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八个问题 zt

2013年 01月 31日 14:54

在中国领导人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新增长来源的过程中，城镇化成为他们新的热门话题。


Zed Books
他们的选择对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中国需求消费比重的提高，又如能源消费未来道路的决定等。

很少有人比唐米乐(Tom Miller)更能理解这些挑战。他刚刚写了一本新书，题为“10亿中国城市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迁徙背后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唐米乐在中国呆了11年。在为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工作期间，他去过85个内地城市。

“中国实时报”跟他说，如果不回答我们的八个问题，就要拆了他的房子。

中国实时报：我们从中国新领导人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城镇化的话。他们的城镇化方针有什么新的内容？

唐米乐：以即将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为首，现在这拨领导人对于城镇化的热情比前一代要高很多。他们相信，发展大规模的繁荣城市将促进国内需求提高，特别是家庭消费的提高。李克强曾许诺加快城镇化、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这套制度在法律上将农民工同他们的农村老家捆绑在一起，城镇福利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他们无缘。他认为，要释放城镇化的全部经济潜能，中国就必须将农民工转变为真正的市民。

中国实时报：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多重要？

唐米乐：改革户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超过2.5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很少能够享受到政府补贴的教育或医疗。到2030年，中国城镇的下层可能会扩大到5亿，相当于全部城镇居民的一半。这种状况可能会对社会和政治造成危险。

改革户籍制度还有一个强大的经济理由。大部分农民工都集中居住在员工宿舍和城中村里面，依旧局限于低工资的工作，尽可能多地存钱，很少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方面来讲，大迁徙带来的很多经济果实中国都没有收获。如果中国领导人真的要减轻经济对投资、制造的依赖，向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倾斜，那么他们就需要帮助城镇农民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户籍改革将是新领导层改革决心的试金石。

中国实时报：户籍改革的成本将有多大？

唐米乐：计算中国不断膨胀的城镇人口的供养成本，需要做复杂的估计。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按2010年物价计算，为每一位新市民提供一辈子的社保，将耗资人民币10万元左右（1.6万美元）。发展研究中心估计，假定中国在未来20年让城镇福利惠及农民工，那么每年总成本就将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3.8%。如果人均成本减掉2万元（发展研究中心假定这部分由个人和单位缴款承担），地方政府一年的负担就会降至1.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

中国实时报：土地改革也是必需的。我们能期待什么？

唐米乐：我们可以预期越来越多的农民会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和农业企业，同时农民有可能获准用土地作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我们还可以预期地方政府会提高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放弃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这条原则用于防止个别农民出售其耕种的土地。对于保守派来说，土地私人所有这一步迈的太大。他们担心放开土地权属制度可能让农民重回黑暗的中国封建旧社会。按照中共官方宣传的说法，在封建社会农民是被束缚在贪婪地主身边的奴隶。保守派担心，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如果有权转让自己的土地，这可能会滋生一群由失去土地的农民构成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只能拥挤地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

中国实时报：北京雾霾让污染问题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让中国的城市具有环境可持续性，需要做什么工作？

唐米乐：想要打造更加宜居且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最实用的方法是限制汽车的使用，遏制城市扩张，投资大众捷运系统。相比城郊不断扩张、居民依靠汽车通勤的大型城市，那种公共交通发发、人口居住密度高的紧凑型城市，其能源利用效率要高得多。

好消息是，中国各大城市正在大力投资于新的地铁网络。坏消息是，城市正在迅速扩张且呈现郊区化的态势，而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更大居住空间的需求以及汽车保有量的爆炸式增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今天打造的城市形态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决定能源需求并影响消费者行为。

中国实时报：如何确保交通顺畅？

唐米乐：改进城市规划，加大对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系统）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但更好的驾驶技术和驾驶礼仪也会有所帮助。令中国城市道路拥堵问题雪上加霜的因素有：战战兢兢、首次上路的新手（通常是女性），一些急脾气的人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总是男性），以及那些总是随意停车的自私傻瓜（男女都有）。

中国实时报：你考察过很多中国城市，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有趣细节吗？

唐米乐：大多数中国城市丑陋、灰暗、充满功利主义气息。这些城市试图带给人震撼感，而不是鼓舞人心。不过只要有冰啤酒可以享用，我倒是很乐于身处那些看上去很糟糕的地方，走访那些地方的经历有助于我写这本书。我喜欢长江流域的所有大城市，南京，武汉，尤其是重庆。云南很多城市的那种轻松氛围也令我着迷。云南省会昆明可能是中国最美的大城市。

中国实时报：你的书中包含一些粗俗的细节，包括一名被截肢的乞丐上厕所的习惯。还有什么你没在书中透露且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趣闻吗？

唐米乐：重庆市中心曾有一片贫民窟，它直到去年才被彻底拆除。来自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兜售海洛因，价格约为人民币50元（约合8美元）一包。那些外来妹妓女（其中一些是吸毒者）会向急于求欢的嫖客收取半包毒品的钱。她们工作的场所是被分成很多隔间的漆黑房间。

Tom Orlik

拭目以待！

说的论的多了，作的还很少呢。希望能看到有实质的改观。

到底会怎么样？拭目以待

数百万人从农村涌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是中国脱离过去的农业社会、加入到现代化、工业化国家行列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这样吗？


Bloomberg News
北京一处建筑工地的工人们。三家中国学术机构大胆地发表了各自的报告，质疑中国城镇化的好处，并号召对争议颇多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重要的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剥削农民工，限制了行业发展。

