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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侯德健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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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9-09-06   

侯德健与政治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李叶明
2009-09-05

  遗忘的力量总是难以抗拒。当年风靡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如今再提起,年轻人想到的或许只是王力宏,却不知这首歌的原创作者是侯德健——1970年代以来华文世界最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之一。

  当年,《龙的传人》在台湾和大陆分别由李建复和张明敏唱红后,海峡两岸都视之为爱国歌曲,它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传遍华人世界,堪称全球华人的“国歌”。而曲名“龙的传人”也当之无愧的成为华人的代名词。

  我要感谢“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和南大孔子学院,为我们请来了侯德健,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了题为:“龙的传人”侯德健——中文流行歌曲三十年的公开讲座。在讲座上,我们不仅听到了侯德健演唱的多首歌曲,还有机会与侯德健一起合唱《龙的传人》,令许多“老”歌迷热泪盈眶。

  之所以会热泪盈眶,原因是合唱之前还看了一段录像。录像上,一群落难的华人正在跟侯德健合唱《龙的传人》。画面里,是激昂的歌声,画外音,是侯德健沉痛的解说。

  那是1980年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那里居住着从柬埔寨逃亡出来的20万难民,其中有3万是华人,当时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没有得到PRC(中华人民共和国)和ROC(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援助;而侯德健当时所能带给他们的,只有精神上的一丝慰籍与支持,那就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和着录像里的场景和余音,唱着以上的这段歌词,怎能不让人情绪激动?而令人倍感遗憾的是,现在年轻人所熟悉的歌词里,恰恰没有了这一段!

绕不开政治的侯德健

  原本,主办方给侯德健准备的题目是“中文流行歌曲三十年”,可是随性的侯德健从一开始就“跑了题”。他从“三杯水”的故事讲起,谈了奶奶对他的爱,随后又谈到了爷爷,谈到了父亲,谈到令他心仪的第一位女生。

  当话题回到音乐后,就再也绕不开他似乎并不愿意再谈的政治。一曲新作《转眼一瞬间》,诉说的是他十多年不能回返大陆、郁积已久的情愫。后来,有一位可爱的听众问他,为什么十多年不能回大陆呢?这似乎在在证明了遗忘的力量。

  但是侯德健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拒绝被遗忘。从《新鞋子旧鞋子》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登上人民大会堂;到《龙的传人》在台湾无法通过审查,被迫修改歌词的风波;再到难民营合唱《龙的传人》所引发的思考,最后谈到了他1983年的惊人之举,侯德健的歌,似乎总是绕不开政治。

  1983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在两岸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侯德健竟然抛家弃小只身经英国转赴中国大陆。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叛国”行为。何况侯德健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国民党的老兵,《龙的传人》其实是在台美断交的刺激下愤然而作的,侯德健也因此被当时的执政者捧为“民族英雄”。如果了解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侯德健的出走,对于当时的台湾会是怎样的一颗“震撼弹”。

  而谈到出走的原因,侯德健在讲座上显得非常平静。他说,1980年在难民营的那段经历让他意识到,要想提升全球华人的尊严和地位,要想改变海外华人的处境,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健康、富有、强盛的中国大陆。接着他语带调侃的自嘲道:“我当时就是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去了。”

现在的流行音乐少了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侯德健是背负着更大的理想“出走”中国大陆的。他不是受了谁指派,也不是冲着大陆的“市场”而去的,他凭的只是一腔发自内心的激情。但从此也开启了他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20年。

  我很喜欢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本该是人的一部分,但人不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这句话,就像他的许多歌词一样富有哲理。

  有嘉宾提问,大陆的流行音乐欠缺了什么?侯德健认为少了“真我”以及优秀的创作。他提到大陆一家很有名气的音乐学院开办了“流行音乐系”,简称“流音系”(谐流莺),侯德健说,这个系名真难听,当即引来在场听众的一阵哄笑。

  原本我也想问一个问题,跟1980年代相比,现在的流行音乐又少了些什么呢?当听到“流音系”的笑话,联想到前面侯德健躲不过、绕不开的“政治”,我似乎已经得到了答案:现在的流行音乐,充斥了太多风花雪月和媚俗的娱乐倾向,缺少的不恰恰是侯德健那种理想、抱负、和发自内心的激情吗?

