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女人”张爱玲和她的美国丈夫
刚到美国几个月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已经充份感受到了在异国生存的艰难。她只得求助于基金会。1956年2月13日这一天，她填写了一份申请书，是寄给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
一个月后，张爱玲出现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门口时，她的心涌上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家的家。
华丽缘
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初衷就是要让有才华的艺术家可以摆脱世俗生活的牵绊，而在风景优雅的文艺营专心地从事文艺创作。文艺营的生活也是很有想象力的。除了早餐大家在一起外，其他的时间完全属于个人掌握。为了充份尊重个人的生活习惯，文艺营的日餐是放在大厅的一个篮子里，谁想吃了，谁就可以到篮子里去取。下午四点以后，才是大家重新聚会的时候。这时的聚会就像酒会，有鸡尾酒，有甜点，也有娱乐节目。说穿了，就是一个大型的文艺沙龙。
张爱玲在文艺营与其他的营员一样，都有自己的工作室。一直在流离失所当中的张爱玲，下决心要在这里写出她的第二本英文小说《粉泪》。
在文艺营，张爱玲除了自己在工作室里写作，就是读书，很少与其他营员交往。
一天下午她感到大厅里的人声比较热闹，她便驱使自己去大厅接触那些她不愿意但必须接触的人。经验告诉她，人越多的时候，她的内心就越安宁。
大厅里的确是人声鼎沸。靠窗的那一组的话题显然是最热闹的。
她被这群人中的一人所吸引。这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白发长者。他的精神很有感染力，一看就知在人群中他是一个凝聚点，有几个气质不凡的艺术家正围着他，听他讲好莱坞的种种笑话。张爱玲在一边听着，也跟着他们的话题而微笑着。好像是一种感应一样，老人在讲到一句笑话后，便转过身来，他看了张爱玲一眼。张爱玲心中一动，她的脑子里就涌上了这样的句子：“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张爱玲走近了赖雅。
甫德南·赖雅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在还是孩子时，就能在各种庆典仪式上即兴赋诗。至少在20岁之前，就被认为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有了这样的经历，加之赖雅本身的才华横溢，他便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第一次婚姻结束后，赖雅从此只谈爱情，不谈婚姻。
生性浪漫的赖雅，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逍遥自在。他有一分钱，就花一分，全没想过以后的日子。赖雅的生活基本上就构成了这样的模式。他一有了较高的稿费，就去周游列国，去享受生活。等到稿费花完了，他再写小说，剧本，文章，反正他用不完的是他的才华。
赖雅的性情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人，与他为伍的作家后来大都成了世界名人，如：刘易斯，还有布莱希特。前者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称赖雅早就应该得此奖；而后者成为戏剧界的一代大师，当年还是靠了赖雅的帮助才在美国定居。
他是一个难得的又有才华又待人仁义的人。
张爱玲何等眼光，她并不了解赖雅这么多，赖雅也不是在女人面前吹嘘自己的人。但他们交谈了几次，就已经彼此满意。
赖雅先请爱玲到他的工作室参观，参观他手中的电影剧本，一些有意思但还没有成型的文章的开头。作为礼节，张爱玲也周到地邀请赖雅去她的工作室参观。这可以说是邀请他人来自己的密室了。张爱玲对此没有任何不安。
短短的几天，对张爱玲来说好像恍过了十几年。
她是幸运的，在茫茫人海里，能够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人。她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虽不富有但有仁慈之心的人。这比富有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是聪明的。
在分离中相聚
赖雅在文艺营的通行证马上就要到期了。5月14日，赖雅就要离开文艺营，他要到纽约北部的耶多去，在那里的文艺营继续他的写作生活。这对刚刚在对方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的张爱玲和赖雅来说，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尤其是对张爱玲。