户籍制度将户口分为城市和农村，是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为控制人口流动而发展起来的。该制度被很多人视为计划经济的遗留，一直保持该制度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户口所享受的更好的社会服务，诸如教育和福利等。

该制度遭受到广泛的批评，总理温家宝和其他领导人也承认了该制度的缺陷，但公开提倡户籍制度改革可能承担一定的政府风险。三月，一份国家报纸的编辑联合发表了一份支持户口制度改革的社论后受到了处罚，该社论在部分中国刊物上发表。社论称户籍制度违反了中国宪法，不久后就在大多数网站被撤下。

《京华时报》对最近这些报告进行了总结，报告没有煽动性的言论，而是注重经济论证和令人深思的统计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去年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量中，几乎72%是农业人口。

但是考虑到从农村到城市间转移的大量人口──一些人称其为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这个百分比可能都有点低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中写道，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


这些报告均对这一根据出生地区别对待居民的不公平制度提出了批评，同时也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指出，中国不再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事实上某些行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报告认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到城市劳动力中，从而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的出口制造中心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供给缺口为大约100万。劳动力不足的准确原因尚不清楚，但年轻工人对薪资和生活方式的更高期望被广泛视为其中一个因素。

三月的社论是在中国立法机关每年一度的大会召开之前发表的，这次的三份报告也同样于一个敏感时期公布。中国正在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并已经面临对公平性和隐私权提出的担忧和质疑。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约有一半是农业户籍人口。无论敏感与否，户籍制度都是中国领导人迟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迅雷

在经济增速回落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而城镇化再度被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或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个别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城镇化是让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年均潜在增长率达到8%的主要理由。而在10年之前，大家公认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却有三大动力：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因此，需要从量化分析、国别经济发展比较等角度来客观评价城镇化的功效。

从农村看城市：中国或已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1%，这是按常住人口概念计算的，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左右，这两个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城镇化之路还可以至少延续20年（即城镇化率达到70%）。但如果换一种角度看城镇化水平，去农村调研看看中国的“农村化率”，会发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已经非常少了，而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 如果农村化率很低，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率较高呢？

笔者发现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被大大高估了。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但这2.62亿农村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是全职从事农业劳动，又有多少是兼职从事农业劳动，官方并没有作出说明。但从农民纯收入的构成看，有接近40%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可见有很多被纳入“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实际上主要是从事非农职业，而这部分人的数量约有8000万。笔者最后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只有1.6亿左右，比官方数据少一个亿，而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4000-6000万。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大致结束了，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这个结论可以找出各种佐证：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尽管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中大幅提升；2、民工荒现象的持续出现，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3、城乡之间超过3倍的收入差，决定了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没有理由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城镇从事环卫、园林等行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老龄化现象，也证明了农村老年劳动人口也已经向城镇转移。4、中国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目前应该在50岁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年龄日益靠近。

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后城镇化”会否蜕变为经济增长的阻力

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经被充分证明了。但是，从拉美和南亚这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但经济却陷入长期徘徊的困境中，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左右后止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高收入行列。可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回顾中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过程，支撑城镇化的主要是工业化，而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有效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接下来面临的困难会很多，从企业层面看，低端人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上升，今后企业会面临利润率下降，投资意愿不足的窘况；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债务水平上升，制约其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盈利性项目比重不断降低，公益性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财力；从农村转移劳动力层面看，过去30年政府和企业为农民工所支付的酬劳很低，如今，不仅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且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子女在城里成长，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产品。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中国城镇中30岁以下的“穷二代”已经占城市总人口的20%左右。

过去30年中，政府和企业从劳动人口中获得的多、付出的少，这可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企业盈利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中得到印证。那么，今后10年，这两个占比都将掉头向下，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储蓄率水平下降，投资率也相应下降，进而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慢。

有人说城镇化会导致更多的购房等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内需，那么，为何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过程没有让农民工成为买房群体呢？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只有0.7%，几乎等于零。而未来面对高房价，农民工更没有购买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产品，而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连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都难以完全满足。这意味着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比较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发现它们的普遍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日本、台湾等甚至低于0.3。而那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如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超过0.5。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城镇化过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亚国家的特征。这应该足以引起警觉，即中国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不仅经济增速会放缓，还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行政区划体制下的城镇化难以优化资源配置

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交通便利、资源充裕的优越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二是经济发达、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三是依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区域。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行政责任和权力，中国的城镇化过程错综复杂。比如，自然形成的城镇自古有之，不必赘述；而东部经济的率先发展，导致中国过去30年来人口不断往东部流动，但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行政性城镇化，则导致了投资向西部倾斜。

过去10多年中，被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数量众多，覆盖了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1个区域振兴规划。尽管这些规划的推出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2001-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从16.37%提高到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达到24%，而东部地区从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步增长，说明大规模投资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效益的提升。

更让人担忧的是，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城镇化，不仅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而且容易造成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从过去的大炼钢铁闹剧，到如今一哄而上的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的盛衰，都反映了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彼此争夺资源和消耗财力的行政区划体制属性。

综上所述，中国快速城镇化经历了30多年后，所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也愈加尖锐，故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应该是风险大于收益，困难多于机遇。尤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要挑战政府的财政能力底线。此外，未来的城镇化过程能否做到去行政化也非常关键，否则城镇化所带来的成本和压力，与过去相比将不堪忍受。因此，未来的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仍然绕不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