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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朱小棣:以小说为媒 向世界演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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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棣:以小说为媒 向世界演绎东方

朱小棣:以小说为媒 向世界演绎东方
腾讯网访谈《新狄公案》作者朱小棣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30日 点击数:     683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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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棣:以小说为媒 向世界演绎东方

2011年09月22日19:45腾讯读书

主持人:亲爱的腾讯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盛世龙门阵,我是姚瑶。可以说《神探狄仁杰》在国内可以说是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历史影视剧,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电视剧原型却是源自一本英文版《狄公案》。《狄公案》是荷兰汉学家和外交家高罗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新书也和《狄公案》有关,来自美籍华裔作家朱小棣老师,续写了《狄公案》,非常感谢朱小棣老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带来新书《新狄公案》。

朱小棣:大家好,谢谢腾讯给我这次机会。我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大家见面非常非常高兴。刚才提到荷兰作家高罗佩,我对高罗佩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一二三阶段。我当年在国内做学生的时候,大约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曾经看过高罗佩的《狄公案》,是用什么方式看的,是报刊杂志连载小说的方式。那时候当时有我们国家外交官发现了这个高罗佩的英文作品,就用中国比较接近古代的语言,传统的中文方式来翻译了高罗佩的作品。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在看一个外国人的作品,偶尔看了一两句中文不顺的时候,忽然想起,记得前面说过这个作者是荷兰高罗佩,有这个印象,但是这个事情完全忘了。多少年以后到了美国,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正处于调整期,我1998年在美国用英文写了传记,自传《红屋30年》。这部作品在美国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凡响,至少在学术界得到承认,被评为1998年杰出学术图书之一。这个书出了以后,接受了电视、广播采访,这是1998年的事情。接下来网友会问下一部书是什么?这时候作者有一个调整期,会寻找下面做什么,这时候无意一个朋友送给我荷兰作家高罗佩英文小说的原文就是《狄公案》一部,因为所谓《狄公案》一共有十六七部侦探作品。当时给我看了以后,我看了一半忽然觉得这本书看过的,怎么情节似曾相识,我当年在国内看过译本。第二阶段看到英文的时候,好亲切好熟悉,不仅是情节,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描述,让我感觉到中国人的个性全都活起来了。我第一个反映就是说,这些人物远离我们,说的是中国社会,说的是七世纪事情,我简直感觉这些人物形象,比周围左右的同事,平常说话的人还要亲切,为什么?我就开始询问这个问题。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是真正起到了一个文化大使,文化桥梁的作用,把中国的事情,用小说的方式演绎出来,让西方的读者了解中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做的好,但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拿起他的笔来续写这样一个故事。

主持人:您也是出于责任感的出发点。

朱小棣:对,一种我们是炎黄子孙,有义务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主持人:所以您续写了这部小说。

朱小棣:我开始觉得应该用英文来续写,动笔。

主持人:我很好奇您写了这部续书,究竟对于文化交流方面感兴趣更多一些,还是狄仁杰这个人物本身深深吸引您?

朱小棣:这两方面都有,狄仁杰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但是对于这个真实人物来说留下的历史是两个方面,一个在民间传说中,口头文学中流传下来的是狄仁杰作为县令,最低一级的所谓七品芝麻官,在这个岗位上破案的一些传奇。这一面是被高罗佩把它作为狄仁杰故事人物演绎出来了。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历史人物是一个政治人物,后来坐到宰相,而且几上几下,打下去重新出来,类似于中国近代史上邓小平几上几下。所以我对他越加好奇,更加关注,仔细研究这个情况。更加加深了我想要继续创作这个人物的动机。

主持人:现在国内观众对狄仁杰的形象非常了解,而且都很感兴趣了。可能他们对于小说并不真正的熟悉,就您看来毕竟您和高罗佩不是一个人,虽然续写《狄公案》,但是两部作品,您和高罗佩的《狄公案》比较起来,您在塑造狄仁杰有什么自己的不同,或自己的特点?

