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
——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许允仁
在我的研究生的一再推荐下，看了最近的贺岁片《集结号》。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贺岁片都是娱乐性的喜剧，而这次的却是充满教育寓意的正剧。当然，连在每天的《新闻联播》中都党旗飞舞，热衷于向人民推出各种道德楷模的精神氛围下，贺岁片由喜剧变成正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这部电影虽然也是央视竭力推介的主旋律影片，却和以往的主旋律艺术不同，它拍得很好看，同时，揭示了一些以往的艺术所不敢触及的新东西。
看了电影之后，果然感触良多，以致于产生了暂停手上正在从事的研究，来写这篇影评的冲动。不过，就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们在一部《红楼梦》中看到的只是他们自己想要见到的东西，我从《集结号》中看到的也正是自己在当下的研究中所关切的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人们通常称之为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1]的，由党国体制治理的社会，究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的精神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及在这样的社会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每个个体在精神上和人格上相应地完成怎样的成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整个社会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上却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和紊乱之中。执政党内当下的主流思潮倾向于认为，弥合这种分裂，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向应该是，不断地回溯到执政党早期的艰苦岁月，从而从党创建之初的政治信念和道德热情中去汲取精神力量，然后，用这种精神来教化整个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路向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我们的文化空间中，原先早已沉寂的“红色经典”重新开始热播，各种“红色记忆”被再度挖掘，新一代主旋律艺术家们则顺势创造了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这样的“新红色艺术”，试图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下，重现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时的艰难经历。《集结号》正是从这股艺术思潮中涌现的，同时，又将这股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相对而言，它在审美品味上更为现代和更加纯正，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也更有深度，在这一系列艺术作品中，惟有《集结号》才真正触摸到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灵魂，揭示了极权社会得以构成的精神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集结号》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红色艺术”在我们这个后极权时代的新经典。
《集结号》继承了“红色艺术”的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并试图在某种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对其加以重建。对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提供某种文化样式，来帮助个体给自我的生命赋予某种终结意义。一般而言，一种宗教或道德文化，总是通过为个体的自我人格和某个他者人格之间规定某种规范性关系的方式，来倡导一种带有终极性的精神价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过确立我与神的关系，即在自我人格对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的确信、仰慕和顺服中，来规定自我生命的终极价值的。[2]
而在一个由党以一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会中，“我与神”的关系被“我与党”的关系替代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儿的“我与党”的关系，不是指外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内在的精神关系。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导引个体自觉地去建立“我和党”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并且将这种关系看作是赋予自我的生命以终极意义的神圣性关系。[3]
在一个源远流长的红色艺术的传统中，我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被比喻为一个丧失了家园的孤苦无依、颠沛流离的幼儿，重新回到慈爱母亲的温暖怀抱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的标题中所说的“孤儿-母亲”关系。[4]表现这一主题的颂歌，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构成了主旋律艺术的最强音。
《集结号》的艺术震撼力首先源于对这一传统主题的继承。电影是通过一个军事片中常见的情节展开的，连长谷子地奉团长之命，率领全连仅剩的47个战士，在旧窑场阵地打阻击，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最后，除谷子地外全部战死。在这部1小时50分钟的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观众们都会觉得它表现的是一个一般主旋律战争片中司空见惯的主题，通过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英勇来说明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和歌颂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但是，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发现上述主题只是表层的，《集结号》的真正的艺术力量来自于它对这一表层主题之下的另一更深主题的发掘。
和以往的主旋律战争片不同的是，《集结号》接下来出乎意料地告诉我们，谷子地和他部下如此英勇的献身行为，却没有得到组织上的承认，团里只是冷漠地将他们当作失踪者处理了。于是，在电影的下半部中，谷子地走上了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失散的组织的漫长历程。仗只打了几个小时，寻求组织认同的努力却进行了整整八年。正是在谷子地颠沛流离，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来寻求组织对自己的理解的过程中，一个对党忠贞不渝的儿子，经过漫长的精神流放，重新回归母亲怀抱的主题被展示出来。
