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大历史下的小命运旧时代后的新价值

大历史下的小命运旧时代后的新价值

                        2009年10月11日  南方都市报



    以个体经验建构起的历史记忆

    一九四九，这场大历史的变迁，如何改写了一个个普通生命的人生轨迹？普通生命残留在一九四九大历史中的斑驳痕迹，到底有着怎样的存在意义？整整六十年后，龙应台执笔写作“一九四九”，与众不同的是，她要回答的并非如何论述这个“大历史”的问题。

    一九四九，一直以来大多存在于大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它意味着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意味着国民党败走台湾。江山易帜，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只被勾勒出集体轮廓，普通个体的生命轨迹，几乎淡出了大历史的视野。普通个体从来都无从把握，甚至无从觉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们一旦被时代洪流席卷，青春被碾碎，家庭被夺走，生命顷刻间支离破碎。正如龙应台书的开篇所写，“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国族盛衰背后，让人悲恸的是家族荣辱，宏大叙述背后，让人心酸的是生命故事，龙应台希望能讲述一段以个体经验建构起的历史记忆，那是“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从2008年开始，龙应台就入驻在香港大学为她专设的“龙应台写作室”整理一部全新意义的一九四九历史记忆。她向自己的学生征集父母一辈的口述历史，向华人社会问讯一九四九的民间记忆，她专程飞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管查阅蒋介石日记，再飞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逐个访问一九四九的亲历者，并考察当年留下的历史现场。她向朋友们打听他们祖宗家事，家族迁居历史，收集他们尘封多年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并获得五十六人珍贵的口述历史。带着这浩瀚如海的一手材料与口述录音，带着这尘封六十年的感伤，痛苦和期盼，她在台北金华街的办公室闭关写作三个月，把自己从那种“由家族走向国族”的情绪中一次次抽离，写下了这本十五万字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龙应台选择了以“大江大海”来诠释“一九四九”，在她看来“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是由大江走向了大海。”

    这本书本应是写给他们的

    如果大海是命运的归属，大江是生命的源头，那么寻找一九四九，龙应台也选择了从寻找自己的生命源头开始，那便是寻找自己家族的变迁。作为于台湾出生的国军的后裔，她是眷村的女儿，龙应台的父亲姓龙名槐生，母亲姓应名美君，因为她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因此取名为台。名字本身，就给她烙上了迁移者的身份。父亲槐生来自湖南衡山，十五岁就已不明目的地离开了家乡。在衡山火车站前，他不知怎的被招进了宪兵的“学生队”，回忆起离开家乡母亲时的那一幕，清晰记得他母亲匆忙挤入人群，从怀里掏出一双白色布鞋底，本来想给儿子带上一双新鞋，无奈时间太赶，这位农民母亲只能将一对鞋垫塞到儿子手里。这双布鞋垫，槐生一揣就是六十余年，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鞋垫发黄，却再也无法穿着它走近母亲。八十岁，已经生根台湾的槐生，在龙应台的陪伴下，去听《四郎探母》，老泪纵横哽咽出声的槐生，用他那五音不全满口湖南腔的发音，打着拍子哼唱，“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龙应台母亲应美君来自浙江淳安。美君一九四九年一月仓皇上路，离开淳安古城寻找当时驻常州当宪兵队长的丈夫。她临别前，就平常地对她母亲说一句，“很快回来啦。”没想到，就在这一刻，她松开了家乡的手。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海南岛，身处海南岛大撤退的浪潮之中。“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有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六十四军的军官安慰惶恐的士兵们，但自己心里也慌得厉害。也是，军官只能也安慰自己说：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做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一躲雨吧，也好。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一下就是六十年。

    美君和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彼此，和前后流落在这个岛上的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和家眷一样，他们从此以台湾为家，暂别家乡变成了永恒离别，一上船，真的就是一辈子。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父母的一个缩影，而他们的儿女，有多少曾经仔细聆听过与他们最为亲密的父母亲的这些故事？龙应台说，在那么多年的岁月里，父亲曾经尝试着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看不见但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们，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这本关于一九四九的书，是追问自己来自何处，更是追寻父母曾经未尽之言语，体味父母那一辈人曾经经历的真实伤痛。龙应台说，她想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正是上一代人的境遇，才塑造了下一代人的灵魂。然而，书写成之时，她最大的遗憾却是，父亲去世，看不到了，母亲失忆，看不懂了，“这本书本应是写给他们的”。

    失败后创造出的新价值

    正是大迁徙本身，造就了一代人的性格。如同龙应台的一家，如今众多享誉华人世界的政坛文坛名人，也曾随着他们的家庭在这场历史洪流中被历练。当年作为涌入香港调景岭的二十万难民潮中的孩子和少年，马英九出生在香港，从小感受着生命的艰难。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学习背诵《琵琶行》留下最初的文学记忆。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也看见了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这一切成为了他现代文学创作的底色。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从小就因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屈辱感，深怀深厚的民族情怀。钱穆也流浪到了香港，当他看到街头满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于是他创办了新亚书院。“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个体的存在价值，不仅没有被大历史掩埋，反而成为了之后社会变迁过程中，新价值的重要来源。

    如果那场大迁徙只是故事的开端，那么，六十年来家国，最令龙应台震撼和难忘的是那些被隐藏得很深的、一九四九之后社会变迁过程中“外省人”的台湾故事和价值。国民党南退后，几代难民辗转在台湾与本省人共生六十年，可以说，是一九四九那隐忍的伤痛中最苍凉的一幕。台湾这个岛屿，有人用时间掩埋着一块块疮疤时，龙应台却反向行之，全力去挖掘那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匣子。在她看来，这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严肃使命。

    她开始寻找一九四九年前后那来台的两百万外省人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与四九年之前岛上那六百万本省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而这也并非“二二八事件”和“蓝绿政治版图”的大历史叙述可以简单概述。从龙应台收录的口述历史中，她发现早在中日战争结束之时的一九四五，“台湾人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错乱的处境里，他们都是失败者，后来，两百万失败者又来到了岛上，带着完全不同的创伤，他们被不同的国家机器控制，塑造，伤害，践踏，而失败到了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六百万加上两百万的失败者，在之后的六十年里，创造出了一个不同的社会，奠定创造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作为失败者的后代，龙应台说，她以之为荣。在她看来，长辈超越了失败的心理，白手起家建立起了现代的台湾。另一方面，之后创造出的新价值，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龙应台认为，这才是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反思六十年前这场从大江走向大海的大迁徙，微弱的个体生命无法摆脱大历史的牵引。然而，龙应台却提出，作为一个人，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结构里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每一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人的决定，也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个体和集体，到底哪个是生命意义的终极选择标准？这是龙应台抛出了这个隐藏在“大历史”背后的一个价值观问题。

    “用最锐利的文笔，写出最谦卑温柔的心灵”，龙应台说，她希望这本书“下历史的功夫进去，乘着文学的翅膀出来”，她也希望这本书，能让那众多的亡魂，在这六十年后，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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