朱小棣:先说同,高罗佩这个事情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当今的西方汉学家,都是当初决定他们来做中国汉学研究的动机,就是青春少年时期看了《狄公案》受了影响,这样来的。这种情况,我一方面跟它有同的,续写的,在海外我不是第一个人续写,在法国。这是荷兰人英文写作的小说,在法国全套书出版了,非常受欢迎。法国也有法国小说家,至少在2000年,甚至更早就开始续写这个,但是他是法国的小说家,他写了以后想要交给出版法文版高罗佩的《狄公案》出版社出版,他们不肯接受,说是法国味的,感觉法国味的狄仁杰形象和高罗佩的狄仁杰形象不一致,我的书是2006年出版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本,等他们拿到这个书的时候,一言相中,你这英文的味道和高罗佩的英文味道非常接近,他们认定这个品牌,接过了高罗佩的火炬,这个使命是美籍华人朱小棣得到了传承,而且以前两位翻译《狄公案》,有一位还健在,请他翻译,他看了觉得跟原来翻的东西很接近,就一口答应翻译,这是同的方面。所谓不同,我们毕竟是炎黄子孙,我们对狄仁杰的了解,一方面做县令时候的情况,另外知道官场上的事情,后来的情况,另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跟高罗佩的情况不太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汉学家,相反他真的很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写古诗词,他当年在中国做外交官,和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可以写七言绝句的,所以这个方面跟他不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的社会了解,又有所不同。实际上话说回来,对高罗佩的认识,可能有第四,更高的认识就是,我忽然领悟到,他作为一个汉学家,当年开始写《狄公案》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时写这个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我们刚刚搞过建党九十周年。那时候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这个事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有左右两派,左派可能对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欢迎,作为社会变革来欢迎,觉得你这个是人类发展新的方向,他们表示欢迎。右派来说,对这个是恐怖,恐惧,认为这个完全天塌地陷了,就是坏。但是他们两方认定一个理,新中国诞生了,过去旧的中国,或旧的文化传统都死亡了,都被完全扫地出门了,没有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有别于左右两派汉学家的看法,高罗佩写他的狄仁杰,写的是七世纪的中国,今天来看,七世纪中国的狄仁杰,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依然觉得这是中国人,他的社会,他破案的县里面文化圈子是中国社会,你说是七世纪中国社会也行,说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社会也行,中国古代的文化社会的生命力被他用这种方式展现出来了,所以当时一看,觉得我要续写他。跳开短期政治的眼光,而是长久看待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长远生命力,它会在多少年以后,继续闪闪发光,而不因为一时的政局变动这个就灭亡了,继续传承下来了。
用具有东方味的英文续写中国传奇

主持人:刚才您说小说的发文版出版的时候,一个证明高罗佩的法文功底非常深厚,另外您的英文功底非常了得,当时为什么考虑用英文写这个小说?

朱小棣:我原创没有用中文,用英文,一个高罗佩用的英文。第二个我自己英文还有这个能力,我自己看到他写的英文以后,我觉得有能力写英文。另外我刚刚用英文写完《红屋30年》,脑子里面没有想到中文写作。

主持人:这个中文版不是您自己翻译的,您看了翻译的版本,和原本英文版语言风格有差异吗?

朱小棣:我非常满意,这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出版,经过我们双方协商,找到合适的翻译者,用合适的文体翻译,我满意最后的结果。基本上我希望他们翻译的人用接近中国原版原味的中国话翻。后来他们说中国是不是太古文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今天读者读的中国文学里面,有一点带有古典色彩东西,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那里面有一些话都是跟今天人日常生活说的不一样的,后来选定应该用这种风格翻译这本书。翻译本身也很难办,原来英文的诗词,或中文的诗词用英文写出来的,找不到原来中文是什么?他哪知道原来是唐诗还是什么,我帮忙还原这个。

主持人:我看您小说的时候,有一种读唐传奇宋元话本的感觉,这有这方面的刻意追求吗?

