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胥之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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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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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亲历三年大饥荒

亲历三年大饥荒（一）

    仝小改（黄河滩）

    ——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

    冬天到来时，村食堂的饭就只有水样的粥了——说是粥，实际上只比清水浑那么一点。母亲从食堂打回了饭，总是先紧着我喝。我就着饭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面鼓。我一天到晚只是饿。

    村里人像饿狼一样四处找寻能填肚子的东西：上一年窖埋却不知为何被遗忘的一堆红薯又被想起来了，全村人都去哄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糟烂的红薯是怎么被吃下去的；树皮、野地里干的刺草棵（一种叶边长满了刺儿的野草，即便青嫩时，猪都不肯吃）被人们吃尽吃绝了，就连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个不剩……

    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我一个还坚持着上学。我上的小学，是几个村合办的，设在离家两三里的金汤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学。每天那两三里的路都像长征一样遥远艰难，我头冒金星，拖着打颤发软的腿，在两个村间摇摇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晃进了路边的沟里。沟只有半人深，可我怎么也爬不上来，幸好有大人路过，搭了把手，我才从里边出来。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听大人讲，他们的妈妈因为怀了孩子，偏喝了家里的粥，当爹的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村里派了辆牛车和几个青壮年去帮着料理丧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料理的，爷儿仨就那么被抬到牛车上拉出去了，别说装棺材了，连一席高粱箔也没有裹。拉车的牛儿也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埋人的坑可谓量身定挖，一点宽余都没有，尸身勉强放进去，撒上一层薄土就算埋好了。没有什么坟头，人们连多挖一锨土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叫黄土盖脸，看看他们爷儿仨的坟你就懂了。他们的坟地就在路边。那两个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这么死了，我有些不相信，总想到坟地那儿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来天之后，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坟地塌陷出了三个坑儿。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我后来翻看县志，关于这一段历史，也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县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云云。长大后，每当读到"草民"一词，那些面无人色的脸和刻在墙上的划痕就会在眼前晃，它们比任何辞书的解说都生动准确。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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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帖被伍胥之在07-30-2015 15:2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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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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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真的，我婆婆是四川广安的，她们姐妹兄弟好几个，活下来三个，她给我们说有一天晚上自己要上床睡觉，可是睡在床上的二姐怎么也不动不让个位置出来，她就喊“妈妈，姐姐不让我”，然后大人过来一看，她的二姐姐已经饿死了！婆婆的前胸有一片很大的烫伤疤痕，她说是饿得不行，偷偷去食堂想扣锅里的锅巴吃，被做饭的女人看到了，给她泼了一盆开水！那些锅巴女人是要带给自己孩子吃的！好多好多特备恐怖，婆婆出生在1953年，整个童年应该都是这样吧，她只有150高，生的孩子都是近180，可见那时候是多么营养不良啊，我有时会摘些野菜尝鲜，婆婆从来不吃野菜，说这辈子吃够了！
感谢楼主，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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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胥之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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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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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曙生：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

    2010-1-11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一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作者为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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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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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死难数字众家之说与我的一家之言

    余习广

    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及，由于毛泽东以 “三面红旗”为国策，造下大跃进.苦日子饿殍载道、5500万民众死难于斯的大灾难。

    由此，引起不少读者的质疑，纷纷攘攘，吵吵闹闹，有说是也，有说造谣，有说太多，有说太少，有说最多3千万，有说几百万还可信，仿佛人人都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问题，从来只有官史讳莫至深的铁幕，一直都是“自然灾害”的洗脑说教。当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大饥荒的死难数据和追究责任，历来被视为“伟大领袖”的绝脔禁区，触及者必死无疑。至今也是禁忌如深宫秘史，藏之于官家密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磨洗和洗脑教育，过来人几乎路断人稀，曝光事基本所见无几。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读者诸君，恕我直言，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除了真正有资格见到有关史料、又属于倾心向力、不泯良知、脱离御用史学境界、愿意说明历史真相的专家学者，才有置喙其中的话语权，作为此道之外的芸芸众生，你们是没有多少发言权，而只有受教育的权力！仔细想想我的这番话，你可能会明白：你们没有获得研究这个问题信息所需的权力和可能，那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心中还会来得清明空灵安然一些。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我可以告诸读者：从我1978年上大学即倾心倾力于土地改革历史、反右斗争历史、大跃进.苦日子历史、文化大革命历史和当代史的专家，上上下下的有关历史材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县、社、队大饥荒惨案祸首当事人及受害者，我有着30余年的调查、采访、查阅档案的阅历见闻，有着主持《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的阅历见闻，有着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责任人认罪书集》和《信阳事件责任人认罪书集》的阅历见闻，在大饥荒死难者数字的问题上，无疑有着自己言之有据的定论和可信性。

