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兆4千亿美元的疑问
原载：2008年1月《批判与再造》51期
作者：法罗斯（JAMES FALLOWS） 译者：张 戥
法罗斯（JAMES FALLOWS）是美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长期撰稿人，著述颇丰，在美国夙负文名，对经济、科技、美国军事政策等领域皆有造诣。1977-78年，担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所著《国防》（National Defense ，1981)一书获美国国家好书奖，1994年出版研究东亚经济的专著《注视太阳：新东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崛起》（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备受多方赞誉，近着有《盲目入侵巴格达》（Blind into Baghdad: America's War in Iraq ，2006)。本文原文“The $1.4 Trillion Question”，发表于《大西洋月刊》2008年1月号，我们虽不赞同文中的某些看法，但作者点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不合理处与中美关系的潜在危机，却有助于了解客观存在的事实，爰予全文译出。——编者
中国人在补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把他们当浑人？还是他们耍我们？斯帝芬˙许华兹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许自知在美国的形象有问题。他是黑石集团（ Blackstone Group）的执行长和创建元老，去年春天，花了三百万美元为自己60岁生日举行庆祝会，之后不久，他在自己公司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时赚了数亿美元，并找到聪明的方法避税。这比起他在中国给人的观感算不了什么。他和他的公司在中国出奇地有名，部落格（blogs）、报纸和电视谈话节目常提到他。许华兹曼在美国令人嫌恶是因贪婪—— 一种我们很轻易原谅并忘掉的罪恶，而他在中国则被怀疑拐骗了中国普通百姓的辛苦钱。
去年六月，中国投资黑石公司，美国新闻界赞为精明老练之举。美国政府老向中国说教，要中国在运用新增的财富时做个国际间“有责任感的利害关系人”（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件事看来正合美国心意。中国政府投入三十亿美元的国家储金到美国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买了8%首次公开发行、没有投票权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入伙当红的西方公司，没有引起政治疑惧。日本人与沙特阿拉伯人在暴富时期招摇摆阔买下西方著名厂牌及指标性房地产，惹来愤怒与嫉妒，中国人与他们的差异显而易见。
六个月后，这项投资看来就不那么精明了，至少就理财而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飙升期间，中国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账面上竟损失了十亿美元。我最近曾在两所大学演讲，学生都指出，许华兹曼是共和党的大金主，一位复旦大学学生知道一个我没听闻过的细节：2007年布什总统参加共和党全国募款委员会，地点是在许华兹曼位于曼哈顿的住所（要是这位学生知道，许华兹曼在耶鲁大学比布什低一届，而且曾是骷髅社团（Skull and Bones）的成员，想想看他会怎么说？），这整套的计谋难道不是拿中国人民的钱去送给美国总统的密友吗？
黑石公司的案例在个人细节方面令人血脉贲张，但它也是个具体而微的明显症状，表现了中、美关系较深层、较不公开且有可能更具破坏性的矛盾对立。中国百姓一直在补贴的不单是许华兹曼的公司，而是每一个美国人。
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已四分之一世纪，领导人一直刻意压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巨额贸易盈余 的真正意义（ 1.4兆美元，每天约增加10亿美元，中国政府大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债券）。实际上，等于在（富有的）美国每个人过去约十年间向（贫穷的）中国某人借了四千美元。这就像许多失衡的经济情况一样，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也因此一定会终结。但结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渐进，有可预见的理由，还是在一阵恐慌中，在未来几年会对美国及中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同的影响，且不说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旁观者。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人过得比他们本来应该过的还好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总消费额大于总生产额，就如美国现在这样。经济学家也会指出，尽管中国的大城市看来耀眼夺目，并且兴起亿万富翁的阶级，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比他们本来能够过的还差得多，意思是指一个国家的消费额只有其生产额的一半，就像中国这样。两国政府都不喜欢别人注意到这种安排，因为这对双方都很方便。对中国来说，它有助于执政当局依其想要的方式引导经济发展，「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与「失控的通货膨胀」两者间本只有一线之隔，这么做也可防止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率造成恶性通膨。就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便宜的iPods、低利率、降低的抵押给付、较轻的税赋。但是由于双方国内的政治紧张，也由于这项经济失衡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增无已，这种安排现在已有难以为继之象。
