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冯的故事:被张艺谋看中的幸与不幸作者: 夏楠
来源：新周刊
十面埋伏意味着机关和暗算，意味着在劫难逃。而在李冯的理解里，生活从来不是一场对抗，他宁愿选择淡定。
电影《十面埋伏》大热公映前一周， 7月2日，编剧李冯带新书奔赴签售第一站广州， 平添一轮鼓噪。
虽然在现场他对记者们用了很细很低的声音解释：“编剧其实在电影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新书很新——从签出版合同到它抵达发布会各记者的手中，只用了10天。装帧古典颇费匠心(那黄色的封套原来取自章子怡衣服上的“黄色基因”)。封内是张艺谋同李冯合影，以及电影剧照。指着诸多张艺谋的符号，出版社的发言很讨巧：“如果没有电影，我们也没有胆量说，我们要印6万册、10万册。”
此刻的李冯，抬着一张亮晶晶的脸(不知是不是因为不适广州的酷热而汗涔涔)，一本一本签着，面容腼腆而沉静。碰到他不熟的字或听不懂的话(可能因为粤式普通话的沟通问题)，他就将纸笔推给读者写清楚他再签。
说实话，李冯的字不好看。他当年在广西大学教书，学生们的一致评价是：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声音越来越低，粉笔字越写越小，到后面是听不见他说什么，也看不见他写什么了。
在李冯的世界里，他认为那个随《英雄》、《十面埋伏》而名扬天下的李冯，跟写小说的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真的吗？)
写小说的李冯还是租住在北京的“塔楼”(邻居们都是“拆迁户”)里，推开窗就能听到老北京们用土得掉渣的话喋喋不休每天的一地鸡毛；他也还是常常有吭哧吭哧写不下去的状态；他与他们擦身而过，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夹着南方口音的长头发租客，见面还是点头或者不点头；他们漠不关心在远离琐碎的日常之外，《英雄》、《十面埋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而这年轻人又与之有什么瓜葛。
李冯不淡定都不行，他骄傲给谁看？
被张艺谋看中的幸与不幸
酷热当头，李冯背起背包(他似乎更像是来广州旅游的)，随我们打车前往广州文化人聚集的yes no咖啡店。途中我送了李冯一本当期《新周刊》，他小心翼翼拆下塑料封套，叠好，夹进杂志内。他没来得及翻看，因为连接了2个要求采访的电话。
听见他的回答仍然耐心，如他签售每一本书一样态度温和。
朋友会说：李冯是个好人。媒体会说：李冯是个好脾气的人。张艺谋会说：李冯不会因为境遇的改变而成了另一个人。
坐定，我问李冯：“你要看提纲吗？”
“哦，看一眼。”他说。他真的只看了一眼，基本是扫描的速度。
从英雄说起。李冯从小迷恋英雄，他最喜欢的英雄是谭嗣同。“‘苟活’是中国人的状态，很现实，但是谭嗣同他是个痛快的失败者，我败了，我很快乐。”与功名、事业相比，李冯说：“气质更可爱。”
李冯有天搬家，发现10年以前写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里面有一篇《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他吃了一惊，为这种小宿命的感觉，当时正是《英雄》上映不久。10年前，他理解中的英雄很叛逆，反英雄的色彩倒很强。
36年的人生，李冯所幸，晚熟的自己，终于“懂点事”了。
十面埋伏可能意味着机关和暗算，意味着在劫难逃。而在李冯的理解里，生活从来不是一场战争，无论你是扮演多少种角色，面对多少形色各异的对象。他不喜欢任何一种“对抗”的游戏，他宁愿接受对抗，在对抗中释放。所以，我们看到了李冯招牌式的微笑、腼腆、少语。他坐在咖啡店，要了啤酒，服务生不小心在杯中续了冰水，欲道歉，他却连说：不要紧不要紧。24小时分为白天和黑夜，磁带会有A面和B面，李冯说：“别管它，想正面的东西。”
