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故事里有讲到"土改"一段,这里转帖别人的两篇文章,或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http://qawfg.blog.163.com/blog/static/96288070201132275755396/(一) <谈到土改 老人像触电一样：造孽呀> 历史沉钩 2011-04-22 19:57:55
作者： 陈懋蘅 讲述／谭松、陈仁德采访整理
我是忠县城里“春华秋实”的人。“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因此人们都这样叫。我家是书香世家，民国时父亲当过开县等县的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了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当时陶奎刚从朝阳大学毕业不久，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这之前两个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形势急转直下，地主的日子已经开始难过了。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了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回来说我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但是我父亲坚决要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我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在正月十二出嫁，到了天堑乡陶家，那年我23岁。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要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两亲家都很高兴。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
唉，说起土改就伤心。几十年来，我想都不敢想，那是过的什么日子啊，造孽呀……
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我还忘了说，陶华轩有100石租的田产，分给三个儿，陶奎名下有30多石，当然就都是地主了。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我是怎么成了地主呢？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该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成份，我是解放后才结婚的人，本来无论如何都不该划为地主的。但是由于我丈夫是地主，他身体不好，不能去参加每月一次的训话会，我就帮他去开会，结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为饿饭得肿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当老了。我也申诉过好多次，说我不是地主，但是哪个听你的，搞不好还要说你是想翻土改的案，那就更吓人了，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当时的政策是减租退押，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怎么要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到硬是真的，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了，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当果实了。
事先我知道要分果实了，就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去藏在懋贞大姐家里，谁知民兵们追进城去，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去了。你们不知道，想分果实的那些人有多凶。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也是果实。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斗争会斗争地主。只要一说开会，我就害怕。还好，我才到陶家，和人们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了我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我，但是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遭得惨啊。
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你知道怎么吊吗？你想都想不出来。他们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个日子怎么过？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部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
我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我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你说怎么受得了。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造孽呀……
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很熟，都是老乡嘛。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陶奎就这样被撤了校长职务，开除回家。积极分子们好做得出来，他们硬要陶奎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我那个知书识理的丈夫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积极分子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他和我偷偷地相对痛哭。
那时天天都在开斗争大会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儿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说是发动群众。吓死人啊！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十多岁了，不做农活，专门在外面要饭过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就提着一根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想打就打，那个样子好凶哦。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去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现在退休回来了，就在对面那个院子里。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争，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当时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
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去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她挨的打就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天，哪个不怕。积极分子还发明了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就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只，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就是那种只有三寸长的尖尖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她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不会就此放过她，过了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有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唉，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不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是自杀了的，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斗争他们时给他们乱栽了好多罪状，都是乱说的，哪有那些事情嘛，反正由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法辩解。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唉，伤心啊——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我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我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过年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好伤心哟，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落到这个田地呢？而且陶奎是很顾面子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去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了，只有横着心去要饭。在邻村赵大发家门口，我好一阵都不敢进去，因为赵大发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员，我怕他划清界限不认我了。哪晓得他才是个善良人，见到我们亲热得很，说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赵大发煮腊肉招待我，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就死去了。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情，说起伤心。
采访后记
陈懋蘅老人家住在忠县城对岸的一座山上,乘车跨过长江后在山间蜿蜒数里便到了。走进老人十分简朴的家，有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农家的感觉，那就是特别地整洁干净，房间里没有一点灰尘，完全不像农村随处可见的零乱邋遢。显然，老人确实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使在农村劳动了几十年，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生活习惯。
当把话题转到土改上时，老人像突然触电一样向我投来惊愕的目光，那目光里包含着惊讶、恐怖、犹豫，更多的则是痛苦。她说，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她问起过土改，她也从来没有向人说起过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眼中噙满了泪水。一种铭心刻骨的伤痛，在五十多年后提起，依然不堪言说。
补记：陈懋蘅老人于2007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1岁。
(二) <遥祭六姑妈> 家族沧桑 2007-02-12 12:11:18