张爱玲在一个月后也是要离开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面对未知的世界，张爱玲的焦虑有增无减。这无形中将她与赖雅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了。
赖雅离开文艺营的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小阳春。
车站离文艺营还有一段步行的距离。爱玲这一路不由得向赖雅诉说了自己的担心。担心文艺营之后的生活，担心在美国出版商那里是否还能得到信任，她的小说在美国是否能有销路。
赖雅听着，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时用他宽大的手掌拍拍他疼爱的女人的肩膀。这些对他来说是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他的生活原则就是：“决不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爱玲却是把几个月后的痛苦，不，是几年后的痛苦都提前到了今天晚上。
张爱玲和赖雅走到了车站。她从手袋里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现金。她的钱肯定是不多的，但能够表达她对赖雅关爱的，却只有金钱。她是实际的，对自己，也对自己的亲人。
他还没有听清张爱玲说了什么的时候，他看到了递到他眼前的绿色的票子。
这使他惊讶，惊喜，惊奇。
这，他还没有经历过。他感到他真的被感动了，决不是因为钱，可又真的是因为钱。他觉得他对这个女人，不，是对这个民族的女人，油然而生了亲近感。宾至如归。
赖雅收下了钱。这很自然，因为他需要，而张爱玲知道他是需要的。
赖雅安定下来后，就给张爱玲写了信。距离使情感更加地浓厚了。通信使感情的表达又更加地生动，尤其对一个作家来说，信上谈情，尤生动于现实的恋爱。
张爱玲怀孕了。
赖雅是敦厚之人，他自然想到的就是结婚。
他立即给爱玲写了求婚的信。
就在赖雅的回信还在路上飞翔的时候，张爱玲做出决定，到赖雅住的小镇去。他们已有近两个月没有见面了。张爱玲很想实在地看见赖雅，看见自己在美国惟一的安慰。
赖雅急不可待地去车站接。但是张爱玲搞错了，将时间提前了几个钟头，赖雅在几个钟头的等待中发现，期待自己的新娘的出现，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张爱玲在赖雅的等待中出现了。
赖雅带张爱玲去了小镇上一家很有情调的餐馆。赖雅在合适的情调中，正式向张爱玲求婚。但同时，他又明确表示这个没有计划的“小东西”是不能要的。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可以有一个较为可心的中国女人做伴侣，但他决不愿意养育一个婴儿。
8月14日，张爱玲与赖雅结婚。这一年，张爱玲36岁，赖雅却已经是65岁的高龄了。
执子之手
两人从新婚伊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了生活上的差别。
张爱玲是晚睡晚起，她仍旧不爱结交人。有了赖雅在身边，她更是连起居室的门都不出了。她对外界的了解全靠赖雅的沟通。在没有声息的夜晚，是她写作状态最佳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充满了自信。
而赖雅像一只勤劳的百灵鸟，早早地起床，在安静的晨曦中任意挥洒他的光阴，他可以就在玩赏一幅油画中度过整整一个上午。与爱玲结婚后，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挥霍他的时间了，爱玲的生活自理能力比他还差，她很会享受生活，但她怕麻烦。比如她爱喝咖啡，但她不喜欢自己去煮。而赖雅是宁可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咖啡，亲自动手烹制出真正的意大利咖啡。
赖雅很快就显示出自己身体的真相。一天早晨，爱玲被赖雅的呼唤惊醒。她发现赖雅正半躺在地上不能翻身，这是中风的典型的徵兆，半身麻痹。爱玲吓坏了，她连忙将赖雅扶上床，喊来医生，给虚弱的赖雅吃上药。
这对婚后刚刚两个月的张爱玲是兜头一棒。写作并不顺利，面前又躺着精神上还很年轻但年龄已经不饶人的丈夫。
当赖雅战胜中风回到文艺营时，张爱玲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赖雅的病状。她比任何时候都在意自己作品发表的情况，不是为了事业，而仅仅是为了那急需的稿费。
渐渐康复的赖雅陪着张爱玲出了趟远门，去看望波士顿的表兄，还陪张爱玲去波士顿最大的百货公司购物。那是爱玲喜欢去的地方。看到爱玲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华丽的商品，赖雅有些伤感。这是女人的通病，只是爱玲不挥霍，也没有资本挥霍。她只是给赖雅指点着，这个，那个，设计得多么巧妙，颜色用得多么地道。爱玲是欣赏多过于想要拥有。
赖雅还陪爱玲去了纽约，到爱玲投稿的戴尔出版公司商谈爱玲小说的出版事宜。出版的情况不令人高兴，出版公司对出版一个中国女作家的小说没有信心，还要再研究研究。即使这样，爱玲对生活还是在有滋有味地品尝。她和赖雅去了纽约最大的商场，即使买上一件东西，爱玲也充满了欣赏和品味。她为赖雅选了一双上好的约翰·华德出品的皮鞋，也为自己买了一副做工精细的意大利产的皮手套。等到他们回到文艺营后，另一家广播公司传来佳音，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将被改编为剧本，该公司付上了1350美元的改编费，还有90美元的翻译费。这笔钱看上去不多，但对急需钱用的爱玲和赖雅来说，将意味着他们在离开文艺营后的半年里可以租房子了。