朱小棣:对,我跟法国小说家不同,他写出来的小说是法文没有中文味,高罗佩写的英文有中国味,高罗佩写的英文有东方味。我当时继承他,具有东方味的英文来续写,所以被法国出版社一言相中,包括翻译相中有传承的基因在里面。

主持人:在写这个小说还有一些读书随笔等是用中文写作的,为什么散文用中文写,小说传记用英文写。

朱小棣: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家,我没有这个才华和才能,或者时间精力做中文的翻译工作。另外一方面,一个作品不应该由自己用另一种语言翻出来的。我最近看书看到,卞之琳先生,早年除了会写诗以外,他自己写过长篇小说,他用中文写的长篇小说,自己索性用英文写出来交给当时40年代有名的英国作家看,后来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你的稿子帮助我了解中国,但是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思想才华应该由中文表达,由别人翻译,你自己翻不好。后来我看了一下,他著名的诗,你在桥上看风景,他自己翻成英文,这老先生英文虽然很好,但是看了他自己英文翻译,确实和中文确实两回事。所以不应该自己做这件事情。

主持人:您分别进行中文和英文写作的时候,写作体验有什么不同?

朱小棣:中文增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情怀,当我重新中文写字的时候,我自我感觉又一种形式的“海归”,很多海归是指职场上放弃国外的职业,到中国。我们现在在国外生活,业余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回归,文化上的“海归”。刚才说到两本中文书的情况,是我中文写这些书的只有,不断中文书,所以那书都是我看中文书对我引起的思考,我记录下的东西。

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两部读书随笔,随便推荐一些好书。

朱小棣:我两本书先后提及上百本中文的书,今天不可能在访谈里面说到。广大读者有兴趣可以看那个书,这里面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统过两本书当成线索注意到100多本中文书。另外可以看到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或者从国内移居国外的人,仍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我用什么视角,用什么观点看这个问题,对这些书可能有独特的看法。这样既了解哪些书,又了解我提供的独特视角。

主持人:您介绍这么多,最好把书名告诉网友,才能找到。

朱小棣: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闲书闲话》。第二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地老天荒读书闲》。闲书闲话读闲书闲读书读书贤。 你有一本书读就彻底放松,彻底闲下来,很多人说要消闲,离开城市的喧嚣,要怎么样的消闲,真正怎么做到闲,一卷在握宁静致远。《地老天荒读书闲》也是,书中自有言如玉,而是言就是说的话,任何书拿到都可以从里面吸取有用的东西,有些像玉一样珍贵的东西,我这人看书的坏毛病,从来不看作者标榜的主题,我就边边角角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自己寻找,自己一种淘宝的乐趣。说起来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有价值,拿出来放大,一照就可以放光。
用英文现代化标点表达中国古代故事

主持人:真的看了您的读书随笔,最佩服的就是您读了很多书,阅读的积累也为您创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回到《新狄公案》来说,是不是写作这个历史小说查阅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

朱小棣:我希望查阅更多的资料,但是当时没有了,拍完电视有一个总是以后的后悔。我后悔是有,当时做了案头工作,可能读者不太熟悉的,关于所谓《狄公案》,《狄公案》并不是中国有一个《狄公案》小说,《狄公案》是荷兰人自己编出来的,因为懂中文,有一个《彭公案》就搞了一个《狄公案》。我也按他的脚步走,他当时把中国古代断案的小说,很短的文字,有时候一两百字,把这个故事找三五篇,糅合一下串在一起成为他的小说。我也是找古代素材,三篇不同的东西,糅合一下又出一个故事,我和他唯一不同,他是多产作家,十几本书我是业余作家,当时一个章节用这个办法,所以这个等于十章,每一章都是三个不同的故事组成的。我当时找这三五个时候,居然看到被他用过的东西,比如看中国古代案例100例,可能发现有30例都被他用过了,我当时一看,觉得他真厉害,他已经把最容易用的东西都弄走了,我只能过第二遍,我更艰难了。