欢迎侯德健移居新加坡

  虽然这是侯德健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但是他说,他对这里一见倾心。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来过美丽的狮城。原本他以为,新加坡与香港广州一样,到处是高楼大厦,但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并没有那么多高楼,随处可见的是大片的绿树和草地。他说,这里的空气比广州新鲜一千倍。

  在讲座中,他多次提到,他要去移民厅问一下,移居新加坡需要怎么办手续。主持人在讲座结束时也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已经在外面为侯爷准备了移民申请表格。而我则由衷地希望,移居狮城,并不是侯德健的一句戏言。

  我想,狮城会欢迎侯德健,就如狮城华人欢迎他的歌声一样。我希望狮城不仅有侯德健喜欢的市容和空气,也能提供给他自由发挥创意的土壤。我更希望移居狮城的侯德健,不仅带来他的音乐,也能带来他原本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热情,因为有了那样的热情才是侯德健,我所认识的真正的侯德健。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http://www.zaobao.com/yl/yl090905_0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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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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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09-09-06   
那么多政治的原因啊。想当初他们在歌坛都那么优秀的。
卡拉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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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9-09-06   
今日程琳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不靠谱

今天,《南都周刊》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的娱乐记忆专辑,我应邀撰写了其中1979年《小花》与中国电影、1981年邓丽君与流行音乐的年度评述,并且采访了30年人物代表程琳。由于特辑篇幅的限制,关于改革开放第一代歌星程琳的采访未能全部刊出,现将当时我的采访记录完整呈现在这里,让大家了解这位年纪不大的老歌星的过去与现在。

程琳,1967年生,河南洛阳人,父亲是豫剧导演,母亲是豫剧演员。从小学习二胡,13岁作为文艺兵进入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担任二胡乐手,作为北京电视台推出的新歌手拍摄内地最早的MV专辑引起轰动,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先后出版《小螺号》《童年的小摇车》《新鞋子旧鞋子》《程琳新歌1987》《梦红楼》《比今更重》等畅销专辑,《风雨兼程》《妈妈的吻》《酒干倘卖无》《信天游》等歌曲影响一代中国人。她还出演电影《本命年》,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采访前,程琳邀请我参加了由某石油公司举办的她的小型个人演唱会,她除了演唱《比金更重》等新歌外,演唱的老歌是《风雨兼程》《妈妈的吻》《熊猫咪咪》《信天游》《酒干倘卖无》,还有献给她女儿的一组儿歌。她的女儿叫程凯丽,是她从湖北领养的,我在做这篇专访时,在程琳北京的别墅的花园里见到了这个幸福的三岁多的孩子,她一口流利的英文,她一来就要我们桌上的葡萄,程琳帮她剥皮去核喂给她吃。她给至今未婚的程琳带来一个母亲的光荣、幸福与责任。程琳住进这个别墅已有十年,陪伴她的一直是母亲,如今还有凯丽。邻居都是跨国公司的总裁。波音老板王大卫就是其中一位,他直到那天被邀请去看程琳个人演唱会,才知道这位好邻居原来是位曾经红遍全中国的大歌星。

文革以后,地方戏曲有过空前繁荣,每个省的代表剧种都在文革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后得到新生。程琳从小就生活在豫剧舞台边上。当时一个孩子成功的出路好象只有两个,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参军。她所在的学校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父亲让她从小学二胡,带着这个童子功,程琳很小就考上了海政歌舞团,在乐队拉二胡,算是文艺世家子弟最好的出路了。

    口口:在乐队拉二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成为当年最红的歌星?