    做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当你不可能成为这种问题、这个领域的权威，起码是能够接触到相关材料的知情者时，硬是打肿脸充胖子，指手画脚，胡言乱语，徒然贻笑大方！何必呢!

    在相关数据问世以前，我只能告诉读者一些可以判断真伪的出处和情况。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年鉴》，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统计表。一些海内外学者据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跃进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的不同结论。

    目前，关于大饥荒人口死难数字，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和出处。

    统计派1（国内）：据官方公开发表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史志和年鉴直接计算，得出结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800万人；

    统计派2：据官方公开发表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史志和年鉴计算，加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换算，得出结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000万人；

    《墓碑》作者杨继绳认为，从《中国年鉴》（1983年版）所反映的饿死人的人数约为3199～3602万人。杨继绳的研究结论：饿死3600万

    此外，杨继绳提到：“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3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廖盖隆先生是原□□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研究结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教授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0四十万。”

    曾任最高领导人幕僚和体改所负责人的陈一咨说，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在四千三百万到四千六百万之间，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还有人说出高达五千万到六千万的数字。

    此外，最近流传的一个数字没有出处，传播者称：中央档案馆对大饥荒材料解密后，研究者看到当年死亡数字为3760万人。我认为：此说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朋友，在中央档案馆看到此数后，与有关专家在讨论时提及此数，而为人抢先写出。

我可以这样告知读者：我的研究，只是为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提供一个思路和方向性指导。

    大饥荒年代，死人最多的地方，从绝对数量上说，第一是四川，第二是安徽，第三是湖南，第四是山东，第五是河南，第六是湖北......

    许多人认为当年河南放卫星最猛，信阳事件最惨，影响最大，认为河南死亡最大。

    其实不然。因为信阳事件在1960年10月，已经在中共中央最高层全面皆知了，700多万人口，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饿死、饥饿致病死107万，打死8万，上层哗然。中央从外地紧急调粮食到河南，而且此后至1963年，河南一直是粮食调入大于调出，故信阳事件及其后人口死亡虽然达到180多万，但还不是最惨烈的地方。当然，如果信阳事件不是及时暴露，可以肯定，河南死亡大概不会在四川之下！

    关于大饥荒死难情况的可靠材料，现公开者有：

    其一，四川死难者1000万~1250万人,见廖伯康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

    其二，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领导人向他汇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死难者500万人；另一次汇报说死人达550万。万里：“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原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有550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湖南因为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故乡，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又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犯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省委改组，王任重向毛泽东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后，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湖南的粮食大批外调，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喊出“打倒张平化！”极得人心。在湖南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的湖南省委记载的几个数字：350万、420万。

    另: 1966年11月后，各地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罪证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我收集的328份这类资料，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820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1000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死380万人，一说400万人；安徽死486万，一说是520万人；河南死55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180万）；河北死320万人，一说468万人；广西死36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31万）；山东死417万人；贵州死248万人。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此外，书记处和办公室是中共系统运作中枢，大饥荒中，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各级都成立了掌握本级所发生的病、死情况、接受下级定期情况汇报、向上级汇报病、死情况的专门机构，省以下称“防病治病办公室”或大意相同的机构。

    其中，1960年8月至1962年2月的材料可靠性较高。在病、死情最为严重的1960年8月~1961年5月，下级向上级的报告，从每月1次汇报，演变为每周至每十天汇报一次，后来演变为每半个月、每月汇报1次。

