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怒打手机 天下到底谁像贼稿源 ： 《北京青年周刊》
2004年02月01日
冯小刚拍这个电影初衷可疑
崔永元说：“冯小刚拍这么一个电影，其创作初衷非常可疑。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它通过还在全国放映，然后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去看，弄得人人疑神疑鬼互相揣测，我不明白它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标准？”
何东：冯小刚的《手机》你看了吗？
崔永元：没去电影院里看，弄《电影传奇》的节目没倒出功夫。但我也看了一截片断。
何东：是从炒作的电视宣传片上看的？
崔永元：不是。我那天正好去西单买阿尔巴尼亚一个老电影的盘。正好音像店里摆着好多电视，里面就在放《手机》，我买完碟，就站那儿看了一段，有大概10分钟多。就那么一截。
何东：那对这个电影，你都听别人怎么议论它来着？
崔永元：我身边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也算把这片子的全貌都向我转述了。大概就是说一个电视男主持人，除了拿出很少精力去做谈话节目以外，省下大量时间都用在“乱搞”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脉络。那意思我能明白。
何东：包括你的家人、亲戚、朋友，他们又如何向你说起过这个片子？
崔永元：我家里人先从报纸上看见了消息，也听别人议论过它。他们都没去看，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就是我媳妇还有我妈，都跟我聊起过这事儿，我妈是专门打电话跟我聊的。她们说葛优都声明演的不是你，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太费心。我跟我妈说：咳，我最怕你们会因为这个电影受什么伤害，以为你儿子天天在外头就忙这些不要脸的事呢。如果你们要是完全不理会的话，就千万可别担心我。我都在这个圈子里翻腾这么多年了，谁怎么恶心我、糟践我，我全都能接受。
何东：看过《手机》的观众，只要以前也看过你的节目，都会自觉不自觉就把它跟《实话实说》还有你的电视主持联系到一块儿；可之后无论冯小刚还是刘震云，都坚决否认这电影跟你有任何牵连；那么我想请问你，也希望你能实话实说，这部电影从开始编剧到最后放映，到底跟你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他们到底是在“有一说一”还是在合伙撒谎？
崔永元：准确地讲，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我也参与了前期创作。当时就在冯小刚家里，他、刘震云加上我。那时冯小刚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以主持人为背景的贺岁片，而且得是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栏目名字就叫有一说一，主持人叫严守一；很明显这就是套着《实话实说》和崔永元嘛，我当时还觉得这创意挺好玩，因为我们在做《实话实说》过程当中，确实遇上过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包括当初我和赵本山演小品，不也是套着《实话实说》来嘛？也得怪我太轻信了。我当时还觉得可能会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呢。但冯小刚当时向我了解的，就是一个电视栏目是怎么做的，主持人又是如何工作的，所有谈话都是围绕这些内容，我以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电影能表现谈话节目和主持人更接近真实一点，别让内行人看着太露怯了。我还很认真地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俩。我记着刘震云老师还告诉我，主持人是一个农村背景的孩子，小时候跟手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在乡下用有线大喇叭。但乱搞男女关系他们半个字都没提过。
何东：你当时一点都没觉察这后边可能会藏什么圈套嘛？
崔永元：那我当然是不知道。因为据他们那时候讲，一切都刚刚开始，连个框架都还没有。
何东：《手机》除了虚晃几枪炫耀一些小偷小摸的手机使用技巧，再以电视节目作为一张皮之外，其真正的主题并且被编剧、导演充分发扬光大的，就是为了追女人而去追女人，甚至最后那位河南籍的主持人，还把自己泡的一个浪妞给弄成了接自己班的主持人；这样电视小品化的先藏藏掖掖再抖抖落落，就不可能不让许多观众对你个人的私生活也产生某些影射性的疑问。之后任由媒体去狐疑去追问，导演、编剧再塞着两肚子鸡毛一腔否认，自然它就成了这片子的一大卖点；对此，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又有什么话要说？
