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教授余虹：死被赋予哲学意味

来源：广州日报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

      对一名人大博导猝然自杀作哲学解读

    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朋友说 自杀和写作都是他研究的表达方式

    12月5日中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教授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逝世时年仅50岁。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坠楼身亡。

    他的追思会，将于12月13日下午在人大逸夫堂中心举行。

    余虹，这位毕业于暨南大学的博士，如今是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师友众多，深受学生喜爱。一位在学术上建树颇丰的中年学者为何自杀？坊间议论纷纷，媒体上也有颇多揣测之意。

    然而这些猜测，却让余虹的朋友感到气愤……

    “怎么现在的人都这样？一定要说这里面有什么复杂的事情，什么斗争之类，才行吗？”12月8日，是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文学院为余虹开设纪念室的第一天。人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我在商场，听到售货员都在说，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不明白，也不会明白。”

    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还没有从失去挚友的悲痛中走出来。余虹在自杀前，专门托人留了一封信给他。“我昨天刚说哭了一个记者。”对于媒体和网络上的种种猜测，余虹的朋友们有些生气。余虹选择自杀，是朋友们意料之外的事。然而，“这是他的选择，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逝前避见朋友怕改变主意

    穿过人大校园里的草坪，就到了人文楼。121室是余虹纪念室，进门就能闻到鲜花的香味，余虹在海边拍的照片挂在墙上。照片里的他双手叉腰，背后是无垠的大海。人文楼2楼有接待室，放着轻柔、略带悲伤的音乐。余虹生前的照片被制成精美的幻灯片。“我们不想布置得那么阴暗和悲伤。”

    对于余虹的自杀，他所在的文学院并没有试图将事件“压”下去。12月5日，余虹自杀身亡。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便将余虹辞世的消息在学院主页上公布，这时，还没有媒体进行公开报道。在余虹教授留下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余虹纪念室预计将保留到12月16日，杨慧林是余虹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文学院院长。筹备和接待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余虹的亲属都会陆续赶到北京，有的已经到达。由于余虹生前在多所高校任教，不少人是专程从广东、湖北、四川等地赶过来悼念的。

    此时的杨慧林也是大病初愈，说起好友生前，他慢慢地转过头去，轻轻拭去眼角的泪。余虹在自杀前托人转交给杨慧林一封信，就在杨慧林看到信的同时，他也接到了好友自杀的噩耗。“那场面很惨。我看到了。”他婉拒了几位远方来客要见余虹遗体的请求，“余虹也不会这样希望的。”

    余虹所住的世纪城，“楼与楼之间很近。”余虹住在2楼，而他自杀时是从10楼跳下。余虹给杨慧林的信是通过别人转交的。余虹其他的朋友说，余虹应该是打定了主意，怕见到朋友改变主意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在《悼余虹》中写道：“余虹把答案带走了。他一定认为这是他的私人事件，没有必要和他人包括亲人和挚友谈论。”

    余虹选择了自杀。这在之前似乎并无征兆。自杀前10天，他还和朋友高旭东约好了，参加定期举办的青年学者论坛。后者是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而余虹因为身体原因原定要去海南疗养，对方找好了房子，余虹却临时推迟了。

    然而余虹的自杀仿佛又有征兆可循。他的一个朋友认为，余虹该是做了准备的。

    学生眼里最动情的老师

    “他早已绝顶，只在脑袋四周有一圈头发，爱戴一顶帽子，有很深的艺术家味道，后来听他谈话果然是学过并画过油画的。”

    “一身休闲装的余老师就这样从讲台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住地踱着，用那重音奇特的四川口音欢快地讲述着索绪尔、康德和海德格尔。讲到高兴处，兀自笑起来，丝毫不怪罪下面不知所云的我们。”

