一個誰也預想不到的結局，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令人安慰的答案。“我想念她所有的一切啊！”張盈盈脫口用英文說。(I miss everything about her)
對於張純如患上憂郁症的原因，人們照樣有著各種各樣的揣測。她的家人起先並不願談論她的病情，她的經紀人和前出版編輯拉比娜是在出事後第一個向媒體公開張純如病情的人，她証實張純如曾因精神崩潰而住院，而且在出院後，仍一直受憂郁困擾。
在張純如的葬禮上，記者見到了拉比娜，並請她澄清，有人懷疑張的出版公司對她寫作的壓力過大是其精神崩潰的原因。拉比娜說：“根本不是那樣，沒有人給純如施加的壓力能象她給予自己的壓力那麼重。”她不無感嘆地搖搖頭，說：“這(張的死)是個巨大的損失。”
張純如寫作中的第四本書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家自衛隊的一個坦克部隊於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在菲律賓巴丹島(Bataan)與日本軍隊進行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戰役，以及戰後被日軍俘虜的戰俘在日軍集中營裡遭受非人折磨的一段歷史。為了這本書，她先後到過俄亥俄和密西根州，採訪僅存的數名當年從集中營裡幸存下來的老兵。
曾經為張純如擔任助手的梅道爾(Tony Meldahl)在一家追思張純如的英文論壇上描述了他們准備材料的部份過程。他責怪自己沒能隨純如一同前去肯塔基，而使得她獨自承擔超載的工作負荷。他這樣寫到：“我由於其它工作感覺到有些筋疲力盡，就找了個理由，告訴她我需要休整。她自己卻不願暫停一下，因為她得知，我們於03年9月在俄亥俄採訪過了四名退伍坦克兵，到今年7月止，其中的兩名已經去世，另外一名神經錯亂進了醫院。肯塔基州隻有四名幸存者還活著，其中之一已經很虛弱。這四人的遭遇是純如成書的關鍵。她把他們看作家人，她認真聆聽他們的故事，一件比一件聳人聽聞的故事，她都認真地去聽了……”
梅道爾繼續簡單描述了巴丹戰役的慘烈和戰俘們被當作苦力而受虐待的故事，然後，他寫到，“我害怕她大概是聽到了什麼不堪忍受的經歷，她曾經要我去幫她，可我沒有去，我原本就不應該請求她開始寫這個話題……”他於後寫到，“我把這個故事提供給了她，她在所不辭地接受了，如今它又回到我手裡，誰來接著做下去呢？……看來隻有我自己了，我會從明天就開始的。”
在11月13日他上了最後一貼之後，梅道爾就從該論壇上消失了，我向他發出的電子郵件至今也未曾得到回應。在追悼會結束後，我曾問起有關張純如尚未完成的著作時，張紹進和拉比娜都証實，確實有人表示了要接著純如的工作做下去。
在張純如的年輕一生中，無論是從幸存者的回憶裡體驗到的戰爭的殘酷，還是作為一個少數族裔所親身感受到的種族偏見的無形幽靈，甚至即使是發現了人性在善惡之間不過是一念之差的恐怖性，都不能讓人們理解她會做出自行離世的決定。
實際上，張純如對於自己面臨的這些人性之惡是有所准備的。在帕斯夸勒的採訪中，這位編輯這樣寫到：在審視大屠殺行為的同時，她(張純如)也面對著諸如此類的疑問，是什麼激發了那些日本兵--他們其中很多人還隻是個孩子--做出如此令人發指的行徑呢？“我想知道是什麼力量能讓一個政府將非暴力的常人轉變成一個殺人機器？”張純如說。
張純如在同伯恩保姆的訪談中也是這樣說的，“我不能相信人們可以做出如此超邪惡的舉動，那些屠殺者在之前和之後也可以是規規矩矩、奉公守法的良民……而且，我發現，不止是日本人干得出來這樣的事，任何一個族裔，如果在特定的條件下，都會做出這種(失去理智的)行為的。”
實際上，她在庖析非人性行為的著作裡，還是為人們提供了少許人性的閃亮之處的，拉貝日記的發現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這位德國納粹在南京的頭目救助了20多萬的南京難民，而當他於戰後回到德國而窮困潦倒時，那些遠在東方他曾保護過的人們又自覺發起募捐活動，幫助他度過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歲月。
一位署名Andrew Main的網友在追思張純如的英文論壇上講述了自己一度深陷憂郁症的經歷，並聲稱他理解並知道張純如的腦海中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他寫到：“我相信，我自己的憂郁源於我逐漸增長的對於這個世界充斥各種悲劇的認知……那使我荒廢了過一個正常生活的能力。”他列舉著與自己先輩有關的罪孽，“我的祖先屠殺了生活在美國的土著……我一直都在問自己，在我的昂格魯薩克遜祖先1500年前滅絕我塞爾特祖先時，我應該站在哪一邊？”
這位Main先生似乎有些杞人憂天，似乎並沒有完全如他所說的從憂郁症中康復，然而，他隨後的議論未必是一己之見，大意是：在日本人佔領菲律賓之前，美國人趕走了西班牙統治者，但美國佔領軍在那裡的所作所為、對待原住民的方式與西班牙前人和日本後者沒什麼兩樣，美軍在阿布.瑞比監獄的虐囚行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不管人們如何猜測，無論中英文媒體上心理和非心理醫生們開出的各種診斷，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面對盡顯人性丑惡、殘忍血腥的歷史，面對至今綿綿不絕的戰亂紛爭，面對這些紛爭所導致和加劇的新仇舊恨，這份負荷的確有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沉重。
而人類又應該如何將這些沉重分擔呢？
五﹑再生
張純如兩歲的兒子克裡斯多夫沒有出現在母親的葬禮上，他被送到伊利諾，由道格拉斯的母親在照顧。道格拉斯說：孩子還太小，等他長大了，會告訴他關於媽媽的一切。
在葬禮上最後一個發言的是暢銷書作家布萊德利(Jame Bradley)，他全部的悼詞都是念給克裡斯多夫的。他回憶了在自己寫作生涯兩度陷入低潮時，是張純如給予了他勇氣，終於使他不被編輯看好的著作--Flyboys--奇跡般地躍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以抒情的語調朗讀到：“克裡斯多夫，我有幸參與建立了張純如紀念基金會，將來等你長大後，我會邀請你加入董事會……我希望有一天，你會在你母親的照片下工作，感受著她給予你的精神力量﹔我希望有一天，你會給你母親寫下一封感謝信……
張純如的母校伊利諾大學為紀念這位杰出校友專門設立了“張純如獎學金基金”，用以資助有志於新聞事業的年輕人﹔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與南京師范大學共同創建了“張純如紀念獎學金”﹔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實維護聯合會將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那天種植一棵以張純如名字命名的樹。
張純如的靈柩被人們敬獻的獻花所覆蓋。。(多維社)
在天堂之門綠草如茵的山坡上，人們排起了長隊，逐個從張純如的身邊走過，將自己手中的鮮花，丟進墓穴中。有人帶頭唱起了“祝你生日快樂”，大家便齊聲唱了起來，歌聲綻開了純如遺像中的微笑，象是欣慰於人們尊從了她的遺願，“記住我患病以前的樣子，一個獻身於事業、寫作和家庭的人。”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