    各省定期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病死人数情况汇报，是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心改弦易辙，推行“三自一包”、以救民众于水火倒悬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学研究传承的国家，官方保留历史材料的传统，传衍至今。

    待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省委书记处、办公厅、省政府、省人委办公厅有关材料解禁后，我们将获得可信数字。

    话就说到这里为止。有心人可以循此线索，进行自己的考据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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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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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人的公共食堂

    作者:洪暑生

    湖南省衡山县大源渡公社大源渡大队(今衡东县霞流镇大源渡村)人

    在公共食堂生活的那些年，“饿”字成了我最痛苦、最深刻、最恐惧的记忆。那种饿的感觉是现在的人无法体验到的.现在的人如果饿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短暂的心理现象，会有得到解脱、消除的信心。我们那时在长期饥饿的煎熬中已形成一种恐惧的心理，即使不饿的时候也被这种恐惧笼罩着。吃的欲望可驱散任何思维活动，我们分分秒秒处在饥饿的折磨中。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还不至于很饿，虽然总是一个菜，虽然不能吃饱，但一日能吃到三餐。只是都要在食堂餐厅就餐，只是每餐吃饭时要听队长“淤桶矮子”的训话，只是来了客人很尴尬，病人忌口、小孩挑食等有些为难。几个月后我们就饿得发荒了。饿到只要能吃得下的都会拿来填肚子，饿到许多人经受不住而自寻短见，饿到一家家的人死在屋里。口粮按年龄定等，一等全劳每天12两（那时1 斤为16两），我定为四等，每天只有四两粮。食堂每日只开两餐，晚上没事做聚在一起就聊吃，聊吃不饱的牢骚和怨恨。几十岁的老人经历了多少天灾、兵乱，他们说闻所未闻饿到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过去闹饥荒还有穷有富，有处可逃，如今全国都象用水洗过一样穷。这大好的年景粮食到哪去了？大人们总爱津津乐道的聊他们曾经吃过的美食。不无惋惜的向我们介绍那些我们未尝过的东西是怎样的美味无比，让我们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痛惜不已。我们总是陶醉在这样虚渺的精神会餐中。还有肖家冲陈太元，他嗜酒如命，酒瘾来时就把空酒壶拿到鼻子边闻一闻，那是真的望梅止渴。

    锅子砸了，自留地收回了，大家都捆着肚子饿，也不容许谁私自弄到食物凑肚子。干部经常带领民兵三天两头有目标地到户搜查，发现粮食之类的东西无条件没收。就是有吃的东西要煮熟也很麻烦，有的家庭还留有一口烧水锅，有的就只能用瓦罐之类。如果有香味飘出也会暴露目标。我哥在衡阳读书每月要转二十多斤谷去学校，第三月谷还未交他就下放回了，胆小怕事的父亲要把这谷交到队上，而与之情况相同的两户都把谷留在家里他们怕因此露馅就极力劝阻我父亲，父亲无奈只得把这二十多斤谷留下。我们是借着火车经过时的声音作掩盖，用土箕把谷磨破，一粒一粒用手选去谷壳，把米装进药罐里用火灰煨成饭，半夜偷偷起来每人吃一口。

    吃，成了生活的最高境界。我在学校里上到第三节课就眼巴巴地盼望吃午饭了，第四节课老师自己要做饭，安排学生自习，我就会溜出去跑到食堂窗口排队端饭。想早点吃到饭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吃完后又非常羡慕那些正还在吃的人。那饭钵总是被我舔得光溜溜的，放下的时候是那么的难舍，那么的无奈，那么的痛苦。印象中食堂吃得最多的是那种叫苦马的菜，又苦又黑，只放一点滴的油，后来根本就没有油。但它还是被我们当成了宝贝。全食堂93人就餐，按6 人一份，一锅菜平均分成15碗半，排在前面的通过观察、比较有机会挑到一碗多一点的。不符合6人的家庭还要与人认真拆分这碗菜。我是与妹妹共吃一钵饭，由妈妈平均分成两半，因我要放牛，而且人大饭量也大些，所以先由我挑，我巴不得妈妈分得不均匀些，能让我的挑选权得到一点实惠。但我往往失望，腹空难奈就借机发难，常常为闹着要吃挨打。有一次父亲打我时抓住我骨瘦如柴的小手感觉到我如此体质瘦弱，体温冰凉，一股悯儿之情涌上心头，于是把我抱在怀里伤心大哭。饥而求食是动物的本能，孩子饿到这个程度要吃饭天经地义啊，这是谁造的孽！那时我真的瘦得就像一具骷髅，身子与头部很不协调，迈过门槛必须用手扶着膝盖，不然就会软下地。

