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一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〇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说实在的，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但陈寿是客观公正的。比如写曹操杀崔琰，就明说“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写曹操战徐州，也明说“所过多所残戮”。这在当时已很不容易。他对三国人物，也都有公允的评价。比如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孙权“有句践（勾践）之奇，英人之杰”。这跟曹操的评语（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其实平起平坐。对于诸葛亮，就更是推崇备至。所写评语，字数比曹操的还多。更何况，当时的观念，是“天无二日，人无二君”。陈寿把自己的书名叫做《三国志》，等于承认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这得多大的勇气！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这个“本性”，到了《三国演义》，就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二、三个代表三个梦

〇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晃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圣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所以，尽管杖打督邮的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但是写小说就得转到张飞身上。这就一举两得，刘备“急喝张飞住手”，说明他是“仁慈的人”，张飞痛打贪官污吏，则说明他是“侠义之士”。哈！三个代表三个梦，全了！

更妙的是还有“反面典型”。谁？曹操啊，曹操杀人，所以是“暴君，曹操篡汉，所以是“奸臣”，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未必说过）当然是“小人”。好嘛，一边是圣君、清官、侠客，一边是暴君、奸臣、小人，你说该怎么着，当然是“尊刘贬曹”。

有了这样一番“道德定性”，《三国演义》的“变性手术”，就做得理直气壮、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圆梦”，曹操则可以让我们“泄愤”。“尊刘贬曹”能不深得人心吗？《三国演义》能不开花结果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晃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问题是这不对吗？这不好吗？

七、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〇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诸葛亮和关羽是《三国演义》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人物”，尚且如此，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〇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全文完）

很有意思

五 忠义才是“刘阿斗”


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忠义的主题在忠义的典型这里走了麦城，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大跌眼镜。但在我看来矛盾早就潜伏在关羽的“有条件投降”之中。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


问题是这样的笑话为什么没有人戳穿。


也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


喜欢忠义也不奇怪。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


可惜，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忠和义;也会闹矛盾。这时是“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张辽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曹操派他探听关羽的口风，关羽明确表示迟早要走。这事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因为“公曹操君父也，羽兄弟耳”。《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


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这才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然而改编《三国演义》，又不能没有这“刘阿斗”。没有了“忠义”，《三国演义》也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权谋了。


诸葛亮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


六、 诸葛亮的“被权谋”


〇“三气周瑜”的诸葛亮;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




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本是个正派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求真务实，执法如山。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恕我迟钝，实在是很难将这些品质跟“权谋”二字联系起来。


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擅权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哪里会玩这一套，所以刘备打仗并不带他。打益州带的是庞统，攻汉中带的是法正。庞统这个人是比较无耻的。刘璋请刘备入川帮他对付曹操。庞统却劝刘备趁机把益州吞了。刘备犹豫，庞统说这有什么关系。事成之后封他一个大国不就行了。《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屁话啊！你抢了人家一栋楼，然后再分他一间大房子，这就叫“忠义”了？;但刘备就喜欢这样的。


罗贯中也喜欢这样的。因此，他不但帮庞统编了不少故事，比如献连环计，还按照庞统模式给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气周瑜”。这当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因为第一，周瑜的气量并不小，反倒性情开朗，气度宽厚，很得人心。《三国志·周瑜传》。第二，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也不是周瑜的对手。周瑜一生是把刘备当作头号敌人的。诸葛亮这会儿才“刚刚参加工作”呢。


当然，小说不是历史，作家可以虚构，问题在于写得好不好。好不好呢？;要讲吸引人，那是够“精彩，要讲有格调，;那就谈不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在这个故事中“风流儒雅”的周瑜被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而诸葛亮;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三国志演义〉序》。前面一条也就罢，理由已经讲过。后面一条却大成问题。因为《三国演义》高举的是“道德的旗帜”。作为其“男一号”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们的斗争岂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气周瑜”中的诸葛亮是小人吗？是，而且“小人得志”。你听他安排军士们喊的是什么口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不是智力的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兴这样。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该惺惺相惜。靠阴谋诡计去消灭对方，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说〈三国演义〉》又哪能再幸灾乐祸，出言轻佻呢？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曹操如何对待关羽，便高下立判。


