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万维网博客--》老高的博客
作者：高伐林
我佩服余秋雨的才华，直到现在仍然佩服，也正因为佩服，就分外为他惋惜：他的影响力，在这十年已经折损了大半，其中固然有“诈捐”事件、“含泪劝告”和“钟山碑文”这样让人跌破眼镜的失着，但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这个“我”字——“性格就是命运”，这是他的阿喀琉斯脚踵
或细读、或浏览，我几乎读过余秋雨的所有“大散文”和传记，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到《千年一叹》，再到《借我一生》《问学·余秋雨》……
不过，今年刚出的余秋雨这本“写自己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的《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打算读了。
我发现，余秋雨的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不涉及自己经历的，这一类尽管被人诟病说有很多硬伤、语病，被痛诋其不着边际的煽情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上纲……但毕竟时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颇有哲理也颇有文采的妙论隽语，纷纭迭出；而另一类是涉及自己经历的，这一类，也写得气韵丰沛，文采斐然，但是最致命的问题是：作者分不清fiction和non-fiction的界限了，编造起自己的历史、营造起自恋的气场，完全没了分寸。
我非常佩服余秋雨的才华，直到现在仍然佩服，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前后，对国人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也正因为佩服他，就分外为他惋惜：他的形象、声誉、他的影响力，在这十年已经折损了大半，其中固然有“诈捐”事件、“含泪劝告”和“钟山碑文”这样让人跌破眼镜的失着，但是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这个“我”字——“性格就是命运”，这是他的阿喀琉斯脚踵，一到“我”这儿，他的智商就全都无影无踪。
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他的新著《我等不到了》才刚刚出版，就受到论家、读者的恶评，《中华读书报》在该书刚刚上市之后，立即刊出了《真相在哪里？》的尖锐批评文字，称“他的历史在‘纯手工写作’下被‘刷新’”，“余秋雨又一次开始了‘故事新编’之旅”。
越来越多的人由于他非理性地对一切批评都拒不接受，非理性地对自己文革中的行径都拒不承认，弄得也心头火起，以非理性对非理性：坚决地将这支“文化口红”（朱大可语）甩到角落里，从此拒读余秋雨。
——这是余秋雨的损失，也是关心中国文化者的损失，是读者的损失。
下面，我刊出我2005年春天见到余秋雨、听他演讲之后写下的一篇报导《高处不胜寒的余秋雨》。那一次，他在演讲之前，两口子先到一位住在新泽西的上海戏剧学院校友家登门拜访，碰巧他这位校友与我挺熟，跟余秋雨打过招呼后，约我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先去聊聊。随后我又听了他的演讲和答问。
当时，我恰好刚读完他新出的《借我一生》，不能免俗，将书带到他的老校友家，请他签了名—— 2006年8月23日，他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时还说“《借我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可能造假”；没想到不到四年，他出版了《我等不到了》，又说“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有了眼前这本书”“《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
不管怎样，我要说：余秋雨的书，还是非常值得读的；只是他写自己经历的书嘛，除外。
与新泽西州文学爱好者座谈的余秋雨。（铁风摄）
高处不胜寒的余秋雨 无疑，余秋雨在美国新泽西演讲答问展现出的学识渊博和才华横溢，让众多爱戴者折服；同样无疑，他的苦心解释，并没有消弭对他的质疑之声。
余秋雨将这种质疑归结为国内与海外的“环境落差”。在他看来，海外华人由于生活在正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内传媒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所以在提交给他的问题清单中，竟还列上了不少国内读者早已不屑理会的关于他的“炒作话题”——“封笔”啊，“文革”表现啊，等等。
“余秋雨现象”确实让人困惑：他堪称世纪之交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另一方面，不仅他的盗版图书数量与品种都蔚为大观，对其人其书的批评乃至谩骂也声浪滔滔。