    程琳:在海政小乐队时我12岁,部队每月补贴7元生活费,当时觉得就是文艺子弟很好的出路,我挺满足的。当时海政的苏小明算是很红的歌星,我只是乐队拉二胡的,偶尔在楼道里哼哼流行歌,只要你敢唱当时好象就有你的机会,团里的人说小程琳你也来唱几首吧,我说好啊。那时我13岁。北京电视台帮我录了几首歌,我觉得是内地最早的MV了,穿的是海魂衫,有《小螺号》这样的原创作品,也有《人证》的主题歌。当时播出就很轰动。我第一次演出是在首钢体育馆,我唱一首歌观众鼓好几次掌,跺脚不让你下台,观众掌声停不住、都不带档的。我当时并没有我红了的感觉,只觉得观众怎么这么爱听歌,这么热情。后来我们在北展剧场演出,我记得当时每晚补助是4块钱。我的第一张专辑《小螺号》是北京音像公司出的,随后广州太平洋公司给我出了《童年的小摇车》,重新录制了《小螺号》,制作更精良,这张专辑影响特别大,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给我的稿费是2000元,那时侯国家奖励万元户的个体劳动者,我的2000元稿费就上缴到部队了。

    口口:当年都觉得你是小邓丽君,你觉得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的歌声?

    程琳:其实我和邓丽君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却有不同的地方。在我之前,其实李谷一、苏小明、成方圆都已经出名了,她们的歌声一是年龄偏大,二是中音区,和我的声线不同,可能我还在少女时期的歌声更能打动更多的听众。那时侯大家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就是喜欢她的细腻与深情,很东方的情怀。我觉得我不算长得漂亮的那种人,我和邓丽君相同的是演唱中都有东方文化的基础。我的演唱有着戏曲唱腔吐字扎实的长处,邓的演唱也有这样的优势。我至今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突然最红的时候,他叮嘱我:“唱歌唱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丢二胡。”我从乐队出来,就一直没有放下过二胡,这种乐感对于我的演唱以及后来的创作都有帮助。80时代听众喜欢的就是一种深情、细腻、温暖、明亮。这是大家突然喜欢我的歌声的主要原因。

    口口:那时侯你唱的都是原创歌曲,都是歌颂母爱、友情的,很少有爱情的,是不是代表了当年的创作风潮?

    程琳:当年我唱歌时还没有成年,本来通俗唱法就有争议,所以我唱的歌肯定只能是非男女爱情的歌曲。比如《风雨兼程》,当年是一台歌颂深圳改革开放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的歌曲,歌颂改革者的,但现在的很多听众都以为是唱爱情的,可以说,那个年代的原创力量还是很强的,把亲情、友情都刻画得很有艺术感染力,歌曲的情感超越题材本身的局限。现在我们觉得通俗歌曲就是爱情歌,当年可不是这样,比如《妈妈的吻》,也是付林写给我首唱的,现在大家还喜欢。其实你再回头看邓丽君当年的歌曲,比如《原乡人》《又见炊烟》等,都是故土情怀,并不都是所谓男女爱情的靡靡之音。那个年代的通俗歌曲的创作很多元。也正是因为原创,我才是程琳。

    口口:的确,其实80年代对邓丽君模仿得最多的是段品章等歌手。但那时侯,内地社会各个阶层对通俗音乐文化的接受程度怎样?是不是只是年轻人的潮流?