    这是“余门弟子”眼里的余虹，前者在余虹博客上长篇留言，后者则在百度贴吧上建立了“余虹吧”。

    而在大三学生小韩的眼里，余虹是“讲课最动情”的老师。“讲到动情之处，双手举起，仰头享受的样子。”他们的接触只是大一时余虹讲过几节课。韩明说他很喜欢听余虹讲课，“他是那种很和蔼的老师，是那种在超市碰见，打个招呼然后拍拍你肩膀的那种老师。”话才说到一半，这个男孩就有些哽咽了。“他是那种老师他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甚至超过爱他自己。”

    记者了解到，余虹去世后，文学院上课时有老师宣读了余虹教授的遗书，结果全班同学当场抱头痛哭。

    一个曾上过他的课的学生告诉记者，“他写书有一点就发给我们做讲义，不会讲什么知识产权，很多老师都做不到。要是他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有很多雷同，他会选择大幅修改自己的讲义。”

    “我们都在想余虹老师为什么选择正午时刻离开。早上不好，晚上太黑，正午是最好的时间，又容易被人早点发现。落地的那一刻，我相信余虹老师还是有意识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说。

    余虹的死，因为他的哲学课程，在学生们的悲伤和怀念中，也带上了美的色彩。

    上个世纪90年代，余虹在暨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去的城市越多，朋友也就越多。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虹的才华。

    “余虹最喜欢北京，他说北京是个‘不是地方的地方’。”朋友说。而在他严重失眠需要疗养的时候，余虹还是想起了南方。

    高旭东和余虹认识了16年，在他眼里，余虹是个“思想独特、非常好”的人。“我们都参加青年学者论坛，大家在一起聊聊学术、吹吹牛。最后一次联系是10天前。”

    长期失眠困扰着他

    在余虹朋友们散碎而生活化的讲述中，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会画画，会打乒乓球，喜欢装修设计。陶东风说：“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他的文字是那么精美，干净，绝无杂质，精雕细琢又不留痕迹,就像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他每个生活细节都是精心安排的。在帮助我搞装修时，他的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

    文学院一楼一侧要修讲厅，余虹就向杨慧林主动请缨，设计讲厅。“他设计得肯定美，肯定特别。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必然也多。”陶东风说。

    记者看到余虹生前的许多照片，不少照片在构图和色彩运用上都非常讲究。

    在余虹自杀的事情上，事后的讨论中有一个焦点，就是余虹的身体状况。对于余虹的抑郁和失眠，他的朋友们都多少有些了解。“我们都劝他放下笔，不要再写文章，休息一段。可对他来讲，写作是一种享受，如果中断这种享受，那会是非常痛苦的。”

    长期的失眠困扰着余虹，这一点鲜为人知。更少人知道，他曾积极地寻求治疗。“他看过很多医生，态度也是很积极的。这种病就一定要吃药才行。”余虹甚至劝过朋友，早餐时要搭配些水果，这样营养均衡。他也拜托了海南的朋友找地方去疗养，“地方定了，他却借故推迟。”

    抑郁和失眠已经影响到了余虹的写作。杨慧林说，近日两人分别要写两篇重要的报告，临结束前一天，余虹打电话说他写不出来了，才写了报告的1/3。杨慧林很了解余虹，“余虹是真的写不出来。我相信，我的朋友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在余虹的朋友们看来，余虹选择自杀的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复杂。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余虹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也在这时终于理解了父亲。

    然而，他们感到惋惜。“一念之差埃”自杀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根由”

    在余虹一篇名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中写道：“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余虹是在说起高校女博士自杀时的评论。而这段评论，在他自杀后，被不断地转载，甚至成为他阐述自己自杀原因的文字。

    关于他死因的讨论，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会有一些“是是非非的议论”。

    这一次余虹的逝去，与以往高校自杀事件之后的舆论都有所不同。记者所了解到的是，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尊重余虹的选择，部分甚至将余虹的死作为一种对“蝇营狗苟的生命”的最后反抗，也有将他的自杀上升到哲学层面。在这起自杀事件中，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寻找着余虹自杀的原因。

    余虹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福柯。对于余虹的死，有人写道：“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多家媒体引用这句话，用来渲染余虹自杀所含的哲学意味。