余秋雨与妻子、中国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应邀前来美国讲学，以“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为题，在纽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哈佛和休士顿等地演讲，2005年4月22日登上归程。他们俩到新泽西的亲戚陈小平、邵杜罔夫妇家小住，经陈、邵热心安排，4月21日，与新泽西一些学者与读者非正式座谈答问。
没被恐怖分子抢，却被盗版同胞抢 我这辈子也算见过一些名人，没有谁像他这样，在与几十位学者、读者座谈伊始，就不打磕巴地将自己所得的荣誉罗列一遍：“中国评选‘十年来十大畅销书’，我有四本著作入选；2004年，联合国、北京大学与网站评选‘中国文化艺术十大人才’，我名列榜首；网络投票选‘中国文化传媒坐标人物’，只选一人，当选的还是我……”
余秋雨几乎用了一半时间，来抨击利益熏心的盗版集团。
他在回答自己哪本著作最满意时，毫不迟疑地说：《千年一叹》，因为“其中每一篇都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考察中国文明，必须找其它古老文明来做对比，所以必须寻访古巴比伦、中东、西亚这些动荡危险的区域——尽管当时还没有 “九一一”。余秋雨说，“过去几十年没有教授级的人走完，现在更走不了，今后几十年想必也没有教授会走完这条考察之路。背后有无数双眼睛让我不能停止，不能改道，不能坐飞机飞到下一站：在大地上行进，才能体会古代文化的脉络，那与飞机所体现的现代文化脉络完全不同。”每天一定要写稿，从海事卫星发射给全球中文媒体上连载。“就在枪口旁边、暗堡左右，不容查阅资料，没有修改时间——甚至连重看一遍都不可能，这对写作能力是何等严峻的考验！所以我后来没有改动，我喜欢这个珍贵的原生态东西。”
然而，当终于与恐怖分子擦肩而过，抱著文稿回到中国，万万没想到，途中发出连载的文章，国内已经结集盗版50万册。“没有被塔利班、被恐怖分子抢去的文稿，被我的盗贼同胞抢了！”
有听众提出，书法家启功先生对盗版这类事看得很开，说若去戳穿会砸了盗版者的饭碗。余秋雨不敢苟同这种仁慈：“我看启功先生不太了解中国情况。他们不是‘小偷’，我一本书被盗版一百万册，每本25元人民币，这是 2,500万元规模啊！”他说，还有人要他学金庸先生对盗版一声不吭的“大家风度”，他后来在香港告诉金庸这种说法，说话有点结巴的金庸连说：“强……强盗逻辑！”
应聘为中国出版总署扫黄打非办公室“督导员”的余秋雨，坦承他对全国联手、神通广大的盗版集团，甘拜下风。他痛心疾首地说：国际企业集团到中国来，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盗版，盗版，盗版。这是中国经济、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考验中国的法治建设。解决不了的关键，在于中国上上下下没下决心。他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件坏事。有时我去投诉，有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好书多印一点怕什么！”
有报刊统计近四年来“余秋雨封笔”已有四次，第一次“封笔”正是起于千年一叹之旅归来之后。余秋雨澄清：我没说过“封笔”，只是说“如果盗版得不到遏制，我很难提笔写作”，是媒体演绎成“封笔”。“即使我这样抗议，没用！目前我的书盗版与正版之比，是十比一。在国内对盗版我不签名，在美国盗版我也签名，但添上几个字： ‘可惜是盗版’……你这位女士拿的就是盗版！那边那位，拿的也是盗版！”
他对著会场上小旗般举起的书，用早已炼出的火眼金睛连点了好几本。
盗版者与骂我的是一伙 余秋雨对盗版者的愤怒大家能理解，对于批评者的反击呢？
余秋雨断言：“盗版与诽谤同样围绕一个‘假’字：盗版是假书，诽谤是假事。”“我的书被盗版最多，我被骂最多，其实是一件事。很多骂我的文章是被盗版集团操纵出笼的，让我百口难辩，也就无法与盗版集团斗了。有人告诉我，写文章骂你，有人肯付三倍的稿酬。”
后来一次“封笔”，就源于他针对他所谓“诽谤者”再次声言：如果中国在法律上不认为当众侮辱有罪，如果报纸发表了诽谤诬陷文章而绝不道歉，我很难再写作。余秋雨说，这不是文人在故意作态，而是文人“用他最后的权利做抗争”。
余秋雨披露，有段时间经常半夜接到电话：如果你不再发表声明反盗版，跟我们合作，报纸上对你的攻击半个月之内就会烟消云散。“我怎么会与盗贼合作？我宁肯不写！”
余秋雨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唯一没有转型的是文化”，精神文化制约没有了，就造成只顾赚钱，大量冒出假酒、假药、假文凭。没有新的文化规范、管理制度，一些人就以骂人为出名捷径，骂什么人呢？骂政治人物会惹祸上身，只能骂文化人；但骂一般的文化人也出不了名，得找一个有名无权的文化人来骂，张艺谋、陈逸飞都“当选”了，“鄙人很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
尽管他再三表白“没有影响情绪，否则我不可能安静地写那么多书。笔头的安静证明了心头的安静”；但他一连串排比句还是让人看到，至少在演讲的此时此刻，文人的感性和冲动，远远超过学者的理性与冷静：
“中国大陆传媒好多话是不可信的，文人的好多话是不可信的，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好多话是不可信的。……我对大陆传媒彻底失望了，多年来不订任何报纸，不看任何杂志，只看电视台的国际新闻。”