他们在文艺营的时间到期后，便搬到了离文艺营不远的一家公寓里。
就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两人开始了他们简单却又充实的生活。
两人都是搞电影剧本的，对电影的欣赏简直就是职业性的欣赏，于是，看电影便成了他们晚上的主要活动。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电影。
张爱玲的写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出版也是如此。以前出版张爱玲的《秧歌》的出版公司不准备出版她在文艺营改写的小说《粉泪》，但仍旧断断续续地付给她微薄的版税。也仅是300美元而已。张爱玲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打击下病了一场，将近一个多月无法写作。病好后，她似乎也现实了许多，她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为香港写电影剧本上，这些电影剧本多是描写市民搞笑内容的本子，但为了□口，张爱玲仍旧接受了香港好友宋淇联系的剧本任务，因为写剧本的报酬还是很优厚的。
张爱玲和赖雅又在开始为自己的定居而操心。他们四处申请，无非是先将眼下的日子能对付过去。终于在7月份，他们收到了亨廷顿·哈特福录取他们的消息。
赖雅的背这时经常疼。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警告，是他的中风老毛病的前兆，他只是以为伏案太多的缘故。加之爱玲又会些穴位的按摩，在他疼得厉害时，也能按摩几下以缓和疼度。赖雅十分感动，他觉得他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和张爱玲生活在一起，简直是上帝给他的最大的奖赏。
日子就这样向前走着，在张爱玲的有所期盼中，在赖雅的无所希望之中。
处处拂尘埃
张爱玲现在每写完一章都要计算一下劳动所得价值几何。她看上去是这样的矛盾，她不在乎赖雅的贫穷，也不在乎赖雅治病所需的医疗费用，但她却明明白白地在计较著自己的稿酬收入，算计着她的用度是否超支。这些经济的计算是这样明显地左右着她的情绪，进项丰厚些，她的快乐就多一些；进项少一些，她的情绪就低沉下来。
他们要去的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是在加州的洛杉矶附近，这是一座豪华的城市，世界上最富有的明星都居住在此，也是赖雅为之服务半生的好莱坞的大本营。张爱玲对前往的地方十分兴奋，不时地要向赖雅提问那里的传奇般的故事。旧地重游，对赖雅来说，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他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剧作家的生涯的，但也是从这里断送了他的写作生涯。张爱玲却不一样，到好莱坞，画卡通，喝咖啡，是她年少时的理想。
但是，他们很快又要开拔了。
基金会的接纳是有时间限制的。他们终于要离开洛杉矶，前往他们共同商定的旧金山定居了。他们照旧游览了旧金山一切好玩的地方。
赖雅觉得精神好多了，便在住家不远的地方为自己租了一间工作室，每天都去坐坐。两个同是从事写作的人，是不可以与他人整天处在一起的。他在张爱玲的影响下，也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他要继续写他的剧本《克利丝汀》，还要帮助马克·休勒写《辛克莱·刘易斯》。而张爱玲也在繁忙的写作当中，改写两个剧本，每个可以拿到1500美元的稿费，她还通过宋淇夫妇的帮助，为美国香港新闻处做翻译。全是为了谋生而已。
在旧金山的生活由于经济的宽松便过得较有规律。
1960年的7月份，张爱玲在赖雅和他的好友培根的见证下，正式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当她拿到入籍的通知书时，她对赖雅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回到中国去，去台湾和香港。她对赖雅的解释是，她手上的英文小说《少帅》还需要大量的资料，这也是在赖雅的提议下她才动手写的。
爱玲的这一动议使赖雅大为吃惊和不安。赖雅老矣，他每天看见一个别致而又有才华的中国女人在身边忙碌着，这便是他最大的安慰。这种稳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多少年的漂泊生活他也疲倦了。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看着他心上的人儿，看着他崇敬了一生的文学书卷，余生足矣。
爱玲要走，赖雅不能阻拦，他只是觉得他在突然间迅速地老下去了。爱玲是他精神的支柱，支柱抽走，他觉得他都不能坚持了。
10月，张爱玲离开旧金山，飞往台湾。
蜡烛成灰