    天天有饿死人的新闻在街头发布。据资料记载那次衡山县饿死24360人，真是饿垺枕藉。我知道的这街上就有我伯祖父洪积煌，还有许锡魁、黄佑兵父子、黄帮胜夫妇、刘八、罗历金、苏柳生、成名榜、周篾匠婆婆、阳信生等都死于饥荒。还有更多的幼婴叫不出姓名。阳三连生下孩子就天天要去出工，饿成那个样子哪里有奶水？更拿不出其它东西去喂哺幼婴，那个女婴每天摆在食堂过道的睡床里啼哭不止，留家看守的老人束手无策，眼睁睁的看着她饿死。木匠黄帮胜年近八旬，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托信给嫁在古塘的女儿，待女儿生方设法弄点吃的来接济父母却喊不开门，她搬来梯子爬进屋，看到的是父母已双双饿死在床上多时了。黄老二饿得投水自尽，杨正汉饿得上吊被家人发现救下，许定香饿得难受跳到阳家塘又自己爬上来。洪日保把庆元拉肚子拉出来的麦粒也捡到口里吃。我和肖陆生、杨伏生在次水塘放牛，一起见到老冯的妻子饿死在门板上，老冯把啼哭不止的襁褓幼女抱到尸体上吮吸原本就干瘪的奶子，不到半月老冯及两个女儿满门都成了饿死鬼。

    严峻的现实也使一些当权者有所惊恐，捆在食堂就餐的做法渐渐宽松，允许把米领回家掺草菜煮粥，还允许每人请假几天去寻找吃的。于是所有的头脑都在研究同一个命题：怎样解决肚子问题。有的提倡双蒸饭；有的发明了先把米炒一下再蒸，谓之“膨胀饭”。父亲在饲养场食堂端回一钵这样的“膨胀饭”，虽是多了很多，但那饭散散的不成坨，也失去了饭的味道，吃了非但肚子没能膨胀，反而觉得更空。最实在的还是找粮食替代品，大批的人涌到潭泊小山去挖蕨根，我哥才十四岁也跟着去了，人多船挤，到河心时船沉了差点丟了性命。我也把读书弃之脑后，成了采摘野菜、野草的专职人员，足迹踏遍山山水水。外面漫山遍野都是挖野草的，后来连野草也挖不到了。饥不择食，于是什么树叶、树皮及一些自认为可吃的东西都找来吃，我所吃过的野草不知有多少种。有一种叫黄机柴的上面结出的小果粒炒熟后口感还可，可是吃了就拉不出大便，黄成桂被憋得在街上打滚，还有许多人包括我也尝到了这种痛苦，蹲在厕所几小时还拉不出，憋得喊爷叫娘。杨毕生想了个办法：把屁股泡在水里用手指抠。现在想来那办法简直可以申请专利。有一种最招蚊子的树我们管它叫蝇脑树，它的树皮掺到粥里煮能使粥变得很稠，可是吃了的人都中了毒，肖陆生一家都肿得眼睛迷成一条缝看不见东西。为了渡命，父亲把家里凡是有人要的东西全部发卖，床、衣柜、皮箱、抽台，还有古董、银元也都换了米。井冈山战争时有个国民党的将领张辉赞被红军杀了。我地有个姓宋的人在张辉赞身边当副官，他带走了张辉赞的一些珍贵物品逃回了家乡，其中有一套张辉赞珍爱的铜质餐具卖给了我祖父，极具收藏价值。为了救命，我父亲把它换成了几斤米。至今我都觉得父亲此举是对的，再珍贵的文物也没有生命珍贵呀。我天天听到街坊们议论今天谁谁又饿死了，在那死神一步步向我们逼近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母亲会被饿死。慈爱的母亲为了救出我们，总是把自己的一份粮食分给我们吃，隔三岔五还要回娘家弄点吃的来。应该肯定的说，在那全国空前普遍的大饥荒中各地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据说安徽、河南、四川比我地的情况更惨。有一些有良知的干部对极左路线敢于抵触那些地方就会好些。我外婆在偏远点的潭泊山村，舅舅们能在山上偷着种点红薯，捡点茶籽。他们在那艰难的情况下常常会挤出一点食物来接济更艰难的我家。母亲白天去，因为带有食物必须夜里摸黑路回，二十多里小路，回到家时已是疲惫得如稀泥一般。我总怕母亲一觉睡下再也起不来，醒来就要叫妈妈。因为我知道，死神距我们只有半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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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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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三年大饥荒（五）