崔永元：这个事我想从两方面讲。一是说电影方面，二是说个人生活。现在中国电影并没有实行分级制，而一提贺岁片又是人们争相观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拍这么一个电影，其创作初衷非常可疑。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它通过还在全国放映，然后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去看，弄得人人疑神疑鬼互相揣测，我不明白它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标准？当然如果已经实行了分级制，把《手机》归入三级片我认为还是很合适的，那也算标志着电影的开放，什么都可以拍了。
再说冯小刚的个人足迹。因为我过去对他的电影也算比较注意，我觉得他导演几部片子所走的路子，就跟电影名字八九不离十：最开始是《甲方乙方》，一个刚冒头的导演，是甲方投了资，乙方跟着就把电影拍出来；所以当时好多人说它不像电影，我瞧着也不太像，倒像是电视小品的集纳。但那个片子还很认真、也挺搞笑，就是这样；后来到了《不见不散》，就已经能感觉，他心里其实没底，欲望却在逐步上升，所以欲望驱动着他认为观众真的跟他“不见不散”了，每年都非得看他的电影才能过年；到了《没完没了》，已经非常准确地代表了他本人的导演状态。怎么叫“没完没了”？就是累赘、纠缠、多余，连自己都感觉很讨厌了；最典型的就是《大腕》，原名是“大腕的葬礼”，也确实很像葬礼。那个电影首映他叫我去了，结果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扭头就走了。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始终都转着这样一个念头：无论电影人还是电视人，当他只能搬弄翻腾自己圈子里那点屁事时，那就意味着其创作能力差不多是灯干油尽了，肯定是对生活没有什么真挚体验了。所以也只能拿出圈子里那点鸡零狗碎出来抖落一番。而且那片子里开的玩笑、抖的包袱，无论离冯小刚最初的搞笑，还是我们作为观众对幽默的理解，都是越差越远，已经是把无聊、肉麻、滑头、庸俗，完全杂糅在一起都当幽默看待了。作为导演，他心里当时已经乱了、迷瞪了。我当时看那个电影没到一半，就感觉他完了。之后他也确实停了一年。但是事实证明，他心里对自己的幻觉可能和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到了去年，又弄了一个《手机》。电影圈里那点事搬弄完了，又开始挺进到他并不真熟悉的电视圈里的事情了。
何东旁白：一个人说一回谎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说瞎话而从不有一说一。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而言，这都得算是达到了另一种境界。编剧刘震云关于《手机》有一段理论解释说得言真意切：“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当然，“有很多时候谎言”也可以支撑我们的电影，大家一起像《英雄》一样去继续损害国产电影的基本信用。媒体八卦上天天都在吹嘘此电影彼电影的票房如何如何；但我也专门找过一两位多年做电影发行的真正资深内行人，听他们道出如今国产电影真实票房的惨淡内幕，都能把人给吓着。要不然为什么每次冯小刚的新电影出来，他都那么惴惴不安嘀嘀咕咕呢？
当然也可以先捞一票是一票。那么作为一名导演要不要讲一点信用呢？
比如我何东要编剧一部乱搞男女关系的电影，为事后的炒作和票房做个埋伏，于是我就可以请来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好朋友”相称，更执弟子之礼，编导合谋，端茶倒水好吃好喝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先哄您说出所有电视主持方面的“实话”，可就是一字不露我这电影是要说主持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然后再把你编进我的电影里以乱视听。什么叫江湖骗子下套坑人呢？这便是了。至于之后观众怎么联想？你主持人受到什么伤害？反正我票房已经先赚到手了。如果您要是心里太难受了，那我再出点小钱请您坐下来吃吃饭喝喝茶或者请人从中说和说和？这已经完全又是一部香港黑道的电影情节了。
当然，《手机》已经给崔永元造成了足够的负面作用。比如他去东北出差，一下飞机，就有年轻女记者追着他问：“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崔永元当时反问：“我的岁数跟你的父母差不了几岁，你回家也会这样问你的父母嘛？”对方说：“我不会，但我还是要问你，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崔永元说：“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X你大爷！“话是有些粗口了，但很痛快。对付某些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我们除此之外又能奈之如何呢？(北京青年周刊)
发现冯小刚特别热衷于炒作
崔永元说，“另外，我还发现他特别热衷于炒作，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可能是为了让电影能更多地卖钱，是钱一直逼着他到处炒作。可我还是很怀疑，有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驱使，他喜欢找那种著名的状态，喜欢身边老得裹着很热闹的装潢。”