http://qnb413.blog.163.com/blog/static/265064200711201118580/ 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报社值班，堂弟渝德从西彭打来电话说，他刚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妈在20分钟前去世了，享年81岁。刚放下电话，琳姐的电话又来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最后一个同胞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至此，父辈七个兄弟姐妹已经全部谢世。
这是我们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还在电话上约定，春节一定要去乡下给六姑妈拜年，没想到，就在春节还有最后几天就到来的时候，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思之曷胜悲痛。
六姑妈叫陈懋蘅，是我爷爷的幺女，可谓出生名门，在很小的时候，六姑妈就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红技艺十分精巧，剪裁缝纫挑花绣朵无一不精，那时没有听说过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几个姑妈自己手工缝制，所有的枕套帐檐都是她们自己手工刺绣，那真是美丽，现在看来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了。六姑妈的手艺非常好，我还记得，小时家里吃面，不管是面条还是馄饨（我们那里叫包面），都是六姑妈用擀面棒擀成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面皮，再叠在一起切成的面条或者馄饨皮，面条又细又软，馄饨皮又匀又薄，比起后来那些机器压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个人吧，六姑妈从合面到下锅，好象并没有要多少时间就全做好了。
有谁愿意相信，像六姑妈这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竟是在悲剧中度过的，那个荒唐的时代，强加给了她过多的苦难。
在六姑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爷爷就将她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回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对这样一个门第，我爷爷当然是满意的。陶家也为能和我们家联姻而高兴。
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开始成为阶下囚，我的幺叔从重庆写信给我爷爷，说六姑妈的婚约应该作废，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则要受罪。我爷爷却听不进，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将六姑妈嫁给了陶家，那年六姑妈23岁，从此，六姑妈就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62年，我爷爷在临终前流着泪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
六姑妈嫁到陶家的当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极的运动便杀气腾腾的开展起来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民兵们拥到他们家去分胜利果实，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六姑妈结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被搬走，他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剥下来，就连泡咸菜的坛子都不放过，最后连尿罐都拿走了。陶华轩老大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和一座很气派的生茔，也都成了民兵们的胜利果实。
这还不算，接下来就是极其残酷的斗争。
民兵们把陶华轩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我六姑妈和全家人被强行押在旁边看，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六姑爷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有旧情。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六姑爷就这样被撤消校长职务开除回家了。民兵们硬要六姑爷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六姑爷是知书识礼之人，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六姑爷和六姑妈偷偷的相对痛哭。
陶华轩老大人，还有叔公陶馥轩和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六姑妈和姑爷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才知道，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三人，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当临近神溪口时，就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陶华轩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长叹：“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随即父子叔侄同时罹难。六姑妈和姑爷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看着父亲叔叔和哥哥无端横尸江头，六姑妈和姑爷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年春节，六姑妈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他们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六姑爷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六姑妈也是大家闺秀，过年的时候双双去走村要饭，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六姑妈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就死去了。
1961年，六姑爷在特大饥荒中饿死，丢下六姑妈和只有几岁的儿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时我六姑妈才34岁，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坚决的拒绝了，她就带着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我爷爷在日记中对六姑妈有这样的记述：“蘅女过河来，谈及该区队伙食团已经停止吃红苕，每人每顿只供应荞子二两。此子鸠形鹄面，桔瘦如柴，情实可悯。”“蘅女每日抱病劳作，又出夜工，没有休息时间，情实可怜，此子将死于是乡矣，一叹！”
我爷爷是1962年7 月逝世的，他也是死于饥饿。5 月1 日那天，他已经不行了，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战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我每次读到爷爷的这段血泪所成的《补抄》，无不为之感伤。
生活上的艰辛已经难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妈是1950年结婚到陶家的，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以1949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成分，六姑妈是无论如何也划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们硬是把六姑妈定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么训话呀斗争呀苦役呀，一样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姑妈就冤枉当了几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当然从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视中长大，成了文盲一个，除了种田什么也不会。
我伯父还在我爷爷之前就饿死了，爷爷死后，我父亲和我幺叔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嘱，尽量照顾六姑妈，但是，在漫长的恐怖与饥寒交织的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又能救六姑妈出水火呢，父亲和幺叔也只能尽力而为。2003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刚刚好转后，坚持要到乡下六姑妈家里去度过自己的87岁生日。到六姑妈那里有很长一段山路不能通车，我们是请人将父亲背过去的。父亲和六姑妈一见面，两人都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我们劝了好久才劝住了。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把酒席摆到屋外的院坝里，大家一起向父亲和六姑妈敬酒，真是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想到，历尽无数苦难后，父亲和六姑妈都是如此高寿。
2005年冬天，父亲去世了，我们在电话上将噩耗告诉六姑妈后，六姑妈当即失声痛哭，要下山渡江来奔丧。那时六姑妈已经很衰弱了，我们害怕她到灵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没让她进城来，结果她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现在想起，还是应该让她来呀。
去年回家过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储兄瑜妹一起过江登山去给六姑妈拜年，她看到我们高兴极了，忙着和新明一起去做饭款待我们。新明50出头，满手硬茧，头发花白，还好，他儿子熙忠再没当“地主崽”，从商校毕业后已经在复兴镇工作多年，我们去了一会他就骑着摩托赶回来了，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对奶奶很孝顺。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姑妈，临别时，她老人家坚持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了很远来送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些内侄儿好啊。”
本来说定了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我们一起去给六姑妈拜寿，那天是她八十大寿，结果到了那天我却远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给她拜寿的机会，现在想起来是永远无法弥补了。
六姑妈永远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六姑爷,和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相聚在地下了。
2007-2-11（六姑妈去世后6小时）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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