    ——根据河南新县史志办韩光生先生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这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

    我们新县地处河南湖北交界，属于大别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地处山区，山上树木很多，长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竟有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养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将军），我们新县人口又比较少，所以虽然属于信阳地区，但和周边同属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商城县、息县等灾情严重的县分比，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光山县紧邻我们新县，民众间姻亲相通、相互走动是很自然的事。

    我有一个亲戚叫徐再育，家住新县田铺公社九里村。有一天，他去光山县走亲戚。一走进亲戚住的那个村子，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别，那些人看他的时候，眼里都泛着特别的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光山县是“信阳事件”的主力县，那里饿死的人可谓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虽然被上上下下掖着藏着，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徐再育那一晚留宿亲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让他想起饿狗看见野兔时，眼睛里倏然闪现的光亮。

    徐再育就那么挺在床上，无法入睡。挺着挺着，他听见亲戚的邻居家好像有什么动静，支起耳朵仔细听听，是磨刀的声音。这越发让他睡不着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了。不久，他又听见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说话：今天隔壁来了一个走亲戚的，那个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听到这里，翻身起床，偷偷走出亲戚家，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他一气跑了80多里，跑到家里时，一头栽倒，然后一病不起，1个月后，死掉了。

    徐再育不是饿死的，他是在光山县受了惊吓后，就那么躺在床上，病恹恹地死掉的。

    2008-10-3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有不信者，可以实地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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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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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三年大饥荒（四）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那个时候的名堂就是多！

    上边把各村的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报产量。报产量的会场上安排了两道人墙，报产量的人就这么被两堵人墙夹在中间。公社干部说：你说说，你们村的地一亩能打多少粮食？当时的小麦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干部能不知道？弄出这么个阵势，报产量的村干部就知道得把产量往高里报。

    为了督促村干部们报高产量，当时会场上时兴“刮东北风”和“活脑筋”。公社干部认为哪个干部报的产量低，不满意，就会说：他报的产量不对，给他刮刮东北风！会场上的人墙得了令，就开始推搡那个报产量的人了，咕咕咚咚，报产量的人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这边的人墙推打到那边，又被那边的人墙推搡回来，推倒在地后薅起来继续推搡，报产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推搡了一阵后，公社干部就会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知道自己报的200斤产量过不了关，就赶紧说：300斤。公社干部还是不满意，就吆喝说：给他活活脑筋！人墙就上去揪住报产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然后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就赶紧把数字往上涨。排在前边报产量的人，没有不挨打的。后边的人看见这样，轮到自己报产量时就500斤、600斤地报。公社干部对他们报的产量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到外边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们赶到会场外边了。最后边的人就学聪明了，公社干部一发问，就800、1000地瞎报起来，报到这个程度，公社干部才算满意。