李冯在跟生活玩一场心理测试。他从前写作的时候，要求自己坐矮凳子，能紧贴地面；要求屋子里不能有一点杂音，窗帘的颜色要厚重。还有，他几乎是以文学来干预和节制生活的典范，对文学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事坚决不做。
但现在，他常常习惯推开窗，在生活全然盛开的声音下写作，可能有老大妈的唠叨声，夫妻拌嘴声，母亲训儿子写作业的声音……还有做饭的声音。他仍然每天写东西(他的界定是没有发表欲纯属自娱自乐的东西)，写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离身画画，他自己买了画布、画笔，兴致所为地涂鸦。
有人质疑了：“你做了张艺谋的御用编剧，是不是以后不写小说了？”
李冯就笑问：“你不是也有工作吗？编剧就是我的工作。”李冯性情大变，他说，写作不是宗教，不是那么神圣。“人生也不是只有写作一种体验，这容易造成对其他体验的对抗，人就会变得不那么热爱生活了。”
“不能让写作‘吃’掉我的生活。”李冯说。
他开始遭到爱护者们的提醒：“一个只被看中了绚丽文字，而丢掉他原本可以深刻的内涵的写作者，这样的被看中，是幸还是不幸？”
李冯说：“跟张艺谋合作，能让他学习和追求一种成就感。”李连杰之所以接拍《英雄》，是因为他看了剧本，哭了3次。而这个剧本在走流程中更是赢得了“满堂彩”。这就是李冯的成就感。
李冯很安静：“我想的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我的艺术观实际是搁在小说之中的。”
按李冯的说法，他的生活保持着面貌上的平静。“就是多了一些合同，多了写一两部电影的机会。”这是好东西，当然。没有三头六臂的李冯，仍然得一部一部地写，按部就班像个上班族，李冯就没有感觉了，认为“那不会带给我快乐或者不快乐”。
简单、自然、直接、快乐，是李冯生活的“八字经”。
我的大学·1968年的文青
36岁的李冯杜绝纯自由写作的生活状态。可在他的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整日浸淫在文学气氛的标准文青。
李冯对童年的记忆散淡，缺失得离谱。但在南京度过的8年，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李冯的父母都是化学系老师，认为李冯就该学化学。南大化学系毕业的李冯在今天会是什么样？“我可能在美国，拎着包，一个收入不错的白领。”大一时候他对文学的意识很朦胧，时不时遭到化学系小孩的嘲笑：“还看莫泊桑的小说啊？”凭着本能，李冯想转系了，“中文系可以看小说嘛。”
瞒着父母，李冯采取“先斩后奏”，使尽阴谋诡计转成了系。结果第一次听到的中文系训话是：不鼓励同学搞创作、看小说。
那年，小海因为诗歌写得很好被特招到李冯所在的班上，身为“他们”文学社主创成员之一的小海，带李冯进入校园之外的文学圈，结识了韩东以及更多的文学青年。
“我们当时是最小的一拨文学青年，我不写东西，每天跑到外面玩，学生都穷，没有饭吃就跑到别人家里去蹭。那时我们合群的8个人一起住，我们很坏，从外面拉了根电线，因为有很厚的窗帘，很久都没被发现我们偷电。地上就铺着席子，我们把粮票、火柴扔到床底，作为储蓄。有一回半夜没有烟抽，难受死了，就派一个人跑到门口小卖部，结果他被那老头破口大骂，我们也等了1个多小时。还有一回，为了要一根火柴，我们在半夜去敲隔壁宿舍的门……”
李冯没将这些写成回忆文字。他说他想想，快乐就够了，老人家怀旧才去写呢。他还说，他的文章是从来没有“当年我……”这样的句式的。
这种生活显然已经使他们着迷，读书，写作，聊天，会友，接着再会友，聊天，写作，读书， 以至于全都忘了如何在将来应对南大中文系可怕的学术压力。室友张生回忆说：“我跟李冯常常到北园的通宵教室南平去看书和写作。在南平昏暗的灯光下和整流器的蜂鸣声中，我们裹着棉大衣，抽着烟，听着屋子外面呼啸的寒风，一直熬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寝室睡觉。”
李冯也曾跃跃欲试写诗，但他们说：“你可以写小说。”研究生的3年，他只写了两篇。