这时，回过头去看，前面的那些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战士的英勇行为，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正是由于战士们是如此的朴质和勇敢无私，组织的冷漠似乎变得更为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切最终只是为了突显和证明，谷子地如孤儿渴望母亲怀抱般的对组织的需要。只有通过常人无法承受的误解、屈辱和疏离的试炼，才能显现出谷子地这个党的儿子，对组织的无以伦比的赤胆忠诚。《集结号》试图向我们昭示的是，和勇敢相比，这种忠诚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品格，而正是由于无数儿女的这种忠诚，党才获得了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然而，和传统的红色艺术相比，《集结号》的创新表现在它力图在一种新的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来重建我和党之间的这种“孤儿–母亲”式的精神联系。在影片中没有任何显白的对党的歌颂和直截了当的政治说教，从表层意义上看，谷子地和他部下的英勇作战和自我牺牲行为，只是源于对团长的一个命令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因而，影片彰显的似乎只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军人道德。但是，在影片一些细节的隐晦的暗示中，它道出了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团长在对谷子地下达打阻击的命令时，似乎不经意地问道：“咱们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战友，还剩几个呀？”谷子地也漫不经心地答道：“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谁啊？”但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回答，是电影后半部谷子地在团长的墓前感慨自己和团长一个命时所说的话：“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死心眼。”执政党新的领袖在执掌权力时，都要到西柏坡朝圣一下，“老八区教导团”在这儿就像“西柏坡”和“延安”一样，是一种象征。它告诉我们，这支军队的威武强大和它的军人的英勇无私，都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某种圣洁的精神传统，而这种精神的铸成，则源于党的教导和烽火岁月的考验。另外，影片中战士关于小时候给地主放羊挨打的回忆，和电影开头指导员督战时训斥谷子地畏战的镜头，都向我们显示了，这支军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属于一个宪政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阶级的军队和党的军队，而党的思想控制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保障。[5]
同样，一个连长为自己牺牲的战友和部下的英勇行为作证，在一支不管什么性质的军队中，无疑都构成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但是，《集结号》所表达的主题，却在这完全合理的表层意蕴下，倾心注入了大量的非理性的东西。它致力于表现的是谷子地和党之间的精神上不可分离的共生性关系，它将谷子地对组织的寻找，和精神上获得党的理解和认同的渴望，上升到了某种形而上的高度。
在一个人们（包括党的干部和领袖）对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普遍失去了真正的热诚和信任的后极权社会中，要重建“我和党”之间的真诚的精神联系，是一项艰难得近乎不可能的工作。因此，《集结号》没有以高调和显白的方式，而是相当明智地以一种低调和含蓄的风格来从事这项精神创新的。在表层结构上，谷子地的努力的意义，似乎只在200斤小米和700斤小米之间；但是，在深层结构下，影片却用了大量的细节，既低调含蓄，又重彩浓墨地表现了谷子地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
一个情节是：谷子地和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在无名烈士陵园，孙桂琴对谷子地说：“别看了，都是无名烈士。”谷子地则喃喃自语道：“爹妈都给起了名了，怎么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这时低沉、柔和的主题音乐响起来了，似乎既在表达某种哀思和幽怨，又在倾诉衷肠。影片将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的内心深处的柔情和脆弱，这么一种在审美上十分具有感染力的情感，巧妙地导入了“我与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它试图向我们昭示的是，谷子地寻求组织对他的忠诚的明察，也就是在寻求自己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一旦失去了组织的认同，他的存在就陷入了虚无的“无名”状态，成为精神上不再有任何寄托和依傍的被弃的孤儿。
另一个重要的情节是：谷子地登上了森林防火了望塔，茫然面对着锦绣河山，正以一种“望断天涯路”的情怀，盼望早日找到组织时，突然，听到孙桂琴在下面对他大喊：“谷大哥，部队找着啦！”这时，谷子地如被雷击般地怔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一边激动得浑身哆嗦，一边沿着了望塔缓慢地往下爬。“你们可千万不能诳我”，“不能诳我，可千万别诳我。”谷子地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双手捂脸，发出孩子般呜咽的哭声。《集结号》在这儿力图表现一个党的儿子的理想型人格：对待党所指定的敌人如雄狮般地勇猛，而对待组织则如婴儿般地依恋和赤诚。这时，低沉、柔情的主题音乐再次响起，向我们展示这个长期处于精神流放中的赤子，突然听到母亲音讯时内心深处的感动和温暖。[6]
影片中着意刻画谷子地对组织的感情和态度的细节还有许多，比如在要求赵二斗为自己找部队时，对自己是“从哪一股泉眼里冒出来的”的顶真和在乎；在煤山上拼命刨挖战友遗骸，忽然听到他们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时，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情等等。碍于本文的篇幅，对此不再一一详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主题，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贞的儿子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集结号》在艺术创作上的雄心，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使传统意识形态解体以来，已经少有优秀的艺术家会去触碰这样的主题，但是，另一方面，就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过的，目前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迫切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在30年的开放进程中已经变得松弛的我与党之间的精神联系重新扭紧发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旨在重建这种联系的《集结号》会受到主流思潮的大力推崇了。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为了消解后极权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党化教育的抵触情绪[7]，《集结号》确实作了一些新的努力，通过反传统的方式来承继传统，通过表层意义上的解构来实现更深意义上的建构，可以说是《集结号》在表现手法上的一个主要创新。影片的一个最核心的情节是，团长在向谷子地下达打阻击的命令时，让他听到集结号后方许撤退，但是，谷子地一直盼望着的集结号却始终没有吹响。