    程琳:通俗音乐虽然是年轻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形态,但在80年代的内地却不仅仅是年轻人,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男女老幼都喜欢的一种文艺形式。可能是通俗歌曲还是更多把情感的空间给了个人,而不是抹杀个性的集体程序化。我当年岁数很小,可都是和刘海粟那样的大师交往,我至今感到幸运,他们喜欢听我的歌曲,对我歌声的认同,也说明那个时代对通俗歌曲文化的认同。但在众多大师面前,我真还是个孩子,我基本是在大师文化中熏陶,很多事情是到岁数大了以后才明白他们其中境界,我那时侯很拔苗助长。大家都喜欢和我这个小朋友交往,现在想想大家是在认同突然兴起的通俗歌曲这样新鲜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文化大师。

   
    侯德建当年是台湾校园民谣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着比较强的人文气息,比如《龙的传人》,这些作品当年颠覆了邓丽君、刘文正时代的东方古典主义的流行歌潮。他是继黄阿原后回到内地的台湾同胞,当年成为风云人物。他一到大陆,就去了很多地方,四川、杭州等等,写了很多关于内地人文的歌曲,比如《熊猫咪咪》。他选择了程琳来演绎这些作品。后来他们相恋。对于这段往事,程琳一直回避,但谁都无法抹杀那段历史。

    口口:你一直回避谈侯德建,但他的确是你音乐生涯中不得不说的重要合作伙伴,当年你们的恋情也是高调的,现在如何看那段往事?

    程琳:侯德建是一位音乐才子,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东方歌舞团,算是从部队复员了,活动的空间更大。侯德建比我大十岁,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相恋,我回家就告诉我爸妈了,我说我恋爱了,那时侯我刚18岁,父亲很反对。而我觉得那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感觉,那时候媒体不象现在这样发达,我们倒没有躲躲闪闪,很大方。他很象我的大哥,因为当时内地流行乐还没有制作人的概念,侯德建又是我的制作人,我当时做音乐完全没有想到要怎么成为更大的明星的欲望,就是喜欢音乐,他给我或者说是内地乐坛带来很多当年很规范、很先进的制作理念,让我成为第一个受益的内地歌手,因为制作人就是教练,他能给歌手带来上升的空间。

    口口:你觉得侯德建在音乐人上当时最值得内地同行借鉴的有哪些?

    程琳:他音乐上的才华首先来自他对音乐本身的热爱,同时他又不仅仅将通俗流行歌曲局限在音乐本身。比如他很热爱电影,做过很多电影的配乐,他的综合素养很高,他的知识面很宽。这是当年内地音乐人没有的,所以他当年回归内地,给歌坛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主要是创作的思维方式。比如同样写亲情,他的东西和内地的就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当时的视野与文化积累的不同。他在对我的演唱熟悉以后,他说他离开台湾时刚给一部电影《搭错车》写了音乐,其中一首歌《酒干淌卖无》很好,他觉得更适合我,当时苏芮演唱的版本还没正式公布。中央电视台正好有台歌会,那时侯没有演播厅,就到五星级豪华酒店做演播室,那期节目就是在北京长城饭店录的,我唱了《熊猫咪咪》《酒干淌卖无》,那期节目的影响很大。《酒干淌卖无》成了我的重要的作品,也对我的演唱产生了影响,我从少女阶段的歌手一下成长起来了,让我走上了事业的第二个台阶。

    口口:其实80年代是唱片、盒带销量最大的时代,可你出的专辑反而不多,在你第二阶段,只有《程琳1987》。

    程琳:那个年代做专辑很容易,就是翻唱港台歌曲,也就是口水歌。我还是坚持原创,贵在精。在侯德建作我的制作人后,这个理念一直没有变。那时候广州是去香港最方便的,1987年,为了制作专辑,我在广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在东湖新村,当年100平米的小三居是5万元。就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我做出了《程琳新歌 1987》,当时的制作费是40万,算是最高的,当时侯德建就是要做高质量的内地专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在广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其中的很多歌曲都脱离了男女爱情的小情爱,比如《背影》,前不久我偶尔还听到满文军翻唱过,作为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有专辑主打歌就是《信天游》,后来这首歌引起了西北风的歌坛新潮流,邓丽君的那种细腻柔情被呐喊所取代。当时《信天游》其实是香港、广州的一批音乐人对黄土地文明的一种思考,当然内地原创文化的基地在北京,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是当年的经典代表。

    口口:1987年的确是内地歌坛的分水岭,就女歌手而言就出了一批唱晚会大歌的,比如毛阿敏、韦唯、还有田震,当时是跟着西北风的大嗓门走的。当时港台实际上象苏芮等大嗓子也出来了。好像女歌手的潮流一下子变了。你当时有压力吗?