“海外学者过于信赖大陆研究的定式，把他们的传媒当成正常的传媒，把他们的教授当成正常的教授，把他们的文人当成正常的文人。”
或许只有了解了他与盗版者与泼脏水者有过怎样的长期搏斗（在他《山居笔记》一书序言中有详尽描绘），才能同情地理解这些愤激之辞。
这种愤激，在谈到好友陈逸飞时也流露出来，余秋雨说，陈逸飞去世“使我失去了上海文化界唯一还值得交谈的朋友”。
“批评者当中，没有谁是你尊重的吗？”余秋雨断然说：没读到任何一篇值得重视——不过，他马上解释说，因为完全不去注意批评的文章，可能就错过了一些埋没在骂声中的好文章。后来他想起来：北京的楼肇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从尼采的观点来评论，说一种文化中有日神和酒神两种精神状态。他认为我写江南，又做过教师，有理论和学术训练，有日神精神，却没有让人醉熏熏、癫狂的酒神境界。在中国散文界有“南余北周”的说法，“北周”即新疆的周涛，他有酒神精神，整天骑著马在草原狂奔。“这样的批评就非常到位。什么样的批评是好批评？指出的问题是你改不掉的，才是好批评，改得掉的说明毛病是偶然的。”
“文革”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不可避免地，有人问起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迎合过政治权力的敏感话题。从他的回答口气听起来，他并不太明白提问者及相当数量的与会者，就是“文革”的过来人：
“文革”不像你们海外华人所想像的那样……“文革”早期有一批红卫兵上当，后来工人统治了整个意识形态，我们叫“工宣队”。我属于保守派，但我非常同情造反派红卫兵，即使他们过火了，但对他们的惩罚也太厉害了。我担任院长时，到任何地方，遇到原来我们学院的造反派还在受惩罚的，我都会讲：十几岁时做的事情，看他到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在受惩罚，这比“文革”还残酷！有人老是说“查查查”，但是你们海外的人不知道，你们想像应该查的人可能是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当时荒唐了两三个月，却用了几十年赎罪。
余秋雨以自己父亲为例，主张宽大为怀：我父亲被关十年，受了那么多苦，后来别人问他被谁关押的，他说“不记得了”。后来我收到一封甘肃来信说：我是你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你父亲是我关的，我很抱歉。我告诉爸爸，才知道他根本没忘这个名字，爸爸说：赶快给他回信，他怎么到那儿去了，是不是因为我的事？那是个很好的人。
余秋雨说，父亲去世，我清点遗物，发现一大迭借条，他被关时不断地向造反派借钱，要尽到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借50元给全家买冬衣，借一百元给由他抚养的外甥女办婚事……却一分钱也没借到。“我看到借条心里忏悔：我一直认为我‘清白’，从不参加造反、不参加大批判。我没被关，处境比我爸爸好得多，好多事应该我来做。如果我做一点温和的、符合当时形势的事情，让我们单位的造反派与爸爸单位造反派联系一下，可以让爸爸少关几天、少写一点借条啊。现在人们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这么一个领域：好多知识分子为了坚持所谓的‘气节’，忘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
在余秋雨看来，“文革”并不是十年，而是三年，结束的标志就是“九大”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换上林彪。 “后来林彪死了，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这还叫‘文革’吗？这是‘走资’了。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邓小平提出要复课，要编教材，所以很多教授被解放出来，我们也解放出来编教材。后来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就停止了。现在有文章批我们编教材的时候有问题，这是天大的颠倒！一些知识分子想纠正‘文革’的错误，编教材总是好事吧！”
细心的听众不难听出这些看法话中有话。
如果说，余秋雨认为发起“文革”责任该由最高决策者承担，灾难如此之重却是由民族的文化酿造，“许多人说文化人受难，我认为，灾难也正由文化人造成和扩大”，这一观点会引起争议；那么，他下面这句话肯定赢得了听众的共鸣：看一个运动好不好，就看它是否会让我的父亲、马兰的父亲这样的平民全家受到牵累！
“业余作者”的真知灼见 余秋雨对中国文化、文学创作的许多见解，闪耀著真知灼见的光芒——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我过去是教师，当过院长，现在是旅行者，我不是作协会员，只是业余写作。”
