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的非常经历 你能相信吗？

摘自: 倍可亲

  来芝加哥多年了，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却一直不愿意找一个美国人做丈夫。有一次，表姐心血来潮要给我介绍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我并不热心。可表姐说他 能操一口标准京腔，还在美国驻渖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我的心动了。

  1993年的圣诞节，我与沃克初次见面。「你好，幸会，幸会。」英俊的沃克操着极其 地道的北京腔伸出了手。在握手的一瞬，我看到他胸前挂着一块小牌子「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可是，我根本没料想到，这块小小牌子把我们以后的生活搅得天昏地暗。

　　沃克的幽默、热情、博学吸引了我。在一起时，他说三句话必有两句话会逗得我开怀大笑；我的娴静、温柔也深深地俘获了沃克的心。

　　有一天，我们走在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上，嬉闹的他突然变得满脸警惕，小声说：「我们分开走，到前面那条街的酒吧碰面。」说完，他像完全不认识 我一样，大步消失在人流中。到了约定的酒吧后，我耿耿于怀地自嘲：「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一道有伤体面？」沃克微拧着眉头，严肃地低声说：「你知道 吗？美国的外交官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汇报。」「有那么严重？」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在美国会有这样的制 度，岂不是天方夜谭？「美国五十年代制定的外交纪律里规定，外交官不准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我瞅了他好一会儿，才确定这不是玩笑。「没有通融的办 法吗？」我焦虑起来。「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辞职。我辞职，总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沃克坚定地说。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对于精通八国语 言、着迷于世界各种人文地理的沃克来说，牺牲他锺爱的工作，会是怎么样痛苦的割舍埃为了沃克的前程，我强忍着痛苦说：「说不定我们并不适合结为伴侣， 你先不要辞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

　　一年后的一个夜间，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别紧张，我是安全部调查员，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我的心怦怦直跳，惶恐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安全部的办公室。一个年轻的美国男子把我带到一间类 似审讯室的小屋子，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令人发怵。他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由他替代与我谈话。他不断地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 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原来，他在摧毁我的逻辑。我看着他那张白种人特有的挂着冷漠礼貌的脸，渐渐弄 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我的两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都受到安全部的盘查，以核实我 的证词。我愤怒了，拒绝跟调查员再谈一个字。沃克那边很快就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恳求地说：「为了我，求你，好吗？」转而，他又兴奋地告诉我， 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津贴计划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后，那个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调查员再次露面了，请我去他办公室会谈。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矮个子，有无必要都开怀地哈哈大笑，有种山东人式的 豪爽，可是看他那双闪着寒光的灰眼睛，就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他用中文不厌其烦地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哪年哪月哪日做哪件事。我全副精力地一一答 对。「这些问题，上次的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抗议了。「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呀。不是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我突然明白过来，上次他根 本不是因病失约。他存心让人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回答中有没有不相符的地方，再揭开我的「真相」。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回答还算顺利。突然， 他改成英语提问。我知道他想用无数个「冷不妨」来弄得我措手不及。我在母语中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英语对答后，他无缘无 故地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说合作十分理想。我的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说：「有件小事还得劳你协作。我们想请你做一次 测谎试验，不知怎样？」这太意外了，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瞬间我想到了沃克，我沉重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沃克，我答应接受测谎试验。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 这样的要求。」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你以为我愿意？！我不该答应接受测试，也不该接受你的求婚，更不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

　　沃克周一从华盛顿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赴意大利的行期已经定了，他已向上级递了报告，申请在赴任前和我结婚。「也许调查的结果令他们满意，否则早就 取消我的罗马调令了。」他喜气洋洋地跟我商量起罗马的蜜月之行来。我这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一扫而空，沉浸在幸福之中。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了。我高兴地 打开门，一下傻眼了：竟是那个矮个子调查员。我心里一沉，原来真的一直有人在监视我和沃克。他对我说：「你不是答应做测谎试验吗？星期四到我办公室来 签字吧。」我看也不看他，就答应了。反正坏就坏到头，坏到了头，就该好了吧？　　星期四我如约到了办公室，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地拿着表格走过来。我刚 要接过来，他却突然一缩，郑重地说：「我希望不带任何强迫性。」

　　到了这种份上，还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虚伪了吧。我无表情地咧了咧嘴，接 过了表格，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都是什么人？骗子？抢劫犯？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但我还是 像一切罪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沃克气急败坏地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一点半，他被 通知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去罗马的委任令自然也撤销了。而且，刚才安全部来人收回了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挂的 那块小牌子。我突然意识到，下午在我接受测谎试验时，沃克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决定了。就是说，安全部向我强调接受测试是我自愿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外交部 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很久很久。

　　1997年的秋天，我和沃克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在一家有名的电脑公司工作，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日子是宁静而明朗的。但不时，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吗？我真的身后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 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引用

引用第5楼frank于04-23-2006 21:40发表的“”:
我的胸股股地犯堵！
郁闷中......

为啥尼？

我的胸股股地犯堵！
郁闷中......

