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和友人聊天。
他是个小家伙，属于我不屑的八零后，俩人经常话不投机半句多。出于工作需要，我还非得跟他不时拧巴着，因为他是最早采访我的媒体记者。
由于年龄关系，我俩经常有代沟。俩人聊到孩童教育，聊到以巴冲突的时候，经常会口沫横飞互相掐架，情急之处他避免争吵的唯一办法就是：“换话题。”
昨晚，在他第五次说换话题的时候，我实在是想不起说啥了，幽幽来一句：“现在真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了。。。。。。”他哈哈大笑。
我说，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挺好笑，也很古怪，但我要告诉你，这世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不着颜色地改变着。我小时候，学校是平房。冬天里，房外的瓦片上会挂着粗粗的冰凌，透明又长，尖得可以杀人，化了以后都找不到凶器的那种。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路面会有冰花，走路得小心，那时候穿着老棉鞋老棉裤，里面有毛裤和棉毛裤，腿重得走到学校就喘大气，做操的时候没法蹲。
那时候的树叶上经常挂霜，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雾的味道。
现在，这样的岁月已经没有了。我很难在上海看见冰凌，地面也没有薄冰，我经常里面穿一件衬衫，外面罩着羊绒大衣就出门，腿上就一条牛仔裤。
他问，你小时候下大雪吗？
我说，经常。
有一年，正赶我期末考试。早上起来，窗外我都不认识了，对面的房屋都埋在雪里，到处白雪皑皑，没路没行人没脚印没天没地的。我那比后娘还野蛮的亲娘硬是把我给武装到牙齿后，撵我出门参加考试。要是现在，碰上这么大的雪，你要我撵我儿子去考试，我肯定说，去你大爷的。一次考试有甚了得？不考对我一生有什么影响？除了现在能写篇回忆录发给合肥晚报换点小钱花花。
我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的出门。正常情况下15分钟能走到的距离，我走了五十分钟，心里那个着急啊！小孩子，印象里可能都不超过三年级，一脚踩下去，雪都快到腰了，老怕考试迟到，又没有表，估摸着开考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就那样还不屈不挠地往学校赶，路过一条平日里能见的小地沟的时候那天看不见，棉鞋一脚插进去，鞋子湿透。
赶到学校，教室里大约只到了一半的学生，本来眼泪巴叉的，居然能够破涕为笑，从小就知道只要后面还有人，自己就不是最糟糕的。老师也无比和蔼，赶紧把我迎进教室，替我掸干净雪，发张考卷让我坐下。
那天发现，天下所有的娘都是后娘，陆陆续续的，孩子们居然都到了，哪怕迟到一个小时。一个一个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还使劲捏着笔写呢！
别的印象都不记得了，就记得写俩字就要对着手呵口热气，不然捏不住笔。那时候的孩子不似现在那么幸福，屋子里没空调，砖头密封也不好，屋里屋外没温差。
那天考试不限制时间，你爱考多久考多久，因为老师也记不住谁先来后到，考完交卷就赶紧回家。
回家又走一个小时，不过回去的时候，路上已经有很多脚印了，路况开始了然，只是雪变成冰，蹭得晶莹，阳光一照，炫目地亮，眼晃得睁不开。等我长大了才知道还有雪盲这一说，雪地里非得戴着护目镜。我一路跟熊猫似的连滚带爬鼻青脸肿回去。
回去以后，妈妈帮着脱裤子，从鞋子到外裤到棉裤到毛线裤到棉毛裤，全部湿透。小小的身体不晓得哪来的能量能坚持着考完还一路走回。
那天捂在被窝里，塞了好大一个热水袋，到下午五点才捂热回来，脚趾头都不是自己的，手上还长会流水的冻疮，遇热痛痒难当。
我们有多少年不长冻疮了？
回想起来，我一点不怀疑草原小姐妹故事的真实性。那时候的孩子是多么老实和淳朴啊！风大雨大都阻挡不住我们好学的脚步。那年代也没有人性不人性一说，只知道学习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事。当然，那时候的无产阶级工作者们，也这样对待他们的工作。
所以说，时代就这样不着颜色地进步了。
我们现在再也不会让孩子们冒任何危险去学习。台风来了，连大人都有台风假。
我们不再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们更多的是提倡休息，娱乐，劳逸结合。掐指一算，一年休假的时间有三分之一强。休息是好事，能拉动GDP，只要消费着，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只是在不同的战线上。
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是实现自我价值。
他沉默良久，说：是的。
我于是笑了，说，话说，全球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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