于是，《集结号》的整个故事情节和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之间，表面上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悖谬，它讲的似乎是一个个人被组织冷漠地加以抛弃的故事，而不是“我和党”之间无法分离的精神联系。影片甚至还故意用一些细节强化人们的这种悖谬感，它让团长不是以一种庄重肃穆的神情，而是一边洗脚，一边漫不经心地下达了事关部下生死的命令，从团长一反常态的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中，暗示团长明知谷子地他们难以生还，导引人们去猜度团长也许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吹集结号，同时，还让坚持到最后的战士说：河对岸早已没有动静了，大部队早已撤退了。从而故意让谷子地和他部下的牺牲行为蒙上了一层被欺骗的和无谓的阴影。
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它通过引发人们对谷子地和他部下的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组织上的冷漠的抱怨，解构了人们对影片的党化教育主题的反感和抵触情绪。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个包袱慢慢地被解开了，影片告诉我们这一悖谬其实是虚假的，只是一个佯谬。通过司号员之口，我们被告知团长是在发现大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咬死的情况下，为了拖住敌人才没让吹号，同时，通过让团长也在一个类似情景下牺牲的方式，消解了人们对团长可能抱有的猜疑和抱怨。
影片故意让一直期盼集结号的谷子地，在团长的墓前充分地宣泄自己的怨愤之情，喊出：“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的话。但是，所有的观众，包括谷子地本身都意识到，这一责问是无力的。在危急的战争情形下，军事长官为了保全大部队，而下达要求一部分军人做出牺牲的命令是完全合理的，尽管对被要求牺牲的军人来说，这是残酷的。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集结号》在党化教育的手法上的创新，以往的红色艺术作品中的英雄，往往都是没有个人的七情六欲，完全按照党的要求行动的机器人。而在《集结号》中，则非但表现了英雄人物的个人化的感情和欲望，并且还让其和组织的逻辑处在严重的，甚至是会导致个人毁灭的残酷的冲突之中。最后，通过这种冲突教育人们，个人化的冲动和欲望虽然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但是，本质上依然是狭隘的，组织的逻辑虽然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似乎是冷漠和残酷的，但是，事实上，代表着更高的和更深刻的真理，个人假如不能在和组织的冲突中得到自我改造和升华，扬弃自己个人化的立场和情感，主动地融入组织的立场和逻辑，那么，等待他的命运不是残酷的灭亡，就是因为被边缘化而陷入悲惨和绝望的境地。
在此，我们看到《集结号》在表现手法上的“新”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在思想观念上的“旧”，极权主义者总是喜欢将军队和战争的逻辑，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用战争中军事长官为了保全大部队而必须牺牲部分军人的做法，来证明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总体目标，要求某些人牺牲的合理性。[8]《集结号》从根本上看，依然遵循着这一逻辑，它通过谷子地和他的部下的牺牲，以及团长自身的牺牲，表现和赞美了一种作为任何极权主义群体存在基础的，个体为了群体而舍弃自我的勇气和牺牲精神。[9]
在《集结号》的表现手法“新”和价值观念“旧”的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塑造的王金存这个形象。表面上看，影片似乎表现了对“怕死”、“软弱”等“人性化”行为的宽容，但事实上，它在价值观念上却大踏步地退回到了前改革开放时期。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的窝囊、怯懦，又穷讲究地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知识分子形象。它让教养和文化的价值在粗鲁和勇猛的价值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一钱不值。谷子地对于王金存而言，成了精神上的导师和拯救者，影片让王金存怯生生地对谷子地说：“连长，我没有给你丢脸吧？！”《集结号》使王金存不断地粗俗化和勇猛化，最后让他以在大声叫喊中拉响炸药，将自己和敌人炸得粉碎的方式，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影片试图让人们意识到的是，一个人身上的所谓的“人性化”的东西，总是和“怕死”、“脆弱”这样的从组织的立场上看负面的情操联系在一起的，而它们之所以被宽容，是因为它们身上存在着自我扬弃的可能性。只要通过适当的教导和锻炼，它们就会自我克服和自我扬弃，最终“升华”到党性和组织性的“高度”。同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种知识崇拜的颠覆和对战争年代的价值观的回归，影片向我们展示和推销了这么一个真理：对维系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事实上对任何类型的极权组织都是如此）的存在，和确保它不断战胜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来说，带有一些蒙昧的忠诚，对敌斗争的勇猛，为了党的目标勇于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这些价值比起建立在自我保全和个性成长基础上的教养、理性和知识来说，是一些重要得多的价值。而后者对极权组织来说，则往往是一些具有解构作用的负面价值。[10]
当然，《集结号》在表现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时，确实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更具现代性的新东西。传统的红色艺术表现我与党的关系时，组织总是被比喻为温暖的母亲的怀抱，党则被看作是洞察儿子的所有需要，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的慈爱的母亲。在影片中，党和组织被传统的拟人化艺术手法所赋予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化特征消退了，它按照一定规则运作的机械性，和由于信息和能力上的有限性而导致的可错性的特征被呈现出来。
这样一来，党和它最忠诚的儿子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传统红色艺术中所表现的那种不含半点杂质的圣洁的关系了。《集结号》既表现了组织对个人的误解和伤害，也表现了个人对组织的抱怨。[11]传统的说法是：相信组织，相信党。《集结号》解构了这种传统的，建立在幼稚和轻信基础上的个人对组织的一厢情愿的盲目信任，但却力图在某种更加真实的基础上，重建个体对组织的忠诚。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集结号》虽然没有回避组织对个人的误会和伤害的问题，但它力图让人们理解，这种伤害并非出于组织的本意，而是组织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时，不得不产生的现象，机械、刻板和可错性，本来就是组织的本质特征，因而，它的这些特征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是，组织中的个体不得不作为命运加以忍受的东西；其次，作为最核心的主题思想，《集结号》着力加以渲染的是，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中，组织固然需要个人，需要个人去实现它的各种目标，但是，个人更需要组织。因为，个人对于组织来说，是可轻而易举地被替代的，只是无名的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组织对个人来说，则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12]