我在两年半前写了一篇《崩溃在即》（2005年七／八月号），描述一个想象的未来景象：美国房地产暴跌，信用市场摇摇欲坠，吓得中国及其它外国投资人惊恐慌乱，余殃多年不息。真实的世界最近已略有类似的忧虑。过去半年来，中国官方机构的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只不过暗示说，中国可能不再供应这么多钱给美国，竟能在外汇市场引起短暂的恐慌。八月时，有一位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到哈佛进行其部分博士研究的经济研究者何帆，在《中国日报》第三版一篇专栏中表示，假如美元持续下贬，中国可能转移部分资产至较强势的货币。这话并无威胁之意，不过是老生常谈，就像在说市场恐慌期间一大堆人卖出一样。这篇专栏很快就在欧、美激起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说是中国正在考虑其「核爆选项」——出脱美元。
数月后，一位名叫成思危的老共产党政治家〔编按：作者此处有误，成思危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并非中共党员〕表达了与何帆大体相同的看法。七十多岁的成先生是训练有素的化学工程师，并未参与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他话才说完没几个小时，国际汇市便一阵交易频繁，迫使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跌到当时的最低点。第二天中国《南华早报》的头条新闻说：「官员发言使美元缩水」。「高频经济顾问群」（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advisory group）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温柏吉（Carl Weinbergy）对这项市场反应表示惊讶说：「这有点像众议员查理˙蓝吉尔（Charlie Rangel）发表演说，要联邦准备银行升息或降息。」（成先生像蓝吉尔一样，以言论动人闻名，但他不如蓝吉尔有影响力，蓝吉尔毕竟还是众议院财源筹措委员会的主席）。随后的几个星期，「逃离美元」及「信心崩溃」这类用语越来越常出现在金融文章里。等到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十一月说：「我们担心如何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就更助长了人心惶惶。
在美元强势时，下列的（好）事全来了：食物、燃料、进口品、制造品以及其它一切（包括欧洲旅游！）的价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其它一切美国资产都上扬。抵押贷款、卡债及商业借贷的利率下降。税率也可能降低，因为外国借钱给美国会压低挹注国债的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贵了，因此伤害美国的出口。
而美元弱势时，下列（坏）事就会发生：食物、燃料、进口货等等价格都会上涨（也不再有欧洲旅游）。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几乎其它一切美国资产都会下跌。利率升高，税率也可能升高，以弥补挹注国债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便宜了，有助创造就业，并且能提高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公司（加州的酒商、新英格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价值。
美元维持高价已经许多年了 —— 高得很不自然，大部分是因为与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国的生活水平（虽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样的理由一直低得很不自然。为了了解这种情况何以难以为继，经由美元崩盘或其它事件，什么情况又会取而代之，我们来看看这种邪乎的双方正反情况相抵的平衡状态是怎么出现？又是如何发生的？
为何一个穷国家会有这么多钱？1996年，中国的外国资产首次累积到一千亿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中国视此为国家机密，因此所有的数字均来自外界专家的分析）。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艾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所说，到2001年，这金额加倍到约两千亿美元。此后，金额又增加六倍多，远超过一兆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第二位是日本，以官方汇率计，日本经济实力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外国资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俄罗斯。根据现任职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财政部经济学家布雷德˙谢特尔（Brad Seter）的报导，中国持有的美元可能占其外国资产的70%，其余主要是欧元，外加一些日币。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放在保守、获利低的工具，如国库券、联邦债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这类赌注。国库券与债券有美国政府的背书，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于公司债券，过去两年给付的年息是4%到5%，而美元对人民币也贬值了5%到6%，两者大抵相当。