    事实上，生与死，一直为余虹所关注。在《人生天地间》中，余虹写道，不错，你是要死的，你的死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死亡启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应该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死亡就这样一次次将昏睡于人群中的人唤醒，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不错，所有的生物都是要死的，人也不能例外，但人死的方式是可以例外的，因为死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不仅仅是生命的被动消失。

    余虹的一个朋友说，自杀和写作，对于余虹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样的，都是从事研究的表达方式。

    余虹，作为朋友眼中的“完美主义者”，是不是放弃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还是因为病痛不堪忍受所以选择结束？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记者就这个问题联系杨慧林教授时，他还在忙着照顾余虹的家属。他说，他只写一句话：“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的思想者，怎么会不知道世界从来不完美而且也不可能完美？世界的意义注定在世界之外，离开世界未必只能表示决绝。正相反，我从余虹的信中感到：他不只是要托付什么，甚至也是想最后为我们做点什么。”

    余虹简历

    1993年调入暨南大学，1994年到1996年跟随著名文艺学学者饶子读博士，被誉为饶门“四大金刚”之首。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余虹教授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在国内外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他主讲的课程有文艺理论、美学、西方文学批评、比较诗学等，代表性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199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研究只是在哲学领域内形成一股潮流，而余虹则是在文学领域内较早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人。

    (记者李颖)



 

引用

引用第13楼arthur于01-05-2008 22:06发表的  :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必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他人的价值观。只要不妨碍到公众利益，人的行为不一定非要大家认同。

.......

也极赞同此话~~~

引用

引用第13楼arthur于01-05-2008 22:06发表的  :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必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他人的价值观。只要不妨碍到公众利益，人的行为不一定非要大家认同。

我的信念是苟且偷生.......

极同意此话!
大家都是为这样的英才感觉到可惜,有时候觉得他活着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大众活着一般.

不管如何,祝他一路走好~

天堂里开心!

其实很多自杀获救的悻存者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  如果在那时刻有人即时给他们心灵抚慰与言语疏导
他们绝不会作这样的选择  哀莫大于心死  要让心再活一次需要好的心理按摩师   
尤其是有十分苟且偷生信念的哈  就是很好的心理按摩师啊！千万别赞同自杀选择啊！

引用

引用第18楼arthur于01-06-2008 18:10发表的  :
那就给他定个“自杀罪”。

他要是没跳楼，我们也不会在此讨论这些。可我真的不觉得自杀就那么不好，象他这种深思熟虑的自杀可能真的是为其理想。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理解。

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  我倒是从一个妈妈的角度去看的，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 为了这样的理由去自杀， 当妈妈的情何以堪呀。 我会想， 我为什么让我儿子读书， 我把儿子害死了。

那就给他定个“自杀罪”。

他要是没跳楼，我们也不会在此讨论这些。可我真的不觉得自杀就那么不好，象他这种深思熟虑的自杀可能真的是为其理想。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理解。

至于战争吗，我看就是人类在大尺度上的自残。

引用

引用第16楼Ling1984于01-06-2008 11:09发表的  :
士兵马革裹尸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  高僧圆寂是天命所至大限所托  如果士兵未战先自残  高僧天寿未到先了断
那是他们的选择没什么好称说  我这是自言自语  再自叹自气  应该不妨碍到公众利益 
当然更无须任何人的认同  顽石一颗别理我

看了这么久， 偶同意Ling姐

士兵马革裹尸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  高僧圆寂是天命所至大限所托  如果士兵未战先自残  高僧天寿未到先了断
那是他们的选择没什么好称说   我这是自言自语  再自叹自气  应该不妨碍到公众利益 
当然更无须任何人的认同  顽石一颗别理我 

玲，我没有教训人的意思。其实我最不喜欢教训人，也不喜欢被人教训。

我只是觉得，要是只是惋惜可能误会了余虹，他可能是在更高的境界，非你我可以理解。就象士兵为理想上战场牺牲，我们不是要为他庆祝吗？好像僧人到修炼到最高境界也会自己圆寂的，也是好事。