何东：不对，中间还有《一声叹息》呢！而且前前后后惹出好多名利场上的是非，
最后还获得了某电影节的七项大奖。
崔永元：我到现在都认为，觉得无论是编剧、表演、导演制作水平，《一声叹息》都是最成熟的，当然也加上是他有自己的个人亲身体验，所以拍起来比较真切。《手机》因为我并没全看，不好像你一样去下定论，但仅仅就我看的一点片断、周围人告诉我的片子的内容和结构，我感觉用四个字形容它最好玩，就是“自愚自乐”，愚是愚蠢的愚。导演已经到了愚蠢的程度，所以才会做这样的片子，这是我第一个看法。
第二，咱们再说身边的现实。现在乱搞还算正经新闻嘛？在网上、媒体上，不是随时都能看见谁又搞了谁、谁又和谁乱搞了，谁又把谁搞掉了、谁又把自己搞得很难受了。放在过去这些可能还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甚至基本上就可以由此对一个人作终生定论了。现在什么都开放了，人们相对对这种事容忍度也提高了，你要乱搞就乱搞吧。但也可以仔细注意一下，你能从网上找到多少自然科学家或者政治家乱搞的传闻，还是少。所以炒来炒去，乱搞的专利还是在演艺圈里。打一个开玩笑的比方，有的电影夫妻之间对外都互相尊称对方是“老师”，可真在外边谁也全没闲着。因此如果把《手机》的乱搞男女关系安在电影圈里我就认为这个戏拍得非常真实可信。这是没问题而且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但如果愣把乱搞焊到电视新闻队伍里，我就感觉并不十分恰当了。起码在我身边的新闻主持人当中，基本生活态度还不是这样偷鸡摸狗，所以一旦有谁和谁乱搞，那还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大家还不至于滥情偷情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可以说，如果这个影片是在影射我们新闻节目主持人、谈话节目主持人，那就是莫须有地泼了一桶很脏的粪水。
何东：你在《手机》之前，和冯小刚有过很深的交道嘛？你们在以前曾经有过真心的实话实说嘛？对这位票房冠军导演，你都留下了什么印象？
崔永元：交往并不很多。都是他影片首映时，请我去当个陪衬；后来我的节目请他来做过演员；还有一次是他的餐厅开业，包括谈《手机》去他们家，大概也就是五、六次的样子，谈得并不很深也不是很多。就因为交往并不很深，所以我也不愿意深说。我能感觉到他对电影的某种追求，不管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可他心里那种很高的欲望，与他自身所具有的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创作功力也好，上下之间的差距都非常之大。我一向都很崇敬想当艺术家的人，尽管他可能离艺术家的真正实现还差十万八千里，那我也崇敬这样的人。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当不成艺术家，但只要他心里能有这样的梦想，就值得你去尊敬他。可说到冯导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真以为自己已经站进了本来没有他位置的行列，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当一个演员很容易，当一个电影导演也很容易，可如果你要想做一位电影艺术家那是非常难的。做艺术家就要求你对电影有很深刻的理解，要求你用电影这门艺术对银幕下的观众负责任，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对人生和对社会应有的态度，总而言之，要求你做人要有起码的诚实，所以在这一点上，冯导演确实做得很差。另外我还发现他特别热衷于炒作，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可能是为了让电影能更多地卖钱，是钱一直逼着他到处炒作。可我还是很怀疑，有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主动驱使，他喜欢找那种著名的状态，喜欢身边老得裹着很热闹的装潢。可这些就让他离自己最初的欲望越来越远。也许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拍贺岁片或者说他拍电影越来越吃力，连自己也闹不清毛病到底出在了哪儿？你说他现在不缺投资，谁都愿意往他片子里投钱，一线演员都争着上他的戏，你说他什么都不缺，可为什么电影却越拍越吃力越来越差呢？我看差得就是那点对人和人生的诚实体验。但就是这么一点，你弄多高的票房、在家里数多厚的钱，那点体验花多少钱它就一点都换不来。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所有印象。本来，如果我们能交得更深一点，或者他愿意听这番话，我都愿意跟他当面交流，可惜我们的交道就不可能深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些话我一直都憋着可就是没说出来。