美国人有时（但不常）争论说，如此严重依赖外国政府控制的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辩论再切题不过了，因为美国以前从未这么深地陷于欠一个国家的债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在争论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是否划算？当然，中国官员知道，他们购买股票就支撑了美国的401(k)退休基金的价值，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他们购买美国债券亦复如此 —— 加上让美国政府花钱却不必增税。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舒莫士（Lawrence Summers）去年在上海告诉我说：「从远处看，这种情况至少也透着蹊跷。」他提到的怪现象就是，一个有那么多的需求尚未满足的国家，竟会让「这笔一兆美金的钱从年富力强的地方流到一个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这事还不仅蹊跷。有些中国人富了，但要够资格成为充分发展的国家，整个中国在许多方面尚匮乏到令人难以置信。上海与华盛顿的气候相若，那里的公立学校却没有暖气，天气冷的时候走进教室，你会看见40个学生穿着冬天的夹克，呼吸冒着白气。北京气候更像波士顿，在冬天夜晚，数千人沿着交通要道群聚在路边，耐着性子久候公交车，然后争相抢入拥挤不堪的车厢，还要卡在塞车的路上好几小时，这些供展示的都市都还这样！在甘肃省乡下，我曾看见18个初中女生共享一间宿舍房间，像沙丁鱼一样并排睡着。
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健全的医疗、更干净的空气和水、更完备的都市下水道 ——随你点个项目，这项目要是没跟工厂—出口经济搭上边，中国不是还没有，就是不足。就个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情形也一样，大工厂的工人平均现金收入每月约 160美元，农村则只有这个金额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国人都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但却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一直把钱运送给美国？经济学家会描述这个怪现象说，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这听起来令人称羡，但像中国这样搞得太过头，就显出中国是个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协调，而且刻意让人民生活低于应有水平的经济体。相较之下，印度的储蓄率大约25%，表示印度人民消费掉75%他们全体所生产的（经济学初级课程提到：储蓄率是全国产值中用于生产出口品或为得到未来的消费品而储蓄起来用于投资的净额，实际上就是本国人民生产出来而没有花用掉的部份）。以韩国与日本来说，储蓄率往往维持在百分之二十好几到35%左右的高水平。近来，美国的储蓄率有时会低于零，也就是说美国经由进口外国商品消费了超过国内生产的东西。
中国的储蓄率徘徊在50%上下，这可能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一般家庭储存其收入的一半，虽然个人储蓄率在中国也是非常高的。很多的中国国民收入以外国资产的方式「储存」起来，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直到现在，大部份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因为经济增长快速，即使消费水平受到压制，仍让大部分人一年比一年有钱。
然而，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仅只描述了状况，却没有提供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得支持这么一个政策：从自己国内的穷人手中，取走这么多钱去给美国？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明明知道美元对人民币实际上已肯定会持续贬值，还甘愿把这么多财物换成美金？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需求甚殷，却有那么多他们赚得的收入不允许享用，人民对此还能忍受多久？中国政府在提供廉价的资金给美国的屋主时，并未明显打算要勒紧自己人民的裤带。但事实却是如此，这直接导因于中国政府曾作过的一些明确的选择 ——特别是其中的两项。这两者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已大幅开放，但对至关紧要的部份政府仍维持管控。解释这种情形最便捷的方法也许是，追寻一块美元从美国某位顾客手中到中国的一家工厂，然后再转回到美国中期公债（T-note）拍卖场的历程。
一美元的历程譬如你在美国便利商场（CVS）买了一支30美元的「口福B」（Oral-B）电动牙刷，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中国看过一家可能制造这种牙刷的工厂。这30美元绝大部分会留在美国的销售通路商与「口福B」公司本身的手中，最终只有3美元左右 （这是小消费品的平均百分比）会回流到中国南方。