是！ 是！ 阿瑟蝈蝈教训极是！  我的毛病就是多事  听闻自杀者就忍不住惋惜叹气 
尤其是有才又有理想的  我那叹气不由得又加长了好几拍~~~~~~~
蝈蝈你驾崩的时候 我就放楚留香的主题曲给你听  正合你的性情  独行不必相送

引用

引用第11楼Ling1984于01-05-2008 15:49发表的  :


阿瑟蝈蝈  要有那么一天你也突发奇想欲以同样方式实现自己的信念  偶们是否也该喜乐以庆
非哀衿而悲？？  作生之斗士  莫作死之俘虏  非源于生命大限的自我了结 
可以是一种选择却不是好的选择  看看听听 Carnegie-Mellon professor Randy Pausch的最后演讲
.......

不管我理解不理解，我知道我跟他的理想与追求不同，虽然我不在意他所追求的东西，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必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他人的价值观。只要不妨碍到公众利益，人的行为不一定非要大家认同。

我的信念是苟且偷生，所以没法“以同样方式实现自己的信念”。不过当真驾崩的时候也不需为我悲哀。

好像那位教授的最后演讲我也转过，也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但不必都是同一个真理。

我觉得我能理解他.
死,不过是另一个起点.
人生苦长~~~~~~~

引用

引用第10楼arthur于01-05-2008 14:02发表的  :
这人挺有种的，他实现了自己的信念，没什么好惋惜的，更不是牛角尖，应该为他高兴，庆祝。

阿瑟蝈蝈  要有那么一天你也突发奇想欲以同样方式实现自己的信念  偶们是否也该喜乐以庆
非哀衿而悲？？  作生之斗士  莫作死之俘虏  非源于生命大限的自我了结 
可以是一种选择却不是好的选择  看看听听 Carnegie-Mellon professor Randy Pausch的最后演讲
这才是勇者的最适选择  生命在最后的时刻还能发光发热 

http://www.bachinese.com/forum/read.php?tid=15052&keyword=

这人挺有种的，他实现了自己的信念，没什么好惋惜的，更不是牛角尖，应该为他高兴，庆祝。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肖鹰

《中华读书报》编者按：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余虹跳楼弃世，年仅50岁。学者之死，一时引发了诸多或善意或恶意的“是是非非”的议论。沸沸扬扬的议论中，真实的学者余虹淹没在被符号化的余虹背后。

诚然，余虹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然而，真正的学者也如常人一般，承受着情感、病痛等不能承受之痛，尤其，是病痛带来的不能承受之痛。请允许一位真正的学者，也可以有作为一位常人一样离去的自由。

今天，好友余虹已离我们而逝将近30天了。30天，即使以我们短暂的人生计算，也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足以让世人对“博导余虹自杀”的惊异唏嘘趋于沉寂。作为余虹生前的挚友，我虽然还不能从他与我们惨烈遽别的创痛中恢复，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也在不可逆流的时间中熔铸为沉静的哀伤。现在，我可以静下来追思挚友余虹，并向朋友和关注余虹的人士谈谈我的思与念。

人生，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复杂多面的。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和认识另一个人。在这篇短文中，我只从三个方面谈我对余虹的了解和认识：朋友余虹、学者余虹、逝者余虹。

朋友余虹

我与余虹初识，是1996年5月4日。这一天，我们俩人均作为“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博士生”入选者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表彰会。表彰会是一个只有两个小时的官方仪式，我只是因为合影的时候被安排与余虹站在一起，寒喧中得知我们都是川籍出身，所以结识。会后，各自散了，相互没有联系，有一两次碰面，但并没有进一步交流。

余虹给我的初识印象是：成熟和随意。“成熟”，是指他的言语表情中透露出的阅历的丰富性和为人处事的驾轻就熟，虽然尚没有真正的交道，我明确感到他有四川人的精明干练。“随意”，主要从他的着装和举止见出，我已记不得他当天具体穿什么衣服，但可以肯定他是表彰会上“十博士生”中着装最随意的，也没有像以后一样戴那顶标志性的帽子，所以，他的过早谢顶的头颅很显眼。他讲四川方言，举止也是地道的四川乡土气派。

