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xici.net/d182759084.htm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也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yａo] 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
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
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
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
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
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
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
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
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
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
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
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
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
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
“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
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地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
5位学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
红卫兵强迫她喊：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
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
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
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
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车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
“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个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
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
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
７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７月３１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
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
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
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
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
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
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犹如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垚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瑟瑟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
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
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
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应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
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
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
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刘进的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
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
无论是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
工作组7月3日上报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会和闯入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的暴力行动，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跟着共产党走向死亡
其实，卞仲耘的“死期”并非始于1966年6月，工作组审查意见书将历史追到1944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就是说，卞仲耘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入党，不该进入革命队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产党之时就开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事业，当年选择新闻专业，就是因为这个系课程少，他们有更多时间投身革命。
王晶垚展示了 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学组织的宣传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规模展览照片和与李慎之等参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双十运动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说，那时就是往枪口上冲，好多人牺牲了。
影片里响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陕北电台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块小巧的坤表，这是卞仲耘从继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当时电台没有一台准时的钟表，借了这块表定时。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时代以来三位最亲近的人，祁式潜、卞仲耘和刘克林。
祁式潜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隽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有“三代帝王师”之称；
祖父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
父亲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
祁式潜比王晶垚夫妇参加革命还要早，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但他命运坎坷，打下天下却失去党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级别、待遇都从那时算起。
祁式潜不仅是王晶垚的战友，也是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敌敌畏”自杀，卒年51岁。
3年以后，祁式潜夫人居瀛棣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卒年53岁。
居瀛棣是国民党元老政务院院长居正之女，1936年放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业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协助完成了许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为故宫博物院馆员。
刘克林是王晶垚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
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
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
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6楼砰然坠下，卒年42岁。刘死前无异兆，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
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掩没；
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
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
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
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 “生于梦想，死于梦想。” 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参访时已经90高龄。
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
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
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
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
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
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
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
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
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这可以辩论，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再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 “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８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３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
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做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垚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们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垚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领导的大会上“控诉”卞校长，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垚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
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
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
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
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借充满卑鄙的想象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蹒跚走回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
“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
王晶垚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
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
《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
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
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薄，左手持正天平，右手仗义执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 justice。
本杰明• 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23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
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然而影片《我虽死去》却被禁演，至今尚未解禁，还连累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
那位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的75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9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2小时10分49秒，每张售价10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
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
老师们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
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
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
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
30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
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
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志士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
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
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们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
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冼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 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
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
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
“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公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
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
影片至今被禁，此乱命也，粤不奉昭。
今年一月，香港 “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
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