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年都要回娘家，记录我的故乡和俺爹俺娘的点点滴滴。借着一亩三分地，祝朋友们新年快乐！
过年回家（2010） 看见了山，就看见了故乡。
初三，正值走亲访友的高峰期。下坡路，一眼望去，车水马龙。很久未进丈母娘家门的女婿惊叹车多。我说：“你不知道老家的人民都奔小康了吗？”女婿大人说：“你看都是老家的车牌号吗？”果然，在鲁G和鲁V中混着其它车牌号。我于是说：“你不知道老家的亲戚们也奔小康了吗？”
我们的前面是一辆伊兰特的出租车。女婿大人说：“伊兰特，母的。”定睛一看，司机座上是长发的后脑勺。男人看女人，具有神奇的穿墙功能，老公此时还具有了穿车功能。可惜，美女的正面是恐龙也说不定。我们的车是速腾，于是我接茬：“速腾，公的。”
大半年没回来，老家的变化日新月异。所谓ＧＤＰ，就是拆了重建。不但原来的钉子户，一个个拔掉了。就连靠近主路新盖的房子，也被拆了盖楼，二层不够还要盖三层。仿佛缺了楼房，就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砍了树，通了公路，以前家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梧桐早就成了记忆。因为房子整齐划一，我竟然犯了迷糊，带错了路。四小姐眼尖，回头指着已过去的那排：“石油大学姥姥家！”
石油大学姥姥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于是倒车。总算找到自己的家。
很久以前，我们家也算“大户人家”。所谓大户，不是家有万贯，而是人口众多。有一次我跟朋友说起我五奶奶如何如何，人家笑我居然有五奶奶。且慢，我还有九奶奶呢。可惜，年轻的九奶奶死的最早，那一辈中，唯独九爷爷，硕果仅存。既然爷爷奶奶都到了九个，大娘婶婶也就多。四小姐两岁多回老家，轻易的就区分了各位姥姥们。隔壁的弟是石油大学的高材生，他妈于是被称为“石油大学姥姥”。有个婶婶头发自来卷，她称之为：“卷发姥姥”。大娘家的蒲扇很别致，大娘就叫“蒲扇姥姥”。对小孩子来说，数学就是那首简单的儿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故乡正变得面目全非。工厂侵占了无数良田，每个人都在热火朝天的赚钱。而我，却怀念那些古老的街巷，梧桐花落了一地，少年的脚步踩过那片紫红色，梦想和落英一起缤纷......
打碎了重来，每个人都为之欣喜若狂。而我，很不与时俱进。
聊到老家的变化。父亲和叔叔再次对胡温给予高度赞扬。同时对老毛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一致认为，三年自然灾害，人祸胜天灾。父亲当时正少年，天天饿肚子。尽管成年后他个子还算高，常被母亲称为无用的“大木料”，倘若能吃饱，说不定就成国家栋梁了。
一向不谈国事只管家事的我的母亲，也说起她的陈芝麻烂谷子。当年她怀着我弟弟去卖大饼，刚卖了两张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逮住关了起来。当年的厮们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又红又专，见大腹便便的母亲实在毫无油水可榨，于是吃掉了剩余的两斤大饼，母亲的资本主义尾巴也就彻底割掉了。
而今，地没多大产，人却够大胆。村官选举就是一出好戏。
虽然人在江湖多年也没见选票长什么样，但农村早就站在中国民主的前沿了。候选人比美国总统选举还多一位。第一位本家大叔，选前仗着资格老，错误估计形势，每家只塞了两盒将军烟，还是最低档的那种。第二位是后邻，选前每家给了一盒茶叶，绝不是铁观音级别的，普通的日照青。第三位后生，虽来势汹汹，但却低调行事。此君充分发扬地下党员的风格，夜里敲开门，每家每户塞了六十块大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只有银子才是硬道理。于是该后生的选票后来者居上，最后成功卫冕！我的父亲母亲，也看在钱的份上，随了大溜。
顺便说一句，我们村在镇上，而且是著名的省级镇。此村官，绝不等同于穷乡僻壤的彼村官，乃肥肉一块。
过年回家，看见了不同以往的风景，遇见了很久没遇见的人，听到了很久没听到的事。时光倒带，一下子与旧日接轨，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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