这家中国代工工厂最初都用美元向「 口福B」公司报价：X百万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们需要人民币 —— 每月付1,200元人民币（160美元）工资给工人、向中国其它工厂买材料、缴税等。所以企业主拿着美元到当地商业银行（假设是深圳开发银行），提示收据或进货单，证明这些美元是真正交易所得，而非投机买卖的流入款，工厂就换到人民币。
就在此处开始了第一道控制。换成其它主要国家，像深圳开发银行这类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他们所收入的美元，拿到外汇市场换成欧元或日币？直接投资在美国？发放美元贷款？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是在中国的「上缴指令」下，中国银行不能做这类事情，实际上，他们必须把美元当违禁品看待，上缴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给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以当时的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
每天有成千上万笔的交易进行，人民银行的美金疯狂般地累积，说得更精确点，每天超过十亿美元，累积的速度甚至比对美贸易盈余所显示的还要快，因为其它许多国家的客户也是用美金结帐的。
人民银行得设法处里这笔钱，而目前中国的僵硬的指令只容许一项选择：把美金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再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想出把美元存放在最能获利的地方：有些买美国股票、有些换成欧元，而绝大部份则转为没啥意思但安全的美国国库债券。
于是我们的美元又回到美国老家。先是在便利商场花掉，钱转到「口福B」公司，再付给中国南方某工厂，然后在深圳银行换人民币，接着「上缴」人民银行，再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最后到美国国库券拍卖场叫价，随时等着重新注入美国的货币供给再被花掉 ——理想的话，买的还是中国货。
在这过程中，中国百姓从没决定要将这么多钱弄到美国，事实上大部分钱在每一阶段都不由他（她）们支配。这些实际上都是强迫储蓄，是中央政府采取两项重大的基本抉择的结果。
一项就是强行规定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不让人民币像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一样由市场供求的力量决定。这样做明显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中国工厂就会有忙不完的接单生产。这正是美国人在抱怨中国政府操纵世界货币市场时心里所想的。还有许多较不明显的理由。管控货币价值的作法本身也许是比汇率被实际设定的价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许多美国演讲常讨论的汇率而论，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维持巨幅落差，即使人民币大幅上扬，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仍保有价格优势（要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倍，工厂工人每月收入会从160美元涨到320美元，这虽不会让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却足以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活动）。政府一旦决定要阻挠市场驱动的货币兑换率，就必须控制金融体系其它无数的层面，透过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币上缴的规定以及听来同样不妙的「冲销债券」（防止外币交易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
中国政府就是用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工具将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强加在人民身上，虽然非常复杂，但结果是不让全体消费者握有经由出口赚得的购买力。个别的中国人手中的确有很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亿万企业家。但一涉及累积的巨额国际储备金，重要的是，中国整体而言没有怎么花用这些赚来的钱，即使某些中国人挥金如土。
另一个主要决策就是不用更多的钱建造学校和农业研究实验室、清除有毒废料等等，以直接满足中国的需求。这两项决策都起因于中央政府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保持前所未见的增长路线。政府不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认为那样会打断持续不停的经济增长，打乱小心翼翼用高昂代价确立的工厂—出口经济路线。近忧方面，政府担心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价值会飙升，使一些在上海这类高价地区的工厂产品价格贵到没生意可做；远虑方面，他们视不稳定的货币为讨厌的扰乱因素，因为币值波动使一切涉外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很难预计海外的年收入，很难商定契约，很难吸引外资，也很难预计燃料、零件和其它进口货的成本。