何东：冯小刚很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所谓苦着长大、活着不容易的人，之后的人生往往可能会透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痕迹：第一种人可能会一辈子安于质朴和踏实，但也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总被幼小的不良经历所笼罩，不论爬到多高弄了多少钱被别人认为有多大成绩，可自己永远都对自己不确认，内心最深处永远嘀嘀咕咕甚至永远都对别人有预谋、有算计。而我以前在与冯小刚跟刘震云的有限接触当中，总能隐隐发现第二种痕迹；所以他们携手合作出来的《手机》，也能让我嗅出越来越重的“鸡贼”味道。不知道你对那种后来经过奋斗又有所得发的第二种“苦孩子”，又是怎么看的？
崔永元：如果跟我女儿比，那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苦孩子。我有在农村的经历、也有到三十晚上就能吃两、三样菜的经历；包括我工作以后，有领导欺负、压榨算计我的经历，这些我都有过。可这种心理上阴影，会随着身边真诚、善良出现频率次数的增多，接受教育程度越高，都应该会有所改变。如果像你说的第二种，一个人小时候很苦，可后来却越变越“鸡贼”，而且越往高处走就变形得更厉害，那肯定就是这个人完全拒绝诚实、善良；完全拒绝教养、修养。为什么有了条件反而还要拒绝这些呢？那一定是他还想拼命追求更大的诱惑。我们身边就有更严重的例子，比如自己出了名就欺师灭祖的；有为了出名就把自己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全一脚给踹走的，出了大名赚了大钱仍然连亲爹亲妈都不认的。因此我觉得无论成名也好发财也好，如果它们能导致一个人的彻底变形，那一定是他的内心本质和对社会的态度都出现了极大偏差，才会变成完全的“鸡贼”。
何东旁白：“苦孩子”一让冯小刚说得次数多了，就很有小混混翻身老开忆苦大会的味道。同时也是内心妒忌精神贵族的一种仇恨发泄。“苦孩子”同时还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自我包装。再到后来这种称谓简直就成了一个台阶，该往上走的时候，可以踩着它；该掩盖的时候，它又成了一个遮挡自己的掩体；该骗人时，可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自己小时候过的全是苦日子，所以从小就老得偷偷摸摸谎话连篇；该翻身报仇时，“苦孩子”又会像伪军军装一样，把自己弄得里外三新，并且任由自己蔑视一切践踏一切。这种“苦孩子”的终极心情就是永远都难以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全感，永远都感觉别人对自己有阴谋于是自己也终日生活在阴谋之中。
“鸡贼”确实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形容，冯小刚以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跟我实话实说他是家禽。可家禽在电影界里越发做大，所以现在的国产电影里，就到处都充满了“鸡鸡贼贼”的味道。((北京青年周刊))
拍电影先甭在报纸上瞎吹
崔永元说：“我认为最简单的实验，就是冯小刚自己有孩子，懂事之后就让他看《手机》和《大腕》，看到完全记住了，再问他长大以后究竟是想当严守一呢？还是当武月？拍电影先甭在报纸上瞎吹，当爹当妈的关上家门先互相商量一下，能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看？”
何东：我刚看完《手机》之后，当时就有一种被人一口痰吐到嘴里又咽进肚子里的
恶心，因为它从编剧开始到最后的放映结果，从里儿到面儿都非常脏；关键是趣味上的低级；可为什么它又能捞到很高的票房呢？包括现在的一些档次很低的电视节目也是这样，越是闹得疯疯颠颠狗血洒得热闹，越会得到很高的收视率，你感觉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呢？是不是文艺越往低了卖越卖得便宜，就越可能有市场？
崔永元：这可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了。至少有五年时间了，我到现在也一直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痛苦。我曾经在现代文学馆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反对电视的庸俗化》。因为我觉得电视的庸俗化并不比电影差，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时甚至真想这样恶作剧一回，把《电影传奇》先停下来，然后我染成红头发抹成绿眼睛，再光着膀子主动要求主持一档疯疯颠颠的娱乐节目，我自信耍那套把式我不会比谁功夫更差，我想把它们彻底糟蹋到底，让观众也知道什么叫恶心和低级。后来我专门查过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电视发展史，发现美国、日本也都走过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就有人开导我说，既然全都得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绕得过去。可我倒天真地认为，既然已有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过去呢？原始人还乱伦呢，那我们是不是就都得从乱伦开始，然后才明白什么叫一夫一妻制？那么好，不明白就必须绕不过去。