    其实，也不是公社干部非要这样，他们去县里开会时，也是这样被逼报产量的，回来后只好这样再逼村干部。不这样，就完不成上边下的征粮指标。

    当时上边来农村要粮食，据说是有一个比例的，大概是按每亩收成的10%~15%收。可上边早就打算好从农村收走多少粮食了，不逼村干部们把亩产报上去，怎么能收够那么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亩产800、1000斤的产量来。这么一来，地里打的粮食几乎全被收走了，给农民留下的，就没有几斤了。当时报纸上宣传粮食大丰收，这大丰收就是这样来的——把农民嘴里的粮食都抠出来了，国家的仓库可不就丰收了！

    省委书记潘复生说了句“不能让农民没有隔夜粮”，就挨批斗，被打成了右倾；省里还有个叫王挺栋（同音）的大官，也说这样做不对，也挨批挨斗的。潘复生说"没有隔夜粮"还是轻的呢，农村是几十天粒米不见啊！

    有一天，看见大人们往一座房子里堆麦秸和干红薯秧，弄了一个大堆儿，然后把粮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盖住。我们问大人这是干啥呀，大人们说，上边要来“实产”呢。上边的干部来了，看见粮食堆了这么高，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夸奖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粮食囤是假的，他们要是肯用手在粮囤上按一下，就会知道这粮囤是假的，可他们就那么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虚作假，偏偏叫"实产"。那时候这种名堂真是多。

    这么一干，紧跟着就该村里饿死人了——村里的粮食都被上边收走了，农民没啥吃，不饿死才怪！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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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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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亲历三年大饥荒

亲历三年大饥荒（三）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

    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

    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太阳升到半空时，人们就鬼魂一样从家里出来，找一处避风朝阳的墙根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可谁也没力气坐着了，就那么躺在草垛旁或地上。

    有一天晒太阳，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个儿很大，饭量也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因为饿得没力气，大家在晒太阳时少有说话的，可那一天，依挺却一直给我讲从前给地主家扛活的规矩：去帮好户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摆上两大海碗的捞面条，你能一气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书，文书上写明家里的六七头骡子都交给你使唤，干活累死了骡子或骡子咬死了你，双方两不找。下了文书，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饭才会有力气干活呀……依挺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死了。

    依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曹广义死得才不值呢！他为了喝两口泔水，被队长一脚踹死了——那一阵，大家都争着帮食堂刷锅，说是刷锅，还不是想喝两口刷锅水！可刷锅水里能有啥东西啊，锅里的饭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锅水里还能有东西？人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打刷锅水的主意。曹广义就着锅刚喝了两口泔水，队长进来了，他大概看不惯曹广义的下作样，就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蛋"。曹广义挨了这么一脚，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说一句喘一下说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气，我~没~力~气，你~有~力~气~，我~没~力~气……就这样说着说着就死了。

    村里修蓄水池，村里有个叫依小榜的，三岁多个孩子，跟着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饿呀，就揪了一只绿豆荚往嘴里塞。队长看见了，一脚踢去，这个孩子就滚到岸坡下了，当天夜里发了烧，死掉了。大人们都说，小榜生生是为一根豆荚让队长踢死的。

    朱结实的命就比曹广义和小榜的大。朱结实挨队长的踢，是因为去地里干活时，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里了，结果让队长看见了，就一脚把他踢到了井里。朱结实这个人命大，掉到井里也没淹死，捞出来后还活下来了。

    依可亮是个瘸子，有一天夜里他把会计的办公桌别开了，也不知道偷到什么东西没有，光（只）知道他吓跑了。他媳妇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熬煎。那时候食堂里还没有完全断顿儿呢，核桃大的杂粮馍馍，大人一天领三个，15岁以上领两个半，小孩领两个。依可亮的媳妇只吃一个，让2岁的儿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个，可小社还是饿死了。依可亮的媳妇就带着闺女远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没回来，他侄儿对我说：俺叔肯定是饿死在外边了，他饭量那么大，活不下来的，说不定出去就饿死了呢，他要没死，早就该回来了！

    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

    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真到死的时候，并不难受。一开始挨饿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等到饿得狠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动弹，只能躺着了，心里就啥也不想了，飘悠悠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也就不感到难受了；等到肚子里发热，开始热乎起来时，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饿死了。