另外政府不愿急速增加国内支出，是因为害怕改善一般生活水平后，反而可能强化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贫富间的对立。这个国家已经遍地皆是推土机、拆屋巨球和工程起重机，这全都为了让制造机器不断快速运行。此刻若想多搞些建设，例如盖污水处理厂，这会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或采用烟囱刷洗机以及相关的去污技术，开始处理中国越来越该负责的世界污染，但这么做就可能促使物价上涨，增强通货膨胀，从而降低大部分工人本已很小的购买力。食品价格一直上涨，快得造成暴动。去年十一月，重庆有一间大型家乐福卖场提供每瓶色拉油20%（11元人民币，或1.48美元）的折扣，限时热卖，抢购人群互相践踏造成3死31伤。
这就是中国达成的交易，或者不如说是领导人强加在人民身上的交易。他们一直创造新的工厂工作，从而缓解中国本身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乡下穷人制造机会。中国人会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不如他们应该能过的那么好。他们也会被保护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大灾难，恶性通货膨胀可能让中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付出的代价是，中国政府把大量的国家财富换成在美国的账面资产，从而防止美元挤兑，支撑中美关系，让大笔大笔的美元现钞洪水般倒流回美国人手中，供他们继续花用。
中国人的希望会有的际遇中国民众开始察觉到他们的政府正坐在一大堆钱上面 —— 这些钱并没有直接用来帮助中国，这些钱放在黑石公司这类的对外投资绩效不良，这些钱投在不住下跌的美元上。中国把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往外送，而国内的需求却未得解决，部落客和新闻评论员已经开始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民间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证明国外投资的收益要抵得上中国的牺牲，而对得不偿失的赌注也有越来越大的民愤在酝酿。（中国政府虽然不容许普选，但他们通常设法尽量降低民众的不满。）民众开始像很挑剔的客户，要求投资顾问给他们更好的收益，更少的风险。
这就是楼继伟和高西庆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大于美国人习见的外国人所曾发挥过的作用。年近60的楼继伟是资深共产党官员，现担任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C）董事长，该公司负责寻求有创意的方法，让中国至少二千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增值。他在党内有影响力，但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因而金融界的注意力都转向「中国投资公司」（CIC）的总经理高西庆。
高西庆二十年前从杜克法律学院（Duke Law School）毕业以后，成为第一个通过纽约州律师考试的中国公民。在纽约默基˙罗斯（Mudge Rose）法律公司（尼克松的旧公司）当了几年合伙人后，1988年他回到中国，教授证券法规，并帮助发展新成立的中国股票市场。以当地民情来说，他算很时髦，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经济会议里，其它演说者都穿着古板的黑西装，唯独他穿苏格兰粗花尼夹克和黑色高翻领毛衣，手上带着铁人款式（Ironman -style）多功能的运动手表，看起来很适合他五十来岁的年龄。
在罗、高两人的领导下，CIC开始投资黑石公司便声名大噪——是恶名而不是好名。现在许多人表示，只要该公司肯采取更谨慎小心的投资方式便足以为戒。实际上，去年年终该公司正表达了此意，新闻说他们下一轮投资会支持一些信用出问题的本国银行。看起来他们正在研究胆大而心细的方法来管理巨额款项。大约CIC 正进行与黑石公司的交易时，公司领导与干部也在走一条现代金融市场上的灾难之路。他们雇用麦肯锡（Mckinsey）国际谘商公司撰写CIC的公司组织和投资原则的机密报告，他们也雇用卜日˙艾伦˙汉米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准备类似的报告，以供他们参考比较，还有另外一家陶尔斯˙培林（Towers Perrin）谘商公司则提供建议，特别是关于人事与薪资方面。CIC的领导人另委托研究他国大型的国营投资基金 —— 例如在挪威、新加坡、海湾国家与阿拉斯加等 —— 看看那一种方法可行，那种不可行。他们对美国最有钱的大学管理捐款的方式很感兴趣，耶鲁大学投资主管史文森主导学校捐款保值并快速增值，CIC订购好几本戴维˙史文森（David Swensen）所著的《投资组合的前卫管理》。去年夏天CIC组团到耶鲁大学及杜克法律学院及其它大学作长期的学术访问。
高西庆和其它的官员都避免公开讨论他们的计划，他在北京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假如你事先告诉人们你要怎么干，在市场体制里你就没得玩了。我只能说，我们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我们会是负责任的投资者。」他好几次强调，CIC要学的还很多：「我们是刚出道的小孩，由于媒体的注意，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 —— 我们现在已经下水（under water）了。」「下水」（under water）一词听来像地道的英语「落难」之意，这显然是指投资黑石公司失利之事。
其它熟悉CIC的人也说，公司的干部越来越明白他们所面临的不寻常问题。例如，任何投资团队都必须对外部的监督者负责，而CIC得要有手腕既对共产党领导负责，又不一味顺从党的头头偏好的投资选项。如何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要到世界市场争取金融经理赶快找齐干部来管理CIC快速累积的资产吗？但许多国际金融专业经理人价码高，中文又不好，而且不愿意搬到北京，或是能有时间好整以暇地培养国内的干部吗？