    程琳:一点都没有。当时我还是那种小孩子般的心态,不会觉得我的这个细嗓子是不是过时了,因为我有很多原创的作品。其实西北风也是从我的《信天游》开始的。那个年代歌手之间没那么多隔膜,好像没那么多竞争啊、压力什么的。我当年在北京住在友谊宾馆附近,那里有公寓,很多海外回来的文化界朋友都喜欢住那里,当年毛阿敏刚来北京也住那里,到现在我和她、还有崔健我们都是经常联络的好朋友。我觉得原创是一个歌手立身之本,我在海政歌舞团也是唱很多原创,到了侯德建做我的制作人的阶段更是这样,他带我又认识了很多香港的著名音乐人,比如黄霑,当年香港是跟着日本歌曲走的,黄霑就坚持原创。内地原创可能是 1992年后才开始的。我已经提早了5年。当时我走得很快,这是我幸运的地方。
 

    1988年程琳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她同时出演了电影《本命年》,这部由姜文主演的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随后她消失在内地的公众视野,出国游学,直到1995年回国。其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她未能回国尽孝。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她被主流媒体禁播,直到2000年。

    口口:当时很多歌手都是唱而优则演,比如成方圆、关牧村、毛阿敏。你也出演了电影《本命年》。

    程琳:我和她们演电影完全不同。当年我们的朋友都是音乐、电影界的,因为侯德建喜欢电影,他做过很多电影配乐。姜文、冯小刚等都是好朋友。有一天姜文问我敢不敢拍电影?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后来他真的说了谢飞的《本命年》。当时很多人劝我别拍,韦唯劝我别砸在电影上,因为很多女歌手都主演过电影,好象都有点遗憾。我说没事儿,因为姜文说我在中场出现,那是姜文贯穿的电影,我说不会拍一部砸他的电影。我在里面演歌手,很本色,本来我和姜文就挺熟的,拍电影就跟玩似的,觉得很简单。那也是我当年的心态。

    口口:1989年你出国后和内地绝缘,1995年回国后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程琳:是人的状态,还有就是原创已经是内地歌坛的核心运作机制了,口水歌的专辑没有了,大家都在进步。我记得刚回来我见到李宗盛,我就象在我出国前叫他小李,那时候我在香港做专辑,他还是在学习阶段,我们都叫他小李。可1995年他已经成长为三地最火的音乐人了,写了很多好歌。当时周围很多人都惊讶,你怎么可能叫李宗盛叫小李,那可是大师啊!还有冯小刚,他也已经成为真正的电影导演,现在我和他包括徐帆都常联络,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在一个孤儿院领养的孩子。他们变成大腕了,大家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而我还是在做自己的音乐,就是变成了一个年纪不大的过气老歌手了。

    口口:对于从当年的火爆到现在的平淡,你有压力和遗憾吗?