但更可怕的是，也有不少心里本来很明白的人，他们明知道什么是不好，可是依然还要这样去做，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两样东西：功名和钱财，都抵御不了这些诱惑，甚至在它们面前精神完全崩溃和坍塌，所以才会有意那样去做。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了，你要真想在一件事情里坚持自己，你就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所有痛苦。比如我相信姜文就是痛苦的，因为我发现他对艺术家这三个字非常在意，他想当的不仅仅就是一个票房电影人。可能冯小刚就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情怀上的痛苦，包括许多庸俗电视节目人也一定不会痛苦。因为如果就以拼命出名大把抓钱作为人生最高乐趣的话，痛苦可能就会特别少，因为现在社会上不择手段挣钱的机会太多太多了。
何东：你这话让我觉得，如果贩卖垃圾就能大把抓钱，那有的人就可以不管其他丧心病狂地去搂钱。
崔永元：香港曾经传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内地傻冒到香港去旅游，发现香港特别干净，连垃圾桶都没有，于是他见人就问，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干净，连垃圾都没有？于是香港人回答：我们把垃圾都做成电视节目了。我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转换得确实非常有趣。现在文化垃圾充斥市场，偷鸡摸狗也能弄四千多万票房，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垃圾确实就有这么大的经济功效。我们过去可能并没意识到，拣垃圾展览垃圾就一定要比做正经生意钱挣得更多。你忘了有一段从天津港拣洋垃圾，带着血迹的外国人的衣服，大家都争着买，然后穿在身上连商标都不舍得摘下来。为什么？因为那是洋西服。比如冯小刚他就不说《手机》是垃圾，他还不断声明自己就是内地贺岁片的开山鼻祖。但我想如果他能坦率一点敞开了说：我拍了一个垃圾电影，大家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呐！那我估计票房还能突破八千万。再说得绝对一点，如果在《手机》放映同时，我们也引进一个美国拍的三级片情色电影来一起贺岁，那票房肯定要比《手机》更高百倍。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票房就是一个屁！它什么都说明不了。《泰坦尼克号》，投资两亿而全球票房是15个亿，那才叫商业呢，而且再怎么样，人家在趣味上绝对不低级。说花了一两千万，挣回四千万，现在还不说这四千万里掺着多大水分，那又是另一个谜了，所以离真正的商业成功还早着呢。至于观众欣赏，我起码就对我们这一代观众不抱什么希望了。我想指望我女儿这一辈人，看他们将来能不能从小就分辨出什么是商业片？什么是文艺垃圾？比如就说吃酸菜吧，经过发酵有时候还会腐烂，对吧，可我还是认为它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可我估计有很多年轻朋友就不会赞成我这种口味。这就跟不同的人欣赏情绪和口味基本相似，所以我们非要让那些在电影院里看过《手机》回家就互相查对方短信甚至闹得纠缠打架的人，知道说这就是垃圾而不是商业片，一样很难。
何东：《泰坦尼克号》完全是被操作出来的，可它确实创造了一个商业片的票房真正奇迹。
崔永元：《泰坦尼克号》只有一段我不太能接受，就是男主人公教女主人公吐吐沫学粗野，他的意思是想把她从高雅里给拽回到民间，当中他们一起在乌烟瘴气的船舱里跳舞，我觉得用这些东西表现就足够了，没必要非学口水能吐多远。可《手机》的基本趣味就不只是教人吐吐口水了。如果光吐口水那怎么可能让观众开心呀？得脱了上床，而且脱两件衣服跟一个人都感觉不够刺激了，得逮谁跟谁上床，想跟谁上床就跟谁上床，上床得跟自己的生命、事业、生活质量完全连在一起的。上床的多少，上床的频率，那标志着自己生活水平的高低，标志着自己成功的社会地位。
何东：前十几年那几位自己老跟自己特别伟大的第五代导演们，一说电影就全是“艺术艺术”的，最后是电影已经“艺术”到了除了他们自己观众全然都不懂了；可现在行市转过来又全改说“票房”了，不管是谁拍电影，非票房而并无其他标准，对这事情你怎么看？
崔永元：好多虚数除了能吓唬自己但吓唬不了别人。我觉得说国产电影的票房，绝对不能有一说一。《英雄》投入了多少？三千万美元吧？真正收回有多少？谁真花了钱谁心里算账最清楚。如果按投一块钱赚一块算的话，它的票房一点都不高。另外还得看跟谁比，我们不能老是跟越南电影比吧？你比别人发达多了，那不等于是在寒碜自己嘛？如果要比票房，就跟好莱坞比，能平了《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那才是票房奇迹呢。
韩国世界杯的时候，我去他们的电影院里看过一个夜场11点的电影，也看不懂，就在电影院里来回乱蹿，出乎意料上座率几乎是85%。后来我就问韩国朋友，他们每个月看多少电影？他告诉我许多韩国人都觉得他们的电影正在变好，所以电影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复苏现象。对这一点，我想冯小刚、张艺谋他们，应该比我更了解。而中国现在每年拍多少电影？真不赔本的能占多少？他们心里肯定也比我更清楚。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之下，谁要是再自夸票房奇迹，简直就是傻冒。所以我觉得票房的事，并不像他们嚷嚷得那么乐观。