    我那时候能活下来，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参加了大炼钢铁，背石头抬煤，每天能领到7两的黄豆。每月俺姐匀给我3斤黄豆，我把黄豆煮了，每天只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时候还小，会爬树，能爬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摘树叶吃，就这么活下来了。

    没啥吃了，按老规矩不该出去逃荒要饭么？可新社会不许你再要饭了，谁想出去逃荒要饭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开他的批斗会的。村里有个叫依连的，趁着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饭了。第二天，村里村外的墙上树上，就贴满了布告：依连一人，逃跑去了，回来再说！

    幸好那时候的树比现在多，村里村外到处是树，那些树皮树叶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没有那些树搭救，村里死的人还要多呢！

    那一场饥荒，我们村整整45天粒米不见，500来口人，饿死了31口。

    ——这些事就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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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发表于: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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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三年大饥荒（二）

    仝小改

    ——根据朱登振的口述整理

    过春节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半斤白面。除了这点白面，家里就只有一筐红薯叶可吃了。过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长明、朱小乱（我们都是十二三岁），跟着朱广礼老汉（年近80）出去要饭了。

    出去讨饭，也没个什么准地儿，光知道近处讨不到吃的，得走远一点才行。就这样，我们在铁路边扒上一辆货车就往远处去了。

    火车开到商丘那边的虞城后，我们下了车，朝南走去。一路讨要，3天里走了200来里路，到了永城，然后继续往南走，过安徽涡阳，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双桥村时，已是半夜。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热情，马上烧锅给我们蒸了一锅红薯，还在锅边贴了些红薯面饼给我们吃。

    那女人知道我们是要饭的，就劝我们留在他们村，说他们村现在一人合三四十亩地，根本种不完，我们留下帮着种地，混上顿饱饭是没问题的。

    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没法下地干活啊。那女人说：你可以帮我们推磨呀。我们说：我们这么多人，留下来也没地儿住啊！那女人说：咋能没地儿住，村里空房子多得是！随便推开一家，把屋里的骨头撮起来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们很奇怪，问她咋还要撮骨头。那女人说，他们村子原本130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6口了，很多户都是全家饿死，没人替他们收尸，死人就那么挺在屋里了。

    饿死人的事情我们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饿死这么多、就那么任尸身停在家里，我们那儿是没有的。问她：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她说：按说都算饿死的吧？当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饿死的--村里人啥都吃不上，上边让修水利，说参加修水利的人，每顿可以吃到一个馍。好多人一听能够吃到米面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着架子车低头一使劲，就一头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馒头死了。就这么，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家里人死了后，剩下的娘俩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点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还是她们的肠胃被饿得不适应吃肉了，吃了人肉后就一直拉肚子，两天后娘俩生生拉肚子拉死了。

    我们说：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饭？我们知道，上边不允许出去要饭，我们那儿也是把得很紧，出去要饭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斗的，可只要偷偷跑出去别被逮住了，说不定要饭还能落个活命呢，总比眼睁睁在家等死强吧。那女人说，他们这儿看得严着呢，公社、县里派人掂着棍子把着各个路口，看见有人外出要饭，抡起棍子就夯，三下两下就把人夯死了，谁敢出去要饭？

    我们又问她，怎么就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们村子断粮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说，她也说不清村里断了多少天粮，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公社粮站里的车就等在地头呢，村里人把收的粮食扛到地头，粮站的车装上就拉走；收红薯的时候把红薯背到地头，粮站的车也是装了就拉走……他们也不管村里人有没有东西吃。

    那女人待我们很好，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留在那儿--谁都不愿意去撮骨头收拾房子。一想到村里的很多房子里都挺着死人，就瘮得慌。我们继续走着要饭去了。

    朱广礼老汉说，这一次饥荒，比民国32年那一次还厉害。

    从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过的每一个村子都饿死了不少人。不过还好，这些村子都没有死绝，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讨到口饭吃。

    我们一路讨要，走了好几个月，到麦收的时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这是1961年春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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