我与余虹真正的交往，开始于2002年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后。因为都是四川人，又做大致相同的专业，也有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就有许多交往机会，彼此很快就熟悉而且相互认同，引以为不可多得的挚友。

余虹给我的最初印象包含了“随意”，但深交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真挚热忱，无论是对学术思想还是日常人生，他都真挚热忱地去对待。他的存在是一种火的存在，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你都会被他灼热。去年在九华山庄关于文艺学问题的研讨会上，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北京一个“XX新贵”的楼盘命名，对它的“媚贵贱民”意识表示极大愤慨。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如此动情地斥责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崇富拜金”心态，但是，余虹发言时的慷慨激昂仍然震动了我，让我为自己的“司空见惯”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淡漠感到不安！

对待朋友，余虹的真挚热忱是有口皆碑的。但我更具体的感受是，他总是在细节中表现出自然亲切的宽厚体贴。2006年12月末，我应邀组织几位朋友去贵阳做学术交流。余虹因为正值极其繁忙，本意是不去的。但由于原定要去的其他几位朋友也因故不能去，这次活动面临“破产”，当我再次邀请他去，他就说，如果确需我去，我就去吧。结果，他去贵阳只呆了一天，在去年元旦的清晨独自乘飞机返京。

在多年交往中，余虹对朋友的宽厚相待，令我感受到那种洞悉人生的通达胸襟。在2004年春的一个北京学术会上，我恰好坐在他背后，望着他谢顶的头颅，我写了两句调侃的诗：“美啊，一轮金色的月亮,升起在,黑色的海洋上。”在用餐时，我得意地当着朋友把这两句诗念给他听，他温和地笑了笑，就如一位慈爱的兄长面对一个小弟的淘气。我本来以为，他过早谢顶，是因为遗传的自然因素；然而，在他离世后，我才知道，他的谢顶是因为一次人生大悲痛之后的几乎丧命的大病患。知道这个原因，我深感愧疚，但同时又为余虹对此所表现的宽厚胸襟震撼而生敬意。

学者余虹

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余虹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是他生命本身的活动，而不只是求生谋利的手段。在当代中国，缺少的正是真正的学者。余虹生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活着的，这是他在当代中国的人生意义所在。

余虹不仅是一位将学术研究展现为自我生命活动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在生命活动中有世界的学者。余虹的生命经历了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以1977年为界，前20年他在“政治贱民”子弟的苦难辛酸中饱受熬煎。然而，余虹没有因为社会曾经强加给他的“与生俱来”的苦难而愤世嫉俗或颓废沉沦。相反，他从自己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伤痛中孕育了杰出的才华和无限的热爱，并将之奉献给世界。从余虹的人生，我确信生命是一个奇迹，它不屈服于遗传学和环境论的专制，而“自由地创建”着自己的灿烂世界。

余虹之所以“有世界”，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的杰出才情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赏和认同，而且在于他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世界怀抱着真正“关心”。他辞世前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与中国》、《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个人的百年》和《〈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等，都是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实的关心；而在相处中你会发现，他也有太多的对亲友同事的“关心”要践行。就事业而言，余虹对于自己的学术和他负责的学科，均有长远的计划，并且在令人欣喜地积极实施着。余虹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同时是一个海德格尔所定义的真正的“在世界中存在者”。因此，我相信，直到那惨烈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余虹与我一样，决然预想不到我们阴阳相隔的日子正在逼近。