他不同意由王尧教授提出的“文化大散文”这个概念，更不愿被视作“文化大散文”的代表作家。“散文就是散文，我写文章，只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将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散文创作者在写作时不太在乎被评论家如何归类，否则会被束缚手脚。”
余秋雨过去是从事戏剧研究的，这一背景对其散文有没有影响？“肯定有。戏剧不允许让观众有五分钟的厌倦，我的演讲，我的散文，我的学术著作，都要如此。即使是我的研究生有五分钟厌倦，我也要设法重新写过。其次，戏剧使我写作时不停留在抽象地感慨，而是要有画面感。”
余秋雨还回顾了自己的研究说，我用自己的脚步考察各大古老文明，对比之后在《千年一叹》中写了中华文明的优点；跑了欧洲九十几座城市，在《行者无疆》中讲了中华文明的缺陷。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中说，中华文明走上世界舞台并不太早，但一上台去就不下来了。何以至此？不要再讲“勤劳勇敢”了——那些失败文明哪个不勤劳？比我们更勇敢，他们不停征战，打得昏天黑地！余秋雨简要提到他探讨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是：
——主体部分是农耕文明，不尚远征；
——信奉中庸之道，“文革”虽激烈了一阵，但用几千年的眼光看，没有陷入极端主义；
——一直保持或好或坏的某种秩序，没有像中东一些地区陷入几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
对中华文化前景忧心忡忡的余秋雨介绍，有电视台要他做节目说“文化救亡”，虽然他认为未免说得太严重，但是也警告：过去许多灾难是可控的，“但如果所有人都不知羞耻了，这种文化灾难最可怕！”
余秋雨特别谈到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明的特殊使命。他说：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常有“异地保存”现象，像希腊文明在希腊本地衰落，却保留在阿拉伯商人和学者手里，后来经阿奎那仔细考证发掘，通过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近代，都曾出现过“异地保存”现象，例如唐朝很多建筑在本土看不到了，却在日本的京都、奈良保存完好。余秋雨说，中国抗击侵略和内战时，海外许多学者像胡适、余英时、唐德刚，考古学家张光直等人，呵护和传递了中国文化薪火。
那么，海外的人能提供给国内什么？不是资金，而是眼光。中国那么厚的大百科全书，没有“张爱玲”三个字，“是夏志清告诉大家，这个小女子很重要——这就是眼光！他又领我们重新认识了沈从文、钱钟书。”余秋雨还建议海外华人提供一些文化操作模式，例如搞基金会去支持第一流艺术家。
两小时的答问圆满结束，人们纷纷请余秋雨签名。对他所讲，大家满意吗？
“智者或许见智，仁者未必见仁。”一位经历过“文革”的听众沒有正面回答。
余秋雨和妻子马兰。（高伐林摄）
【余秋雨如是说】 ★美国实在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成熟的国度，正如康德所说：将理性贯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这个宏伟的大结构永远值得我们仰望——我不会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我是从文明角度来看的。虽然是走马观花，我看见了一个无法超越、只能仰望的文明的构架——有好多毛病，这是肯定的，但是构架是非常了不起的！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比过去有提高，但总的说来还不太高：中国长年累月在争斗，中国文学也多集中在控诉上，表现被压抑东西的爆发、被遮盖真相的展示—— 关键是缺少终极关怀、人类精神。
★旅游、阅读，都还是外在的；写作，是要开启你生命底层的内涵。不要太多地在文字上作修饰，这会影响直达生命本身，房外花草太漂亮了，就会使我们忘了里面还有更好的东西。一旦开启了自己的生命，最值得阅读的书就是你自己，将你自己展示给社会、给宇宙，才最有价值。
★不要老盯著文学，我们写作，但我们不是文学界的，要多关注一点社会问题，科技问题，多想想未来——美国几个未来学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要将自己看成“（文学）界中人”，你看我的作品，我看你的作品，这很无聊。
★为什么国际舆论不太能理解中国？这与中国在文化意义上的信任度和尊严有关。老是做一个委屈的受苦人，控诉啊，控诉啊，文化的尊严没有建立，流再多眼泪，人家也不相信你。不是说日本人向我们鞠躬，我们才觉得好了 ——不，我们讲的任何话全世界都相信，这才是我们文化的胜利。
★现在海内外华人反日风潮高涨，我们民族的尊严是一定要捍卫的。但是在寻求民族尊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忘了现代国际理性，情绪燃烧往往容易走出理性的边界。
★中国的经济、教育会更好，我相信；但是中国的艺术是否会更好？我怀疑。艺术最高层次上那几个人，是很罕见的，又是很脆弱的。他们以个人之肉体，承担著一种桥梁般的重负。（高伐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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