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谈收入分配改革

2010年05月17日08:1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从这期开始，本版将连续推出“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等话题进行深入探究，希望读者朋友们也来参与讨论。

　　——编者 

　　　　　

　　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双增加，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

　　最近，一则消息引发热议：据报载，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实质是要素分配，统计时通常在宏观意义上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分。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多数人认同的结论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

　　贾康说，通过收入法、资金流量表核算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则下降7.08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其中，劳动收入是最大的一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很多普通百姓也都有直观感受。在一家制造企业打工的河北农民小张说：“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高增长，企业利润也是高增长，就是俺们的工资涨得慢。”

　　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使广大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减少，随之带来消费能力下降。同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经济结构转型和垄断利润过高是主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持续较快增长，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却在下降？仔细分析，这其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对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解释，通常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四个部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四个部分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最高的，达到85%至90%，其次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工业。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领域，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也由此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一因素大约影响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白重恩强调，对于这一下降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虽然从数据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但实际上农民从务农转为务工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这一下降也是阶段性的，随着结构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将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大大增加，那时候劳动收入占比又将会不断上升。

　　垄断行业利润过高，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比其他行业的要高，但因为这些行业的超额利润比社会平均利润要高得更多，所以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同时，涉足垄断行业的大都是国有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大部分超额利润并没有纳入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留在企业部门内部用于经营发展，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天平”更加向企业倾斜。过多的垄断也阻碍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就业，侵蚀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从而实质挤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应引起高度重视。

　　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改变当前的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贾康认为，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还应出台鼓励政策，创造更多的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和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职工劳动报酬的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白重恩认为，从宏观角度看，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当前的税收体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为很多服务业要缴营业税，而营业税有很多是重复征收的，企业税负很重。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税收是最高的。国家应当出台扶持政策，减轻服务业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从具体层面看，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比如养老保险，企业要交工资收入的20%，个人交8%；医疗保险是企业交6%，个人交2%。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险加起来，平均要交4%左右。把这5项加起来，就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所以，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白重恩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同时，社保缴费降低了，也可以使更多人有能力参加社保，扩大社保覆盖面。政府对社保增加的这块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

　　　　　　　　

　　链接

　　全国多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广东，为9.9元/小时。天津的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820元、每小时4.7元，调整为每月920元、每小时5.3元。在山东，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920元、760元、600元，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

　　浙江发放困难群众生活价格补贴

　　针对今年以来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浙江省日前启动第一季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工作，5月21日前发放到位。根据浙江的有关规定，当季度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时，按季度对困难群众实行一次性基本生活价格补贴，价格补贴金额为价格涨幅的4.5倍乘以当地城乡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人民日报四论财富分配：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6月7日

    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陈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


　　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


　　过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


　　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调节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


　　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周天勇说，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



　　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目前，房产税、遗产税都还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积累得越多，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我们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多远？


　　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再谈收入分配改革:重视财富合理分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郑功成

    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一要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二要提升劳动者稳定的收入预期

     国际金融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也促成了一种共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外贸依存型转向内需驱动型。

    内需应当依靠居民消费拉动。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要真正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关键在于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这样我们就形成了第二个共识：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一要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二要提升劳动者稳定的收入预期。

      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分配格局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时至今天，应当把“合理分配财富”置于与“尽可能地创造和增加财富”并重的位置上来考虑。只有更加重视财富的合理分配，才有利于财富的继续增长和积累。

收入分配改革，在于如何把握和平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


      我是主张多管齐下的，即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相比再分配，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干预和调整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劳动者、企业与政府三方利益的分配，而且与就业、投资、经济增长乃至地区之间的竞争等交织在一起。而再分配只是对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在国家财政、土地收益、国有企业经营利润持续增长的条件下，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控的空间较大，发挥的作用也大。

      政府对三次分配也能有所作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推进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可以利用相应的税制等措施来促进企业年金和其他职业福利的发展。还有最低工资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当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需要考虑历史的公平与维护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条件下进行调整。

引用

引用第2楼username于05-24-2010 02:48发表的  :
我其实只能很无力的说，资本家没有剥削劳苦大众。  不过我知道这种论调在美国都是找拍的，更何况中国。。。。。。

不是资本家，就是d和国家。名目上终极理念不一样，其实实质内容都差不多。

我其实只能很无力的说，资本家没有剥削劳苦大众。  不过我知道这种论调在美国都是找拍的，更何况中国。。。。。。

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热点聚焦·社会财富怎么分②）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实说。

      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实说。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李实说。

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

      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