就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那样，为了突现这一主题，影片重彩浓墨地刻画了谷子地和组织之间，在精神上不可须臾分离的共生性关系，表现了谷子地灵魂深处对组织的，如孤儿对母亲般的依赖和渴望。而且，影片让我们看到谷子地对组织的这种需要是如此地真实，当他身处在组织中时，他是如此地生龙活虎和英气逼人，他内在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淋漓尽致地迸发出来，以致于他获得了勇气常常去超越组织的戒律来展现自己的个性，而一旦脱离组织，他就像在河滩上搁浅的鱼一样，整个人从内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力量都处在迅速的枯萎和衰败之中。是的，《集结号》表现了谷子地对组织的坚贞不渝的忠诚，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以一种近乎冷酷的严峻表达了，个人，哪怕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无法脱离组织而存在的无奈。它告诉我们，在谷子地和组织的关系中，归根结蒂不是组织需要谷子地，而是谷子地离不开组织，谷子地身上的所有有价值的，闪光的东西归根结蒂都是组织赋予他的。
作为德国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希特勒，曾经说过一句极具震撼力的话，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使投身于它的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正是由于洞察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才使希特勒获得了召唤群众飞蛾扑火般地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巫师般的力量。
通过在影片的最后象征性地点出这一主题，《集结号》达到了自己的高潮。在低沉、悠扬的主题音乐中，银幕上出现了一列在夜幕中长龙般行走着的望不到头的革命队伍，每个战士手中高举着的火把，宛若这条巨龙身上闪闪发亮的鳞片。头带钢盔、手持火把、英俊威武的谷子地一个亮相之后，转身身手矫健地奔走着跨入了这一巨龙的行列。这时银幕上推出几行字交待了谷子地的身世：“……三个月大时父母饿死在逃荒路上，一个鞋匠在谷子地里拾到他，见他没名没姓，取名：谷子地。”[13]
这样一来，不仅仅是谷子地的全部身世，连他的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象征[14]，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关于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在“臭虫”和“鳞片”之间转变的故事。一个卑贱的被弃在庄稼地里的真正的孤儿，由于奋不顾身地将自己像干柴一样地投入革命的烈焰，变成了巨龙身上闪耀出夺目光辉的一个鳞片，而一旦这个鳞片从巨龙身上脱落下来，就立刻又重新蜕变为一只黯然无光的臭虫。这就是在极权主义的视域中所看到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假如说，在极权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许多人投身于它，可能是由于天真地相信党的手中掌握着某种启示录般的终极真理的话，那么，在后极权时代，党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光环已经剥落了。《集结号》以一种冷峻的坦率告诉我们，组织并不是天真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慈母的温暖的怀抱，而是一架笨拙和冷漠地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的机器，在组织的眼中，每个人只是一个无个性的可替代的零部件。然而，尽管组织并非我们脆弱的情感的无微不至的良善的抚慰者，但它却是每个个体实现自身价值，展现生命强度的惟一平台和依傍。个人一旦脱离组织，就像树叶脱离树枝一样，无法逃避枯萎的命运。
所以，组织满足个体生命的不是其肤浅和脆弱的情感需要，而是最为根本和深沉的存在需要，离开了组织，个体无法存在。理解了这一点，所有对组织的抱怨和愤懑都在一个更深的意义层面上被解构了。组织这条巨龙，不一定是善的，它常常是恶的，这条巨龙所奔向的目标不一定是正确的，常常是错误的，谁都看到，它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处在自相矛盾之中，但是，这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才能始终作为一个闪亮的鳞片紧紧地吸附在这条巨龙身上，而不至于在它奔腾和转向时从其身上脱落下来。
组织并不在乎个人的感受，它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要求个人为它献身，当组织的判断错误，或者价值目标转向之后，个人的牺牲常常显得是无谓的。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个人无法离开组织而存在这一根本事实。因此，不管组织向东还是向西，不管组织如何对待个人，不管个人在情感上自觉受到多大的冤屈和伤害，个人追求自身存在的惟一道路就是依旧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不断地去理解变化中的组织的价值目标，而为之尽力和献身。这也就是在新的语境下，重建起来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新的精神联系。假如说，在传统的语境下，要求个人忠于组织是人的命令，是党的要求的话，那么，在新的语境下，这种要求被构建为个人无法违抗的天命，你必须如此，你不得不如此，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这就是我们时代，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体会到的我与党的关系，是后极权社会中，统治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党的积极分子）生活的最基本的精神上的戒命。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多数人依然处在紧迫的生存压力之下，生活境况不错的人则渴望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三个月大就父母双亡的谷子地，我们每一个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一旦被抛到这个地球上，就注定了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不得不永不停息地为自己焦灼的灵魂寻求寄放之所。另一边则是巨龙般强大的党，它一方面通过垄断大部分的资源，可以决定给人发200斤小米还是700斤小米，决定着每个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另一方面则消灭了所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竞争者和替代者，掌控着全部的暴力工具和话语权。它宣称自己已掌握了有关人生观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要求全体人民在思想上保持和它的高度一致，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保持对它的绝对忠诚。
在影片中，集结号并没有吹响，但这同样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佯谬。这部主旋律影片，通过对谷子地式的对组织的至死不渝的依恋和忠诚的弘扬，以没有吹号的方式，为党向全体人民吹响了集结号，召唤人们在精神上集结在党的周围，并忘我地投身到那条雄壮的巨龙之中去。