CIC正盘算他们自己的未来之际，外界也想搞清楚会继续管理许多中国资产的CIC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谁都看得出来，两机构的出发点都在避开风险，别再有「黑石」，别再有「中海石—乌龙壳」（CNOOC-Unocals）事件。（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CNOOC〕想买下总部设于美国的乌龙壳公司，遭到美国政坛强烈反对，这项交易就打消了。）一位CIC的内部人士说，公司干部最近看见Lou Dobbs〔编按：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节目〕批评「共产党中国」，对他们的投资在美国可能遭到的政治不满感到震惊。基于上述原因，中国领导阶层，如另一人所说：「极其愿意由其它人带头，跟随其后，不是为仿效学习」，而是尽可能充当不招摇的小合伙人。他们暂时会追随别人的领导，也就是说，CIC在以巨大的国际金融投资者初展身手时会韬光养晦。
布雷德˙谢特尔（Brad Setser）最近所作的分析表示，尽管有这样那样放弃美元的说法，中国仍照旧将大部分钱财换成美元持有，约占国外收入的65%到70%。CLSA金融公司的安迪˙鲁士曼（Andy Rothman）告诉我说：「政治上，他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放出对美元失去信心的讯号。」那样会导致人民币急速上升，从而伤害中国的出口商，更不用说会损及中国现存的庞大美元资产。
问题是这些以及其它外国观察家只能揣度中国的目的，而无法确知，如鲁士曼所述：「其意图与目标的晦暗不明总是遭人物议」。去年的小小恐慌造成重大影响，完全是因为没人能确定「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会改弦更张。
不确定性部分源自对中国金融的新领导阶层的经历所知有限。有一位美国金融业者向我指出：「主其事者（楼继伟）从未买过一张股票、一部车、一栋房子。」另一个金融业者说，他见了一些CIC干部之后，「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是非常老练的人。」但是他继续说，就专业角度而言，他们之中没有一人经历过上一代的金融危机：1987年美国的市场崩盘，1990年代的「亚洲流感」（译者按：SARS），其后不久网络经济的泡沫化。中国经济曾受到所有这些剧变的影响，但是高西庆这一类人从未经受这些金融教训的洗礼，由于他们身处中国的体制中，免遭了这些金融危机。
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金融的领导阶层即使遭CNN的Lou Dobbs节目甩了耳光，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别国对中国的金融意图可能有多么疑虑重重，有的疑虑合乎情理，有的则未必。不合情理的疑虑是对一个新兴强权的所有意图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两国都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业者告诉我：「他们该明白，却未明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当成有政治涵义，不管他们买什么，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成“中国公司”所为。」
合情理的疑虑则又是透明度的问题。中国去年有两次以非金融的方式展现了不透明的政策造成的风波。去年一月，中国军方故意用飞弹打下一枚自己的人造卫星，洒满碎片在卫星轨道上，此次演练大大惊动美国军方，因为它似乎对美国一些重要的太空侦测器隐含威胁，有好几天中国政府对这项试射不发一语，甚至到将近一年后，外国分析家仍在辩论，到底此举是因误会而故意挑衅，还是军方的随兴发挥？十一月时，中国拒绝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在香港进行感恩节例行停靠，即使许多海军家属都已经抵达香港等着全家团圆。这两件事从最不祥的的层面来看，是外界无法真正确定中国领导阶层心里在想什么，是故意嘲弄对方还是要展现力量？是领导阶层派系内斗的结果？或只是错估形势？由于缺乏清楚的官方说法，没人真正看懂，许多人就朝最坏的方向去想。
所以在金融方面也可能如此，除非中国随其富裕变得更透明，中国官员说他们将朝这方向迈进，但他们不急于一时。去年秋天，艾德温˙杜鲁门（Edwin Truman）准备了一份数十个「国家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像「国家外汇管理局」与CIC这类国营投资基金，管理优良程度的评量表。他比较了新加坡、南韩、挪威及其它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构、开放程度及相关性质排列等级，结果中国的基金排在倒数第三 —— 只比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罗斯、科威特还差，中国在「管理」这一类别得零分，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与负责任」这一项，只有半分。
外国人（一般中国人也一样）无法确知，在中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投资决策背后，掺杂了政治与纯经济动机的东西是什么。两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西雅图时，宣布了一项波音客机的巨额采购，去年年末法国新总统沙克吉访问中国时，胡锦涛宣布了甚至更大的金额采购空中巴士。中国每一笔飞机采购都既是政治也是商业的决策。布雷德˙谢特尔说，中国政府当时可能认为，投资黑石公司会让他们在下一轮与美国的谈判时获得「赞誉」，正如他们之前为了获得赞誉而选择波音客机。这是转回到过去以阴谋论揣测苏联作为的克里姆林宫学，想以此思维洞悉中国的投资策略。
金钱之所至，其它权势亦随之而至。在戈尔巴乔夫反思当年经济破产对拖垮苏维埃帝国的作用时，只要问问他，便知此理。虽然日本的庞大财力尚未令他们成为外交要角，虽然中国至今仍回避而不是抓住机会去影响其国境以外的诸多事件，但是时间与金钱能改变这情况。中国军队即使在台湾海峡也还不足以直接挑战美国，而这情况亦能改变。