这就决不是真正的诸葛亮，也不该是人们崇拜的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所以，就在这“冒牌货”猫哭耗子之后，庞统便钻了出来，两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脸，《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顺便说一句，陋儒是胡适先生的评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次“走麦城”──“圣人”写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诸葛亮“权谋化”。权谋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欢外，也因为读者喜欢。中国人是比较喜欢权谋的。就连描写国共两党斗争的谍战片《潜伏》都能看出“办公室政治”。这事我另有文章讨论《三国，鸦片还是香烟》2010年6月18日《南方都市报》。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只是讲权谋，而读者和观众又能有一个好的心态，那还问题不大。如果还要把权谋和伪善结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浅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便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三、 “结义”不该在“桃园”


〇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我不想说历史。当然，如果诸位有兴趣，也可以简单说一句，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斗争，;跟刘备、诸葛亮没关系。相反，刘备、诸葛亮的政治理念反倒接近曹操，即都主张“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所以，曹操瞧不起袁绍、袁术，却对刘备另眼相看。在曹操看来，袁绍兄弟依靠的不过是祖上的权势，而袁家那些祖先又早已是“冢中枯骨”，根本就罩不住这些“纨绔子弟”。只有像他和刘备这样从草莽中崛起的，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如果讲路线斗争，那么，曹操其实跟刘备、诸葛亮一样，是站在穷人和平民一边的。他挨穷人和平民的骂，实在冤枉。


但这些可以不管，因为小说不是历史，;电视剧也不是。


那就讲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什么，忠义。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那么，它的灵魂便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因此，电视剧《三国》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还不及曹操“一泡尿长”，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不满是应该的，因为剧组已经宣称“整容不变性”。但是现在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不过，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而且，如果依了我的主张，那就连这十秒钟都用不着。因为《三国志》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一出，何况在我看来，;桃园结义原本就有问题。过去是有利有弊，现在是有弊无利。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这是原因之一。


反对的道理也很简单。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旧军队，黑社会。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的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不断有人跟我讲，;你不要反对“桃园结义”好不好，很感人的。我承认很感人。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就被感动，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四 、谁的麦城，谁在走


〇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肯定会有人说你不能因噎废食。你不能因为一个“桃园结义”就把整个《三国演义》都否定了。我们就当它是脸上长的瘊子，做个“整容手术”，把它拿掉不就行了吗？


听起来是很在理。但可惜&它不是瘊子。作为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有着鲜明的主题，严整的结构。用“桃园结义”开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果去掉，不但后面很多故事没法讲，更重要的是将无法体现小说的主题──忠义。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就说关羽。关羽是三国人物中最受后世推崇的。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武圣人、盖天古佛，;比诸葛亮还受推崇。因为崇拜诸葛亮的主要是读书人。关羽的粉丝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近至朝野城乡，远至海外华社。东西南北，无人不知，士农工商，一网打尽。


关羽受到如此尊崇，与孔夫子平起平坐，并为文武圣人，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武艺。论武艺，他其实不如吕布。但论人品，则吕布不敢望其项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已被塑造成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千里走单骑，是忠，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义。关羽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旗帜，;忠义的榜样。


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其中的矛盾──走单骑，是不义，放曹操;是不忠。事实上，关羽原本是有麻烦的，这就是被俘投降。《三国志》倒是一笔带过，只说“曹公禽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关羽传》。这在三国时期，其实也很平常。然而宋代以后，观念不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三国演义》便安排关羽的老朋友张辽来解围。办法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忠义对抗忠义。


张辽给准备战死的关羽出了三个难题：义结金兰同生共死。你先死了哥哥咋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死了嫂嫂咋办？匡扶汉室，天下大义。你先死了国家咋办？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关羽的“仗忠义而死”，反倒成了“不忠不义”。


这真是妙不可言。于是关羽决定“曲线救国”，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然后，又根据投降的条件，在杀敌立功之后，回归刘备。曹操呢，不但不阻拦，还亲自送行，又赠路费，又赠征袍，并通知各处关隘放行。理由则是“敬爱关将军忠义”。


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真心喜欢关羽。历史上的曹操和关羽其实是心心相印的。他们都有率真的性格，也都不喜欢士大夫，而且关羽比曹操更不喜欢。当然，作为政治家，或者作为“奸雄”，;曹操也可能是在“放人情债”。但不论动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即关羽“尽忠于备，失义于操”。关羽自己也思想负担沉重，很担心因为“过五关斩六将”被曹操视为“负恩之人”。反正不管怎么说，忠义是要用忠义来回报的。不回报就是“不忠不义”，这才有了“华容道”。


然而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义释希特勒”，;或者“义释东条英机”。罗贯中也知道讲不通。只好安排诸葛亮来打圆场。道是“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哈哈，话说到这一步怕是理屈词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