不过，后极权主义的“后”字，可以具有双重的解释，它既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延续，又意味着它的某种解构和衰微。可以说，不管是由于主创人员有意为之，还是只不过是对时代精神的客观反映，这双重意味同时存在于《集结号》之中。本真地去领悟每个个体在内心深处和党之间的关系，是破译一个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的精神结构的钥匙之所在。当创作《集结号》的艺术家们，触摸到这一我们社会精神症结的关键之处，并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力图真实地去展示它的存在方式时，不可能不同时揭示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引起人们的深入的反思。
影片揭示出来的组织运作的机械笨拙，以及它不断地要求个人为它牺牲的冷漠残酷，与谷子地竭诚地寻求它的认同和对组织的苦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的心理冲击，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人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个人和组织之间合乎正道的伦理关系，以及人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和方式来构建国家、政党和军队这些在自身存在时不可或缺的组织，究竟应该将自己寻求生命终极价值的宗教情感寄放在什么地方？[15]
似乎是故意要引发人们的反思，影片将这场残酷血战的背景，不是置放在抗日战争，而是放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作为主旋律影片，《集结号》自然最终让谷子地经过颠沛流离和九死一生之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党的认同，在一文“通知”中，他的战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称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面上，这个孤儿寻求回归母亲怀抱的故事得到了圆满的结束。
但是，这时任何稍具反思精神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反问自己：通过一纸“通知”体现出来的党的认同，能否真的托得起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的生命的价值，谷子地苦苦追寻的神圣、崇高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是否真的已经得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国共二党之间的价值分歧，是否真的值得他们的战士，用拉响炸药将自己炸得粉碎的方式去和敌人同归于尽？[16]
无疑，谷子地和他的战友们的英勇奋战为一个政党用暴力夺取政权立下了功勋，但是，这一功勋只是一个政党的政治利益的实现，它既与神圣的宗教性价值无关，也根本谈不上对包括谷子地在内的“人民”的“解放”[17].相反，一个政党用一些神圣的大词装饰自己现实的利益诉求的做法，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危险的僭妄。
现在回过头去反思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不难发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深刻的悲剧。这场悲剧源于追求不同价值理想的人们，都将自己追求的价值神圣化，而将与之相反的价值妖魔化；源于追求不同价值理想的政党，都渴望直接掌握军队，渴望用暴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来消灭自己的敌人。结果，双方浴血奋战、勇猛杀敌的结果，使整个中华民族倒在了分裂和内战的血泊之中。
这一惨痛的悲剧教育和启示我们，什么才是一个个体真正的精神上的教养，他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合道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和对待他人的价值理想，应该怎样和与自己抱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价值目标的人在这同一世界上相处。它让我们意识到一种将自己抱有的价值观自我神化的态度，在精神上的野蛮性、有罪性和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同时，它也让我们认识到宪政民主主义在进行政治制度安排时设置的政教分离和党国分开的基本戒律的深刻含义之所在。只有政教分离，个体追求生命终极价值的最深沉的激情，才不会被误导到为了政党利益而进行的生死决战上；只有党国分开，将社会中的全部暴力垄断在一个价值中立的国家手中，才可能从最基本政治制度上，保障拥有不同价值诉求的政党和个人在同一个社会中和平相处。
政治真理的获得，对一个民族来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艰难的尝试和实验，需要一个逐渐发现和领悟的过程。为此，我们对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为了执着地追求自身的理想而血洒沙场的人们，对谷子地和他的战友，就和对倒在他们枪口下的那些同胞一样，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感念。我们只有认真反思这一悲剧带给我们的启示，按照政教分离、党国分开的原则，坚定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宪政化改革，惟有一个各种价值都能自由生长，并且能够和平共存的成熟的政治制度的最终建成，方能真正告慰那些英勇地牺牲于惨烈的内战之中的双方将士的忠魂。相反，假如我们还是一味固执在一种单边主义的自我圣化和将政治对手妖魔化的幼稚的语境中，意识不到自身追求的价值中无法避免的有限性和可错性，那就说明我们依然没有能够从以往的精神上的野蛮和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同时，也说明了导致上述悲剧的危险依然没有在我们社会中得以消除。
据说，《集结号》的主创人员希望通过对谷子地这个人物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一个这个时代十分稀缺的男子汉形象。我们看完影片后的印象则是，谷子地确实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和英勇的战士，然而，却是一个精神上的幼儿。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内心深处不应该有脆弱的柔情，也不是说一个英雄在为自己的价值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不会颠沛流离，不会陷入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困顿和窘境。
一个英雄可以有精神上的迷惘，可以有性格上的弱点，他在价值方向上的错误可以如此巨大，以致于使他陷入血腥的罪恶之中，他在性格上的弱点可以严重到足以使他毁灭，这些都无碍于英雄之为英雄。但是，英雄的本质在于，他必须是一个永远从自己本真的体验中寻求价值方向的自我主导的人。我们之所以说谷子地是一个精神上的幼儿，是因为他具有的完全是一个从组织从外部寻求价值评价的外部导向的人格，而不是将内在体验作为价值源泉的自我导向的人格。[18]他就像幼儿一样，离开了母亲的训导，就彻底迷失了生存的方向，完全缺乏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构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完整的联系，从而自主地探寻自我存在的意义的能力。他苦苦找寻的是一个权威的训导者，希望由它从外部来一劳永逸地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某种终极的意义和价值。