朋友圈中有人能将作品介绍去美国发表，李冯的处女作竟然发了头条，领到美金后他立即买了心仪已久的随身听，400块，隔壁宿舍同学说没喝过太阳神，李冯甩手大请客，一个星期便将几百美金挥霍一空。
文青的生活啊！临到毕业的李冯希望这能成其一生的生活方式。而考博士，走向“年轻的梯队”这么主流的生活对李冯毫无吸引力。
他就一直没找工作，最后因为在广西大学教书的母亲的关系，他被分配到广西大学中文系。他总是尽量把自己的课时让给同事，买了台电脑，两天学会五笔字型，直接开始敲他的长篇。学生们说，除了跟他们打排球，再也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老师了。可这么差劲的老师还当上他们的班主任，并且没带到他们大学毕业，自己先溜之大吉。
他辞职。他到了北京。又一次“先斩后奏”。“我就是心血来潮型，当时张生还帮我在上海看了个房子，我后来没去上海，还是去了北京。”
一名背包客的理想
1996年夏天，李冯扛上他的书、行军床、电脑上路了。而在这年年初，他完成的短篇小说《十六世纪的卖油郎》是这样结尾的：“我总算攒足了那十两银子。我出发了。我为终于摆脱了这一年来的痛苦、幻觉和思虑而感到了高兴。”
小说以潜意识的方式又一次预见了他的生活。他终于能像写长篇小说一般毅力超人地留长头发了(那时候老师是不可以留的)。
后来，那张行军床睡垮掉了，电脑他送给了一个包工头。
在北京的8年里，他买过房子、车子，现在他最乐于租住在“拆迁户”们当中，听每次来收租的房东讲他的儿子忽然要结婚了要用这房子了，忽然不结了，又忽然要结了不用这房子了，他的心也跟着上下几次，但搬家对他来说，其实无所谓。但他满心欢喜这种非常具有生活实感的东西。
“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是不太喜欢，我也没有很强的快乐。”李冯淡淡道。
近一两年，李冯越来越安于目前生活，他用了一个词：“喜欢得不行。”
有点闲，他就跑去找大制作的科幻片，或好的旧文艺片来看。他喜欢唱K，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至于让别人吐掉。”可是无人赏识，朋友们都认为进K房是种酷刑。偏偏他最喜欢的运动：足球，到了北京以后因为找不到人也再没踢过。
他于是越来越喜欢背包旅行，一个人乱走。他不带睡袋，到了目的地还是要找旅馆，要洗个热水澡。他毕竟是一个城市背包客，甚至，他远在新疆时还要找地方上网，将写好的东西发E-mail出去。无论他可以逃离到多远，无论他转乘多少种稀奇古怪的交通工具，那种悠游快乐，却都很短暂。
寂寥的李冯，有一日想起自己很久没考试，就报了驾校，考完驾照却再也没有开过。
李冯想起日本的友人。一个汉语很好、很温和、很潦倒、有很强幽默感的男人(或许，他所推崇的英雄气质，是这类吧，不然怎么会把武松上来就描写成一个酒鬼？)。
李冯还是喜欢北京的。它干燥，路宽，人情淡，最好的朋友也一周聚一次。松散的生活结构，适于现在的李冯，“空间很够”。
而人际关系紧密的南京，友情是一种很甜蜜的状态，很稠，适于上学时候的李冯，在那个容易被忽视的青春年纪。
对于南宁，李冯呆了20年的地方，他的记忆是一条卖废铁的街经年累月有叮当作响的声音。还有，他最惧怕的小飞蛾，打在手上都是粘糊的灰。余下没有印象，可能要留到老年来仔细记忆。他离开南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方言让他听不到一种正常的语序。
李冯最后接受我的测试，填了一份正在全球盛行的需要填空的电子mail，在“如果有来世”一栏，他回答：“满世界转。”
不写东西了吗？
不写了，就满世界转。
想到不轻易出笔的张艺谋为《英雄》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李冯：“每当我的车拐弯时，他乘坐的出租从边上驶过，在凌晨暗淡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坐在车里的李冯的背影，默默无声，一动不动。”
他给人的感觉是安静的，但身体是游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