去年9月18日，因为南方一位朋友到京，余虹电话约我晚餐聚会。那天晚上共五人聚会，在余虹住所附近的一个酒店。余虹似乎有些疲倦，但兴致还好。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俩的最后见面！后来，10月中旬，我参加一个在京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他没有到会，被告知他病了。随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问候并得到回复；11月中旬的一天，我再发短信问候，他没有回复，我等到傍晚，就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的电话，我问他病情如何，并说想邀请他和几位朋友聚会。他告诉我，他的病主要是慢性胃炎，正在恢复，并答应我待12月恢复得更好时出来与朋友聚会。为此，我很高兴。然而，这竟是我和余虹的永诀！

对于余虹猝然与世诀别，而且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我和所有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噩耗给予我们大家的是不能接受的打击和同样不能接受的困惑。在他辞世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几位朋友多次聚在一起缅怀他，在相互倾诉中寄托我们的哀思，也试图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而别，但即使与余虹有数十年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得不到最终答案。他在留给人大文学院领导的遗书中声明用自杀辞世是他个人的选择，并将原因归结为连月来不能控制的失眠症。这个遗言和他确实在最后两个多月的失眠症（包括胃炎），都不能说服我们。我读了余虹的遗书，与多位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死并没有准备，是一个突然降临他内心的召唤，促使他仓猝飞逝。

逝者余虹

在这个充满混乱却又要用理性解释一切、主宰一切的时代，许多人将余虹的自杀归结为他的学术信念，从他的论著中摘取只言片语论证他的死亡的“逻辑”。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表达了自己对自杀者的理解和同情，他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其中的“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两句被媒体反复传播，已经变成余虹自杀的“辞世铭”。

余虹这两年多次撰文表达他对死亡的关注和理解，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来回顾这些论说，读者的确可以从中得到“死亡逻辑”的暗示。然而，如果我们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来解读学术论著，就变成了“索隐派”，即将学术论著简化为“个人表达”。相反，对真正学者的论著的解读，应当以“普遍表达”为一个基本视角，而且要运用整体联系的分析方法。在《一个人的百年》，余虹真正论述的主题是对他的导师石璞先生经历20世纪中国的百年风雨摧残而安然健在的崇敬及其原因的思索，而他在文中表示深刻理解和同情的青年女生的轻生自杀，正成为令人痛惜的对比。在此文结尾，余虹说：“‘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从上述引文可见，余虹不是一个自杀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生命的大热爱者。去年，他遭遇了一位令他至为爱戴的美丽的女性朋友的病亡，他将之称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说：“我们都会死去，因此有无数的理由宽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但总有一些人的死让你的心无以宽慰，难以承受……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魂。”(《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你在这样泣血的悼文中，能看到余虹自杀的“逻辑”吗？

我读到徐贲文章说：“余虹是一个由于关注死亡而特别重视人的存在意义的思想者。”（《“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读余虹》）这个看法对于那些将余虹关注死亡视为“倾心死亡”的看法，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够确切。确切地讲，余虹把对死亡的关注作为关注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方式，而且对于余虹，它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本意！让我们重温余虹自己的论述：“不错，人总是要死的。中国人将死亡称之为人的大限，也就是说，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再能干的人也不能不死，死亡以最明白的事实启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暂。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生命的短暂，人会更加敬畏而谦卑，人会加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有人说死亡中有人生的秘密。”（《人生天地间（大学生文化读本）》，“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余虹是关心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自决离去；余虹是热爱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以惨烈身死给予这个世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我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做种种推断，我还可以做无尽的猜测。但是，正如我认为余虹的生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奇迹一样，我也承认余虹的死亡是一个他永远带走了的秘密。余虹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珍惜和解读的东西，惟有带走了这个秘密。甚至，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要带走这个秘密，因为他并没有准备好就猝然而别。这个秘密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余虹的，让他保留在他永远的飞逝之途。

余虹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生活着；现在，他作为一个常人带着自己生命的最后秘密消逝了。在这个世间，常人终有死，而真正的学者不朽。

敬仰余虹的哲思文才  但惋惜他意识形态里的生命美学  如果他的一生就是他对自己的精心雕刻 
精雕细琢之后怎能亲手将这独特而至美的作品作废打破  重于泰山  轻如鸿毛之间  他怎忍这样的取舍  可惜了！