何东：你现在自己也在做关于老电影的电视节目，你感觉现在的电影跟过去的电影能怎么比？
崔永元：相当一部分老电影，最起码的，都是在教人行善，是在传达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可现在许多电影就是在教人学坏，好在电影没有过去那么大影响了。我们过去看《羊城暗哨》，看《冰山上的来客》，看冯吉吉打入敌人内部，金钱、女色都无法诱惑和打倒他。但后来我们去看《手机》、看《大腕》，然后我们坐下来还能比什么呢？我们只能去比和女人上床的人数和次数，你何东长这么大？睡了几个，我老崔到现在又睡了几个？这么说不是开玩笑，好多大学生现在比的不就是这个嘛？所以如果用现在的文艺去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渴望无论是冯小刚还是张小刚、李小刚，以后你们再弄电影之前，先扪心自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的电影能不能让我的孩子看？能不能让我的爹妈看？他们看完了又会受什么样的影响？我这是不在教育冯小刚，我以前主持电视节目是也满嘴开玩笑，而且看着也是张嘴就来；可我在每开一个玩笑之前，心里还是得过一过：我这玩笑能不能跟我爹妈开？能不能跟我的女儿开？我先得能跟他们张得开嘴，而且保证不伤害他们，不让他们觉得是低俗粗鄙，这样我才敢对着满场观众张开嘴说。先不能在格调上丢人，哪怕有时它不是很好的幽默，或者传达起来并不是特别准确，那都没关系，也就是笑声大点小点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恶化社会风气。另外我希望冯小刚以后蘸着口水数钱的时候，还是应当想一想自己父母还有孩子，甚至也能慎重地想一想其他人家的父母跟孩子，追问一下自己的基本良知，既然是做电影，基本良知还是起码要讲一点的。(北京青年周刊)
与冯小刚是两条轨道上跑的车
崔永元说：“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你现在让我不认同冯小刚或者让我从此失去跟他以前刚刚建立的那点关系，我并没什么可寒心的，两条轨道上跑的车，就是出了轨也交叉不到一块。但是你现在要让我突然失去对刘老师的亲切感，这对我来说就非常痛苦。”
何东：最近搭电影的车，刘震云又推出了他的小说《手机》，出版社很会操作和炒作，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并且请来一帮都很著名的人好好吹捧了那个小说一番；
说了一大堆什么“鬼马”之类的鬼马吹捧；我知道你以前是挺喜欢刘震云的，你的第一本书《不过如此》，还请他写了序，能说一说你们以前之间的交往嘛？这个作家之前之后到底都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崔永元：我一直都非常欣赏刘震云老师的幽默，因为我个人也喜欢恰到好处的幽默。和所有门类的艺术创作一样，幽默的关键就是得有分寸。能把人弄笑弄乐并不困难，但有的笑就让人感觉很乏味、很低俗、很傻冒。我以往一直喜欢的作家像阿城、王朔、钱钟书、刘震云，他们都有能用文字体现幽默的本事。而我认为刘老师在其中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同时也发现了另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多作家他们写得比较得体或者比较精彩的幽默，一般都是在早期作品当中。比如出版社出《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送了我好几套，我认真看了第一本之后，后边就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当时无法确认这个作品就是刘老师写的。我当时还跟办公室里的同事打赌，把几套书分送给他们，如果有人能通读全部四本，我就送他400块钱，一本100钱。结果等了好几个月，一分钱也没送出去。大家都一样对它们没法赞赏。后来他又出了《一腔废话》，我当时见了刘老师就说，你这个书名跟里边的内容特别贴切，基本上就是一团废话，一句有用的都没有。后来我请刘老师给我的书写序，他写了第一稿我有点不满意，就明显是《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的味道，于是刘老师问我想要什么样的，我说想要《官场》、《单位》、《一地鸡毛》那个味道的，结果他又为我重新写了，我很喜欢那个序，有了他的序也为我的书增了不少光。《手机》的小说出来之后，出版商也给我送了，我想既然搭着电影来的，而且剧本也是他写的，小说肯定也会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根本没看。现在我认为刘老师的问题，肯定和冯小刚是一模一样的，他已经从一个纯作家变成了比较有钱的人，而他又掌握不了这个变化，甚至是无法接受这个变化，所以就必然导致他的内心蜕变。从一个专业人变成有钱人，从来就很少有是良性变化的。那需要极高的定力。
何东：当然，除了刘震云搭车成功之外，我想后边还有一堆老老少少的鬼马作家，都在等着张艺谋、冯小刚拉他们一把搭影视剧的车呢。