    程琳:我还是没有压力,我从来都没有危机感。因为我不忌讳这个过气老歌手的称呼,这是现实,流行歌坛就是潮来潮往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只要我是歌手、我还在创作就满足了,很多高不成、低不就的自我尴尬我没有。我不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和要求自己。我现在首先是唱自己的音乐,和最棒的音乐人,和文化背景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这是我回国后坚持的原则。一个人是要需要两大部分来支撑自己的,一是物质,二是精神。音乐就是支撑我精神的物质载体。我最近写的新歌《比金更重》,就是说人有更多比物质指数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精神。现在让我的音乐立足的就是东方文化,美国的很多音乐制作大腕和我合作,也正是看重了我的音乐作品中的东方灵魂。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这是我的人生遗憾。他对我说的唱歌不管唱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到二胡,我现在每天还练习。我和高晓松也是好朋友,我们经常通过网络视频聊天,他在美国,我在北京拉二胡,他对我说:“有信仰的和尚念经不过每天念那么一会儿,你每天却要把二胡拉上几个小时。”其实,二胡这样的东方音乐已经融到我的血液里,成为一种信仰,那七个音符就是最美的天使,永远变化出不同的音乐,有一种灵魂。你看周杰伦等也都把东方元素作为专辑的卖点,王力宏还在学二胡,新专辑也是东方文化的卖点,不过他现在的岁数学这个已经太晚了。

    口口:你最感谢的人除了父亲,还有哪些人觉得是重要的?

    程琳:中央台的孟欣导演算一位。我这人很简单,回国后我还在做音乐也不象其他人做做买卖。可能是因为侯德建的原因,很多电视台不让我出镜,北京有次举办世界妇女大会的晚会,我都化好妆了,最后还是没让我上。这对于歌手这个职业而言,是一种压力。最终让我解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导演孟欣,她请我上晚会有人说程琳不能上,她反问这是谁说的?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规定吗?有的话就给我拿来,要是没有的话,程琳就可以上。正是因为她的魄力,我是在2000年才在中央电视台等内地电视上亮相的。更多的观众才能看到我的很多新作品。这也许就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不过已经过去了,历史毕竟是历史,但时间又是最好的证人,而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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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9-09-06   
龙的传人 -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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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光头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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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9-09-06   
卡拉,你把这古董拉出来晒,钩起我想听听他的歌的欲望。找找吧,不过他的那首《龙的传人》是满不错的。
卡拉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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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9-09-06   
侯德健 李建复 《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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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9-09-06   
侯德建的分量:为何被海峡两岸共同“遗忘”?
来源: 《世界企业家》

  世界企业家:侯德健 性别:男 出生年月:05.02 星座:金牛座 血型:O型 身高:164cm 籍贯:台湾 作品:《三十以后才明白》《记忆的声音》《捉泥鳅》《龙的传人》 台湾著名的老歌手,写下一首首脍炙人口歌。

  侯德健祖籍四川,1956年出生于台湾,从小在身为国军老兵父亲的“咱们是四川人不是台湾人”的教育中长大,他在《归去来兮》中唱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归去来兮,青春将芜……”就表明了他对大陆思念的急迫。

  侯德健在大陆流行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尴尬的。他定居大陆时提出三个条件,“不公开”、“不接触官方”、“找到亲属”,事实上只有第三个条件完好地执行。1945年后台与大陆一直互为敌对,侯德健的到来成为官方文章的极好素材,“不公开”是不可能的;在泛政治化的环境下,不接触官方是不可能的。但这反映出他与大陆音乐界不同的文化观念,书生气十足。

  侯德健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侯德健不是作为大陆肌体上的音乐文化现象出现的,而是一种异质文化在政治利用下在大陆的超常发展。侯德健来自当时流行音乐文化较为发达的台湾,因为特殊的身份,他成为官方的座上宾,在各方面都可以享受到特殊的照顾。侯德健进入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总监,带来了可以真正编曲的电子合成器,当时不少的音乐家(如大名鼎鼎的郭峰、毕晓世、黑子)都是从他那里学的合成器;顺利成立了“花果山”乐队(主要成员王彦军、郭峰、藏云飞等以后都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主力人物);传授电声乐队即兴演奏方法、录音技术。侯德健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流行音乐人的成长。 1983年,由“花果山”乐队领衔的“东方之夜”晚会创下了在全国巡回演出百场的纪录。另外,他还帮助程琳以《熊猫咪咪》、《新鞋子旧鞋子》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流行歌坛的骄傲。

  侯德健这个名字之所以有分量,还因为:

  侯德健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不同的音乐,现代和声,电声乐器,清新的非学院化的嗓音。1983年的中国流行歌坛还在《姿三四郎》、《什锦菜》、《北国之春》的外国歌曲模仿中度日;1984年流行的《妈妈的吻》、《踏浪》也脱不了“抒情通俗民歌”的套路,传统民族音阶加中西混合乐队随腔伴奏还是主要的音乐形态……

  侯德健还给大陆的流行歌曲在歌词上提高了一个标准,就是对人内心奇妙触摸的文学性(人家毕竟是中文科班出身)和对一切保持警惕的批判性。在当时大陆流行歌曲狭窄的“思乡”、“想亲人”、“歌唱青春时光”的主题中制造出文学性来是困难的,而文人的批判色彩更是奢望。这种情况一直到1986年崔健横空出世的《一无所有》才有所改观——而崔健得以崭露头角,也可以说是和侯德健不遗余力推广流行音乐理念分不开的。

  这反映在他在北京出版的两张专辑:《侯德健歌曲精选》和《三十以后才明白》。大陆听众终于有幸在清一色的“让世界充满爱”(不是说此歌不好,而是说流行歌曲只有一种风貌是奇怪的)中听到《未来的主人公》、《喂,老张》、《一样的》等不一样的声音。

  同样如日中天的、同样书生意气的侯德健,因政治原因,在1990年之后写的歌只好署上朋友的名字。1992年侯德健移民新西兰,研究易经。1998返台时,他已是以易学大师身份出现,与音乐没什么联系了。

  包括曾被台当局力推的《龙的传人》等侯德健的歌曲,早在1982年就被台湾禁止传播,这些音乐仅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之中。侯德健在两地最终都以政治敏感人物的形象出现,这对一个大众流行文化人物来说是致命的。于是,侯德健这个在大陆和台湾都有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的音乐人,最终告别了音乐;他的贡献、地位,和他的音乐一起,也被海峡两岸共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1989年5月,侯德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与另外3人发起绝食,即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被称为“四君子”。六四事件后于1990年被大陆驱逐出境,由福州经公海转渔船回返台湾;他在苏澳上岸后向台湾政府自首,结果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而非叛国罪)被判刑三个月,但没有坐上一天的牢。回台湾后,他将自己在大陆的创作结集出书,书名叫《祸头子正传》,另外还出一张同名的歌曲专辑。

  在1992年移民纽西兰后,他开始研究《易经》。

  1994年侯德建出了一本书《2001大终结》,指出1995年两岸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之后就会越来越紧张;到了2001年,分立在海峡两岸的两面旗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会有一面旗帜的政权倒下(中国国民党果然在2000年选举中输掉总统宝座,在2001年立法院选举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此外,该书中也提到台湾在1999年会发生无可避免的天灾(果然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 。同时,他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并且和华纳兄弟及台湾技术最好的动画制作公司合作,正在制作一部电脑动画片《白蛇传》,由他亲自担任制片、编剧和创意总监。

  悲天悯人的侯德健在短短的10年间,历经台北和北京的两次“学运”,他对国家民族的全身心的关怀可从他的“龙的传人”(在台北作)和“龙的传人续篇”(在大陆作),再到“歌词·一九八三”中可看出他内心忧国忧民的悲天悯人情结!正如他写的“成也不是 败也不是,黑也不是 白也不是,何苦如此 斤斤两两 患得患失”,再到“站在不同的立场 望着相同的方向,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经不多,关于我从何处来 要往那哪里去,关于可去不可去 能来不能来,关于有与没有 以及够与不够,关于爱与不爱 以及该与不该”,所以他创作了“三十以后才明白”,其实就算他明白了,他还是不甘心。正如他写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把所有的栏杆拍遍

  只是不知道 那究竟要等到

  哪一年

  哪一月

  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图片:5ab59a3f.jpg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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