在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在我们社会中之所以缺乏男子汉的原因。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仅意味着生机性的力量，和智力上的机敏，不仅仅意味着在对抗性冲突中的坚强和勇猛，最关键是必须保有一种通过不断的自我教化使一个自我主导的人格得以持续生长的精神上的成熟。而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教育，致力于训练和塑造的却恰恰是外部导向而非自我导向的人格，它所要求和期许于每个个体的，不是其精神上的成熟，而是幼儿化。在极权社会中，凡是顺应这种要求的个体，在不断取得外部成功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是精神上由于丧失自我主导而变得日益平庸和粗鄙化的代价；而试图违抗这种要求坚持自主性的个体，不是在社会的迫害中毁灭，就是在极度的边缘化中，由于缺少成长必需的空间和资源，同样难以逃避精神上的枯萎和荒芜的命运。
所以，我们认为，想要解决我们时代的精神紊乱和价值冲突的问题，绝不应该采取原教旨主义的取向，退回到极权主义的全盛时期，试图动用国家的强制力来统一思想，纯洁道德，通过一种全面的精神上的高压政策，来强行塑造全体国民对党的幼儿般的依赖，希望以此来实现一个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所有人只有一个单一的价值目标，并像勇于赴死的军人一样，听从党的支配的“和谐的大同社会”。假如这样的话，除了会对所有个体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和扭曲，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变成一片荒漠之外，在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还必将激发足以引起社会分裂的尖锐的价值冲突和政治矛盾。
真正富有建设性的走出我们时代精神困境的道路是，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上，用德性论的个人主义替代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不是用精神上的高压政策来强行塑造全体国民的外部导向的极权主义人格，而是在尊重每个个体的良知自由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的教化手段，来培育每个个体的高贵和富有教养的自我主导的人格。并相应地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保障这样的作为精神性价值载体的自主性人格拥有足够的生存和成长的现实空间。
《集结号》塑造的谷子地这个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同时，也是一个典型，他的人格特征是我们社会普遍的精神状况的缩影。在他对一个能够从外部赋予他的生命以价值的权威的训导者的苦苦期盼和竭力追寻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极权主义的生活理想和政治逻辑在群众中存在的深厚的心理基础，而从他无力区分自己不同层阶的价值需求，希图在一个统一的家园般的外部组织中，以某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物质性需要、情感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的渴望中，我们看到了他精神性上的不成熟状态。
在我们社会目前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存在着一个肤浅和激进的分支，在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潮看来，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存在，只是由于少数统治者的邪恶，它至多只是我们从外部感染的一种病毒。因而，只要通过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就可以彻底消灭这种邪恶和病毒，将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我们看来，对《集结号》进行这样详尽的分析的思想上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我们不仅是从外部，从我们作为一个对象，所受到的极权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害、压抑和束缚中来理解极权主义，而且从内部，从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从我们每个人因深感自我存在的孤独、迷惘和悲惨，因而，渴望将自我消融于一个群体之中，渴望一个万能的庇护者和保姆的心理需要中，来理解极权主义。
只有当我们不仅仅从外在性上，而且从内在性中认出了什么是极权主义，我们才可能真正开始获得摆脱它的精神力量。极权主义制度在我们社会中的存在，绝不只是由于少数人的邪恶和阴谋，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人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某些不成熟的心理需要中，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某些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不仅仅是指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传统，还包括政教不分的道德传统，自古以来，我们的“大同理想”就是将一个在产权关系上，你的我的浑然不分的社会，看作是政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缺乏神性维度的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则使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在精神上踏入自我圣化和将敌人妖魔化的陷阱。
从《集结号》中，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这个制度的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又无奈地生活在这个制度中，我们一边对它充满抱怨，一边又用自己的努力为它添砖加瓦。这个制度从我们每个人近乎本能的心理需要和行为习惯中，汲取着使自己存在下去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摆脱极权主义的任务的艰难性、沉重性和长期性。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任务，更是一个精神性的任务。极权主义不是一种与我们无关的，来自外部的恶，不仅仅只是我们控诉和仇恨的对象，事实上，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个人未受教化的不成熟的精神状态中。所以，它无法在一场将仇恨聚焦在某些制度、组织和个人的破坏性革命中被打倒，而只能在每个个体人格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健康生长中，被逐渐地扬弃。
《集结号》试图为我们塑造英雄，然而，就如罗曼。罗兰在他的《英雄传》中所说的，真正的英雄永远只是精神上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那些为了实现自身的低阶价值，就在组织中迷失自我的人；而是那些在无可逃避的迫害、压抑和边缘化的命运中，依然顽强地坚持自主性，同时又没有被仇恨所毒化，持续不懈地艰难探寻着自我和社会在精神上健康成长的可能道路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200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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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中，我们试图在某种中性的和描述性的语气下，使用“极权社会”一词，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政党，以总体主义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统治者不仅仅只是通过法律限制人们的关涉他人权利的行为，而是直接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驱使人们去追求某些积极的价值；政治统治的范围也不仅仅只限于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是涉及到包括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在内的整个精神领域。这是一种类似家长对未成年的幼儿的管治方式。