崔永元：如果不只一个人已经认为他们俩是打包滑坡的话，那我想刘老师悬崖勒马的机会，肯定要比冯小刚大得多，他毕竟比冯小刚更有文化，他也知道“的”、“地”、“得”该在什么地方出现，因此我想刘老师绝对还有救，只要他认清应该自救的话。但要想救冯导演的力气可能就要花得很大，而且还不一定能救得出来。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定自己真是大腕了，所以他就会出现在各种葬礼之上。比方说他不久前郑重其事素衣素服出现在吊唁梅艳芳的行列当中，而且还从内地再取道香港，说话、姿态上还似乎很首长还代表着谁，但我们实在不明白他的出现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联系到他以前一贯的做人做事，起码我就很难理解这真是出于他对梅艳芳的追思或者他真和梅艳芳情谊难以割舍。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又要借这个机会自我加冕了；再一个反应就是他那肯定是在为《手机》的香港上映先做一下悲情渲染和铺垫，我们很容易就把事情理解为其实是这样的。也许冯小刚从来不介意和在乎他自己是不是一贯都手段大于目的，那他从来如此也跟我们并没什么直接关系。说“商业是一个好东西”，刘老师这样总结得非常好，我也举手赞成，但不要忘了，古人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如果取之无道，那商业就绝对会是一个坏东西，相信刘老师肯定比我更明白这一点起码的道理。
何东：刘震云以前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都很低调也很谦逊、见了生人先不抬起头然后埋着脑袋只拿眼角发散着从两边察颜观色，然后说话还有意磕磕巴巴的。他不久前在北京一档新读书节目中，说自己脑子挺慢的，你在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作家脑子慢嘛？
崔永元：刘老师的脑子一点都不慢，他脑子非常快。我倒没注意你说的北京台的读书节目，我看过凤凰卫视许戈辉对他的采访，其中有这样一段，他就说《手机》里有一些很精彩的话、场面，都是冯导的主意，比如严守一替同事解释那个接情人的电话；我当时在音像店看到的正好就是这一段，什么“嗯”、“开会”、“昨天晚上表现真不错”、“你讨厌”；等等。居然刘老师还认为冯导演弄的这种情节很精彩，这就让我非常惊讶了，以刘老师的知识和底蕴，他不该认为这种东西是精彩的，那毫无疑问就是品位低俗的噱头。我再堕落一点，或者说崔永元一直就是一个堕落的人，可只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也能分辨出那些噱头很低俗，可刘老师却认为它非常有趣非常幽默，认为那就是冯小刚智慧的表达，这样我只能说是刘老师在认知上也出现了严重偏差，我不明白这个偏差是怎么出现的，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有一说一实话实说，你现在让我不认同冯小刚或者让我从此失去跟他以前刚刚建立的那点关系，我并没什么可寒心的，两条轨道上跑的车，就是出了轨也交叉不到一块。但是你现在要让我突然失去对刘老师的亲切感，这对我来说就非常痛苦。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出什么“家”都非常容易，而且各种“家”都多得是。但是唯有两种“家”非常难出来，一是科学家，一是文学家，科学家要的是最严谨的态度，文学家需要的是灵魂深处丰富的想像力，这两样东西是中国人最缺的，所以我们就缺这两“家”，那么刘老师一旦主动退出，文学家里就又出现了一个空缺。这确实让我挺寒心的。所你就是再逼我说，我也不愿意对刘老师发表一句攻击的话，即使他对我做了什么手脚，可他还是我的老师，这没问题。
何东旁白：我对刘震云的认识和估计，不像崔永元那样充满尊重而且相当保守。我缺乏崔永元对他的起码尊重。我认为刘和冯迟早必然都会趣味相投拧巴在一起。就像现在好几位灯干油尽的著名导演身边，都会站着一个江朗才尽的作家冒充“文学师”一样。我刚刚在一家北京杂志上，读到了《三联生活周刊》一位女记者孟静的这样一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至少曾经让人敬畏的刘震云也这么说了，‘商业是个好东西。’商业肯定比文学可爱得多，它让刘震云劈成了两半，一半说着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另一半是冯小刚强加给他的、故作轻松的京式贫嘴。从某种程度上说，冯小刚实现了刘震云的理想，这个闷骚型的作家看清了自己的出路何在。他呕心沥血的《故乡面和花朵》印数五万，和影视嫁接的《手机》起印就是二十万，以刘震云今日的知名度，应该不是只在乎仨俩小钱。冯小刚举着的那颗红萝卜是把《温故1942》拍成史诗，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结成了一对情比金坚的夫妻，这个组合也使得冯小刚朝着‘有文化’的导演继续前进。”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对冯、刘二人互为共谋关系最为准确、也最为精妙的一番概括。所以我倒不认为刘震云曾经让人敬畏，说“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这个闷骚型的作家看清了自己的出路何在”这话算是扎到骨头里去了。而从那部既不深刻、又无趣味、还很难看的《故乡面和花朵》就已经开始全面证实了孟静的评价。到《手机》这一步，也只能算是刘震云出发的开始。他和冯小刚之后的共谋，肯定还会让我们眼界大开并且啼笑皆非。
希望冯小刚能当一回“大贼”