来源：京华时报

12月5日，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跳楼身亡。

他为什么自杀？


这名研究福柯的学者对学生讲：“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现在他的学生领悟到，余虹讲授的福柯和他一样，都是追求完美的人，他要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高楼坠亡


12月5日，正午。

余虹登上所住小区四季青世纪城10层，一跃而下。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终年50岁。

1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纪念余虹教授。听闻噩耗，余虹生前的好友、同事、同学、学生不断从湖北、河南、四川、广州等地赶来吊唁。

听过余虹教授课的中文系女博士杨慧，坐在人文楼二楼的会议室内，看着余虹教授生前的影像，泪流不断。“余老师是位诗人！”

正在河南大学读博士后的赵志义，读博士时是余虹的大弟子。收到师弟发来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时，他以为搞错了，始终不相信，直到再次确认。他当天搭乘火车8日上午赶到人民大学，望着余老师背向大海的遗像，唏嘘不已。“或许很少有人能理解余老师，他这样选择，也许是快乐的。”

赵志义说：“你去读读余老师的书《艺术与归家》，在里面面对生死，他已经作了很深的思考，其中提到了福柯对死亡和自杀的迷恋。”

余虹选择自杀前，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写了封信。其中，他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还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8日当天，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的办公室里，一整天响着低沉的音乐，会客厅沙发旁立着余虹的照片。采访中，杨慧林尽力控制着情绪，眼角却又忍不住地湿润。他不愿采用警方的专业用语“坠亡”来表述余虹老师的死，坚持在给新闻媒体的“公告”中用“辞世”这两个字。


非世俗的死因


余虹的死，引起媒体大量的报道和追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导，学术生涯正值旺年，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事发后，一记者追问院长杨慧林，是不是因为文学院内部的原因？是不是受到排挤或不公正的待遇？

杨慧林很愤怒：“我告诉她，那些猜测根本不存在！余虹生前朋友很多，学术很好，并在遗言中说，在人大这些年是最有意义的几年。”

当天，在办公室，杨慧林将那名记者骂哭了。“余虹的死与一般人不一样！”

余虹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上有一70多岁的老母亲。

余虹生前的朋友、中山大学新闻系主任杨小彦回忆说，他第一次结识余虹是在武汉。当时，“觉得余虹气盛，讲话有深度。”余虹正在暨大读博士。杨小彦在文中说：“不久又认识他的第一个夫人，一个温和的女人，还有他的聪明儿子，讲话颇不饶人。我们渐次交往多起来。”

后来，听说余虹离婚，而且离婚需要钱。“为了这，他接了一个活，写一本《中国广告史》，对象就是广州的几家广告公司，从白马到黑马。4万稿费，一半给第一个夫人买房子。我提供了我所有的一切相关资料。”

余虹的弟子王长才说：“余老师肯定不是被婚姻打败的。”去年毕业时，王长才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当时，余虹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做学术的人，婚姻上不会太顺利。不过，没关系，专心做事业，靠本事吃饭，个人问题不会成问题。”

院长杨慧林说，在遗书中，余虹提到欠朋友5万元钱的事。他将遗书转交给余虹朋友一份。

弟子王长才说,余虹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余虹曾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卖了93万，后来搬进世纪城的新家。”以前见他开一辆宝来车，后来，开一辆雪铁龙。


胃病对精神的侵扰


余虹患有胃病，自9月份来，就被胃病带来的失眠困扰。

院长杨慧林说：“此前，余虹通过北大医学部一名在读博士联系过很多医院，找西医，也找中医，进行过积极治疗。”他同时认为，病痛不是余虹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他不会被病痛打垮。

但是，杨慧林难过地说：“如果余虹住院进行治疗，或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的课安排得已经很少了。”

余虹病后，很多学生打电话问候。在西南交通大学任教的学生王长才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给余老师家里打电话是11月23日。那天，通话大概只有一两分钟。

王长才说：“余老师，听说您身体不好。”