[2]又如儒家文化的“三纲”，则是导引个体以某种规范性的方式来对待“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并将之看作是个体生存的基本价值之所在。
[3]笔者在拙著《国家与公民》第34节中，描绘了一种精神上的“共生性粘连”状态，指出极权社会的精神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艺术样式，努力去建立每个个体与党（及领袖）之间的，类似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之间的精神上的共生性关系。希望对此加以更深入了解的读者，可参阅此书。
[4]“孤儿-母亲”关系的说法，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是一种悖谬，因为，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可称之为孤儿。然而，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经典的红色颂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是如何解决这一悖谬的。“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林……”这是一个极富宗教性的有关精神上的母亲、生身母亲和重生的主题，一个人也许真的是一个孤儿，也许他的生身母亲依然在世，但是，这些都是非本质的，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存时，不管我们的生身母亲在还是不在，我们都是精神上的孤儿，因而，我们都必须要重新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母亲之后，才能寄放流浪的心灵，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5]苦难和仇恨的渲染，以及精神控制，无疑会增加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对一支军队来说，除了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些属于职业道德范畴的品格之外，还需要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政治德行。一支军队的精神之基是建立在为社会中某个特定阶级的仇恨和利益而战，还是为保障一个共和国中全体成员的权利免受外部敌对力量侵犯而战之上，意味着在政治德行上的不同境界。一支建基在前者之上的军队越是勇猛，对社会中其他阶级来说就越是危险。所以，就如笔者在《正名》一文中所说的，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核心任务，就是以最平和的方式促成执政党的政治哲学，主动地从宣扬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向旨在平等保障每个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主义转向，如此，相应地军队在精神和道德建设上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将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些职业品格和为平等保卫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而战的政治德行结合起来，塑就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军人道德。对于这些问题，本来是这部旨在严肃地探讨军人道德和军队精神的正剧，尤其是这么一部以内战作为背景的片子，所不得不加以反思和无法逃避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集结号》对此还根本无力企及。这也就是我们认为《集结号》在思想水平上，依然囿于后极权主义精神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6]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集结号》中的音乐在表达影片的主题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孤儿-母亲”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关系，除了用音乐之外，很难合乎分寸地加以充分地表现。从主题音乐的效果来看，音乐主创人员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内涵，有着相当深入的把握。
[7]在目前的体制下，一部成功的主旋律影片，除了需要考虑政治正确之外，还需要考虑市场和票房。
[8]所以，极权主义喜欢灾难和紧急状态，假如没有灾难和紧急状况的话，它也会特意将其渲染和制造出来，因为，紧急状态为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极端权力注入活力，为权力核心高调地号召万众一心，要求每个个体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提供着某种合理性的证明。
[9]在目前中国文化政教不分的语境中，提及“牺牲精神”时不得不进行一点说明。一方面基督教宣扬的主动背负十字架，佛教宣扬的“舍身饲虎”是一种牺牲；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敢于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人肉炸弹；日本旧军人战败时敢于切腹自杀；纳粹冲锋队员蔑视死亡奋力作战的勇猛；黑社会成员为了集体的利益和大哥的命令无视自己生命与人拼杀的气概，也是一种舍己牺牲行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前一种牺牲才真正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价值，而后者的英勇舍己行为，非但不具有道德价值，反而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病态和不成熟。因为，只有前者为之牺牲的才是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不分国家、民族、阶级等差异，平等地有利于所有个体人格的成长。而后者的勇猛和牺牲则是以某种单边主义的方式为了某个特定共同体的价值目标而战，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罪性。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或偏狭的激情，这种勇猛和牺牲会得到它所献身的共同体内部的感激和赞扬，但是，它们和真正的道德价值无涉。
[10]这也就是目前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所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之所在。作者在《国家与公民》第25节“德性论的个人主义和有着共同规则的多元世界”中，区分了“自我主导的人格”和“外部导向的人格”，“作为内在呼声的良知”和“权威主义的良知”，提出“个体的内在体验是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终极依据。”所谓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过权威主义的方式，来塑造国民外部导向的人格。而《集结号》则是一部通过新的艺术手法，向人们传输这一价值观的力作。
[11]事实上，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无数冤假错案和各种极权运动的伤害，很少有中国人还再相信组织全知、全能、全善的神话了。《集结号》在这方面的着力表现，很容易获得人们的共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消解了人们对其隐含的党化教育主题的抵触情绪。