主持人:他写的时候,用心挑选了。

朱小棣:对,唯一一个故事是他拿起来又放下的,就是一个古代的案例破案,要靠一个藏头诗,是用断句,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要自己断句,原来一个小说是断句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玩,但是英文写断句标点符号不可能,他很聪明绕开这个走。我当时发傻劲,钻研一下能不能把中国古代的案例,加现代化的标点符号,通过加不同的标点符号,逗号句号在不同地方产生不同的意思。就像中国古代下雨天天留客留我不留。我尝试了30种不同的方法,最后找到一个可以完满表达。

主持人:写一个侦探小说这么辛苦。也像您说的狄仁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您也参与了过去很多小的故事,小的素材,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读者对狄仁杰的认识,更多是通过影视作品,或者不同版本的小说,能不能为我们读者解读一下,历史上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

朱小棣:我也关注国内的情况,我是英文小说2006年出版的,今天有机会跟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实际上已经晚了一拍了,这过程当中,中国已经出了很多今天中国人写的电视连续剧。除了刘德华的电影没看过,电视连续剧基本上都看过,有两个感受,新编电视连续剧的狄仁杰有两个特色,是原来高罗佩里面没有的。第一是,他们搞武侠小说路子,是武打,高罗佩作品里有武打,但没有那么大的分量,但今天的电视连续剧武打分量增加了,这我们也理解,适合电视剧的表现。第二、增加了官场斗争,与官场斗争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人看来,破案抓一个小毛贼是小智慧,如果在宫廷里面生存下去,伴君如伴虎,如果能在那情况生存下来那是大智慧。所以他们就喜欢看这种东西,就喜欢把他往这个提升。我就看出来现在新编连续剧有两个特色。反对来问,高罗佩作为一个外国人是不是没看准,没有用这套,后来反思也不是。就要说到他体现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问题。这讲到道家所谓的阴阳对比变化,在某个层次上说,你把它拔高,请到宫廷去了,跟武则天平起平坐了,好像是把他拔高了,恰恰贬低了,已经不再是主人翁了,不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人物,在高罗佩的作品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一个小县令通管一方的时候,恰恰反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一个人说了算,虽然有法律,但是是人性化,比较自由的诠释法律的情况。这种现象在西方人看来,本来完全不懂的,但通过高罗佩告诉你了,西方人知道,中国的社会哪怕有法,这种法律的操作和国外的法律操作不一样的,这通过狄仁杰再一个县执政反映出来了。

主持人:不管是《狄公案》还是《新狄公案》都在外国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外国的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比中国发达很多,比如福尔摩斯,卫斯里系列,为什么一个小的东方故事集,可以在国外读者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朱小棣:这由两个方面组成,今天的侦探小说发展今天有两派,一派是福尔摩斯,就是讲破案推理。第二类就是开始关注社会,当代东西已经加进现代内容。回到我们欣赏高罗佩的时候,我欣赏到他一个高明的地方,他爱中国,当时创作动机之一居然就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小说,侦探小说不要光看外国翻译的,当然看福尔摩斯没有问题,但是二三流作品充斥中国的书市这可悲,希望通过中国素材写了以后,告诉中国读者,你们从自己文化里面提炼题材写这个东西。我最近一次感受到他高明之处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写进去,将来第三本书,要再写第三闲的书,可能把这个故事写进去,我阅读沈从文先生故事的时候,沈从文先生一个助手,写他跟沈从文先生回忆的事情。沈从文对别人发表演说的话里面,会让人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对中国古代服饰很有研究,不知道当今考古界什么看法,可能依然有两派,或者主流不是他这派。大部分的人看法都是书本上看文字记载,沈从文很推崇毛泽东说的唯物主义,要用物质说话,所以他就提到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认为,《韩熙载夜宴图》是唐代的画,可能清朝什么高官收藏家写了,得到一个唐画,他说不对,这是宋以后的画,他说唐朝人穿长衫,长衫里面没有衬衣,就是一件长衫套在身上,宋代开始里面有衬衣的,说画上的人每个人里面都有衬衣,比如一个袍子是咖啡色的,领子有一圈白的露出来,说这个不可能是唐代的,是宋以后画的。我看了这个太惊讶了,既然我在文字文化上传承高罗佩,他怎么描写狄仁杰时代穿什么服装,我就怎么描写,我是依样画葫出来的,这方面没有考据到,老老实实学了。等待今天一看才知道,高罗佩没有写到底下有衬衣,就有一个长袍,那说明我们是对的,这太惊讶了,但是我幸而是对的。