余虹笑了笑，声音有些微弱：“不太好。”

王长才寒暄了几句，担心影响老师休息，他说：“那您多注意休息！”然后挂了电话。随后，他向马师兄和一师妹了解余老师的病情。

马师兄回短信说：“胃炎，不是特别严重的病。”

师妹回短信说：“病情已基本稳定，需要静养，不希望被打扰！”

11月13日，余虹上海的导师到北京。余虹在同门中是尊师的楷模，但这次，他没有见导师。他说，现在不适合见人。好友崔卫平在博客中追忆说：“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此时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弟子赵志义说：“即使余老师遇到什么问题，也不会找人去倾诉，他想得太明白了，都是他开导我们。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精神层面。”

王长才想再发短信，但一直没有发，直到接到余虹老师辞世的消息。

王长才尝试着去理解老师辞世的原因：“他对死亡绝不会恐惧。很可能是，他强大的精神受到羸弱的身体拖累！”在弟子眼里，追求完美的余虹，绝不是被疾病打败的，他是无法忍受胃病对精神的束缚。


一个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几乎所有好友都这么评价余虹。

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说：“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12月8日，陶东风又写了一篇悼文《再悼余虹》发布在博客上，他说：“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唯独交友不是这样。他交友很讲原则，至于其他方面则很宽容）。”

弟子王长才回忆说，刚上博士生一年级时，看到余老师第一眼，觉得他穿着普通、随意，在他印象里“余老师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后来，王长才意识到老师的普通、随意后面并不普通。

“你看他穿的衣服很普通，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别适合他的气质。”王长才说，余虹之前学习过画画，审美眼光特别高。“他不随便穿衣服，也从不张扬。”

对此，好友陶东风说：“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和我的胡乱穿不可同日而语。”

对自己选定的东西，余虹非常在意。

在一次餐桌聚会上，余虹跟弟子们讲起一件帽子轶事。他到台北讲学，途中将自己每天戴的一顶帽子落在出租车上，发现后，他特意让当地的朋友找回来，邮寄到北京。“他特别喜欢那顶帽子，经常讲课时戴着。”弟子赵志义说。

余虹追求细节的完美，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上。

余虹自己装修出来的房子，去过的人有一个感觉：“自然、舒服，像住过好多年似的。”

陶东风曾找余虹帮忙装修房子，他说：“帮助我搞装修时，余虹对细节的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我是一个凑合的人，余虹不是，所以余虹生活得很累。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想必也多。”


心目中的死亡


余虹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到该校授一个月的课。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一名学生回忆说：“今年6月份，他又来上课……谈到很多关于生死的思考。上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你的生命属于你。

余虹的讲课让那位同学颇为震惊，课后，他专门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

余虹辞世后，弟子王长才为导师余虹建立网上纪念堂，其中有一段录音片断：2004年2月19日余虹在课堂上讲授福柯。当时，他讲的是福柯；现在，听起来就像在讲他自己----―“福柯反复地告诫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而不是一无所知、浑浑噩噩，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长，越长越有味，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长……他要对自己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福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这个人从来不会接受一种普通的、平常的快乐……这种平常的快乐什么都不是。”

果然像座没有道路穿插其间的城市。

感觉这人太钻牛角尖吧。 

来源：余虹的博客
作者：余虹

2007年5月的一天，我从波士顿去纽约。当汽车开进纽约市区刚上布鲁克林女王快速路时，一片巨大的墓地扑面而来，让我震惊。墓地的背景刚好是曼哈顿的高楼群。巨大的墓地与巨大的城市同在一个视觉空间，让我的视觉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会儿密集的墓碑像曼哈顿的高楼群，一会儿曼哈顿的高楼群像密集的墓碑。奥古斯丁的“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狄更斯的《双城记》，中国人的“阴间”和“阳间”一股脑涌入我的眼帘。原本距离遥远、界线分明的生死之城居然在同一空间！只不过，人们对照片上近处的城视而不见，对远处的城又熟视无睹罢了。