在台湾短短的几日，张爱玲的游览比较开心。正在张爱玲开始全身心地忘却6年来动荡的生活带给她的不安和焦虑时，张爱玲所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从台北传来了，赖雅又一次中风了。
张爱玲听了神情黯然。这一次显然是因为张爱玲的离去而造成的。她很想去医院，握着赖雅的手对他说，她是不会离开他的。但她没有回到美国的足够的路费。就是能够回去，又能改变什么？张爱玲要到香港去，她必须在那里找到更多的剧本，赚来更多的稿酬应付他们的需要。
张爱玲在香港呆了5个月，是失望和心力交瘁的5个月。这5个月里，她租了一间再小不过的公寓，来写电影剧本《红楼梦》，因为只有完稿才能拿到报酬。结果稿子始终是在修改当中，张爱玲也没有拿到她预期的钱。在香港期间，她生活十分拮据，就连买一双拖鞋也要等到圣诞节降价的时候。她必须一点一点地算着花钱。
此时所幸赖雅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他的来信对张爱玲是一个安慰。他得知张爱玲在香港的寻求也不尽人意，便频频写信催促爱玲回来。并按照张爱玲的嘱托，在女儿家附近找到了一所小巧的公寓。
张爱玲终于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带着满心的失望飞回美国。身后的香港，在张爱玲看来，无异于一次她的滑铁卢，这是一次伤心之旅。
华盛顿机场，两人相见，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张爱玲在拥抱着赖雅微微颤抖的身子时想着，她不会再离开他了，这是她最亲近的人。生活贫困并不能使两个相爱的人分离，真正相爱的人是不会被生活的贫困打散的。赖雅拥抱着爱玲，一遍又一遍的喃喃自语着：真好，爱玲在这里。真好，爱玲在这里。
晚上，爱玲和赖雅一起去了赖雅的女儿菲丝家里，给他们带去了她从香港带回来的小礼物。一家人看上去其乐融融。使赖雅忍不住对爱玲说，爱玲，你把春天带回来了，你就是春天。赖雅是再也离不开爱玲了，他一时没有见到爱玲，就会感到大祸临头般的紧张。有一天，爱玲出去购物回来晚了，赖雅便到处打电话寻找她，甚至将电话打到警察局去，幸亏张爱玲及时回来了，才撤销了寻找。
有一天，赖雅从国会图书馆回来时摔了一跤，便卧倒在床。与此同时，他又一次中风，这一次，他是彻底倒下了。在医院做完治疗，回到家里，由爱玲照顾。张爱玲为了照顾赖雅，便在赖雅的房间里放了一张行军床。这样，张爱玲一方面要做繁重的翻译工作，以养家，给赖雅治病；一方面又要担负一个护士的责任，照顾赖雅的起居生活。案头的工作再忙，爱玲会陷入其中而不觉其累，但照顾赖雅的艰难却是她没有料到的，也是她不堪承受的。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笨拙。
赖雅瘫痪了两年，她也曾想尝试着将赖雅送到女儿菲丝那里暂住一段，她到迈阿密大学去做驻校作家。但菲丝有三个小孩需要她的照顾，请女佣照顾又不能如意。张爱玲只得从迈阿密大学赶回来，自己带上赖雅，去大学做驻校作家。张爱玲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华盛顿。
张爱玲对赖雅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尽管她在料理上会很费事，但她尽可能使赖雅乾净、舒服，有时间时，她还给赖雅念一些小报。赖雅开玩笑地说念的都是垃圾。爱玲回敬说，他们就是垃圾的制造者。
赖雅的天性是不允许他就这样困苦地消极等死的。虽然他的身体是瘫痪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坚持着，他知道，他不能在实际中帮助爱玲，也应该从精神上给予她一些安慰。在他的精神好的时候，他会给爱玲讲好莱坞的笑话。这是张爱玲最爱听的“垃圾”。
通过朋友的帮助，张爱玲又接到位于麻省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的邀请，便在1967年的4月，与赖雅悄悄地离开了迈阿密大学。
张爱玲和赖雅来到康桥时，有一次，赖雅在彼得堡的表亲来看望赖雅，但当赖雅看见表亲时，竟将头扭转向墙壁，他向表亲挥了挥手，要他回去。他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病情，为了他的境遇而难过。如果有条件，他希望能像大象那样悄悄地找一个地方，安静地睡过去。他把他的愿望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读懂了他，其实，这也是张爱玲自己的心愿。从此，张爱玲再也没有让任何人到家中来看望赖雅。他们只是安静地走着自己最后的路程。二十多年后，张爱玲离开人间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悄悄离去的方式，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
到康桥半年后，赖雅终于消耗完了自己的能量。在张爱玲一个人的陪伴下，赖雅走向了他向往已久的天国。他终于解脱了。他悄悄离去，没有举行葬礼，只是由菲丝安葬了他的骨灰。那一年，赖雅76岁，张爱玲4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