主持人:刚才您说不是专业的写书人,也不是专业的读书人,但是确实写了很多作品和读了很多书,最初怎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呢?

朱小棣:这还是自小家庭影响,潜移默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是学英文专业出去的,我到国外以后不可能继续学英文专业,转了专业,但是我英文有了基础,我觉得应该用英文作为一个工具,书写一些中国的事情,真实描写中国,让海外读者了解它,所以决定用英文写作《红屋三十年》,把中国的社会用个人故事展开。

主持人:您又用中文写作,又用英文写作,可以说中西文化在您身上一个小小的合流,您怎么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别?

朱小棣:这太大的题目,太大的题目就很难讲,回到高罗佩上,我今年年初大概春节左右的时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季羡林的预言,季羡林先生我在国外见过一次,但是他回国以后,我不知道他活动具体情况怎么样,我听说他说了一个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就要回过头来看季羡林怎么界定中国文化,因为他是搞印度文化,印度文明的,他说他所推从和接受的,所谓中国文化的界定,不是字面上三纲五常,但是实际上说一个伦理社会,一个社会型的社会。一个人本身个体没有什么价值,人在一个社会里面才有价值,每个人的价值相对另一个人关系存在的,这样的伦理概念,他们界定为中国文化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高罗佩在他的小说里面,也用他的方式,诠释这样一个意思。虽然没有展现武则天那套东西,但也在某本小说出现,皇帝为了嘉奖狄仁杰的判案好,送一块大匾,写了四个字,义重于生。道义比生命要重要,伦理比个人生命要大,这是皇帝的看法,也是褒奖狄仁杰的看法。高罗佩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也是做这样诠释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说所谓有中西文化,这个到国外一谈,别人觉得你扯淡,什么叫中西文化,就把中国和所有非中国对立起来,美国有美国文化,欧洲有欧洲文化,我们不是一锅煮的,做这样对比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假设我们说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出发说这个事情,你就要说什么是西方文化,一定是非刚才讲的被界定的文化,那反推一下什么意思?西方文化应该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的,通过高罗佩讲的狄仁杰,受到褒奖义重于生,反过来生要重于义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忽然感觉到,除了惊讶以外,有一种深思,现在如果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究竟是应该感到高兴呢还是悲哀呢?我都不知道了,恍惚了,如果把这个文化界定成这样的话,那你说二十一世纪文化的走向,世界文化的走向是这样一个走向,是否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值得怀疑。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小棣老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分享了新书《新狄公案》,也分享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希望网友通过朱老师书,看到不仅仅是一个侦探小说,一个故事,更多与朱老师一同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对东方文化拥有一份自己的思考,非常感谢朱老师的光临,谢谢您。

朱小棣:谢谢,谢谢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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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棣,静品闲书 热话红尘
他用英文写家族的革命传奇,近期中文著作在国内陆续出版
□ 本刊记者 王晶晶 《 环球人物 》(2015年第33期)


    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朱小棣没有书房,至今“蜗居”斗室,卧室内一张小小书桌,他觉得“也足矣”。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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