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自由
洛克威尔可能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响应小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国情咨文”演讲所绘的“四大自由”。当时二战正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而美国民意反对参战的意愿很高（美国是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才参战的）。罗斯福藉着这次“国情咨文”希望唤起民众认识自由的重要，而不只是满足于舒适的生活。面对纳粹的极权统治，和其对全人类自由的威胁，他期望将来的世界是建立在人类四大自由的基础上。这四者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可以说，他为了对抗纳粹的侵略，立下了道德的基础，而不只是诉诸于爱国心或者美国的利益。
洛克威尔被这个演讲所深深地感动，他花了7个月的时间，专心画了这四幅画，画完后，人也瘦了15英磅！在1943年《周六晚报》逐期刊登以后，美国财政部把这套原画拿到16个城市去展览，并因此募集到1亿3千2百万元的战争公债。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与美国宪法《人权法案》第一修正条款所列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权利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五点稍有些出入。这可能是因为罗斯福关心的是普世的基本需求，而不是美国的特殊国情。
《免于恐惧的自由》，1943
洛克威尔给《免于恐惧的自由》所选的题材很温馨，虽然这个自由所牵涉的课题很严肃，因为当时在纳粹德国生活下的人就没有这个自由权，犹太人正在集体被屠杀，日本在中国和亚洲也正在制造恐怖和屠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夫妇，他们正照顾着两位孩子入睡，说不定母亲还刚刚给他们讲完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地上躺着的玩偶和楼梯间射进来柔和的灯光，一片安静、祥和的气氛。
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热爱洛克威尔的画，也是他原画的收藏家。他曾提到在《太阳帝国》这部电影里面，他不但借用了这幅画的情景，描述这个在战乱中住在上海的家庭，后来当这位小男孩被送到日本集中营里面的时候，皮箱里就带着这幅画的印刷版。虽然这个插曲在时间上不太准确，但却是意义重大。这位与父母冲散，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孩子，拥有了一张能够给他安全感的图片。
《免于匮乏的自由》，1943
《免于匮乏的自由》用的是感恩节大餐的镜头。我想它对美国人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
《宗教信仰的自由》，1943
《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作《崇拜的自由》）是洛克威尔比较满意的两幅之一。画的上方还写着：“各人按照自己良心的选择”，这真是宗教自由一个贴切的表达。没有人（包括师长、官员和邻居）有资格告诉你如何去崇拜，到那里崇拜，或是崇拜谁，因为他们无法取代你的良心。
《言论自由》，1943
《言论自由》这幅画是四幅中最受重视的作品，也是洛克威尔本人最喜爱的一幅。它描绘在镇民大会中，一个原本内向的人站起来发表异议。众人虽然不见得同意他，但却尊重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民主风度的表现之一。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与出版（新闻）自由常常被相提并论，它是尊重并保护公民的表现，让他们可以凭着良心发言。民主的可贵并非因为它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应当是个由大多数民意作决定，而消灭异声的（专制）制度，正确的民主是尊重，甚至保护，少数人的权益的。
但是所有的权利都有其责任和限制（制衡）。例如，我不可以假藉言论自由去伤害、毁谤他人。这中间的尺度就是法律和政治的议题，是有其政治和社会条件的。一个政治制度在观念上如果不看重个人的价值，不以保护弱势族群为己任，它就不会重视言论自由。洛克威尔这幅画就暗示了，这种尊重是自明的，它正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吻合，深植于美国人的心中。（这里有个小插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右后方画家自己的部分面孔？）
但是，相对于执政者的观念，这些责任和限制还有另一个先决条件，那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1798年所说：“我们的宪法是只为有宗教心和有道德心的民众所设立的。它不适合用于管理任何其他的人群。”
我深深觉得这句话就是美国建国的关键点，有人说：“美国的宪法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我认为，那远不如这句话：“美国的宪法是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的人所设立的”要来得准确和恰当。面对一批暴民或强盗，就是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济于事。
可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以及宗教心和道德心的下降，我们也看出“言论自由”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色情行业的泛滥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公然色情买卖受到法律禁止，但是各种渲染色情的娱乐方式和出版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使得许多青少年的身心受到残害，这难道是保护言论自由所必须付的代价？
又例如为了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社会上加强立法，制止“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发生（例如种族歧视、性向歧视、宗教歧视）。但是它也常常被用来保护另有企图的“活跃分子”，把道德议题转换为法律的问题，反而制止社会良心的发声。这难道是一个自由社会无法避免的“必须恶”（necessary evil）吗？
又到了选举的时候，特殊利益集团、政党和候选人不择手段，造谣攻奸，扭曲丑化，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的原意，让人看到民主政治最丑恶的一面。这种行径，其实在美国开国先贤的政治斗争中就开始了。只不过是“于今为烈”罢了。
但是，如果我们拉长距离，知道无论如何立法，政治程序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如果把制度建立在这个认知上，如此来看，美国的经验或许反而说明了，表面的“和谐”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在混乱中还能维持彼此尊重，还能够守法。
这表明，因为人类的堕落，民主与自由无法避免地会是乱糟糟的，也必定有其黑暗与不公的一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单用隐恶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太平。其次，更是因为堕落和腐败不仅表现在民众的一边，也表现在执政的一边。因此一个由宪法保护，有制衡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的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是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最合理的管理方式。至于实行得是否完善，那就要靠人民的素质（文化、宗教、道德心）和政府的智慧来决定了。
我不知道洛克威尔作画的时候，或是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威尔·杜兰在那期《周六晚报》写相应文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但这却是我个人心里的感受。
说明：本文作于2010年，2012年被“以诺文化”收入《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