崔永元说：“就是去当贼，我也希望冯小刚能当一回‘大贼’，而不是像你所说老嘀咕着当‘小鸡贼’，而且要偷就大胆一点偷点好东西回来，别再把人家扔掉不要的垃圾再偷回来当宝贝。”
何东：除了把一些手机使用技巧弄得鬼鬼祟祟之外，刘震云只要一写小说，大都要精神归根回他的老家河南，我以前一直都对河南和河南人印象特别好，你觉得刘震云既然这
么留恋他的故乡还有面还有花朵，他是不是也应当为河南做些更多的贡献哪？
崔永元：这事我也特别奇怪，有关河南人的段子我听到的特别多。可我从上大学开始，班里就有河南同学，后来工作了以后，我身边也有河南朋友，现在一起工作也有很多是河南人，包括认识刘震云老师，我可以这么说，在我的河南朋友里，一个操蛋的都没有，全是再好不过的人。所以有一次我跟刘老师一起吃饭，我就对他讲：您应该担任河南人的形象大使，让大家看一看河南人究竟是什么样，而不是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可现在刘老师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我倒不希望他当河南人的形象大使了。不能因为刘老师一时出了问题，我就对我以前所有的河南朋友马上产生什么成见。
何东：这两年，我经常能在电视上看见刘震云和冯小刚在某个电视节目上双双出现，一见面就会互相客气、吹捧，弄得就跟亲兄弟一样，依你过去对他们的印象，你说他们俩都在哪些地方挺像的？
崔永元：他们没有相像的地方，我个人主观臆断，我认为刘老师仅仅就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大家都很明白，现在上对了影视意味着财源滚滚。所以我想刘老师可能是完全出于经济要求才会和冯小刚绑在一起的。他们俩现在虽然在电视上经常互相吹捧，但我还是认为冯小刚是发自内心的，而刘老师往往是话里有话，这我们多少也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换句话说，如果所有评论都认为刘老师和冯小刚在做人处事完全一样、文化档次上完全对等，我敢保证刘老师肯定不会同意而且他马上就得跟谁急。
何东：你感觉刘震云和冯小刚，他们能算是对自己创作很自信的作家和导演嘛？
崔永元：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创作完全自信的话，他就不会老抻着鸡脖子踮着后脚跟嘀咕票房。这就像贝多芬不会在乎有多少人在听他的音乐，施特劳斯也不会在乎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是不是都在演奏他的作品。一个艺术家当他对创作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厚爱，有灵魂上的深刻理解的话，那么其它之外所有附加的东西，就会在他的眼界里完全消失。要是还没动手创作，就总把票房挂在嘴边，那恰恰正是很不自信的表现。这就像电视主持人说，我的节目有多少多少人看了；那他的潜台词一定就是，就怕这些人不看了，他们不看我就完了。
何东：现在你又如何理解“朋友”这两个字？
崔永元：这个问题我实在是回答不了。尤其是我个人出名以后，我几乎无法真正接近朋友这个概念了。我在《不过如此》第一章里“挂一漏万说朋友”，对朋友这个概念，我最后用了很多定语：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对称呼永不改变的人、有困难就可以求他还不用说谢谢的人；我为什么会把定语说那么长，就是因为我理解不了这个。我现在更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朋友了。
何东：冯小刚正在趁《手机》的票房之热，马上就要开始他的下一部片子《天下无贼》了，这个名字一出来，听着就是他前边电影的“可持续性发展”。
崔永元：我听到这个名字就两个感受：第一，这东西肯定又有偷的成份，好莱坞类似的电影非常多。第二，我主观猜想肯定又是一个缺乏生活体验臆造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生活真谛。如果前面我们所说的事情可以成立，那就不是“天下无贼”，而是天下大有贼在了。可就是去当贼，我也希望他能当一回大贼，而不是像你所说老嘀咕着当小鸡贼，而且要偷就大胆一点偷点好东西回来，别再把人家扔掉不要的垃圾再偷回来当宝贝。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连自己的儿女看了电影都转身破口大骂，那时候再涕泪涟涟，就是票房到八千万到一亿，一切都追悔莫及了。
何东旁白：这样的采访结果，和我事先想像的多少有些不一样。我以前不止一次采访过崔永元，也在《实话实说》不止一次看他主持过节目。所以我本来想听到那种独具个人特色的更尖锐、更辛辣、更调侃的崔氏幽默与讽刺。然而相比过去，在崔永元的言谈话语当中，现在少了许多的俏皮，却明明多了几分厚重。
关于《手机》的采访结束，崔永元又让我看了他们刚刚结束后期剪辑的两集《电影传奇》。老实说，我看到这样深入、扎实、精细、有内力、有激情的电视节目，真替那些以票房拉虎皮而典当国产电影信用并沾沾以自得意的导演们脸红。
《电影传奇》很快就要在中央电视台上全面开播。我相信观众肯定会对它的出现有一个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北京青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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