[12]在完全的极权体制下，组织是绝对惟一和不可替代的，在后极权体制下，经济组织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政治组织（执政党）依然是惟一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极权组织存在和运作的逻辑，只要成功地消灭了自己的所有可替代者，组织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可以以一种单边主义的方式，要求个人对它绝对忠诚的“伟大力量”。在本文中，除了少数例外，“组织”一词都是意指在极权社会中，以总体主义方式支配一切的政党组织。
[13]作者看到这儿，一边在抒情的主题音乐的诱导下，感慨谷子地的身世，一边却想到了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写诗之所以会成为野蛮的，是因为一个个体只有排除他者的目光和感受，不加反思地陶醉在自我的某种闭锁的境域中时，才可能进入抒情状态。谷子地跨着矫健的步伐所投入的这条巨龙，曾经吞噬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创伤并不亚于奥斯维辛，在对此不加深入反思的情形下，陶醉在这条巨龙的雄壮之中，对于这样的抒情，我们不能不说是野蛮的。所以，我们虽然称《集结号》为正剧，但它事实上还缺乏一部真正的正剧所应具备的思想深度，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在目前一片“精神文明建设”和树立“道德楷模”的口号声中，中华民族真正的良知依然没有被锻造出来。
[14]“谷子地”这一象征，使我们联想到基督教让耶稣出生在“马槽”中这一象征。“谷子地”和“马槽”这二个象征，从其表层意义来看，是相似的，它们都意指着出生者在现实世界中极度窘迫的处境和卑贱的地位；但是，从这二个象征对个体精神加以引导的方向来看，它们的深层内涵却正好相反。前一个象征，教导每个个体的是，既然你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和地位是如此窘迫和卑贱，那么，你惟一的出路就是将自己从精神到肉身完全彻底地交付给强大的组织，勇敢地投身到彻底否定和砸烂这个悲惨世界的暴力革命之中。你将自己交付得越彻底，组织也就越强大，你也就越是可能在革命的胜利中找到自己的现实出路和在组织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同时，影片通过这一象征告诉我们，谷子地之所以会对党和革命如此依赖和忠诚，正是源于他的彻底的无产者的出身，而党的力量则来源于无数这样的无产者的英勇献身。
而后一个象征传递的则是这样的信息，神之所以让自己的儿子降生在马槽中，是为了告诉世人，现实世界中的屈辱，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人在精神王国中的荣耀。这一象征教导每个个体的是：无辜受难是每个个体在这个悲惨的现实世界中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你，在精神上，作为神的儿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因而，在任何窘迫和屈辱的处境下，你都不应该出卖自己的灵魂，必须始终从自己内在的圣灵中去寻找价值和力量的源泉。坦然地接纳你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命运，但要始终表现出你在精神上作为神的儿子的高贵性。
只有在感受到后一象征中存在的巨大的拯救性力量之后，作为拥有一个脆弱的肉身的个体，才可能抵御得住到一个现世的利维坦中去寻找精神性庇护的诱惑。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根本道路，就是要从前一象征转向后一象征。
[15]后极权社会中倡导的我与党之间的伦理关系，让我们联想到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伦理中所倡导的臣与君的关系。君主不一定是良善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臣子必须服从君主的意志，保持对他的绝对忠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谷子地对组织的这种苦恋，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制下的一个忠臣，对于君主的无条件的单边的忠诚。同时，我们也看到，谷子地失去组织之后的孤寂和重新听到组织音讯后的惶恐，也和一个传统的儒臣在失君时的孤寂和得君时的惶恐十分相似。
绝对君主制之所以赋予君主以这样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是由于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所必需的，现代极权国家则将这样的权力赋予党和党的领袖。而一旦获得这样的绝对权力的君主和政党，就会成为吞噬自己人民的猛虎和巨龙。宪政民主主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将垄断社会中所有暴力的国家，和为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和价值理想而奋斗的政党，从最根本的制度上加以分离。国家通过将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所有暴力工具垄断在一个统一的机构之内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而政党一旦不再直接掌握暴力工具，并和别的追求不同价值的政党处在有序竞争的状态下时，它就不再有要求个体为其无谓牺牲的危险的力量，这时一种建立在双方自由选择的契约基础上的个人和政党之间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现代伦理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相反，只要一个政党处在一种僭妄和危险的道德自负之中，认为自己当下追求的某种积极的价值目标和政治利益是如此的神圣和急迫，以致于必须立刻使用暴力手段来推动它时，那么，它无可避免地会变为一条嗜血的巨龙，它必然首先吞噬自己的敌人，接下来吞噬自己的群众、干部和领袖，因为，这样一来，每一次党和自己政治敌人的冲突，以及党内的价值冲突，都会演变为正义和邪恶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战，最后，以胜利者吞噬失败者而告终。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任何政党陷入这样的自夸神圣的危险，惟一的方法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教分离，从而使得个人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这种最深沉的激情，不是被极权主义政党召唤到为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进行生死决战之上，而是通过自由选择的方式，导向与暴力和政治无涉的宗教共同体所提供的精神性信仰之中。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民主主义在进行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时，所设置的政教分离和党国分开的根本戒律的深意之所在。
[16]特别是当我们发现经过改革开放，当时国民党坚守的许多价值，又重新被当下的执政党接纳与认同之后。
[17]作者在《国家与公民》一书，以及《正名》一文中，曾反复强调，所谓的“彻底解放”只是民粹主义的白日梦，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必须处在经济规律和道德戒律的统治之下。
[18]关于自我主导型人格和外部导向型人格的基本特征的系统论述，可参阅《国家与公民》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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