恐怖平衡我们且把外国对中国富强的恐惧推想到合理的极致。美国与中国对贸易、外交政策、环境等问题时生龃龉，有一天分歧可能恶化，台湾、西藏、北韩、伊朗 —— 可能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台湾总是排名第一。也许中国在境内镇压暴动，也许发生其它意外事件，例如9年前美国轰炸贝尔格勒中国大使馆，在中国，人人依旧相信那是故意的，在美国，没有一个心思谨慎的人曾提到这点。
无论何种挑衅，中国都会考虑他们拥有的杠杆力量和武器，从中找出最强的一种—— 一种别国无法运用的。少了中国每天数十亿美元，美国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或不能挽救美元于崩盘。
中国人会用这项武器吗？合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们也会严重伤害到自己。他们多年的国家储蓄就是以同一种会被他们摧毁的美元持有的，一旦发生抛售恐慌，他们只能收回狂跌前价值的一小部份，此外，他们的工厂制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户来消费的。
但是这种安定人心的回答实际上是令人心惊胆颤的。劳伦斯˙舒莫士（Lawrence Summers）把现今这种安排称作「金融恐怖平衡」，并说它的缺点如同冷战时期的「保证相互毁灭」。当时的信念就是，美国与苏联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击对方，因为反过来自己也会被对方毁灭。稍夸张一点，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应用此类说法。中国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馈给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干，他们自己持有的美元也会全毁。只要这种逻辑站得住，这样的体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了，我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情形会把这种逻辑戳一个大洞？不见得要为台湾的未来而发生殊死斗争，才有此忧。只要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够了。成思危发表另一篇演说 —— 也许是响应CNN的Lou Dobbs节目的挑衅。石油经济体不再以美元购货而改用欧元计价的谣言。有外泄的暗示说，中国政府希望买下英特尔（Intel）公司，结果惹来美国国会愤怒的谴责，传出中国不参加下一次美国国库券拍卖会的消息。世界悲剧的造成，起因于误判的次数绝不亚于起因于敌意的次数。
或是各个方面被压抑的政治对立也会惹祸。中国的不均衡增长 —— 出口挂帅，学校教育滞后，环保滞后，其它一切都滞后 —— 使得国家越富裕，社会就越不稳定；同时，中国的扩展打乱世界其它各地的工业，引起紧张；中国每星期注入美国数十亿美元，反而令人惊诧地让美国更难而非更容易面对他们自己的结构问题。有一天，维系这局面的绳子断了。假设CIC又下了一个糟糕的赌注 —— 不是另一个黑石公司，而是另一个世界通讯（WorldCom）公司，数十亿美元的中国资产打水漂，无法捞回了，他们就得找兴师问罪的对象，而美国这边也已准备随时要对中国还以颜色。
于是，震撼来临。这必然造成大灾难吗？没人能知道，知道也太迟了。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爱斯瓦˙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关于金融不平衡的论文中写道，中美关系里要问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灵活弹性，承受住国内或国外强大的震撼，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内含的矛盾实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当今美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变动剧烈，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因而有好一会了我们仍不在意。但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都知道，真正的经济混乱会有多大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上一世纪他们国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国人想象不到悲惨的局面，已浑浑噩噩陷在一种由中国提供低利美元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政策设计中，在这种政策持续的期间，生活是舒适的，这可能会再持续一阵子，但不会太久了。
多年前，中国人若选择慢一些但较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便可避开现在的各种压力。假如他们重来一次，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会选择完全相同的路子 —— 他们已大有所获，包括那些只要政府选择要花用就能动支的资产，他们可用来做过去当做而未做的事。我不信美国会一样，他们本来可能选择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赖中国的补贴，多靠自己的现金支付。但现在提这些想法已经有点迟了，唯有自食其果，准备好对付在我们自找的道路尽头碰上的事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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