引用

引用第3楼lotus于04-23-2006 20:00发表的“”:
严歌苓是台湾人吧？

只找到这些。现在她的作品不少，但近几年国内反而很少能看到她的文字，以前经常能看到一些关于她的文章，或是她自己写的一些散文。当时只提到她的这段跨国婚姻挺来之不易的，上文是又过了若干年才看到的。她挺多才的，好像大学里学的机械或者工程一类的东西，反正我的印象里就是齿轮啊、电锯啊、车床什么的，还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开始写小说，她父亲是一位挺有名的剧作家，名字我忘了。她家在北京。不然她先生也不会因此丢掉外交部的工作。我怎么好像八卦记者似的，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凑合看吧。



一夜之间从舞台回到书桌

舒晋瑜   中华读书网
 
  大多数读者从作品开始认识严歌苓，却未必知道她原来是一位舞蹈演员。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严歌苓是成都军区某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参战，严歌苓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她强烈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记者，在得到部队允许后，她踏上硝烟弥漫的战场。尽管没有在一线经历枪林弹雨，但是在两三个月中，严歌苓真正看到了生死，感受到血与火的考验，原来舞台上的表演，变成非常真实的东西，她感到巨大的震动。
 
  从战地回来后，严歌苓写了一批叙事诗，很快在军区的报纸发表了，她发现自己头脑比四肢更好用，做演员只有吃劲苦头才能做得和别人一样好，而写作却如此流畅几乎是信手拈来。她想，也许基因的因素不可忽略，因为爷爷、爸爸都是作家，自己的生命选择突然发生转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一夜之间，严歌苓被调到创作组，结束了舞台生涯。后来部队为她提供下部队体验生活的机会，调到北京铁道兵部队。

  回想起来，严歌苓在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在写作气质的形成上有很大影响，使她产生一种非女人式的，比较雄壮的，近乎雄性的气质。西北人有信天游，南方人有梅花三弄。她是江南女子，却没有特别女性化的感觉，因为她从小接触这种大山大川、大草地，江南人的背景完全不存在了。严歌苓很感谢命运让她那么早“行万里路”。

严歌苓是台湾人吧？

严歌苓：
  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
  曾是中越前线的战地记者。
  21岁始发表剧本，1988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国际学者访问。
  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系攻读研究生。
  1990年始在台湾发表小说。
  1995年毕业，同年长篇小说《扶桑》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1996年《人寰》获台湾百万文学奖。至1997年，每年都有文学奖获得。
  1999年《天浴》出版，并开始出版英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日语、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严歌苓不仅是华文作家，其作品登陆全美畅销书榜。
  以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浴》和《少女小鱼》，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

这个应该是严歌苓的亲身经历，但一些细节被改动了。以下是真实的版本，不过记得以前看的时候很长的，很是迂回曲折， 也许是第一次看的缘故。现在因为已经大致知道事情的经过了，读起来的感觉也不同了。



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大陆女子的婚姻

严歌苓

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
「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
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
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
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於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
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
年立在门口， 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 上面书着 「美国国务院Lawrence.A.
Walker」。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
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 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
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
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
挂好他的外衣後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卓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
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
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
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 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
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
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
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
「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麽？」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麽？」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於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怀，半打趣问他：「怎麽了，踉一个
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邹眉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
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麽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麽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
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
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
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面上的笑容已狡[黑吉]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决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
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的公
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看了一眼，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
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
於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职业，应该是种最合
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选择。他天性爱游走，着迷於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
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和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
偿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决择吗？好在和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我的学校在中部，距离可容我将
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
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於加入失业大军。

一年後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看着我。
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习惯了。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
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傍来：「你干了什麽？」

我反问：「我干了什麽？」

「上课前有个FBI的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 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
反间谍部门的......」

那麽就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自己什麽也没干过？」他又问我，故意压低声，还机警地四处看看。
虽然他们常在法律边缘挑衅，但真正让FBI操心的时候还不算多。

「FBI怎麽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将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 我马上给Lawerence电话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
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
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到。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
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
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
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
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
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 :「他们找你干什麽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 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
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
麽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
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 :「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 男人约见女人，首先
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
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
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
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
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
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
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
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
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
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
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
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
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
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
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
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
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
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
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
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 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
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
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
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
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 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
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
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
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
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
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
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 ?」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 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
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
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
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 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
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
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
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

「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
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
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
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 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
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
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
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
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
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 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
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
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
「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
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
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
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
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
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 「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
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
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ＦＢＩ已无数次
向我提问过。［ＦＢＩ?］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
内部的安全问题……ＦＢＩ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
有把握这些人是ＦＢＩ的 ?」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
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
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ＦＢＩ
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ＦＢＩ少了些警察气。对话
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
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 「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
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ＦＢＩ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
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
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
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
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
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
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
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
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 「他妈的!安
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
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
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
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
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 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
定了……就是说，ＦＢＩ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
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 沈默着 ，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
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
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
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
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
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
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
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
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
不幸。

九二年秋天， 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
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
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
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
「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